尋找光的路

話劇《德齡與慈禧》劇照
演員清楚舞臺上的光在哪里,可作為編劇,我常常找不到“光”在哪里。于我而言,寫作的過程,就是尋找光,所以我把創作形容為“尋找光的路”。
現在有個普遍現象:由于技術持續進步,過度炫技成為不少作品的創作導向,這既容易誤導觀眾,也會帶偏創作者,長此以往,很難產生真正的好戲。戲劇創作是一件艱難的事。每一次創作都無法重復、不可復制,每一部新作都是全新的探索,好比在黑暗里摸索光。光,忽明忽暗,前一晚構思得十分順暢,第二天一早再看,覺得全盤都不成立,反復推翻是常態。只有真正找到那束屬于作品的、屬于作者的光并完整展現出來,創作才算成功。
一部舞臺劇,不能只把故事、人物搭建完成就止步,還要能傳遞編劇的思考。北京人藝的老院長曹禺先生說,好戲不僅是掌聲與笑聲,還要讓觀眾帶著思索走出劇院。而承載這份思索的,就是劇本,是編劇本人的閱歷和對人生的思考。劇本是創作者和世界的對話,為了找準這份內核,我常常停筆沉淀,有時甚至要耗費數年,沉淀思考,找尋精神落點。
劇本從來離不開創作者自身,劇中主角就是編劇本人。我寫戲看重人物動機,而主人公內心的驅動力,往往就是創作者自身的精神原動力。“詩即是詩人本身”,戲劇創作也是同理。這是我寫劇本的完整心路:從內心感知出發,沉淀形成創作領悟,最終篩選落筆。每次接到新題材,我都會調動自身全部的人生積累與儲備,完成整個創作過程。
跳出史料桎梏,書寫復雜人性
1997年,我在香港從事電影電視工作8年后,重回話劇舞臺,創作的第一部作品是《德齡與慈禧》。故事聚焦清末受過西式教育的宗室格格德齡,她入宮之后,在紫禁城里掀起一系列碰撞,整部戲核心不是講清史,而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兩百年前,德齡作為游歷過西方的女子走進深宮,這個人物本身就是獨特的敘事切口。我把全劇核心視角放在德齡與慈禧身上,身份境遇、地位心態截然不同的兩個女人,兩人之間既有觀念對立,又存在情感相融的空間,光是這兩個人物就自帶無數戲劇沖突。她們在思想觀念、個人情感乃至朝堂政見上激烈碰撞。劇中的德齡、慈禧雖有歷史原型,但戲里的情節、人物狀態并不完全照搬史實。我也常跟觀眾說,不要把這部戲當作歷史紀實來看。
《德齡與慈禧》演出20多年,依然一票難求,因為它不是一部宮廷戲。深宮看似是完整的封建大家庭,內里卻沒有溫情和睦,所有人的情感都被時代環境扭曲。戲里出場的是被困在特殊時代里的年輕人,除了德齡與慈禧,光緒、隆裕、李蓮英等一眾人物,我也沒有完全刻板塑造。光緒,很多作品把他塑造成終日消沉、逆來順受的悲情君主,我不認同,他是推動百日維新的青年君主,骨子里自有膽識與銳氣,我要還原他身上的少年英氣,而非一味隱忍懦弱。
再比如李蓮英,我看重的是他和光緒之間復雜的人物關系。史料里有一段真實記錄:光緒想要逃離深宮,走投無路之下求助李蓮英。光緒自小由李蓮英照料長大,叫他“安達”,懇求他出手相助。李蓮英含淚應允,承諾幫他脫身,可轉頭便將此事稟報慈禧。我并不簡單把他定義成告密、背叛的小人,這恰恰體現復雜人性,權衡利弊后做出的抉擇。我借用歷史人物,卻不拘泥于史料。每一個人物都有屬于自己的尊嚴。我的劇本里幾乎沒有壞人,也正因如此,我筆下的歷史和大眾固有印象截然不同,劇本才能出現新意。 宮廷題材作品,不是原樣復刻一座紫禁城,而是打破那座高墻。《德齡與慈禧》是我在香港回歸后創作的第一部舞臺劇,香港是國際大都市,這樣一段古老的清宮故事,依托人性關懷、文明碰撞,收獲了大量青年觀眾,多年來始終深受年輕人喜愛,還被收入內地和香港中學教科書拓展教材。
人物動機是戲的精神脊梁
202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國家京劇院邀約我創作一部京劇,我落筆在24歲的毛澤東身上,這部作品就是《風華正茂》。故事講述青年毛澤東離開湖南赴北京求索救國之路,他四處尋訪師長、與同伴并肩奔走,其間既有少年意氣,也藏著細膩的兒女情長。在我筆下,他不只是革命者,同時也是兒子、戀人、丈夫、兄長、同窗、學生,是一個完整立體的人。我專門寫了他“北漂”的生活細節:住簡陋小店,8個人搶一床被子,衣食無著,要四處想辦法糊口。這些生活化的內容放到舞臺上,得到了年輕人的共鳴,他們發現,原來領袖人物也有過漂泊困頓。搞創作,選題視角至關重要。一部戲如果角度選得不好,再好的題材也會平庸。
