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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用群眾語言,寫出群眾生活——趙樹理的戲劇創作
來源:光明日報 | 傅修海  2026年07月10日09:04

2026年,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趙樹理誕辰120周年。

說到趙樹理,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事實上,劇作家趙樹理比小說家趙樹理起步要早得多。戲劇創作幾乎貫穿著趙樹理的一生。在彌留之際,當趙樹理回顧自己的文學生涯時,他沒有提及自己的小說成名作《小二黑結婚》,而是將他的第一部上黨梆子劇《萬象樓》作為自己文藝生涯的起點。

趙樹理木刻肖像 資料圖片

玉米地里的戲劇家

趙樹理是土生土長的農村戲曲家。1918年前后,革命的暴風驟雨還未吹進山西沁水縣尉遲村。晉東南地區上黨梆子所蘊含的質樸、粗糲的民風和厚重的家國情懷,早已無聲滋潤著趙樹理的心田。此時的趙樹理已經在“八音會”上學會了農民的語言,在父親的彈唱聲中聽懂了上黨戲曲。“(上黨梆子)這是連兒童的游戲都會出現的一種得到廣泛流傳的戲劇,給予趙樹理的作品世界以強烈影響。”(釜屋修《玉米地里的作家——趙樹理評傳》)多年以后,講述宋金戰爭的《韓玉娘》、反映胡漢矛盾的《鄴宮圖》、歌頌楊家將的《三關排宴》,這些趙樹理新編的歷史劇,都在呼應著上黨戲曲的回聲。

1928年春,趙樹理因參與學生民主運動,被校方開除并遭當局通緝。從監獄脫身后,趙樹理開始了流亡生涯,并為自己開出藥方:“(一)教育救國論(陶行知信徒),(二)共產主義革命,(三)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藝術至上,不受任何東西支配),并且覺著此三者可以隨時選擇,互不沖突,只要在一個方面有所建樹,都足以安身立命。”(趙樹理《自傳》)思慮再三,趙樹理選擇了在鄉野推動教育救國。1933年初夏,趙樹理以老師身份送給學生陳萬國一首小詩,寫著“唯學校是真正的樂園”(趙樹理《給一個學生的題詞》)。

趙樹理戲劇大眾化實踐的轉折點是1934年。那一年元旦,趙樹理指導北洸小學學生排演新戲。“其中三出都是他自己編的。一出描寫某地主看中了一個女學生,軟硬兼施,強娶為妾,但在新婚之夜,女學生殺死了這個地主,逃出去找自己的心上人去了;另一出寫某農民在大年夜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祈求菩薩保佑,可是老天爺很勢利,不睬他,這個走投無路的農民便在廟里上吊了;還有一出,則是借灶君上天奏事的傳說,諷刺了政府內無官不受賄的腐敗現象。”(戴光中《趙樹理評傳》)新戲演出轟動全村,但得罪了當地豪紳,趙樹理被迫再次流亡。

戲劇實踐給趙樹理帶來了不少麻煩,卻也成為他實現自己教育理想的趁手工具。1936年歲末,趙樹理在好友史紀言、王中青的邀請下,前往長治鄉師,在這里寫出對話體的有韻小劇《打倒漢奸》。趙樹理將部分臺詞改成當地方言,將劇本送到村劇團,在村里試演,反響不錯。在一片打倒漢奸的民眾吶喊聲中,趙樹理決心繼續他戲劇大眾化的探索。

1939年,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晉東南分會成立,掀起了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戲劇運動熱潮。趙樹理擔任長治第五專署的民宣科長,開始在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從事民眾宣傳教育工作,繼續自己的戲劇創作。抗戰期間,晉東南地區根據地經常遭到日軍掃蕩,趙樹理經常背上籮筐,帶上印刷工具與紙稿,在太行山間游走,輕裝上陣,用有限的篇幅、簡單的表演程式,宣講革命道理。趙樹理眼中的戲劇,并不單純是宣教工具,而是以事教人、以情感人的藝術品。“俗話常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趙樹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但能否講好道理,關鍵在于藝術性。“曲藝作品要能說能唱,首先要有故事性。”(趙樹理《〈建國十年文學創作選——曲藝〉序言》)只有站在大眾立場、抒發大眾情感的戲劇作品,才經得起群眾的考驗。

1942年1月,129師政治部與中共太行區黨委聯合召開太行山文化人座談會,參會者數百人。會議最后一天,《新華日報》(華北版)發表社論,指出會道門在群眾中的麻醉作用,要求文化人認識大眾、服務大眾。趙樹理在這次座談會上慷慨發言。呂班回憶,趙樹理曾在會上大聲朗讀民間流傳的小冊子,嚴肅指出:“我們今后的寫作,應當向這本小書學習,因為老百姓對它是熟悉的。只要我們注入進步的內容,這種形式最適合工農的要求。我們應當成立一個通俗文藝社,多寫些給老百姓看的東西。”(呂班《憶趙樹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晉城上黨梆子劇團《三關排宴》演出劇照 資料圖片

