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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淑敏長篇小說《昆侖約定》: 除了“云知道”,還應有更多的人知道
來源:文藝報 | 潘凱雄  2026年07月13日09:54

“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這句話在畢淑敏長篇小說近作《昆侖約定》中出現了兩次——是作品開篇“自序”的首句,也是作品結束時的末句。由這首尾呼應的設置,不難想象畢淑敏在自己年逾七旬且健康狀況并不完全適合這種高強度創作的條件下,依然堅持完成這部長達60余萬字的長篇小說時的那種急迫和沖動。不僅如此,在畢淑敏心中,“這里的故事”絕不應該“只有云知道”,而是應該有更多的人知道;不僅是讓人知道,更應當被銘記。

這并不奇怪。16歲半的畢淑敏先后在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喀喇昆侖山交會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隊當過11年兵。十余年服役生涯于她個人而言,是一生中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也正因如此,早在1987年,畢淑敏發表的中篇小說處女作就是以昆侖為題材的《昆侖殤》。時隔幾十年后,她依然執著地將自己年輕時那段刻骨銘心的生活,那種揮之不去的“昆侖情結”轉化成文字,編織成故事。雖英勇,卻也悲壯,但今天的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對此是否還有興趣?是否還能產生共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那段歷史距離當下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就多數讀者而言,終究已是既陌生又遙遠的了。天下還有何君識昆侖?這其實是創作者和出版者不得不共同面對的現實問題。

所幸的是,《昆侖約定》面世一年來,在當下文學圖書市場反應已屬上乘,這十分不易。天下依舊有人識昆侖、憶昆侖、念昆侖!

換個角度解讀《昆侖約定》的“成功”也很有意思。這里說的“成功”,包括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兩個關鍵指標,缺一不可。依近些年創作界和出版界流行的話語來劃分,《昆侖約定》當可歸入“主題創作”或“主題出版”一類。不過我對這個概念的使用僅限于對作品題材的一種描述、一種認定,不含任何價值判斷。畢竟,簡單地以作品題材和主題來劃分與評價作品優劣,是片面和無效的。

從作品主題角度看,以下若干關鍵詞在《昆侖約定》中都是一種客觀存在,比如高原高寒、嚴酷環境、戍邊衛國、青春理想、英雄主義、個體價值與家國情懷……接下來,更為重要的便是作家究竟如何呈現和表現這些?如何讓這些主題得到富有文學性的呈現與深化?于是,我們在《昆侖約定》中看到了畢淑敏對以郭換金為代表的8位16至18歲的女衛生兵,以及其他戍邊戰士在極端艱苦環境下的工作與生活的書寫;看到了諸如楚直、景自連、麥青青等不同角色的軍人群像。他們共同在有“世界第三極”之稱的嚴酷環境下服役,時刻要面對高寒、缺氧等極端惡劣自然環境的威脅,不時還要面臨一次次嚴峻考驗與生死抉擇。更有一種難以預判的無常:總會在某個猝不及防的瞬間,需要直面“生存還是死亡”這一人生終極拷問。有時只是遠遠旁觀,有時卻要近距離親歷。置身于這樣的特殊環境和生存境遇中,所謂的家國情懷、奉獻精神不再是墻上的口號或標語,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與作為,是日復一日、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只不過這里的日常,對于在平原地區生活的人來說,就是極端的不平常。

這樣的主題固然是筆者通讀全書后的一種提煉與概括,或許不盡周全與恰切,但在《昆侖約定》的敘述中,至少清晰地、強烈地呈現和傳遞出了如下信息:

那是一個乍暖還寒的特定時代。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那幾年,那是一段狂風暴雨剛剛過去、各行各業日趨穩定、整個社會正努力恢復正常的過渡時期。作品中那些軍人——無論是首長還是基層官兵,無論是軍事干部還是其他專業人員,其言與行,都只有置身于那個特定的年代才會顯得合情合理。

