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楊小濱:寫作是一種自我否定、自我瓦解的形式
茱萸:說起來,我對楊老師你的詩和人都稱得上熟悉,但以訪談形式與你交流則屬初次。一個人的成長和所處的環境,他的經歷、履跡以及圈子,對不熟悉他的人而言,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這個人的某種重要的公眾形象。你是上海人,本科畢業于復旦,后來去北美求學、任教,又到寶島工作、定居,在這期間你與詩、與學術結緣,并以此為志業。請你先談談你青年時代的經歷。
楊小濱:所謂求學,如果指去美國留學,其實對我也算是美麗的錯誤。我大學畢業時其實沒考研究生,也沒有學術生涯的規劃。考大學填志愿時很想報北大的“古籍整理”專業,因為只有兩個名額,怕不錄取,才放棄了,好險,差點成為故紙堆里的蛀蟲。因為高考成績進了上海文科前十,如果填了,肯定錄取。我本在理科班,學校和家里都反對我考文科。老師認為我理科好,“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高中理科班時,我的分數是盧灣區第二名。父母不讓我學文科,但我還是一意孤行報了復旦中文系。
我對學術的興趣不如對文學創作的興趣。畢業后分配工作,被分到《上海文學》編輯部,旋即又被“踢”出來了。周介人跟我說,這個名額是錯的,作協和文聯分家時弄錯了——于是我就失業了(有點卡夫卡吧?)。根據作協當時的情況,到《上海文學》編輯部,估計就是要走專業作家的路。我在那邊實習過,估計他們不喜歡我,不然(我被“踢”的時候他們)應該幫我爭取下。這件事發生后,我也沒去爭取、上訴之類,就在家發呆。
有一天來了一個朋友張喚民,好像跟我爸學聲樂,是我復旦的77級學長,在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工作,他對我寄予無限同情,說文學所缺人,問我有沒有興趣去。我復旦中文系的畢業(學士)論文寫了一個理論的議題,好像叫《現實思維、藝術思維和宗教思維》,就交給他拿去當敲門磚。過了幾天,他告訴我說,文學所領導覺得寫得很好,要收編我去文學所工作。上海社科院就在我家那棟樓后面,從我們樓的后窗可以直接跳進去。也不用坐班,我好像覺得因禍得福,但也就因此上了學術的“賊船”。
茱萸:看來你的成長環境與氛圍注定了你與文學“發生關系”是遲早的事。最初(快二十年了)我看到你的名字,是在一套被冠以“復旦詩派”名目的書里,在那個敘事內,你似乎被視為這個“詩派”的重要一員,那么你與詩“發生關系”是在大學時代嗎?或者更早?那個年代的詩歌氛圍(你好像畢業于1985年)對你有什么樣的影響?有什么精彩的故事或遭遇嗎?