上黨梆子現代戲《十里店》演出劇照 資料圖片

《韓玉娘》:寫大眾愛看的新戲

創作于抗戰烽火中的新編歷史劇《韓玉娘》,最能體現趙樹理的文藝大眾化實踐與思想追求。

在此之前,趙樹理還創作過《打灶王》《巫婆祭灶》《慈云觀》《韓玉娘》《鄴宮圖》等劇本。從題材上說,《慈云觀》取材于北宋名妓李師師傳說,《韓玉娘》講述金宋交戰時宋人反抗故事,《鄴宮圖》批判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后趙武帝石虎的暴虐統治。這三部新編歷史劇都旨在借古喻今、書寫家國情懷。

新編歷史劇《韓玉娘》,寫的是南宋初年的河南女子韓玉娘被金兵所擒后,又被強行許配給同樣被俘的書生陳鵬舉。洞房中兩人訴盡家國苦難,當韓玉娘得知岳家軍將至,就勸陳鵬舉投岳家軍報國,卻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悲劇。最終韓玉娘身亡,陳鵬舉逃脫魔爪后加入宋朝岳家軍奮勇抗金。

《韓玉娘》的故事原型,可追溯至元末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四的《賢婦激夫成家》。梅蘭芳曾經據此創編了京劇《生死恨》。1943年,趙樹理對《生死恨》進行大眾化改編,借助韓玉娘與陳鵬舉奮勇抗金的情節,激發群眾對日本侵略者和漢奸走狗的仇恨,鼓舞人們積極投身抗戰洪流。

梅蘭芳的《生死恨》中,韓玉娘險些被賣,買家瞿士錫得知其辛酸遭遇后,心生憐憫,放她離開,允許她前往尼姑庵存身。趙樹理的《韓玉娘》有兩個重要的改變。一是角色形象平民化。趙樹理摒棄了傳統版本中對士人身份的強調,將兩位主角改為小鎮居民,突出普通民眾在民族危難中的抗爭意識,使故事主旨從士紳階層的“淪落而不失身份”,轉變為宣揚平民階層的拳拳愛國心。二是情節上將政治宣傳與民間倫理、大眾趣味相結合。趙樹理保留了“韓玉娘被轉賣”的重要情節,保留了主角夫婦陰陽兩隔的悲情結局,增設了兇悍的“大老婆”角色,還增設了陳鵬舉親自迎接韓玉娘義母劉氏回府并立誓盡心奉養的情節,而且融入了傳統戲劇中“狀元歸鄉奉母”的經典橋段。此外,趙樹理還安排了韓玉娘被毆打和擔水受傷的情節。這些改編在展現角色苦難的同時,兼顧觀眾的審美習慣,沖淡了原作的悲劇色彩,也滿足了戲劇觀眾對于情感補償的心理需求。在趙樹理看來,戲劇主旨的政治宣傳性固然重要,但符合人情倫理也不容忽視。據說,“張太和扮演韓玉娘,很受群眾歡迎,每演到擔水一節,都要贏得滿場喝彩聲,因而有了‘太行第一旦’之譽”(董大中《趙樹理評傳》)。

趙樹理還有自己一套接地氣的語言觀。他曾引用《白毛女》兩句唱詞“昨晚爹爹轉回家,心中有事不說話”,認為這比書面語更能符合農民的聽覺習慣。《韓玉娘》刪掉了《生死恨》里長串的七言古詩式唱詞,換上通俗易懂的七言民歌,主要角色的唱念做打也常以民間諺語作為輔助,劇本通俗曉暢,能迅速被各地觀眾理解和接受。

《韓玉娘》是趙樹理戲劇通俗化的開山之作。通過角色形象的平民化、表演程式的簡明化、戲劇抒情的直觀化,趙樹理探索出了一條面向大眾的戲劇敘事與抒情方式。這種立足大眾、兼容并蓄的戲劇抒情觀念,日后在《萬象樓》得到了進一步體現。

《萬象樓》

《萬象樓》:戲劇創作的新起點

1942年5月,趙樹理“用破除封建、反封建的主題”(吳調公《人民作家趙樹理》)寫出了他的第一個上黨梆子劇《萬象樓》。

1941年10月12日,太行根據地黎城縣爆發“離卦道叛亂”。道首李永相蠱惑群眾,與日本帝國主義、漢奸勾結,借助民間教會外殼,企圖破壞根據地秩序、動搖抗戰根基,后被八路軍與地方民兵迅速平息。趙樹理調查這次“離卦道”暴亂真相后,就動筆開寫上黨梆子劇《萬象樓》,既是為了正面迎擊封建思想,也是對戲劇大眾化進行深入探索。

