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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天津文學》2026年第7期|蔣子龍:往事歷歷如昨
來源:《天津文學》2026年第7期 | 蔣子龍  2026年07月21日08:06

編者按

1956年7月15日,《天津文學》前身《新港》文學月刊創(chuàng)刊號出版發(fā)行。從本期開始至年末,刊物特設(shè)《〈天津文學〉創(chuàng)刊70周年紀念》專欄,邀請本刊主編、編輯以及與刊物有著深厚淵源的創(chuàng)作者書寫他們與《天津文學》的故事。本期刊發(fā)蔣子龍《往事歷歷如昨》與林希《我與〈天津文學〉》兩篇重量級回憶文章。蔣子龍是改革文學代表人物,他在擔任《天津文學》主編期間挖掘與扶持了眾多全國及天津本土青年創(chuàng)作者,也進一步推動了天津本土工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蓬勃發(fā)展;林希是《新港》創(chuàng)刊號的作者代表,發(fā)表《真正的友情》一文,同時也是《新港》文學月刊創(chuàng)刊時最年輕的編輯,兩位編輯將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回憶自己曾在這里度過的珍貴歲月。

往事歷歷如昨

 //蔣子龍 

老話說“人活七十古來稀”,今人或許不覺稀罕。但,一個對社會生活極度敏感的文學刊物,已經(jīng)創(chuàng)刊70年了,其間會經(jīng)歷多少事情?說“歷盡滄桑”也不為過。根據(jù)媒體報道,世界500強企業(yè)的平均壽命只有40~42年。于是對《天津文學》這個70年的老刊,油然而生出一股敬意。

70年來,刊物本身的成就以及對當代文學的貢獻,無法統(tǒng)計,我也不敢妄加議論。但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人皆可知,令人驚奇。從《天津文學》編輯部走出的著名詩人、作家不知有多少?只舉眼前想到的,如詩人勞榮、林希,后者獲全國第一屆詩歌獎后,換筆寫小說,一時洛陽紙貴;還有作家阿鳳、詩人孫桂珍(筆名伊蕾)、畫家李燕華、小說家李晶……李晶、李盈的長篇小說《沉雪》,發(fā)表后意外地受到來南開大學講學的葉嘉瑩先生贊賞。葉先生回臺灣時帶走了此書,遂引起臺灣文學界重視,后獲得臺灣第十九屆聯(lián)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評審獎。李晶是繼王小波之后第二個獲得此獎的大陸作家,至今還沒有聽到有第三位大陸作家再獲此獎。王小波得了這個獎,炒得幾乎盡人皆知,文人墨客們的筆下嘴上一再提起,將其視為王小波的主要創(chuàng)作成就。李晶獲此獎,卻沒有多少人知道,這符合她本人性格和天津的地域文化特點。我舉出這些例子是想說明,編輯的水平,直接關(guān)系刊物的水平以及對作者創(chuàng)作能力的培養(yǎng)和提高。

既然說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那就從頭說說我所知道的《天津文學》吧,或者說我是如何與《天津文學》結(jié)緣的。《天津文學》的前身是《新港》,一個別致而氣派的刊名。1956年夏天的一個星期日上午,我從市圖書館還書再借書出來,步行到和平路準備乘電車,看到人流往中心公園涌動,好奇心盛,便隨著人流去看熱鬧。在公園的中央部位,搭起一個半人高的舞臺,舞臺上擺放著一大摞雜志,旁邊立著一個大牌子:《新港》創(chuàng)刊號,售價3角5分。

舞臺四周圍了不少人,臺上有四五個編輯,手里拿著嶄新的《新港》雜志,分別向不同方向的觀眾講解創(chuàng)刊號上的內(nèi)容。還有個戴著黑框眼鏡的人在朗讀一首詩……

觀眾中有舉手遞錢的,隨后便得到一本帶著油墨香的新刊物。我很羨慕,心里像有蟲子在爬,也想得到一本《新港》的創(chuàng)刊號。但3角5分,對我來說不是個小數(shù)字。當時我還是個中學生,想買書就得攢上相當長的時間,早晨用水就餑餑,省下三分一碗的豆?jié){錢。每周日去市圖書館換書的電車錢還必須保證。從西北角乘藍牌電車到勸業(yè)場只需2分錢。