楊小濱:我小學時就開始寫舊體詩,哈哈。最初肯定是“毛主席詩詞”的影響,我們那代人都差不多是這種情況。后來當然看唐詩宋詞,當時還買了一本《王力詩律學》啃,所以我對音律之類比較熟悉。剛進大學時,還組織了一個“腐朽”的舊體詩社,后來因為追隨者寥寥,就“自然死亡”了。這時候出現了一套叫《西方現代派作品選》的書,我看了之后大開眼界,立馬把舊體詩拋棄了。我最后寫的一首舊體詩,是在大學時候的一首七律。
還有就是《臺灣詩人十二家》這本書,促使我翹課去圖書館的港臺閱覽室看臺灣詩人的詩集,當時最欣賞的就是楊牧了,還有痖弦、鄭愁予等。估計冥冥中我很早就變成了“大陸詩人”看不起的“臺灣詩人”了。我對“朦朧詩”一直興趣不大,記得當時新出了一本《舒婷、顧城抒情詩選》,沒讓我特別佩服,后來看北島,也比較隔膜。再晚些,楊煉的《諾日朗》才讓我眼前一亮。
在復旦時,我屬于極為“悶騷”的,所以難得去參加復旦詩社的活動,也與詩社的主流現實主義風格不合。復旦詩社的社刊《詩耕地》上也發過我的詩,但回過頭來看當時自己寫的,也屬于“可銷毀”級別的。前些年我就親手把自己的兩本手抄的少作扔進了廢紙回收桶,掩蓋了一段“不光彩”的寫作史。
我第一次正式發表是1986年在《上海文學》,那組詩就是受了楊牧和楊煉的影響,但空洞乏味,也從來沒敢收到我的詩集里。我覺得我真正寫出一點有意思的東西,是上海出現了“城市詩”之后。就是宋琳和孫曉剛為代表的,但我覺得他們筆下的城市太光鮮亮麗了。在上海社科院時,我的主要學術成果是寫法蘭克福學派的一本書,當然批判理論對我就產生了影響,比如阿多諾的“否定”概念,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從“負能量”起步的。
就否定辯證法而言,甚至“負負”也不得正。所以我開始炮制一些不同于“城市詩”的城市詩。其實直到現在,你可以觀察當代詩的題材,農業文明的痕跡依舊很重,占據主導地位。我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試圖走另一條路,同時又試圖改變“城市詩”不夠銳利的面貌,努力注入二十世紀文學潮流中諸如荒誕感、碎片化、嘲諷性等等元素。接下來就是接觸了詹明信的后現代主義帶來的對當代文明的指認,詹明信文中引用的一些美國語言派詩,估計沒什么人注意,但對我有特別的啟發,包括游戲性、解構、表層化……我跟上海的詩人們很晚才有來往,所以錯過了上世紀80年代所有上海各路詩派的壯舉。
茱萸:對于“第三代詩人”尤其與上海相關的幾位“第三代詩人”,當時“很晚才有來往”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然而你還是時常被視為“第三代詩”的一員。所以,對于八十年代的“新詩潮”而言,是什么使得你更像是一個離得很近但比較疏離和旁觀的角色?
楊小濱:前些年復旦詩社頒了一個獎給一位詩社的創始人(之一)。我開玩笑說:本來只知道有陳獨秀(第一任社長是許德民),原來還有李大釗啊。他們笑問:那你是誰呢?我想了想,只好說我是張國燾。
其實來往比較多的是朱大可,他雖然不寫詩,但當時跟當代詩的潮流走得比較近,編了一本什么詩典,我也寫了幾個詞條,但一直沒出版。直到80年代后期,跟宋琳、陳東東有了零星來往。我基本沒在當時的民刊上發表,倒是80年代后期有些比較前衛的官方刊物,比如有一本叫《關東文學》的雜志,宗仁發編的,發過我很多次,其中有一期“第三代詩專號”。那一期集結了不少“第三代詩人”,包括李亞偉、萬夏、楊黎,還有陳東東、宋琳、車前子、蕭開愚等二三十人吧。
說起這個,我1988年去四川,結識了歐陽江河、翟永明、萬夏、楊黎等一大堆四川詩人,所以我后來跟四川詩人比跟上海詩人還熟。臨行前,程德培關照我寫一篇四川詩人的印象記(程德培編《文學角》用),回來后我就寫了一篇《君子、漢子、胡子、痞子等等》,因為寫得太不“正經”,有幾位被善意調侃的四川詩人據說讀了很不樂意。在此之前,應該說我最早認識的當代詩人是去北京時由朋友介紹見到的楊煉,那時我們都迷戀艾略特。