每次接手創作,我都會搜集資料、吃透素材,反復斟酌取舍,找到獨到的觀察角度。創作者要有“第二雙眼睛”。這份獨特視角從何而來? 同樣一個題材,交給不同編劇,寫出來的內容一定各不相同。視角,來源于創作者自身的人生閱歷與思考,是獨屬于個人的表達。之前我提到,塑造人物一定要抓住動機,人物內心的欲望就是動機,也是整部戲的精神脊梁、骨架。可如今很多創作者寫人物,走到動機的門口就停住了,把動機寫得籠統、概念,這是塑造人物最大的短板。人物動機一旦單薄模糊,人物形象就立不住。動機,最能凸顯人物性格,也是劇本戲劇張力的來源。因此,人物動機必須寫得具體、個人化,不能模板化、臉譜化。我自己創作劇本,要把每個人物的動機挖掘得清晰鮮明,人物才能有了根。
歷史題材的創作,劇作家的表達不能被歷史史實框死,我們寫歷史戲,核心是傳遞歷史精神,而非照搬史實,單純復刻史料是紀錄片,不是戲劇。劇作家有足夠的創作自由,他可以結合自身思考重新解讀。即便是大眾熟知的歷史事件,換一個視角切入,就能呈現完全不一樣的舞臺效果。我寫過不少歷史題材作品,但極少完全照搬史料原貌。
以人文之光滋養戲韻
《蘇東坡》是我創作的第五部戲曲劇本,這部戲,是我和越劇名家茅威濤早就定下的合作約定。蘇東坡這個人物不好寫,他一生跌宕起伏,留下的詩詞文章就有兩千余篇,相關事跡浩如煙海。不少歷史人物戲,采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像拉洋片一樣從頭到尾羅列生平。在我看來,流水賬式的鋪陳,不該成為歷史人物劇的固定套路。為了跳出這種敘事模式,我刻意弱化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這些與蘇東坡交集的名臣,繞開新舊黨爭這條線。我選擇舍棄宏大朝堂博弈,轉而抓取蘇東坡人生里最動人的閃光點,尤其聚焦他青年階段的心路。整部戲以“夢”貫穿,驚夢、入夢、幻夢、幽夢、噩夢、別夢,直至夢醒,十二重夢境,借夢境串聯起他的人生軌跡。歷史題材創作容易陷入概念化、主題先行的誤區,為了貼合預設主題,把歷史、人物單純當作觀點注解,這是劇本創作最忌諱的,也是我一直刻意規避的。我寫歷史劇,不會鋪開完整宏大的全貌,而是在厚重的歷史版圖里,截取一處我真正在意、有感觸的角落落筆。我會選擇一個切面呈現,讓觀眾能在人物故事里找到和自身共情的精神符號。我的劇本很少沉溺于消沉悲苦,而是充盈著溫暖而有力的人文底色。
創作就是不斷尋找光,這束光承載的,是能夠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這份精神內核,源自創作者自身的創作氣質,也是我心中向往的人性理想。這種精神氛圍能給作品帶來長久生命力,讓劇目常演常新。我有的劇目已經傳到第四代演員演繹,每一代演員會結合自身所處時代,讀出全新的人性感悟,正是這份內涵,讓作品能夠跨越歲月,長久保有活力。以文學書寫歷史,掙脫史實框架的束縛,讓筆下人物自由馳騁,即是編劇舒展暢快之時。
戲劇不是小眾文化。戲劇本身是人和人面對面的直接交流,我寫的戲不能脫離市場、不能賣不出票。新戲首演,我一定會在劇場里。大幕拉開,親眼看見作品立在舞臺上,直面臺下觀眾,聽他們的掌聲——我分得清是客套應付,還是發自內心的共鳴,只有這一刻,我懸著的心才能真正落地。
編劇時常要面對各類題材、不同體裁的創作邀約,雖身不由己,但無論寫什么,有一點不能丟:作品里必須有創作者自己,要把自身的感悟、閱歷融進文字。每個人的人生各不相同,這份獨屬于自己的表達,才是一部作品獨一無二的視角。
我17歲下鄉當農民,后來進工廠做工人,恢復高考后進入中戲系統學習,這些層層疊疊的人生經歷,為我的創作打下根基。常有人問,創作者的原創力從何而來?我說,是內在的原動力,而這份原動力,是獨屬于每個人的生命記憶,是生命力。真實與真誠是我一直堅守的創作原則。無論是古代歷史、市井人間,還是科幻太空、人工智能這類未來感強的題材,內里也必須有真實、真切的個人生命感受。
回望我的來時路,從話劇到戲曲、電影,我寫歷史也寫當下,始終在黑暗里尋找屬于作品的那束光。守住人文精神,堅持原創本心,讓筆下人物跨越歲月仍保有鮮活生命力,是我寫作不變的追求。
(作者系劇作家。本文系記者楊茹涵根據何冀平在國家藝術基金2026年度藝術人才培訓資助項目《戲劇編劇導演創作人才培訓》上的課程內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