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與華文文學的發展:讓華文文學走向更廣闊的話語場
華文文學共同體是“超越本土、跨越文化、有機生成、具有凝聚世界文化力量的共同體,體現了多元文化的交互性”,而潘耀明的文學實踐,正是這一共同體建構最生動的注腳。他依托香港獨特的文化位置與自身獨特的文化身份,以與作家的私人情誼為紐帶,在紙墨、書信的往來中,推動著文學共同體的生成與延伸,對共生共榮的華文根脈進行了連通。
他用輯錄信札,打通華文文學的內在文化脈絡
文學中的“情”是穿透紙背、連接人心最持久的動力,亦是文化命脈跨越時代而代代賡續的根基,華文文學共同體的形成,正有賴于這種跨越地域的情感流通與精神聯結,而這恰恰是潘耀明信札輯錄挖掘整理的核心意義所在。其著作《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2021)通過收集整理文壇名家的信札手跡,發掘出大量鮮活的文學微觀史料,從另一個層面完成了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精神世界的深度體認。
潘耀明通過與作家及其親屬的深度交往,以私人信札與一手采訪為微觀史料,鉤沉出文學史經常忽略的個體生命體驗與內心世界。書中,他不僅呈現了茅盾身為作家和文化部部長的內心寫照,還捕捉到俞平伯在時代創傷中的獨特心境。書中細節的打撈,既彰顯了他對知識分子命運的共情與理解,還讓那些被歷史所遮蔽的女性重新進入公眾視野。以往文學史中,趙清閣往往被一筆帶過,他用近萬字篇幅還原了她多才多藝的非凡人生。他筆下的胡絜青不僅畫藝精湛,晚年還竭盡全力整理老舍文集,盡顯文化擔當。他也用文字呈現出新鳳霞從文盲起步完成逾四百萬字著述的堅韌品格。
此外,潘耀明還借助書信流動所帶動的情感共鳴與思想共振,讓分散的地緣經驗在互動中形成整體意義。他記錄了丁玲復出后公開批評文壇的痼疾,并將丁玲1982年在他紀念冊上留下的“要真讀書,要深思考,要有創見,不為偽史偽文所蒙蔽”置于這一際遇中加以審視。不僅如此,潘耀明還從這些信札與手跡中,打撈出了重繪華文文學傳播版圖的關鍵細節。他整理記述了汪曾祺的文名依托華文世界跨境流通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文學史相關敘述的缺憾。
信札輯錄在潘耀明的筆下,不再是靜止的文獻遺存,它打破了因地緣阻隔形成的文化壁壘,讓文字的思想與溫情在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乃至海外華文世界之間流動,續接了文化根脈。這種文化根脈的聯結,亦體現在潘耀明與沈從文、巴金、蕭乾等人的筆墨往來之中,正如嚴家炎所說:該著作的價值在于通過“大量、多次、有實錄的采訪”,呈現出作家學者的“作品才華”與“人格人品”,認為“這部豐富而厚重的著作,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學者袁勇麟亦指出,潘耀明所輯錄的信札“深刻蘊含了情感表達、歷史評鑒與現實觀察”,堪稱“‘時代’的一個微縮鏡頭”。這些“鏡頭”記錄了由物及情、由情入史的流動過程,讓散落世界各地的華文寫作者,在共同的情感記憶與價值認同中相互確認、彼此歸屬,由此為華文文學共同體積淀了最為深厚的精神底色。
深化對話,建構香港的文學樞紐作用
在貫通情感流動的文化脈絡之際,華文文學亟需一個能夠突破地緣壁壘、促成多元對話的文化空間。潘耀明因《明報月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等多重身份,長期投身文學實踐,推動香港轉型為華文文學的重要對話場域,并為其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空間張力。陸士清曾以“業績耀文林,香港一書生”高度評價其文化貢獻,而這一建樹的核心,正在于潘耀明依托香港獨特的地理區位,憑借廣泛的文壇人脈與敏銳的編輯洞察力,數十年如一日地在海內外華文文學之間穿針引線,搭建起持續有效的溝通渠道。
在香港三聯書店任職期間,他編輯推動巴金《隨想錄》繁體版在港出版,讓“講真話”的文學精神在香港與內地呼應;1991年,兩岸民間交流得到改善,他把握節點策劃專題活動,邀請柏楊、陳映真等曾被禁錮入獄的作家談切身感悟,將歷史轉折轉化為在場文學對話。這種對時代的敏銳,延伸為自覺的文學史料搶救意識。
