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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難忘兩位好老師
來源:光明日報 | 梁衡  2026年07月16日08:36

母校太原十二中70年校慶,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有一句名言:“大學之大,不在大樓,而在大師。”中學之好,也不是因為有好校舍,而是因為有好老師。

太原十二中建校于1956年,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百廢待舉。當時,太原市行政中心遷至城西的新建路,配套建了新建路小學和太原十二中,它們都是我的母校。學校雖新,但規模小,陳設也比較簡單。中學平房瓦舍,就坐落在農田、民舍間。一個大禮堂兼作學生食堂。校園周邊用黃土筑了一道矮圍墻,墻外是汾河的壩堰,荒草連連,汾水茫茫。我印象最深的是簡陋的閱覽室,一間大房子,中間一張長條桌,桌上每隔三尺固定一根白繩,將當月的《人民文學》等雜志穿起來。下課鈴聲一響,大家就去搶座位,看新雜志。我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接受人生啟蒙的。

教初中歷史的是一位頭發花白的女老師。一次我上課偷看小說,是當時流行的《林海雪原》。我完全被楊子榮深入匪穴的情節迷住了。老師發現了,卻一不點我名,二不停止講課。她捧著書本,邊走邊講,向我走來。全教室的同學都盯著我,我全然不知。她走到我的身邊,伸手抽走了我的小說,就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又邊走邊講,返回講臺,繼續上課。我一時手足無措,無地自容。下課后我到教研室去向她認錯,并要回我的書(那是從校圖書館借的)。她說:“拿去吧。”之后,再不說什么。她有好幾周完全不理我。

有一天上課時,她突然讓我站起來回答問題。我自上次課堂上“失足”后羞愧難當,一直認真聽課、復習,這次回答得干脆利落。她當場大大夸獎了我一番。自此我更加努力,喜歡上了歷史。我不但學好課內知識,還鉆圖書館,連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這樣專業的書籍都啃,又特別喜歡看歷史演義。

我后來寫歷史人物散文,還給中學生寫了一套《數理化通俗演義》,想來那顆種子就是這個好老師幫我種下的(當然,這本書的知識骨架還來源于其他教數理化的老師)。高考時我考上了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個歷史檔案系。我感謝這位老師,她善于喚起學生的自尊心,讓你知恥而進。

我在高中遇到了語文老師李光英。他年紀比較大,國學底子很深,家里藏有很多線裝書。李老師講課極認真,把字、詞、句掰開揉碎了講。我至今還記得他說“領袖”兩字是統領之意,過去的人穿的長衫,扣好折疊,一手提起領子,一手提起袖子,衣服就舒展了,你要是提起別處(如衣襟)就亂套了。講“武”字,是一個人扛著兵器“戈”走路,但是“戈”字的那一撇哪里去了?原來變成一橫跑到上面了。

他不但講課本上的,還擴大知識半徑。講古人怎樣取名字。如韓愈,名愈,“愈”者,過也,所以他的字就取“退之”,后退一點,就中正了。這讓你覺得,中國文字就是一個大海。

他多才,講到杜甫的詩句“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就隨手在黑板上畫一個穿著長袍大褂的人,站在一個籬笆門前,作歸來狀,周圍的麻雀在嘰嘰喳喳地叫。教室里頓然有了生氣。他真正是“手中一管墨,胸中墨一桶”。

李老師講課文,也講作家,講寫作逸事。我至今還記得他講《鴻門宴》《出師表》《師說》時那一字一頓、詳解細說的樣子。與一篇好文章初次相逢,一定要有一位好老師作引導,這是你吃的第一口奶。他說韓愈每為文時,都要選一篇司馬遷的文章重讀一遍,為的是借他一口氣。我記住了這句話,這個“氣”字,成了我日后寫作的魂。

他要求書中的名篇、名段必背。我當語文課代表,一個任務就是替他檢查每個同學背書。全班40多個同學,輪流到我這里來背,就是說,每一篇課文我要背40多遍。我的文章有一點古文底子,就是那時候打下的。多年后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背書是寫作的基本功》。

當一個老師的知識遠不限于課本時,自然就會把學生的目光引向課堂之外。當時社會上有許多普及文學經典的小冊子,比如《中華活頁文選》,幾分錢一頁,每頁選一兩篇好文章。在李老師的引導下我們都爭著去讀。不要小看這薄薄的一頁,它潤物無聲,為我們播撒了許多文學的種子。那年高考,有一道古文翻譯題的文章選段正是我們在《中華活頁文選》上讀過的。我始終認為,要學好一門功課,單靠課本是不夠的。

我很感恩中學時遇到了兩位好老師:一位在做人上教你立身;一位在做學問上幫你夯實基礎。中學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一個好教師的價值體現在哪里?我想,大概就是這兩條吧。

(作者:梁衡,系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