那個時候我正迷戀外國小說,中國古代經(jīng)典小說及民國時期的譴責小說等等,早就讀完了。書讀得多了,自然就想寫點什么,有時蠢蠢欲動也想給報紙投稿。《新港》的橫空出世,給了我一種莫名的激勵,還有影影綽綽的希冀,將來我這只小船說不定也可以停靠天津的文學港灣。

我在舞臺下面站了好久,觀察編輯們的形貌談吐,認真聽他們對刊物的介紹和朗誦。直至中午,《新港》的首發(fā)式要收攤了,我也在心里寬慰自己,好在我有市圖書館和紅橋區(qū)圖書館兩個借書證,下個星期日在圖書館的閱覽室就可以讀到《新港》的創(chuàng)刊號。

此后幾年,在學習專業(yè)技術(shù)之余,我始終沒有放棄閱讀文學著作和嘗試寫作。自入伍后,開始在軍內(nèi)外報紙上發(fā)表散文、隨筆。1965年春,發(fā)表了第一個短篇小說,第二個短篇想試試《新港》的水深。不料“文革”爆發(fā),文學期刊紛紛停辦。

直至“文革”后期,《新港》復(fù)刊,更名《天津文藝》,在“試刊”第一期上發(fā)表了我的短篇小說《三個起重工》。當時還沒有恢復(fù)高考,各地大學都招收“工農(nóng)兵大學生”,沒有想到剛復(fù)刊的《天津文藝》影響廣泛,這篇小說被收入工農(nóng)兵大學教材。

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在各地干校、農(nóng)場勞動的期刊老編輯們的注意,他們記住了天津有個寫工業(yè)題材的作者。當他們落實政策重新回到編輯崗位,就給我來信約稿,有的甚至親自來天津當面要稿子,比如《人民文學》的小說組組長許以。于是有了《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等等。

《機電局長的一天》被定為“大毒草”,“在全國批倒批臭”,《天津文藝》為保護天津作者,竟讓我拓展《機電局長的一天》,增加內(nèi)容,把短篇擴大成中篇小說《機電局長》,在《天津文藝》上連載。這無疑是雪中送炭,曾經(jīng)的“新港”成為我的避風港。

“文革”結(jié)束后,《天津文藝》正式定名為《天津文學》。為感念編輯部對我的支持,新寫出的小說,《天津文學》的編輯可先挑選,想要的就拿走。曾獲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的《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被改編成電影和話劇的中篇小說《鍋碗瓢盆交響曲》等,都是在《天津文學》上首發(fā)。

1982年秋,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被調(diào)入天津市作家協(xié)會。事先沒有征求我的意見,也沒有通知我,市里給一機局下令,一機局給工廠下令,就把我的“人事關(guān)系”轉(zhuǎn)走了。我不想離開工廠,對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工廠及車間有感情,如果事先征求我的意見,我絕不會同意。到工廠發(fā)工資的日子,沒有我的工資,車間到廠部追問,才知我已經(jīng)不是天重廠的人了。我竟然傻乎乎地還占著位子,廠部礙于情面,新任命的車間主任也不能到任。我知道后十分尷尬,灰溜溜地趕緊到作協(xié)報到。

報到后才知道《天津文學》經(jīng)費不足,常常拖欠印刷廠的印刷費。我開玩笑說,我們車間的六千噸水壓機鍛造大型高壓鍋爐的爐蓋,喀嚓一下,產(chǎn)值就是五萬元。你們早告訴我,我多喀嚓幾下,一年的印刷費都有了。

隨著所謂“文學被邊緣化”,全國的文學期刊訂數(shù)都在下降,《天津文學》為適應(yīng)市場需求,曾一度更名為《小說導(dǎo)報》《青春閱讀》。因新老作家都還懷念《天津文學》,俗稱天津市作家協(xié)會的“機關(guān)刊物”,當時也是天津市唯一的文學創(chuàng)作陣地,刊名應(yīng)理直氣壯地亮出文學的旗幟,于是又將刊名改回《天津文學》。不久,我出任主編。