《萬象樓》直接取材于黎城縣“離卦道叛亂”的真實事件,描繪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迷信畫面。趙樹理對這些迷信行為進行直接描繪,將迷信害人的真相血淋淋地展現在眾人面前。這是趙樹理的一次充滿戰斗性的戲劇大眾化實踐,洋溢著趙樹理打破封建迷信舊世界、書寫農村新世界的熱情。

趙樹理創作《萬象樓》,也是因為他從“離卦道”事件中看到了抗戰時期基層社會的困境。趙樹理已經不再滿足于書寫單一的英雄形象、單一的歷史事件,他強烈關注著底層民眾思想改造的議題,希望通過戲劇大眾化的敘事與抒情技巧,對特定歷史事件進行再敘述,以此來傳播新世界帶來的新思想、新倫理。趙樹理對農民思想改造的重視,與他的經歷密切相關,“他自幼生長在‘神仙家族’中”(戴光中《趙樹理傳》),然而,五四新文化教育已經將他變為無神論者,對時勢敏感的趙樹理,決定通過《萬象樓》重寫“離卦道”事件,劇本主題從單一的與傳統舊勢力斗爭,轉變為對一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革命的生動展演。

趙樹理堅信好的戲劇需做到“道具性的人物應壓縮到最少的程度”。戲劇角色方面,“人物的形成是積累的”,“集中人物不是加法,不是這一個加那一個。是某一種人某一類人總起來形成的”。(趙樹理《運用傳統形式寫現代性的幾點體會》)《萬象樓》劇中的角色,都是高度類型化的角色形象,各自指向不同的政治或道德隱喻。趙樹理甚至將是否親身參與生產勞動,作為辨別人物陣營、評判其道德好壞的核心尺度。劇中,趙樹理最喜歡、最信任的人物李積善、李月桂,是真正從事生產勞作、堅信社會公義、保持良好道德操守的農民。趙樹理對于樸素善良的農民和淳樸的民間,情有獨鐘。

《萬象樓》還敢于寫出“惡”與“丑”。趙樹理從不避諱對農村社會陰暗面的書寫,敢于承認農民階級的思想局限性。在趙樹理看來,這也是真實的大眾與民間的一部分。正視民間,就是為了更好地講述民間,從而最終理解中國。僅同情農民是不夠的,還要喚醒農民。“我們的‘老趙’,經過長期的、獨特的生活經驗,以一個生在農村的人的眼光與愿望和改革農村的知識分子的視線,來栩栩如生地寫這個復雜的農村。”(釜屋修《玉米地里的作家——趙樹理評傳》)趙樹理要以一種基于歷史唯物論的進步史觀,徹底打破循環往復的輪回觀念。《萬象樓》的農民李積善將先前無后的事視為自身的福報有虧,于是投身宗教團體去“修修來世”。趙樹理用李積善之女李月桂的遭遇來啟發大家。當李積善意識到自己上當受騙后,轉而對反派群體展開激烈的復仇,甚至手刃了壞人滿街香。趙樹理的戲劇,每每在故事情節編排中講出新世界的倫理。

趙樹理視《萬象樓》為自己戲劇創作的起點,因為它體現著“真、善、美”三位一體的追求。對真實感的執著追求,用趙樹理的話說,就是“你得成天在里頭泡著,不是下去洗個澡就上來”(趙樹理《和工人習作者談寫作》)。他還說:“創編劇本也要符合歷史真實,不能任憑作者心意,想寫成什么就寫成什么。”(趙樹理《對上黨戲曲的繼承傳統與整理改編的看法》)“我們在生活中接觸到的人物、事物多了,就形成一種愛憎觀念,形象逐漸鮮明起來,然后方能寫出東西來。”(趙樹理《生活·主題·人物·語言》)“愛也好,憎也好,先是感動了自己,感動不了自己那就是假的。”(趙樹理《與青年談文學——在旅大市文學愛好者會上的講話》)

1958年,趙樹理(右二)在山西省沁水縣尉遲村與村民交談。資料圖片

從《開渠》到《焦裕祿》:不盡的關懷

1955年,趙樹理出版了新中國最早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小說《三里灣》。1956年,趙樹理又寫出了以貧農韓金山開渠故事為主要內容的澤州秧歌劇《開渠》。秧歌劇《開渠》和小說《三里灣》一樣,都關注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糧食問題。農村糧食問題不僅關乎生存,更制約著生產工作的開展。在創作戲劇《開渠》的同年6月,趙樹理曾向山西長治地委書記寫信,反映農業社缺糧問題:“勞動比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

