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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舊體詩中的行旅書寫與風景體驗
來源:《南方文壇》 | 李遇春 林曉茵  2026年07月13日10:07

柄谷行人有關“風景的發現”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影響甚廣,促使風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成為重要議題。在這一議題中,郁達夫及其文學創作具有獨特意義,即郁達夫“正處在現代中國文學中的風景的發現的現場”,其“五四”時期的小說“創生了中國現代小說中最早的風景描寫”,而其20世紀30年代的山水游記則是“現代作家所創作的最具典型性的風景散文”。然而,在郁達夫小說、散文創作中的風景問題頗受學界關注的同時,其舊體詩在風景問題上的獨立價值卻未受到足夠重視。既有研究往往將郁達夫的舊體詩作為前兩種文體的“附屬品”,單純視之為中國古典山水傳統的遺留因素,借此說明郁達夫在風景書寫中對傳統資源的取用,或用以證明郁達夫的風景意識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即便目前不乏郁達夫舊體詩的箋注與評釋,但對于涉及風景書寫和風景體驗的相關詩作,大都停留在紀游題材的類型化解讀,對其風景問題的研究仍不夠充分。其實要全面理解郁達夫文學創作中的風景問題,除考察其小說和散文之外,郁達夫的舊體詩同樣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文體。

從整體上看,郁達夫舊體詩中的風景體驗與其行旅經歷緊密相關。這里所說的“行旅”,既有因事出行間雜觀光的行程,也有專門游賞山水名勝的旅程。就時間而言,郁達夫舊體詩中的行旅書寫,涵蓋早年求學時期至20世紀40年代抗戰流亡之際,較之郁達夫在不同人生階段于文體選擇上各有偏重的小說和散文,舊體詩相對完整地記錄了郁達夫一生的游蹤以及道中心緒。就地域而言,郁達夫的行跡稱得上是“屐痕處處”,在域外踏足日本、馬來西亞等國,在國內則游覽過浙江、江蘇、上海、福建、安徽、湖北、北京、山東等地。豐富的行旅經歷使郁達夫廣泛地接觸到山川風物、人文古跡、民情風俗、世相風貌等風景,對于各類風景的觀覽、聯想與感悟構成了他獨特的風景體驗,并以舊體詩的形式抒寫出來。本文聚焦于郁達夫舊體詩中域外與國內的行旅書寫,細致梳理與解讀其中的風景體驗,并進一步探討風景體驗如何折射出郁達夫的身份意識,以及這種意識與舊體詩形式之間的內在關聯,以期對郁達夫的風景體驗及其舊體詩創作獲得新的認識。

PART 1

旅居域外:家山回望與文化追懷

郁達夫的域外行旅主要集中在日本與南洋。旅居日本時期主要在1913—1922年間。郁達夫東渡日本求學,相繼游歷東京、名古屋、京都、鹽原等地;而1936年11月,郁達夫因公赴日一月余,但僅在東京內稍作游覽。旅居南洋時期則始于1938年末,郁達夫出于宣傳抗戰和躲避戰亂的考量,輾轉南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蘇門答臘諸島,直至1945年8月在流亡中殉難。在舊體詩創作上,郁達夫在兩地的游跡皆有詩記述,但留學生活比起戰亂生活要閑適得多,因此在日本的旅行及其舊體詩書寫在數量上更為豐富。盡管郁達夫東渡與南下所歷風光有別,但是兩地在風景體驗上也有較多相通之處,這既源于去國懷鄉的游子心境,也與身處異國的文化處境密切相關。

首先,域外行旅使郁達夫接觸到異國風光,這不僅開闊了他的觀景視野,也帶來了新奇的風景體驗。以舊體詩詞書寫異國風景與新鮮感受,是以黃遵憲為代表的晚清詩人所開辟的創作類型,郁達夫也深受這一詩路的影響。1915年,郁達夫創作組詩《日本謠》12首,記錄他在日本所親見的風景世貌及其體驗。郁達夫在詩前小序中自述,這組詩的創作動機是出于對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的承繼:“明治初,黃公度有《日本雜事詩》之作,數千年歷史風教網括無遺義,至博也?!庞衅鋫鳎駸o其繼,非法也,于是乎《日本謠》作矣。”詩中既有“黃昏好放看花船,櫻滿長堤月滿川”(十一)的夜櫻風景,也有“燈影星光綠上樓,如龍車馬狹斜游”(其一)的“提燈”民俗;但更引人矚目的,還是日本近代的世相風貌:如“眉藏愁意額涂黃,廣袖纖腰燕尾妝”(十二)描寫“日本第一花柳街”吉原區的女子姿貌,又如“掃眉才子眾三千,萬里橋邊起講筵”(其八)描寫日本明治維新后建立的女子高等學校。諸如此類,均體現出郁達夫對日本各類風景的新鮮感受。在南洋,郁達夫也有詩作記載新奇的域外風物,如1940年的《詠星洲草木》,詩作所描繪的“年來年去綠滿涯”等自然現象為故國所難見,而詩中各類物象亦屬南洋一帶特有。可見,在這些詩作中,郁達夫旨在書寫與故國相異的各類風景,意在傳達這些陌生風景帶來的新奇體驗。

然而,這類以風物紀游為主、講求“繁富瑋異”的詩作并不多。究其原因,或許與郁達夫對清末“詩界革命”的態度有關。盡管郁達夫曾有意師法黃遵憲,但后來談及詩之新舊問題時,他指出黃遵憲等人的詩歌改良確有其限度:“以舊式古體詩來述新思想新事物,但結果終覺得是不能暢達”,“用新名詞入舊詩”則“半新不舊,即使勉強造成了五個字或七個字的愛皮西提,也終覺得礙眼觸目,不大能使讀者心服的”。當然,郁達夫沒有完全否認舊體詩容納新事物的可能性,只是他認為“追新逐奇”并不契合中國古典詩歌的本色。除此之外,郁達夫與黃遵憲在域外行旅的目的和心態上也有所不同。黃遵憲作為晚清派遣海外的外交使官,為了改變國人“聞見狹陋,于外事向不措意”的陳見,其舊體詩中的風景書寫多帶著“游必以致用”的目光;而郁達夫分別以留學青年和抗戰文化工作者的身份旅居日本和南洋,其行旅心態并不如黃遵憲那樣有著明顯的“經世致用”意識,他對風景的觀看多出于審美欣賞與情感投射,所以其舊體詩中的風景書寫更為內在化、情感化,其風景體驗也與羈旅孤寂、家國憂思等個人情緒緊密交織。