當時和上海詩人沒什么來往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是復旦的(并且與復旦詩社的關系若即若離),基本上屬于獨立寫作的狀態。而上海當時主要的詩人像陳東東、王寅在上海師大(當時叫上海師院),宋琳等在華東師大,另外就是孟浪等人的“寶山幫”,京不特也是師院的。等到80年代中期之后,我跟宋琳、陳東東的認識好像還是通過上海作協的一些官方詩歌活動,但跟他們仍然沒有密切的來往。當然也是因為我當時的性格有點孤僻,也可以說是比較羞澀,除非有人熱情邀我去做什么,一般我是不會主動投入任何社群的。
我的寫作與其他上海詩人的寫作在時間上大致是平行的。我在社科院圖書館的官方刊物上可以讀到他們的不少作品。所以說我也沒有發表在80年代的民刊上,倒是在《上海文學》《詩歌報》《關東文學》《作家》《花城》等官刊上發表過一些。直到90年代在個別民刊比如《現代漢詩》《陣地》《阿波利奈爾》等發表。90年代初,我在美國開始參與《傾向》雜志編務后,與國內的先鋒詩人才有了比較多的接觸。
茱萸:相比于你大多數的同輩詩人同行,除了詩人之外,你還有一個學者的身份——后者毋寧說是你更世俗的社會身份。但在創作這件事上,與上世紀末弄得紛紛攘攘的“盤峰論爭”以及被指認為(或自我定位為)“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相比,你的學者/知識分子/學術背景其實是更鮮明、更顯著的,但無論詩風、詩學觀念還是身份認同(自我的或外部對你形成的),你好像與這個名詞都沒有太多的瓜葛。這與你當時在美國、遠離國內詩壇的場域有關嗎?
楊小濱:正因為有學者身份,就需要特別警惕墮入學院派的陷阱,警惕固步自封。不過,實際上是當年王家新“忽悠”我寫了一篇參與“盤峰論爭”的文章,收在論戰文集里,為知識分子陣營“助戰”。我當然很反對把“民間”的概念神圣化(“民間”“草根”“底層”這些概念本來就很主流),也不滿對知識分子身份的寫作者有偏見。但我實際上并不贊成把詩用來演繹知識或觀念,也不喜歡亦步亦趨模仿歐美大師的腔調,把自己幻想成某西方詩祖的東方化身。
我可能是最早對于堅、韓東有所批評的。1989年我在《作家》發表的《崩潰的詩群》一文里提出,于堅、韓東早期的大部分作品過于順應日常生活,少了疏離與批判的視角。當然,這跟我當時在撰寫有關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美學的論著有關。90年代之后,像于堅的《零檔案》、韓東的《甲乙》等作品,我都相當欣賞,可以讀出日常性的空洞感與荒誕感。知識分子陣營倒有不少詩人的寫作四平八穩但枯燥乏味,也常有陳詞濫調。標簽的意義不大,糟糕的寫作,無論是哪個陣營,差不多都是把題材作簡單化處理,沒有內在層次、張力和異質的可能。有意思的是,流于矯揉造作的基本不會受青睞,而流于平白單調的常常被追捧為大師。我既不喜歡知識分子的高姿態理念,也不贊同民間的簡單化表達。如何舉重若輕,在表面上從容(但絕非平淡)的語言中蘊含具有復雜度或者蕪雜度的動力和活力,這才是寫作的奧妙。
學者對我首先是個職業,雖然我對理論的興趣也是不可否認的。但我特別明白,理論寫作與文學寫作,是兩個不同的體系。甚至,或許可以用文學的方式去寫理論,但決不能用理論的方式來寫詩。更重要的是,我所感興趣的理論,其實都是用來為顛覆性、先鋒性的文學寫作張目的——從阿多諾,到利奧塔,到拉康……這些理論要說明的是,文學寫作應當是一種自我否定、自我瓦解的形式,充滿了內在矛盾和裂隙的文學才具有創造力。阿多諾就特別反對文學表達任何觀念。只有形式自律的語言藝術才有可能體現難以名狀的情意。也唯有不斷打破規則,創造新語匯的文學甚至極端的風格,才是文學以及藝術創作的追求目標。
茱萸:說起來,在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待了幾年?我記得你還跟我聊過,在這個供職機構里,你還是做了不少“本職工作”的。你去了美國,先在科羅拉多大學,然后去了耶魯念博士吧?后來去密西西比大學任教是教什么呢?你赴美后的學術生涯似乎與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時研究的內容還是有一定延續性的,但我印象中你的研究與中國當代文學一直保持著一種緊密的關聯,并不是純粹的理論研究。