那是一群個性鮮明的血肉之軀。在戍邊軍人這個共同身份下,同為女衛生兵,不僅有郭換金成熟背后的隱匿,也有麥青青的“深諳官場伎倆”和葉雨露的“錯愛毀身”,她們的存在都有其合理依據。郭換金的人生道路上,有兩位意義重大的引路人——楚直與景自連。二人一文一武,性情截然不同;表面上,他們分別負責醫務、軍事兩類教學工作,看似分工分明,卻共同夯實了郭換金的業務能力與思想根基。除去這些“戲份”較多較重的角色外,還有潘容、龍部長、門可閂這些次要角色,正是他們的共同存在,才使得《昆侖約定》更豐滿更立體。

那里有死亡的奏鳴和軍人特有的情感。在畢淑敏筆下,不僅有墓碑如“齊嶄嶄斷裂的半截刺刀刺向蒼穹”,犧牲者“集體靜默等待重新集合的號聲”這樣的意象;更有郭換金目睹心愛的景自連死亡時“淚珠黏附睫毛倔強不落”那種軍人特有的隱忍與悲慟。“死亡”雖不是作品中的“常客”,但至少不是“稀客”。如此環境下,“我們的存在,讓背后的山河和人民,安享和平”就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一種令人心疼的真實和發自內心的敬重。

那里留存著昆侖在中華文化里獨有的印記。作品以“昆侖”為背景為題眼,自然和畢淑敏親身經歷相關。自1969年從軍入伍后的11年中,她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隊先后歷任衛生員、助理軍醫和軍醫等職。假設這部作品用“喜馬拉雅”或“岡底斯”這樣的字眼來替換“昆侖”二字,應該也不會乏味,但在文化意象與象征意義的多元與厚實方面,“昆侖”終究更勝一籌。它是“眾神之山”,承載著中華民族的精神源頭與文明基因,“人生海拔”這類美譽,終究更多歸于昆侖。

正是上述特殊而鮮明的時代印記,正是一群有個性、有故事、命運跌宕的人物的匯聚與碰撞,正是有中華文化特殊印記的昆侖見證,讓《昆侖約定》的成功不僅限于主題的鮮明與莊重,更在于其自然得體地從《昆侖約定》的整體敘事中生發而來。只有思想性、獨創性與藝術性相統一的主題創作,才稱得上是有意義、有價值和有強大藝術感染力的文學創作。

說實話,在讀到《昆侖約定》的初稿之時,我自己的態度也是猶疑的。當然,我不是懷疑這部作品的品質,也不是懷疑作家的能力,只是擔心當下的讀者是否還會認同作品中傳遞的價值,是否還能欣賞作品的藝術追求?畢竟,近年來,嚴肅文學的市場境遇并不盡如人意,其中確有我們文學創作自身的一些原因,但更多的問題并不是文學獨自所能解決的。

這樣的現實,確實給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的良性發展拋出了若干亟待正視、深入思考、著力解決的現實問題。

首先,優秀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獲得讀者青睞,根本在于處理好“寫什么”與“怎么寫”。文學創作的極大豐富性固然決定著它們受眾的差異,既不能簡單地“以銷量論英雄”,也不應是圈子化的“孤芳自賞”和“自娛自樂”。《昆侖約定》中呈現的“人與山的契約”“生與死的盟誓”和“青春與信仰的共振”這些內容,如果處理不好,也可能會顯得空泛而乏味。《昆侖約定》融作家之生活積累、生命體驗、濃郁情感和藝術呈現于一體,很好地處理了宏大與崇高的主題。這一切,過去只有“云知道”,而云散去之后,唯有優秀的文學能讓它永駐人間。

另外,圖書出版市場也需要有效的管理,圖書產業發展也要從實際出發,分類施策。市場經濟需要自由競爭,但競爭并非無序,規則制定尤為重要。所謂“AI時代”也并非簡單的“流量為王”,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流量背后的力量,堅定地守住“內容為王”的準則。

上述幾句看似與《昆侖約定》無關的話,實則不然。不僅是《昆侖約定》,假定我們對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有理性的認識而非理念的“歸堆”,假定我們對市場的管理能更為精準而有效,那么,《昆侖約定》這類優秀文學作品觸達讀者的傳播渠道將更為寬廣,傳播力也會大幅增強。

這里的故事,不能只有“云知道”。云散之后,人間總該留下點什么。

(作者系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