雖然郁達夫對于域外風景的書寫并不強調異國特質,但其風景體驗并沒有背離旅居域外這一現實處境,這與其去國懷鄉的個人心緒緊密相關。不難發現,郁達夫舊體詩中的行旅書寫多有一種由“域外”回望“故國”的觀景姿態。在日本是向西而望:“春水長天回首望,白云堆滿海西頭?!保ā稛o題三首》其二)在南洋則是向北而望:“好山多半被云遮,北望中原路正賒?!保ā对旗F登升旗山,菊花方開》)不少詩作均出現“回望”故國意味的表達,如“海天浩蕩望神州,苦憶江村舊酒樓”(《日本大森海濱望鄉》)、“茫茫煙水回頭望,也為神州淚暗彈”(《席間口占》)”等。對郁達夫而言,在域外風景處“回望”帶來的鮮明感受是遠渡重洋的孤獨。如“細雨家山隱,長天雁影孤”(《丙辰元日感賦》),這兩句詩既書寫了回望家山時目所能及之景,也表達了回望所生的懷鄉之情?!凹疑健痹谘矍暗挠昴恢小半[而不現”,形單影只的飛雁或許確為眼前實景,但也是客居心緒在風景中的具象化。在此意義上看,郁達夫舊體詩中的“回望”既是觀看風景的一種姿態,也可以說其本身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域外風景體驗,正是在異國景色間才會有“家山回望”的意識,郁達夫也在這“回望”中深刻感受到背井離鄉的孤苦。不僅如此,在郁達夫回望的風景體驗中還蘊含著更深沉的家國憂思。以《晴雪園卜居》為例,首聯以“元龍胡床臥”和“徐福物外游”的典故自比,敘寫自己因病移居晴雪園靜養之事;繼而兩聯描寫晴雪園的視野之開闊、風景之清幽,“望去河山能小魯”“日夕潮聲海倒流”均是在園樓對海而望的直觀感受;尾聯筆鋒一轉,將望海所感指向故國之思:“猛憶故園寥落甚,煙花撩亂怯登樓”。這一聯又作“只恐故園戈未息,烽煙撩亂怯登樓”,其中“戈未息”“烽煙”等語,更直接地反映出郁達夫憑海回望的風景體驗中包含著對故國戰火未息、時局紛亂的深切憂慮,這種憂慮甚至使他產生了“怯登樓”這種“大煞風景”的心理。

郁達夫舊體詩中的“家山回望”還包括眺望域外風景時在故國風景記憶中回溯,實現域外與故國風景的雙重疊合。郁達夫常在域外風景中辨認出故國風景的形貌,其詩句中多有表述,如“卻望云仙似蔣山,澄波如夢有明灣”(《丙子冬日車過有明灣頭之作》),將日本云仙望作是南京蔣山;又如“老去看花意尚勤,巴東景物似湖??”(《無題四首,用〈毀家詩紀〉中四律原韻》其四),將南洋巴東海岸看成是杭州西湖畔。在這些詩作中,郁達夫將眼前所見的域外風景與心中所存的故國風景并置,其實是兩地風景的相似之處喚起了詩人的故國情感。這種縈繞于心的懷鄉之情與家國之念,促使他由現實的景象回溯到記憶中的景致。如《關君謂升旗山大似匡廬,因演其意》:“匡廬曾記昔年游,掛席名山孟氏舟。誰分倉皇南渡日,一瓢猶得住瀛洲?!痹娮髑皟删浠貞浳羧諒]山舊游,后兩句敘述當下檳榔嶼升旗山之行,使兩處風景發生關聯的,正是詩人因戰亂而“倉皇南渡”后的心境。郁達夫在此行游記中記述了此詩詩意,正是源于同行友人關楚璞望著彌漫的山霧所發感嘆:“這景象有點兒像廬山,大好河山,要幾時才收復得來?”郁達夫聞之“心中落寞”,亦有同感,故演為此詩。在眼前云霧繚繞的升旗山景象中,郁達夫望向的卻是記憶中“日照香爐生紫煙”的廬山風光。這種域外與故國的風景重疊,既寄寓著郁達夫對故國山河的深切眷戀,也蘊含著在戰亂背景下對家國命運的深沉憂思。

如果說“家山回望”的風景體驗是根植于郁達夫寓居他國的個人情感,那么以故國文化的眼光觀照域外風景,則映射出郁達夫內心深處更為復雜的文化情結,構成其域外風景體驗的另一維度,而這一維度顯示出跨文化語境下的觀景視野。有學者指出郁達夫在游記中“喜歡把東方風景與西方景觀進行類比的傾向”,以此“增加本土風景的分量”,不過在舊體詩中這種情況卻恰恰相反,郁達夫傾向于以故國景觀類比域外風景,以抒發自己的風景感受。如“溪聲山色謝公墩”(《鹽原詩抄》其五),其中“謝公墩”為東晉名士謝安隱居之地,此處用以稱贊日本鹽原的山光水色;又如“五岳游罷再入山”(《游金馬侖之作》其二),顯然是反用“五岳歸來不看山”的詩意,以贊許金馬侖高原風景不遜。這種類比不僅表達了郁達夫對域外風景的真摯欣賞,更在風景的表征之下流露出郁達夫對故國文化的認同感。