楊小濱:我應該是最早翻譯策蘭的。發在1987年的《外國文學報道》雜志上。那時候沒人聽說過策蘭吧,我也還不知道Celan念“策蘭”,名字譯成了塞朗(問了德國人)。策蘭詩中的超現實主義和歷史創傷視野都在我90年代的寫作里有所映射。我實際上又比較追求(虛擬的)日常語感。要說知識分子身份,還不如說閱讀視野的作用更大。
即使是關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應該說理論還是有一定的影響,比如之前說到的后現代主義。據有篇文章統計,我也是國內第一個用“后現代主義”概念評論中國文學的。當時我寫了一篇用后現代概念評馬原的文章,吳亮也激賞過。于是呢,寫作上我也試圖結合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性與后現代的荒誕、調侃風格。后來出版的那部《否定的美學》,以及幾篇當代小說評論,就算是我那時候的本職工作了。
我比較沒有混在不管是“非非”還是“海上詩群”里,所以拉開了跟同代人的距離。我的“城市詩”客觀而言不算很成熟,但有新意,至少有獨特性吧。從出發點來看,還算是有其意義。雖然不是一套嚴格的理論,但有較為明確的追求。我也很反對觀念先行的創作,我覺得理論是服務于風格的。寫得好才是王道,其他說什么都白搭。
回到你最初的問題。我去美國留學,也不是想去深造。我在社科院的同事當時幾乎都出國了。于是我就申請了留學美國,其實出國的念頭遠遠大于讀書的念頭。要不然,社科院也不錯,只是很窮,工資還是二位數。申請碩士班,也是瞎投的。有一份投到了舊金山州立大學,后來收到葛浩文的來信,說他要調到科羅拉多大學任教,如果我愿意,可以跟他去科羅拉多大學。其實我當時并不知道葛浩文是誰,問了一個在上海的美國朋友,說是漢學界“大腕”。又一次陰差陽錯,去了科羅拉多。葛浩文對我寫馬原的那篇文章很欣賞。所以,我的托福分數雖然不高,倒也沒成為障礙。從科羅拉多畢業時,也是因為另一個同學慫恿我去更大牌的學校念博士,就申請了一堆常春藤,最后耶魯給的獎學金最好,于是我就去了。我從來就沒考過GRE。
80年代社科院時期我就開始寫小說評論,馬原、徐曉鶴、洪峰、殘雪、余華等,那時候還沒寫過詩評。1989年我才寫了《崩潰的詩群》,有意呼應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我在科羅拉多大學的碩士論文寫的是“后朦朧詩”(但自己覺得沒太多創見),后來博士論文也還是寫的中國先鋒小說,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美國對當代漢語詩有興趣的實在太少了。
在密西西比大學,我主要教的是漢語,簡單方便,不用備課。但也用英文教中國文學和華語電影。我從小就看很多電影,而在美國上電影課,師生的壓力都比較小,后來華語電影也就由教學發展為我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上海社科院文學所時期,我是在“理論研究室”。后來撰寫《感性的形式》一書要表明的其實也是,理論大師往往是藝術欣賞大師,具體的文藝作品才是關注的焦點。
茱萸:據說你在小學四年級時,就已經獨立編過一本《英漢分類詞典》?這太夸張了!是不是可以說,在你骨子里有一種對秩序(分類)的迷戀?但是,你后來的寫作、批評乃至理論研究,都稱得上是對常規性秩序的打破。無論方法意義上的戲仿、雜糅、混搭、反諷之類,還是效果意義上的別致、洞見、出人意料等等,或是你熟諳的后現代理論與各式的“批評的武器”,其實統統是對既有秩序的打破與超越。你的作品又往往成系列,就以你新世紀的幾組詩而言,指南系列、主義系列、女×系列,甚或不知道是否能稱之為系列的“樹上的××”系列和“法鐳”系列等等,都算在此列。在單首詩里,你不乏各種嘗試與折騰,但它們又似乎免不了被你自己或被讀者分類為一個個“系列”的命運。你是否會承認自己身上擁有的這種悖謬感(當然,這是洋溢在一個人身上的迷人的悖謬感)?你又如何看待自己這些“嘗試”與“分類”?
