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勢之必然處見理——簡論劉和平的歷史詩學
二十多年前,導演張藝謀問編劇劉和平:荊軻為什么要刺秦?劉和平說:不為燕太子,不為六國,就為“騎士精神”。秦統一的不僅是文字車軌,還有人心的尺度。郡縣制的天下容不下騎士,所以荊軻“必”死,荊軻“必”去。這個“必”字卡在兩端:一頭是歷史要他消失的必然,一頭是他明知必死、仍要赴死的慨然。這兩個“必”的張力,正是劉和平新著《六經責我開生面》的題眼,他稱之為“歷史的意志”與“歷史的精神”。
這對概念讓人想起劉和平常引用的王夫之——新著題名即出自王夫之,劉和平接續的正是王夫之所在的湖湘學派的文脈。王夫之談“理”與“勢”,認為理不在勢外,須在流變中顯現。但劉和平偏把“勢”抬成凌駕于個體的力量,讓守理者孤立出來,成為“精神”。王夫之是理勢相持,劉和平是意志與精神對峙。這就化成了戲里最核心的宿命張力:一面是不可抗的歷史洪流,一面站著偏要迎頭撞上去的血肉之軀。這番改寫,看上去像是背離了王夫之——但果真如此嗎?
當劉和平拿康德對勘王夫之時,意志與精神的對峙被推到極致。王夫之評秦朝“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康德則說,人類歷史不過是“大自然一項隱蔽計劃的實現”。黑格爾后來把這“計劃”稱作“理性的狡計”——歷史常借人的激情、自私或盲目來完成自己。分野在結局:黑格爾讓被歷史碾碎的個人,在最終的“絕對精神”里被追認意義,歷史成了一場終局大審判;但劉和平偏不買賬:碎了就是碎了,歷史不會在終點分發安慰,更不會事后稱義。
劉和平借黑格爾立起了歷史的絕對精神,卻狠狠抽掉了結局的正義,用叔本華式的、盲目且痛苦的意志,填回了歷史的缺口。抽掉結局的正義,會不會掉進虛無?這正是洛維特的擔憂。在洛維特看來,西方那種指向終點、終將補償一切犧牲的進步史觀,不過是把基督教的末世論搬進了此岸。可問題是,漫長歷史中的終點一旦模糊,剩下就只有無邊的虛無。
劉和平書里談中國歷史的“五次轉型”,看似也用了這種目的論的框架,卻沒落入西方的虛無陷阱。為什么?因為西方把希望寄托在歷史之外的彼岸,中間裂開了無法彌合的斷層;而中國的歷史道義,從《春秋》公羊學到他承襲的湖湘一脈,本來就把希望安放在歷史之內。沒有世外的終點,意義就在生生不息的人事里,在當下的堅守里。他既能篤定“歷史有方向”,又拒絕彼岸的溫情補償:這種精神不通救贖,也不落虛無,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扎根在此岸的血肉人事中。
那么,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歷史?劉和平寧取“更像好故事”的傳說而非信史。他自承這“純屬一家之言”。何以冒此風險?央視召開研討會希望他擔綱《秦始皇》主創,他當場說“我寫不了”,理由只有一句:找不到對秦始皇的“價值取向和感情傾向”。對他而言,敘述的前提不是材料真偽,是情感能否投注。先認定歷史有方向,人的掙扎才有重量——這不是認知的妥協,而是動情的前提。
而動情是詩學的事,而非史學的事。亞里士多德早就說過:詩比歷史更近哲學,史述已然,詩則講述理當發生之事。這恰恰切中了劉和平的命題——史學管“已然”,他要的“必然”只能由詩學承擔,后者為歷史賦予“詩性正義”。荷馬以海倫寫特洛伊、羅貫中棄《三國志》選民間三國,不是失實,所求是詩之真:史的真是發生過什么,詩的真是人心盼著發生什么。
這種“詩的真”藏在史料之外,如何抵達?陳寅恪說要“了解之同情”。劉和平更進一步,落實為一個動作:“附體”。什么是“附體”?不妨回到他屢屢提及的王陽明。王陽明早年講誠意,以為端正心念即可復歸良知,但在百死千難后他改口了——光靠書齋里的冥想靜坐是遠遠不夠的,人一旦入局遇事,雜念欲望照樣會翻滾出來。良知唯有在事上磨煉后,才能以當下的好惡直接顯形。是非之心常被遮蔽,好惡卻直接在場。
所謂“附體”,就是不隔著冷冰冰的史料神游,而是整個人投進古人當時面對的危局與人事中,讓判斷以近乎本能的好惡涌現。這就像編劇和演員不是在看一張歷史地圖,而是直接踩進了歷史的泥潭里。陳寅恪在案頭與古人同情,劉和平在事上與古人同心,且把這同心交給演員,用肉身在臺上重演。這不是給歷史畫一張冰冷的遺像,而是讓它在舞臺上重新擁有呼吸和體溫。
但最難的一場戲尚未落筆。創作中的《北斗南箕之歌》,聚焦北魏孝文帝漢化這一“草原撞進大河”的歷史轉型。拓跋宏與海瑞截然相反:海瑞逆勢硬撞,他順大勢而行。可順應的代價,是必須親手斬斷自己的根脈——改漢姓、斷北語,與本族風俗徹底決裂。在這里,精神不再是迎頭痛擊,而是明知順從即自戕,仍一意孤行。海瑞悲壯在徒勞,拓跋宏悲壯在自噬。這部尚未揭幕的鴻篇巨制,比任何已成之作都更真切地展現了劉和平歷史詩學的宏大抱負。他不是在重復過去的經驗,而是在挑戰歷史劇的邊界,逼著我們重新去打量歷史。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劉和平真的背離了王夫之嗎?
沒有。理勢對峙只是表象。穿過悲劇,他做的正是王夫之的事——在歷史里見理。王夫之于勢之必然處見理,而當勢碾碎了人,劉和平就在碎裂處補理:用一出戲,替撞碎的人討回歷史不肯給的公道。這碎裂處,正是勢之必然的另一張面孔,他從反面走到了同一個地方。
換言之,劉和平真正要做的,是以理補勢,以詩補史。史書只記“已然”,詩則賦予歷史以溫度。當詩能補史之所不能,它便不再只是詩。王陽明說:“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他雖早于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但其主旨恰恰在于以經觀史,收事于道。同樣,劉和平寫的不是陳年舊事,是事里的道、是在勢中沉浮的人心。“六經責我開生面”,他不是在為舊經作注,而是通過這一部部歷史劇,鍛造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經典。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