在郁達夫的舊體詩中,故國風景及其歷史記憶作為一種文化意象,參與到對域外風景的描述中,其背后寄托著詩人對故國文化的追懷與緬想。不過這一傾向主要表現在郁達夫的日本行旅書寫中,這是由于自古以來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較為密切,日本風景留存著豐富的漢文化印痕?!恫蝗坛剡呁聿剑^韻松亭小酌》一詩最有代表性,首句“小西湖畔小徘徊”,郁達夫有意以“小西湖”指稱日本不忍池,并在自注中解釋其名為日人“襲我浙西湖名也”。此稱曾是漢文化對日本影響頗大的結果,然而隨著明治維新后日本轉向歐化,這一源于漢文化的別稱也逐漸失落,郁達夫在詩中仍沿用此稱,多少含有對故國文化曾盛極一時的追昔之意。次句“湖上叢臺次第摧”描寫湖畔斷壁殘垣的破敗景象,郁達夫自注此為“博覽會場多半拆毀”之狀,而博覽會作為當時日本展示現代文明成果的重要窗口,是象征工業文明的現代景觀。頷聯繼而描寫這一現代景觀隱退后的平靜,“燈火橋頭成夜市,車聲堤外轉輕雷”。接下來兩聯中“寺樓鐘鼓”“廢圃浮屠”“旗亭”等景觀相繼浮現,不忍池在詩人眼中展露出更接近“小西湖”的往日風貌,而詩人在這略顯蕭疏的景致中卻感到寧靜自在,生發出“笑呼野叟共傳杯”的雅興。有意思的是,這首詩雖然承接了中國古典詩歌中詠懷古跡的傳統,但實際上郁達夫對域外博覽會的頹敗之態并沒有太多感其衰微的唏噓,反而將筆墨轉向具有故國文化面影的舊日景觀時才流露出淡淡的感懷,或許郁達夫所詠懷的正是那些被現代景觀所遮掩、富有漢文化色彩的古典風景。

除此之外,郁達夫還有部分描寫日本人文風景的詩作,借由追溯、體認域外人文風景與故國的文化源流,產生“同文同種”的文化親近感,這實則同樣是追懷故國的文化情結在域外風景書寫中的心理投射。郁達夫在1921年于日本鹽原避暑時所作《鹽原詩抄》,就是一組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六描寫日本七夕懸掛詩簽之景,郁達夫在日記中明確寫道此景為“唐時舊俗”,又表示“賦詩一絕”是由于“聞此習我國不行已久,不意于日本尚得見之”,可見其“禮失而求諸野”的文化心理。而其九、其十均記載日本盂蘭盆節的民俗風景,對這類具有故國文化淵源的風景,郁達夫在詩中明確表達了親近之感。其九描繪秋夜放河燈之景,詩人發出“誰知域外蓬壺島,亦有流風似漢南”的感慨,表達在域外覓得故國文化遺風的意外之情。其十對于夜幕之下當地住民共跳節俗舞蹈的場面,詩人更是直言“絕似江南風景地,黃昏細雨賽蘭盆”,這種“絕似”與其說是山間景色的相似,毋寧說是人文氛圍的相近,使得郁達夫與域外風景產生了強烈的精神共鳴。

總之,在郁達夫的域外行旅中,盡管異國風景不乏新奇之處,但其風景體驗始終與個人內在的情感和心境緊密相連。在身處異國他鄉的境遇中,郁達夫始終心懷故國,這種情感結構與文化心理深刻地影響著他對風景的觀看與感知。這表現在郁達夫的舊體詩中,不只是家鄉回望中流露出羈旅之感與家國之憂,更是在文化意義上以故國為本位的風景體認。

PART 2

行游國內:山川尋勝與自我遣懷

郁達夫自1922年留日歸國后,因工作輾轉四方,先后去往安慶、北京、武漢、廣州、上海等地,其間只是兼雜游覽。而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來,尤其是1933年移居杭州后,郁達夫的旅程日漸增多,或是病中閑步,或是與友同行,或是“奉憲游山”,游覽東部各地,得以觀賞風貌各異的名山大川。而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后,郁達夫為國奔波,在福州、武漢臨危受命,又赴前線勞軍,視察山東、河南、江蘇一帶的作戰情況,風景視野更為開闊。在這些旅途中,郁達夫創作了不少舊體詩。這些詩作中的風景體驗,不僅是郁達夫在山川名勝間獲得的審美感受與歷史體悟,而且還蘊含著他在風景體驗中進行內在調適的自我排遣。

于國內行旅而言,郁達夫的風景觀深刻影響著其游覽中的風景體驗。概言之,郁達夫對風景的理解包含著自然與人文兩種元素。他在論及臨安玲瓏山時曾指出:“你試想想,既有山,復有水,又有美人,又有名士,在這里中國的勝景的條件,豈不是樣樣齊備了么?”其中“美人”“名士”指玲瓏山關于琴操、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歷史遺跡與文化典故。由此可知,郁達夫理想中的“中國勝景”,既要有山明水秀的自然勝景,也離不開歷史深厚的人文勝跡。郁達夫將自然與人文并重的風景取向,與側重自然山水的古典風景傳統有所區別。在這一風景觀的影響下,郁達夫于山川間尋勝,獲得了層次豐富的風景體驗:既有漫步自然山水的悠然心會,又有探訪人文古跡的俯仰興懷。