以讀者的身份與《天津文學》結(jié)緣,后來成了刊物的作者,如今又升級為編者,符合社會上流行的“緣起,緣續(xù)”的規(guī)律。身為主編,要深度介入刊物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也可以稱“緣深”。用愛因斯坦的話說,緣分其實是物理學。

擔任主編期間,我做了一件自覺無愧于這個職位的事情。用一年多的時間,每一期刊物的頭條,發(fā)表一部天津作家的中篇小說,同期用高稿酬邀請全國重要評論家寫推薦文章。北京一位批評家對我說,你這樣做是費力不討好。我說這么做是盡責,不為討好。

后來證實這樣做至少有兩個好處:一是為天津作家打場子,有重量級的評論家站臺,擴大了天津作家在全國的影響;其二,有的天津作家借此跟評論家建立了聯(lián)系,這是一種類似師生般的關(guān)系。我曾做過一些文學獎的評委,在一個北京的評獎會上,有一位天津作家的作品入選。在《天津文學》上推薦過這個作家的批評家雷達,在會上極力推薦他的作品,比我自吹天津作家更有說服力。這位天津作家最終得以獲獎。

那時候的文學期刊相當活躍,編輯可以到全國各地組稿,廣泛結(jié)交各地作家和文化名人,無論哪個編輯都有幾個經(jīng)常聯(lián)系的作家朋友。有重要創(chuàng)作課題或紀念日,編輯部都會舉辦活動,除去天津作家,還請外地作家參加,馮牧、梁曉聲以及吳祖光、新鳳霞夫婦等,都是座上賓。創(chuàng)作須廣為借鑒,觸類旁通,也請漫畫家華君武、丁聰夫婦來津作過報告。當時正紅遍娛樂界的央視主持人趙忠祥,出版了一本新書,在編輯部組織的一次座談會上,他的創(chuàng)作體會對從事紀實題材創(chuàng)作的人有啟發(fā)。

最令我難忘的是《天津文學》舉辦過一次大型文學筆會,又稱“森林筆會”,歷時近一個月,幾乎把內(nèi)蒙古東北部的大興安嶺林區(qū)都走遍了。外地作家只請了何士光、諶容、蔣子丹、葉南等不足10人,加上天津作家和編輯,20人左右。乘火車經(jīng)沈陽、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到達牙克石,一路上不斷有作家自動加入。

剛開始我為《天津文學》的魅力高興,辦筆會并未“廣而告之”,作家們竟不請自來,不能拒絕,也無法拒絕。在牙克石不得不兵分三路,分別奔向三個不同的林業(yè)局。一路走下來,又不斷有本地作家入盟,筆會隊伍如滾雪球,越滾越大。20多天后在牙克石的告別宴會,竟擺了6桌,只是筆會成員就50多人。最后給作家們買機票、火車票的錢不夠了,多虧當?shù)亍短旖蛭膶W》的讀者好心贊助,才把作家們送走。

當時我才真正體會到前人所說的“請神容易送神難”。筆會很圓滿,作家們都說收獲很大,只有編輯部的人知道擔了多少心,作了多大的難。自那以后再也沒有辦筆會,當然也有經(jīng)費方面的原因。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主編和編輯換了一茬又一茬,《天津文學》一直在穩(wěn)健地前行。我從刊物的讀者、作者到編者,再回到讀者、作者,與《天津文學》相互陪伴了70年,稱得上是緣分的最高境界——“緣定”。

這是難得的機緣,也是我的幸運。于是由衷地祝賀《天津文學》七十華誕!

【作者簡介:蔣子龍,1941年生于滄州,1962年開始發(fā)表作品,多次獲得全國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獎。代表作有《喬廠長上任記》《赤橙黃綠青藍紫》《農(nóng)民帝國》等,出版著作百余部。曾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