楊小濱:感覺問題中的暗示已經比我的答案更完美了。我其實沒有總結過,分類的興趣意味著什么。而有些分類,幾乎是隨機的,所以“打破”是必然的。包括這些系列的貌似分類,其實有根本上的偶然性。你也可以說,是披著分類的外衣。因為分類行為有其十足的理性色彩,但我感興趣的反倒是像福柯在《詞與物》(英文譯本恰好叫《事物的秩序》)一開始就引用的博爾赫斯所虛構的中國百科全書里蕪雜錯亂,荒謬可笑的分類法,變成是對理性秩序的解構。所以,也可以理解為,分類是幼年時期的執迷。我詩里那些貌似是系列的,其實根本算不上系列,只是對系列的“擬幻”(semblant),是分類的瓦解。
我設計的那幾個“類別”時有相近的指向。“主義”“指南”“課”都有規訓的意涵,但具體的詩作都耗盡了規訓的可能,把這些概念“拆卸”了。“女”系列也是將沒有性別化可能的東西性別化,來看看會有什么效果。所以你這里提到的“戲仿”“反諷”都特別關鍵,恐怕也是許多人難以進入的障礙。要了解當代詩學,特別是我近年的寫作,首先必須把握這方面的基本觀察力,也就牽涉到“意義”建構或解構的問題。
好吧,那我就創造一種新的無意義——阿多諾評論貝克特就提到過無意義作為終極意義的問題。我其實還沒走到喬伊斯《芬尼根的守靈》那樣徑直破壞的地步,甚至還在貌似的象征體系里拳打腳踢。“快感”,也就是我用作一本論著書名的“絕爽”(jouissance),是我試圖踏入的語言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與深陷于農耕文明的當代詩學主潮格格不入。在海子天才式的挽歌之后,如果還把鄉土詩學模式當作是規范,就走不出熱血和摯愛的幼稚狂熱期了。
茱萸:我讀過幾篇其他人給你做的訪談,發現你在應答這些來自不同的人的提問時候的表現很有意思——你會針對提問者問話的不同風格來選擇相應的風格以回應之。問得細密纏繞的,你的回答詳盡豐富而且偏理論化;問得通俗簡單的,你的回答直截了當、深入淺出;問得比較刻板的,你就如同學生答試卷一般,有問必答、簡潔高效,但常常顯得漫不經心……在我看來,與你在詩里呈現出的一個躲在作品身后的“文化頑童”形象不同,現實中的你有一種出色地從容應對的能力,既辯才無礙,又通透圓融,并無有些詩人性格中的那些偏執與極端——與他們對話常常令人尷尬。你是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交流中的這種特點的?