具體來說,一方面,郁達夫在山川行旅中遍覽自然風光,開闊的觀景視野與壯美的山河風景常為他帶來愉悅的審美感受。如《偕篯甫、成章、寶荃三人登東天目絕頂大仙峰望錢塘江》一詩,描繪登臨東天目山頂所見風光:“仙峰絕頂望錢塘,鳳舞龍飛兩乳長。好是夕陽金粉里,眾山濃紫大江黃。”前兩句在俯瞰的視角下,以擬物的手法勾勒出水系的整體走向,而“舞”“飛”兩字又生動地描述出江河奔涌的動感態勢;后二句則著重捕捉光與色的特征,以濃墨重彩的用字渲染出強烈的視覺效果。從這種極具感染力的詩筆中,不難見出詩人獲得了審美性的感官體驗。這種審美體驗不僅給郁達夫帶來感官上的享受,也更新了郁達夫的身心狀態。如《偕吳秋山游鼓山》寫鼓山之行:“休沐同登屴崱峰,扶搖直上趁摶風。憑高極目窮千里,一派閩江氣象雄?!痹娮鲝摹巴恰薄胺鰮u直上”到“憑高極目”的層層推進,描寫漸次攀升至登頂遠眺的過程;結句“氣象雄”既是對閩江山水雄邁風貌的概括,也傳達出詩人心胸逐漸被自然所開闊、與風景實現物我交融的感受,在游賞中得到精神振奮與心靈升華。

清新秀麗的山水作為自然之美的另一種形態,同樣能為郁達夫帶來賞心悅目的審美體驗。如《青島雜事詩》其三:“柳臺石屋接澄潭,云霧深藏蔚竹庵。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風景似江南?!痹娮饕杂山斑h的視角延展出去,描繪嶗山一帶清麗宜人的風景,而最后“風景似江南”的感慨不僅是對當地風光的由衷贊嘆,也透露出詩人在此獲得“江南風景”般的審美滿足。即使是在尋幽訪勝的道中,郁達夫也能從細微之處發現美的風景,產生簡單純粹的審美愉悅。如《臨安道上野景》:“泥壁茅蓬四五家,山茶初茁兩三芽。天晴男女忙農去,閑煞門前一樹花?!痹娮饕园酌枋址ü蠢昭赝镜慕家帮L光,結句以花擬人,“閑煞”的不是樹花,而是作為旁觀者的詩人移情到花上,由此可見觀景帶來的閑適之感。

另一方面,郁達夫對山川間人文風景的尋覓與游覽,往往交織著現場體認與歷史聯想,這延展了風景觀賞的維度,為其風景體驗增添了深厚的歷史感。郁達夫的舊體詩中多有尋訪名勝古跡的書寫,充滿著昔盛今衰的歷史記憶與蕭條頹敗的情感色彩。如白云山覽崇禎舊跡:“萬歷崇禎跡尚新,斷碑無數紀明臣?!保ā兜前自例R云仙境,徘徊半日,感慨系之,因不上黃山,到此乃西游終點也》其二)又如法華山覓厲鶚墓未果:“十里法華山下路,亂堆無處覓遺墳。”(《過西溪法華山覓厲征君墓不見》)郁達夫對這些人文景觀的游賞常有懷古憑吊之幽思,慨嘆人事的消逝。以《東天目昭明太子分經臺》為例:“武帝情深太子賢,分經臺上望諸天。自從兵馬迎歸后,寂寞人間幾百年。”前二句寫昭明太子蕭統于分經臺史事,后二句直抒胸臆,嘆息自蕭統離去后分經臺的寂寞冷清,頗似“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崔顥《黃鶴樓》)的千古浩嘆。郁達夫駐足古人曾游之地,睹景懷人,將曾經觀景的古人也納入自己的風景感知,有時空的穿梭與并置之感。如《鳳凰山懷湯顯祖》:“瀫水磯頭半日游,亂山高下望衢州。西江兩岸沙如雪,詞客曾經此系舟?!币晕鹘吧珵檗D折點,由實向虛,詩人的思緒從此刻的鳳凰山頂回到百年前的西江岸邊,想象湯顯祖系舟于此,但“曾經”提示著人事已矣,而詩人的聯想既是對往昔的追憶,實則又見證此刻的蕩然無存。對于人文風景,與其說郁達夫體驗到的是實際風景,不如說是一種歷史感悟:借由眼前實景觸發的對歷史變遷的感受,個人的風景體驗得以延伸到更宏大的時空之中。

誠然,這種風景體驗與中國文人的懷古傳統有著分不開的關系,吊古傷今之情本就是千百年來文人騷客面對歷史遺跡時共通的心靈感受。不過,郁達夫也對懷古傳統的風景體驗有所超越,以今人的眼光重新審視那些附著于風景名勝的歷史典故、軼聞佳話、詩文圖志等文化景觀,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現代觀念的浸潤。有學者指出,郁達夫20世紀30年代的游記具有“重讀”或再表征的意向,這一意向“在揭示風景之人為建構性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風景本身”,因此不能將其游記簡單地視為“舊文學的游記”。實際上,這種意向也在郁達夫的部分舊體詩中有所體現。如游苧蘿村所作《題西施廟》:“五泄歸來又看溪,浣沙舊跡我重題。陳郎多事搜文獻,施女何妨便姓西?”詩人實地游覽西施故地,又翻閱鄉紳陳孝廉搜集的真偽莫辨的諸多舊籍,但在“重題”的目光中,詩作并沒有懷古之思,反而對于陳孝廉過度考證的行為,以“多事”“何妨”之語加以戲謔。與之相反的,是《玲瓏山寺琴操墓前翻閱新舊〈臨安縣志〉,都不見琴操事跡,但云墓在寺東》一詩:“山既玲瓏水亦清,東坡曾此訪云英。如何八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詩人親訪琴操之墓,卻不見當地方志記載相關文人史事,以反詰的語氣作詩,嘲弄編纂者的遺漏。郁達夫對于人文風景,尤其是其背后的歷史敘事予以“重勘”,因此其舊體詩在懷古的底色中,又透露出解構傳統的現代意識。