糧食是農民汗水的結晶,來自農業,源于勞動。熱愛農民與農村的趙樹理,在戲劇圖景里,重新確立農業勞動的價值,聚焦集體勞動的社會意義。《開渠》中的村民合力修渠的情節,生動展現出了集體力量的可靠性,也寫出了集體生產模式的優越性。勞動創造價值,是趙樹理的神圣信念,也是他樸素道德感的源泉。

1962年,凝聚著趙樹理大量心血的上黨梆子劇《三關排宴》演出后廣受好評。這出戲原本叫《忠節義》《忠孝節》,是清代上黨梆子傳統劇目,和京劇《四郎探母》講述同一個故事,只是主題角度不同。趙樹理參與整理改編后,把它定名為《三關排宴》,把主題從“忠孝節”轉向“歌頌愛國、反對叛徒”,強調揭露楊四郎叛國求榮行徑,歌頌佘太君的愛國主義思想。這部戲在晉東南上演了60多年,是晉城市上黨梆子劇團的鎮團之寶。

1964年,趙樹理應邀為家鄉晉東南寫一部現代戲。這一次,為了寫出接地氣的、大眾喜歡的戲,趙樹理特意到陵川縣黑山底大隊深入生活,最終寫成了上黨梆子現代戲《十里店》。這是趙樹理創作的最后一部梆子劇。同年9月,《十里店》參加了省里會演。“為甚么要寫這部戲呢?這要看劇本的規定時間。對照當時我國的現實特點,就會悟出他在創作上的基本思想。他是觀察和描寫農村變遷的老手,深知黨的政策在農村的執行情況,通曉勞動農民在生活中的憂樂苦甜,真是獨具一雙久經磨礪的慧眼,看透了農村的內在演變。”(賈特人《〈十里店〉的素材》)

1966年,趙樹理看了晉城縣劇團排演的《焦裕祿》,認為劇中的焦裕祿過于傳奇化。于是,他深入蘭考,到群眾中去收集焦裕祿事跡,寫出上黨梆子《焦裕祿》前三場。后因陷入創作困境,劇本未能完稿。

趙樹理筆下塑造的焦裕祿,不僅是一位敢于與官僚主義作斗爭的新型干部,也是一個凡人英雄。劇終一幕,趙樹理寫焦裕祿呼喚群眾去公社聽匯報,當大幕落下,焦裕祿在舞臺上留下了一個偉岸的身影。趙樹理設置的這一未完成的結尾,留下了許多值得我們一再思考的話題。不僅如此,《焦裕祿》也留下了趙樹理對農村問題的不盡關懷,更留下了他對集體勞動的新世界的倫理與美學沉思。

總之,評價趙樹理一生的創作成就,不能拋開戲劇。就戲劇而言,他編寫了現代梆子劇《兩個世界》《萬象樓》《十里店》《焦裕祿》,新編歷史劇《鄴宮圖》《韓玉娘》《三關排宴》,為繁榮和發展我國的戲劇藝術,特別是對于戲劇大眾化的探索與實踐,作出了重大貢獻。

趙樹理說:“我寫的東西,都是先在群眾中‘試驗’,看他們能不能懂。”(《也算經驗》)他還說過:“我搞通俗文藝,還沒想過偉大不偉大,我只是想用群眾語言,寫出群眾生活,讓老百姓看得懂,喜歡看,受到教育。因為,群眾再落后,總是大多數;離開大多數就沒有抗戰的勝利,文藝也就沒有對象了。”(楊占平《趙樹理二三事》)

戲劇是趙樹理實踐文藝大眾化理想的文體,也是他安放大眾化抒情理想的文藝田園。在藝術大眾化實踐過程中,趙樹理有意識地采用了戲劇這個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自覺且及時地用大眾化的戲劇創作來展示日常生活,反映人民的樸素愿望和要求,深入思考、熱情回應著群眾的關切,積極強化其正面的宣傳、教育與引導作用,頌揚光明、鞭撻黑暗,鼓舞人民。趙樹理這種為人民寫戲的藝術精神,為現實議題發聲的藝術本心,追求雅俗共賞的藝術初心,無疑是難能可貴的藝術高標。趙樹理堅持以戲劇大眾化實踐表現新時代、新生活,堅持為大眾敘事與抒情的戲劇理想并沒有過時,“在人民文藝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上,他是一個杰出的代表”(吳調公《人民作家趙樹理》)。戲劇家趙樹理對大眾文藝的探索、追求,值得我們景仰與珍視。

(作者:傅修海,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