楊小濱:很敏銳,或者說,很尖銳的觀察。這么說來,我的可塑性很強哈。也許這正應了拉康的論斷:主體的欲望來自于他者的欲望——我總是自問:你究竟想要什么(Che vuoi)?我如何能滿足你?這也是一種趨向對話的姿態,而不是自我中心的獨白。
我可以用不同的表達方式說同一件事——用談話對象的方式。跟山東人在一起,我的山東話就會很自然;跟四川人在一起,我的四川話也會順溜起來;到了北京南城,我可以說相聲。跟某種風格的人說話,自然就會趨近那種風格。我模仿方言或口音的能力比較強,十多年前在臺北詩歌節上我曾用七八種方言或口音念我的《巴黎春天》那首詩。最近我正在實驗擴大這個范圍,嘗試用上海話(我的母語)、北京腔、普通話朗誦腔、山東話、四川話、蘇北話、蘇州評彈腔、臺灣腔國語、上海腔普通話、京劇念白、老外漢語腔……來念我的《后事指南》。
只能說,不同的聲音會激發我的創造力。我雖然絕不偏執,但我其實一點也不平和。我特別樂于跟人辯論,甚至很興奮于批評和挑戰——以便我可以有機會反擊。有一個多元、爭訟、眾聲喧嘩的氛圍,打成一團,而不是抱成一團,我覺得很開心。所以,我肯定有“極端”的一面。把多元推到極端正是一種極端。
所以,圓融肯定不是你死我活的決斗,但很可能是一種優雅的劍術。
茱萸:在藝術上你是個興趣廣泛的雜食主義者,同時極具開拓性。在生活里,你又有哪些和“藝術”無關的愛好呢?比如駕駛、烹飪這種……通過你的各式作品、談論以及與你有限的交往和交流,我印象中,興趣廣泛的你似乎還沒有涉獵這個時代最普遍的愛好類型:電子游戲。你玩電子游戲嗎?你如何看待它?楊小濱
楊小濱:與“藝術”無關的愛好,很可能也變成了藝術。比如駕駛。我只愛在美國西部(尤其是猶他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的荒野上飆車,兩邊的壯麗景色呼嘯往后的視覺效果難以形容。這是我第一本詩集《穿越陽光地帶》這個標題的由來。甚至前些年夏天租車開在德國無限速的高速上,也因為過于田園的風光,感覺失去了某種粗礪感。
十幾年前《中國時報》辦過一個作家廚藝餐會,每位作家貢獻一道拿手菜。我記得我做的是蟹黃蛋,之后還寫了一篇同題短文。我也曾經表達過,烹飪與寫詩,或多或少是有共通性的。對食材、佐料的分配過程,與調配語言元素的方式有得一拼:你必須通過經驗,想象出效果最佳的調配方法。另外,像我這樣重口味的,在烹飪和寫詩上可能都會讓人覺得太刺鼻。但我確實不喜歡寡淡的詩或菜肴。
駕駛和烹飪對我而言,也都需要勇敢地探索和創新。這點和寫作一樣。但這兩件事,其實在目前的日常生活里,我都做得不多。在臺北城里,我最熱愛的交通工具是共享單車,自由,健康,隨性,替代了污染空氣的汽車。客觀上不需從事太多烹飪也并不妨礙我探索美食,特別是因為住處的樓下拐進小巷就是一條傳統市場的街道,每天有各種新鮮的蔬果魚肉供我體驗從眼福到口福的進程。品酒算另一種愛好嗎?雖然我并不酗酒……但美式(加州產的)IPA啤酒絕對是我的首選飲品,勝過了蘇格蘭單一麥芽威士忌或金門高粱。“你喝茶還是咖啡?”似乎是一個最常聽到的問句,我的回答很可能是:“啤酒”,最好是精釀啤酒。
其實年輕時一度對電子游戲有過很大的興趣。我的第一本詩集里就有一組詩題為《電子游戲》。我的古老興趣沒被發現也很正常,因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被我拋棄。當然你也可以說現在的電子游戲花樣更豐富了。但相信是萬變不離其宗。因為我最終發現,我的能動性是虛假的。一切都設計好了。所有的滿足感都是虛擬的,而頻繁出現的“殺人”練習,又是我很排斥的。
作者簡介:
楊小濱:詩人、藝術家、評論家。耶魯大學博士。著有詩集《景色與情節》《為女太陽干杯》《到海巢去》《洗澡課》等。
茱萸:詩人、評論家、隨筆作家。哲學博士。著有詩集《得體》《花神引》《爐端諧律》、隨筆集《漿果與流轉之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