進一步來看,郁達夫在國內的行旅難以簡單歸結為尋幽覽勝的觀光之行,其背后其實是對諸多現實問題的逃避,山川間各色風景成為郁達夫暫離于紛擾人世之外的去處。對此,《題六和塔》一詩可看作郁達夫的自述:“世事如棋不忍看,雄心散漫白云間。六和塔畔皆青土,臥聽潮聲坐對山?!睆钠鹁洹安蝗炭础钡淖园椎浇Y句“臥聽”“坐對”的觀看姿態,可見詩人的視線由世事轉移到山水之間。這一轉向的根源,在于詩人對風云莫測的時局深感失望,曾經傾注于革命事業的“雄心”,轉而寄托于山川風景之中。這種借由尋勝以避世的表達,在郁達夫的舊體詩中并不少見,如《游普陀作》:“山谷幽深杖策尋,歸來日色已西沉。雪濤怒擊玲瓏石,洗盡人間絲竹音?!痹娮飨冉淮罢炔邔び摹钡挠污?,接著描寫“尋幽”所見浪擊礁石之景,純凈的浪濤及其磅薄的聲浪,滌盡詩人的塵事之憂,也蓋過世俗之音。又如《偕董秋芳、郁九齡等游西禪寺品荔,應某方丈作》:“鹓雛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陳紫方紅供大嚼,此行真為荔枝來。”詩作首句典出《莊子》,以道世俗讒毀之惡,繼而直陳現實困頓令人心灰意冷;后兩句強調此行是純粹賞味荔枝的清游,意在從煩悶的現實中抽身。因此,在尋勝之行結束、不得不重返“俗世”之際,郁達夫常流露出對風景的不舍。如《登白岳齊云仙境,徘徊半日,感慨系之,因不上黃山,到此乃西游終點也》其三:“回首齊云日半暝,黃昏燈火出休寧。明朝又入紅塵去,人海中間一點萍?!比渲小坝帧弊职岛娙嗽俣让鎸m世的無奈與倦怠,表明山水之游不過是一次短暫的逃離;結句“人海中間一點萍”將前句“入紅塵”這一行為具象化為一個大小鮮明對比的視覺畫面,表現出在時代洪流中的孤獨感和漂泊感,是詩人重返現實后的自我寫照,流露出對避世之旅的留戀與對人世紛擾的疏離。

對郁達夫而言,為逃避現實而尋勝山川的行旅成為自我排遣的途徑。以《登杭州南高峰》為例,這一詩作具體抒寫了郁達夫在山川間實現身心療愈的風景體驗,詩云:“病肺年來慣出家,老龍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難耐,九月秋遲桂始花。香暗時挑閨里夢,眼明不吃雨前茶。題詩報與霞君道,玉局參禪興正賒。”詩作首句直言詩人離家養病,其后則寫百般無聊、疾厄纏身的病中情境。然而自“桂始花”始,詩人得以療愈,轉而精神振奮起來,頸聯書寫的就是因桂花綻放的光景而感官大開的體驗:秀麗的桂花、暗涌的桂香,既引發詩人的思緒,也使其病眼得以清明。其中,“閨里夢”一語可從郁達夫的日記中尋得解意:“在南高峰的深山里,一個人徘徊于樵徑石壘間時,忽而一陣香氣吹來,有點使人興奮,似乎要觸發性欲的樣子,桂花香氣,亦何嘗不暗而艷?!痹谟暨_夫的文學世界中,性欲的沖動往往與精神的苦悶、身體的貧病相勾連,“時挑閨里夢”雖暗示詩人為之興起,但并不意味著性欲的勃發,與之相反,表達的正是桂香對性欲的凈化,詩人內心的郁結同時也得以紓解;而“眼明不吃雨前茶”一句是對前面“老龍井上煮桑芽”的呼應與翻轉,飲茶在傳統文化語境中除是文人雅事外,也是調理身心的養生之道,“不吃茶”之言是為了表示詩人的病痛得以緩解。尾聯化用蘇軾與侍妾朝云山間對坐參禪的典故,以向妻子言明自己在山行中得以觀照心靈、滋養精神的悠長興味??梢?,郁達夫的風景體驗超越單純審美性的游觀,是在向內的跋涉中尋得身心療愈、完成自我內省的精神體悟。

郁達夫不僅于風景處排解個人身心的疾病與困頓,還時而寄懷對家國命運的深切憂慮?!兑液ピ兆x〈龍川文集〉暮登吳山》一詩可作其證:“大地春風十萬家,偏安原不損繁華。輸降表已傳關外,冊帝文應出海涯。北闕三書終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千秋論定陳同甫,氣壯詞雄節較差?!贝嗽姙榻韫胖S今的詠史詩,前兩聯以南宋偏安的史實影射東三省淪喪的現實,后兩聯則借評南宋文人陳亮以寄托自身于時局中的無力。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此詩旨在述古論史,但并非案頭之作,而是郁達夫于吳山遠眺后的感發。尾聯曾作“晚來也上吳山頂,只見斜陽浴亂鴉”,純為寫景之句,但最終仍改定為對陳亮的評議。這一修改別具深意:吳山所處之地曾是南宋舊都臨安,其承載偏安一隅的歷史記憶;詩人朝讀文籍,暮登吳山,文字與風景得以呼應,所見不僅是斜陽亂鴉之暮色,是疊印在此地風景中的興亡歷史。因此,詩中的論史之言不妨也視為郁達夫的觀景之嘆。在郁達夫的詩中,這種將家國之憂融入風景體驗的書寫,尤見于對歷史古跡等人文景觀的詠懷,如《偶過西臺有感》《過岳墳有感時事》《三月初九過岳王墓下改舊作》《于山戚公祠題壁》《游于山戚公祠》等作,都寄托著詩人陳古刺今、傷古懷今的強烈情感。