潘耀明深耕《明報月刊》,為刊物積累起跨地域的文化公信力。接掌之初,金庸僅以“你瞧著辦吧”,賦予其充分自主權,潘耀明數十年經營讓《明報月刊》逐步超越一般傳媒職能,成為華文領域共同認可的文化陣地。金庸晚年離開明報集團后,所撰文章幾乎全部交由《明報月刊》獨家發表,夏志清也曾主動請纓為刊物撰寫書評,并給潘耀明寫信道“久未為貴刊寫稿,寫篇書評正好將功贖罪”,這些都體現了學人對該刊的認可。正是編輯立場積累出的長期信任,讓《明報月刊》成為作家托付重要文獻的場域。蕭乾生前撰寫文章《我與沈老關系的澄清——吾師沈從文》,厘清其與沈從文的師徒糾葛,最后文稿交由潘耀明在《明報月刊》刊載。
在潘耀明的文學實踐中,香港呈現出兼容并蓄的開放格局,他先后創辦“香港作家聯會”“世界華文旅游文學聯會”,牽頭推動香港文學館籌建,這些組織與機構的建立,讓來自海內外的華文作家得以在香港定期匯聚,跨越地域分隔形成直接對話,為華文作家提供交流平臺。由此,內地文學的文化底色與海外華文文學的新探索,老一輩的閱歷與年輕一代的創作,得以在香港空間碰撞、交融,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華文文學長期的“離散”之感。正如金庸所言,香港是“最低的地方,才是眾川的匯歸的地方”,潘耀明以匯聚與守望的雙重姿態,推動全球華文文化力量向香港匯攏。在這一空間的橋梁作用下,不同地域華文文學從情感認同逐步走向深層精神聯結,匯聚為更開闊的華文文學共同體圖景。
在媒介變革中,推動華文文學走向世界
如果說尺牘間的溫情與香江畔的相聚,是推動華文文學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情感紐帶;那么在媒介更迭的浪潮中確立現代傳播坐標,則是華文文學跨越地域邊界、走向世界話語場的重要路徑。
這種面向世界話語的建構,其深層起點是對華文文學“文化記憶”正在流失的憂慮。在潘耀明看來,老一代華文作家“每個人都是一本厚重的歷史書”,隨著前輩作家接連離去,若個體所承載的鮮活文學資料未能及時保存與整理,華文文學共同體的建構便會失去重要的歷史依托與文化根基。他很早便察覺到了文學傳播純粹依賴物理空間的局限,也曾坦言香港純文學“曲高和寡,呼應的人不多”,關注純文學在當代社會日漸邊緣化的處境。這些憂慮驅動了潘耀明在出版實踐之外的多元探索。
一方面,他積極開展香港作家口述史的整理工作,既致力于搶救南來作家的散佚史料,如獲得許地山親屬許剛支持,編輯出版《許地山香港文學作品選》,也通過羅孚之子等香港已故作家后代,搶救珍貴的檔案資料,并著力借香港文學館發掘研究幾近失傳的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三及第文學”——文言文、白話文及粵語混合的書面文體資料,以免這一體現香港文學開放多元特色的獨特文化就此斷絕。另一方面,他提出利用“網絡、多媒體、AI等手段打造線上文學館”,將易被塵封的文學文本和易被遺忘的文學記憶,轉化為可全球共享的數字文化資源。潘耀明試圖用文獻出版、口述史記錄與數字化轉型相結合的方式,改變華文文學在海外長期存在的“離散”與邊緣化處境,使其以更完整的文化主體性參與全球文化的交流與對話。
媒介變革的意義,還體現為以多維度跨界實踐,破解華文文學在當代華文社會乃至國際語境中的傳播困境。潘耀明曾明言,希望“通過跨媒體的、甚至通過科技的多種手段,用大家更能接受的方式,來向大眾呈現文學、推廣文學”。為此,香港文學館在他的推動下,在香港率先引入全息投影技術為兒童講述文學故事,也以“流動書車”將文學送進校園與社區;依托香港在表演藝術、電影戲劇等領域的積累,還以交響曲《射雕英雄傳》與金庸小說形成互文,將文字閱讀拓展為跨藝術形式的審美體驗。與此同時,他創設“大灣區文學征文獎”等,并持續與海內外教育機構、作家合作舉辦講座與交流活動,使華文文學突破地域與媒介的雙重壁壘,在更廣泛的社會場域中延續其生命力。這些實踐的影響,也借助更多元的媒介渠道向外延伸。譬如他創辦“世界華文旅游文學聯會”,以貼近大眾生活的旅游文學為媒介突破純文學曲高和寡的困境;該聯會在2012年開辦“字游網”,匯聚余光中、余秋雨、林青霞等文化名人開博寫作,吸引大批年輕讀者參與;《明報月刊》率先在香港雜志界推出合訂本與電子版,使刊物得以進入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世界知名學術機構的圖書館收藏。這種多維傳播媒介的搭建,既拓展了香港文學的海外影響力,也使華文文學逐步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話語場。
(艾尤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月系首都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