如此看來,郁達夫雖有避世而游的心態,但對家國現實的深切關懷仍揮之不去,故而在風景處遣發現實憂懷,成為其風景體驗的一部分。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郁達夫四處奔走,在抗戰的風景中這種憂懷逐漸轉變成為國疾呼的壯懷。如《晉謁李長官后,西行道阻時,約同老友陳參議東阜登云龍山避寇警,賦呈德公》云:“道阻彭城十日間,郊坰時復一躋攀。地連齊魯頻傳警,天為云龍別起山。壯海風懷如大范,長淮形勝比雄關。指揮早定蕭曹計,忍使蒼生血淚殷。”詩作寫于1938年郁達夫赴徐州前線視察之際,詩人攀登云龍山,戰火頻仍的時局使眼前的山川風景成為雄偉險要的軍事戰場,詩人觀之不由生出運籌劃策之感。軍馬從戎的經歷使郁達夫視野更加開闊,其風景體驗也多與波瀾壯闊的戰爭感受相勾連,這在組詩《毀家詩紀》中就有所體現。如其五寫出了對戰爭走勢的信心,“春風漸綠中原土,大纛初明細柳營。磧里碉壕連作寨,江東子弟妙知兵”;其六寫出了戰爭中峰回路轉的喜悅,“水井溝頭血戰酣,臺兒莊外夕陽曇。平原立馬凝眸處,忽報奇師捷邳郯”;十四雖寫南下撤退道中所見,仍難掩投身戰事的激昂氣概,“汨羅東望路迢迢,郁怒熊熊火未消。欲駕飛濤馳白馬,瀟湘浙水可通潮”。盡管這些風景詩章大都作于“千里行程暫息機”的閑暇,郁達夫在顛沛流離、山川穿行之中也會生出“江山依舊境全非”的低落感受(十八),但殷殷報國的壯懷仍是這一特殊時期風景體驗的情感主調。

總之,郁達夫國內的行旅書寫,既有對自然風景的審美體驗,也有對人文景致的歷史體認,其背后是郁達夫在面對個人困頓與家國憂患時,于風景之中的自我排遣與情感寄懷。正是在自然與人文、古典與現代、個體與家國多重張力的交織下,郁達夫舊體詩中的風景體驗既展現出對古典風景傳統的傳承,也折射出現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圖景與歷史境遇。

PART 3

古今之間:風景體驗中的身份意識與詩體選擇

前文已對郁達夫在域外與國內行旅中的風景體驗展開諸多探析,接下來需要追問的是,郁達夫舊體詩中的風景體驗究竟透露出怎樣的身份意識?如何理解這種身份意識對郁達夫的意義?美國學者米切爾在《風景與權力》中提出要將“風景”從名詞變成動詞,并強調:“不是把風景看成一個供觀看的物體或者供閱讀的文本,而是一個過程,社會和主體性身份通過這個過程形成?!边@一說法揭示了風景與主體身份之間的重要關聯。由此可見,觀景主體對風景的觀看、體驗及文學表達,也暗含著自我身份意識的探尋與認同。如果說郁達夫小說、散文中的風景體驗雖也流露出一定的古典情調,但整體呈現的仍是身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復雜認知,那么郁達夫舊體詩中的風景感知似乎更貼近傳統文人的觀看姿態。

郁達夫舊體詩中的風景體驗充分顯示出其身份意識中具有傳統文人的一面。首先,以舊體詩這一形式抒寫風景體驗,是在古典文人傳統影響下的詩體選擇。在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觸景生情、即興吟就,本就是傳統文人觀覽與體驗風景后的典型表達方式,恰如魯迅所言,“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為韻語”。而郁達夫的風景意識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其舊體詩多可視為一個傳統文人觀覽、感受風景后的書寫,從其詩題、詩前自記以及日記里關于游覽作詩的記載中可見一斑:“重訪荒川堤,八重櫻方開,盤桓半日并攝影以志游,賦此題寫真后,次前韻”“早膳后獨行竹里,緣溪直進,竟忘路之遠近,因口占一律而返”“舒姑屏東首之獅子頭,能見上下三府,將來若卜筑于此,能成仙境。題詩一絕于壁”;“過高莊蔣莊小坐飲龍井茶,又上公園等處玩了半天。我到高莊,是在十五六年前,這一回舊地重游”“感慨無量,做了兩句詩”“在路上緩步之中,且走且吟,也成了幾句打油詩”。這些詩作既有即景賦詩,也有題詩志游,郁達夫將風景與詩情自然交融的創作姿態,充分體現了“即景成詠”的文人傳統。

其次,郁達夫以傳統文人身份來觀覽和體驗風景,在其舊體詩的具體創作中多有體現。一方面,郁達夫在詩中時以古典文人自比,以傳統文人之眼觀看、感受風景,這在詩中有直接或間接的表達。例如《登日和山口占一絕》:“伊勢灣頭水拍天,日和山下女如泉。嬉春我學揚州杜,題盡西川十萬箋。”詩作一二句描寫日本登山所見的開闊景象,三四句典出唐代詩人軼事:“嬉春揚州杜”指唐代詩人杜牧游湖州時觀女子水嬉的風流逸事,而“西川十萬箋”則指唐代西川女詩人薛濤制箋題詩的典故。詩人直言自己學杜牧嬉春游賞,以“揚州杜”之眼觀看,同為游覽者的女子也成為一道風景線,域外風景添上幾分揚州春色。又如《屯溪夜泊》同樣有作杜牧賞景之意:“新安江水碧悠悠,兩岸人家散若舟。幾夜屯溪橋下夢,斷腸春色似揚州?!北M管詩中未提及杜牧,但末句不難聯想到杜牧所作“春風十里揚州路”之句,以及杜牧與揚州的不解之緣。郁達夫在游記中自述屯溪夜游之感與作詩之興:“但青衫憔悴的才子,既遇著了紅粉飄零的美女,雖然沒有后花園贈金,妓堂前碰壁的兩幕情景,一首詩卻是少不得的?!笨梢娪暨_夫自況為杜牧般的“青衫才子”,沿用其沉醉風月的觀景姿態,屯溪在他眼中自然也有了“似揚州”的春色。另如《題陶然亭壁》有代入宋代文人蘇軾感夜色悲涼的意味:“泥落危巢燕子哀,荒亭欲去更徘徊。明年月白風清夜,應有蹁躚道士來?!痹娮骱髢删鋸摹逗蟪啾谫x》中化出,表達詩人游觀陶然亭的蕭瑟感受。

另一方面,在藝術手法上,郁達夫在詩中多使事用典,以成辭、古事等抒發傳統文人情致的風景體驗。具體來說,其一,郁達夫以游覽風景時所見所聞的歷史典故入詩,卻力求不著痕跡,富有文人趣味。這多體現在其國內行旅的風景體驗中。如游福州鼓山所作《下鼓山回望》:“夜宿涌泉云霧窟,朝登朱子讀書臺。怪他活潑源頭水,一喝千年竟不回。”詩中“朱子讀書臺”與“一喝不回”分別指忘歸石與喝水巖兩處景觀的典故,前者是宋代理學家朱熹在此讀書忘歸的逸聞,后者是五代高僧神晏喝斥泉水致其干涸的傳說。此詩用典之妙在于并非簡單羅列掌故,而是抓住兩處典故均涉及水這一共同點,化用朱熹“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其一)之句,以“活潑源頭水”將兩處景觀系連起來,詩意不失流暢。又如游浙江蘭溪所作《過蘭江》:“阿奴生小愛梳妝,屋住蘭舟夢亦香。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東去不還鄉。”詩中“江郎三片石”是江郎山的典故,江氏三兄弟登巔化石,詩人由此聯想到“望夫石”的典故,“世上又只傳有望夫石,絕未聞有望妻者”,加上蘭江多有花船,故而“拉在一處,編成小調”,頗得文人諧趣。這種用典方式,正是郁達夫以傳統文人視角“閱讀”風景,故而有涵泳古今、玩味典實的情趣。

其二,郁達夫時有用典以傳達風景感受,重在攝取典故意蘊,實現“意用事”的效果,盡顯文人情味。這方面的代表作當推《過義烏》:“駱丞草檄氣堂堂,殺敵宗爺更激昂,別有風懷忘不得,夕陽紅樹照烏傷。”詩作連用三典,“駱丞草檄”典出唐代文人駱賓王撰《討武曌檄》一事,“殺敵宗爺”指被金人敬稱為“宗爺爺”的抗金名將宗澤,“烏傷”則是義烏別稱,出自秦孝子顏烏葬父的傳說。郁達夫在游記中特意說明這三個典故同出義烏:“駱賓王,宗澤,都是義烏人。而義烏金華一帶系古烏傷地,是由秦孝子顏烏的傳說而來的地名?!钡嗽娪玫洳粌H是詩人由義烏而產生關于當地相關歷史的文化聯想,從情感語境上來說,還意在取用典故所自帶的壯烈色彩,傳達從“夕陽紅樹”這一壯麗景象中獲得的風景感受,“氣堂堂”“激昂”“風懷”既是典故意涵,也是暮色有感。此處頗近李商隱《錦瑟》的用典之法,即“在詩歌中傳遞的不是某種要告訴讀者的具體意義,而是一種內心的感受”。

從更深的層面來說,郁達夫在風景體驗中所呈現的傳統文人身份,對郁達夫尋求自我認同、實現自我安置具有重要意義。作為“五四”新文學先鋒,郁達夫在文學創作、道德觀念和社會行為上都有諸多反叛傳統之舉,然而在其行旅中不時以傳統文人的身份觀看、感受風景,以舊體詩抒寫風景體驗,實則是在嬗變與疏離的時代中,建構一個較為熟悉且能抒發精神苦悶、提供情感慰藉的自我身份。郁達夫在《骸骨迷戀者的獨語》一文中自我剖白,稱自己是“時代錯誤者”,“老想回到古時候還沒有皇帝政府的時代——結繩代字的時代——去做人”,因為“生在亂世,本來是不大快樂的”,又表示即便是生在亂世,“何以不生在晉的時候”或者“生于明朝末年”,追隨阮籍、陶潛、東林、復社等名賢,“也比現在所受的軍閥官僚的毒害,還有價值”。實際上,郁達夫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守舊者,其以“骸骨迷戀者”自居的傳統文人身份,其實指向的是受到社會排斥而被邊緣化的自我處境,與其在新文學中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有著相似的內涵。由此觀之,郁達夫風景體驗中的傳統文人身份,始終與其現實處境下的困頓心境緊密相關,而這一身份是其安頓自我之處。

郁達夫舊體詩中的風景體驗充分顯示出其身份意識中具有傳統文人的一面。首先,以舊體詩這一形式抒寫風景體驗,是在古典文人傳統影響下的詩體選擇。在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觸景生情、即興吟就,本就是傳統文人觀覽與體驗風景后的典型表達方式,恰如魯迅所言,“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為韻語”。而郁達夫的風景意識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其舊體詩多可視為一個傳統文人觀覽、感受風景后的書寫,從其詩題、詩前自記以及日記里關于游覽作詩的記載中可見一斑:“重訪荒川堤,八重櫻方開,盤桓半日并攝影以志游,賦此題寫真后,次前韻”“早膳后獨行竹里,緣溪直進,竟忘路之遠近,因口占一律而返”“舒姑屏東首之獅子頭,能見上下三府,將來若卜筑于此,能成仙境。題詩一絕于壁”;“過高莊蔣莊小坐飲龍井茶,又上公園等處玩了半天。我到高莊,是在十五六年前,這一回舊地重游”“感慨無量,做了兩句詩”“在路上緩步之中,且走且吟,也成了幾句打油詩”。這些詩作既有即景賦詩,也有題詩志游,郁達夫將風景與詩情自然交融的創作姿態,充分體現了“即景成詠”的文人傳統。

其次,郁達夫以傳統文人身份來觀覽和體驗風景,在其舊體詩的具體創作中多有體現。一方面,郁達夫在詩中時以古典文人自比,以傳統文人之眼觀看、感受風景,這在詩中有直接或間接的表達。例如《登日和山口占一絕》:“伊勢灣頭水拍天,日和山下女如泉。嬉春我學揚州杜,題盡西川十萬箋?!痹娮饕欢涿鑼懭毡镜巧剿姷拈_闊景象,三四句典出唐代詩人軼事:“嬉春揚州杜”指唐代詩人杜牧游湖州時觀女子水嬉的風流逸事,而“西川十萬箋”則指唐代西川女詩人薛濤制箋題詩的典故。詩人直言自己學杜牧嬉春游賞,以“揚州杜”之眼觀看,同為游覽者的女子也成為一道風景線,域外風景添上幾分揚州春色。又如《屯溪夜泊》同樣有作杜牧賞景之意:“新安江水碧悠悠,兩岸人家散若舟。幾夜屯溪橋下夢,斷腸春色似揚州?!北M管詩中未提及杜牧,但末句不難聯想到杜牧所作“春風十里揚州路”之句,以及杜牧與揚州的不解之緣。郁達夫在游記中自述屯溪夜游之感與作詩之興:“但青衫憔悴的才子,既遇著了紅粉飄零的美女,雖然沒有后花園贈金,妓堂前碰壁的兩幕情景,一首詩卻是少不得的。”可見郁達夫自況為杜牧般的“青衫才子”,沿用其沉醉風月的觀景姿態,屯溪在他眼中自然也有了“似揚州”的春色。另如《題陶然亭壁》有代入宋代文人蘇軾感夜色悲涼的意味:“泥落危巢燕子哀,荒亭欲去更徘徊。明年月白風清夜,應有蹁躚道士來。”詩作后兩句從《后赤壁賦》中化出,表達詩人游觀陶然亭的蕭瑟感受。

另一方面,在藝術手法上,郁達夫在詩中多使事用典,以成辭、古事等抒發傳統文人情致的風景體驗。具體來說,其一,郁達夫以游覽風景時所見所聞的歷史典故入詩,卻力求不著痕跡,富有文人趣味。這多體現在其國內行旅的風景體驗中。如游福州鼓山所作《下鼓山回望》:“夜宿涌泉云霧窟,朝登朱子讀書臺。怪他活潑源頭水,一喝千年竟不回?!痹娭小爸熳幼x書臺”與“一喝不回”分別指忘歸石與喝水巖兩處景觀的典故,前者是宋代理學家朱熹在此讀書忘歸的逸聞,后者是五代高僧神晏喝斥泉水致其干涸的傳說。此詩用典之妙在于并非簡單羅列掌故,而是抓住兩處典故均涉及水這一共同點,化用朱熹“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其一)之句,以“活潑源頭水”將兩處景觀系連起來,詩意不失流暢。又如游浙江蘭溪所作《過蘭江》:“阿奴生小愛梳妝,屋住蘭舟夢亦香。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東去不還鄉?!痹娭小敖扇笔墙缮降牡涔?,江氏三兄弟登巔化石,詩人由此聯想到“望夫石”的典故,“世上又只傳有望夫石,絕未聞有望妻者”,加上蘭江多有花船,故而“拉在一處,編成小調”,頗得文人諧趣。這種用典方式,正是郁達夫以傳統文人視角“閱讀”風景,故而有涵泳古今、玩味典實的情趣。

其二,郁達夫時有用典以傳達風景感受,重在攝取典故意蘊,實現“意用事”的效果,盡顯文人情味。這方面的代表作當推《過義烏》:“駱丞草檄氣堂堂,殺敵宗爺更激昂,別有風懷忘不得,夕陽紅樹照烏傷。”詩作連用三典,“駱丞草檄”典出唐代文人駱賓王撰《討武曌檄》一事,“殺敵宗爺”指被金人敬稱為“宗爺爺”的抗金名將宗澤,“烏傷”則是義烏別稱,出自秦孝子顏烏葬父的傳說。郁達夫在游記中特意說明這三個典故同出義烏:“駱賓王,宗澤,都是義烏人。而義烏金華一帶系古烏傷地,是由秦孝子顏烏的傳說而來的地名。”但此詩用典不僅是詩人由義烏而產生關于當地相關歷史的文化聯想,從情感語境上來說,還意在取用典故所自帶的壯烈色彩,傳達從“夕陽紅樹”這一壯麗景象中獲得的風景感受,“氣堂堂”“激昂”“風懷”既是典故意涵,也是暮色有感。此處頗近李商隱《錦瑟》的用典之法,即“在詩歌中傳遞的不是某種要告訴讀者的具體意義,而是一種內心的感受”。

從更深的層面來說,郁達夫在風景體驗中所呈現的傳統文人身份,對郁達夫尋求自我認同、實現自我安置具有重要意義。作為“五四”新文學先鋒,郁達夫在文學創作、道德觀念和社會行為上都有諸多反叛傳統之舉,然而在其行旅中不時以傳統文人的身份觀看、感受風景,以舊體詩抒寫風景體驗,實則是在嬗變與疏離的時代中,建構一個較為熟悉且能抒發精神苦悶、提供情感慰藉的自我身份。郁達夫在《骸骨迷戀者的獨語》一文中自我剖白,稱自己是“時代錯誤者”,“老想回到古時候還沒有皇帝政府的時代——結繩代字的時代——去做人”,因為“生在亂世,本來是不大快樂的”,又表示即便是生在亂世,“何以不生在晉的時候”或者“生于明朝末年”,追隨阮籍、陶潛、東林、復社等名賢,“也比現在所受的軍閥官僚的毒害,還有價值”。實際上,郁達夫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守舊者,其以“骸骨迷戀者”自居的傳統文人身份,其實指向的是受到社會排斥而被邊緣化的自我處境,與其在新文學中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有著相似的內涵。由此觀之,郁達夫風景體驗中的傳統文人身份,始終與其現實處境下的困頓心境緊密相關,而這一身份是其安頓自我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