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2026年第7期|李曉君:山河述說(節選)

李曉君,1972年生,江西蓮花人。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江西省文聯主席。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花城》《鐘山》《作家》等國內數十種期刊發表散文三百萬字。曾發表詩歌若干,兼書法研究與創作。著有散文集《時光鏡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個南方鄉鎮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暫居漫記》《往昔書》《翰墨書》等。曾獲第三屆豐子愷散文獎、第二屆楊升庵文學獎·散文獎和第七屆琦君散文獎等獎項。
山河述說(節選)
李曉君
一 于都河
我聽見秋風像北歸之鳥在水面振翅起飛,發出迅疾而細碎的聲音。秋夜里,他們在我身上架設浮橋——一共八百多艘漁船,分別在山峰壩、東門、南門、西門、孟口、鯉魚、石尾、漁翁埠八個渡口。一下子集中這么多漁船,多年來我未曾見過。風吹得船身輕微晃動。在月光照耀下,船身與倒影仿佛遠處的山巒。他們沉默而有序地忙碌著,頭戴綴有紅五星的八角帽,身著灰布軍裝,扎著皮帶,系著綁腿。他們的神情平靜而從容,似乎對架橋的目的深諳于心,又像是并非全然明了。鐵索將船連接起來,上面鋪設木板。這些板材五花八門,有案板、門板、隔板,甚至壽材。八座浮橋,在秋風的吹徹中,在月光的照耀下,平添了一種詩情畫意。但他們似乎來不及欣賞,便整齊迅速地渡過河去,隊伍逶迤向西,消失在夜色中。
我發源于贛南的大山長谷之間,于都河是我流經于都縣境的稱呼——準確來說,我叫貢江。我與另一條從荒翳險阻中流出的河——章江,如同婦人兩條豐腴的胳膊,穿越起伏連綿的紅壤地,在贛州城外緊緊相握,合二為一,自南向北奔流。此時,不僅我們的身體,包括我們的名字也融為一體,并誕生了一個全新的名字——贛江。論起我的年歲,我自己都說不清楚。我日日奔流、詠嘆,不知疲倦。迎著日出喧歌,朝向月光低語。浪花是我身上唯一的衣裳,是我的皮膚、胎印、發辮,也是我的嘆息、歡笑、憂愁。
作為莽莽蒼蒼五百里高山峻嶺的一部分,我與這里的山形水勢,共同構筑了一片不乏神秘、令人生畏的區域。過去不少人,用“煙瘴之地”來形容這里,言下之意,這里是毒瘴橫行、卑濕難耐的荒蠻之鄉。贛南多山,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莊園”之說。自南向北,大庾嶺和九連山橫亙贛粵之間;東邊武夷山脈如直插霄漢的屏障立在閩贛之間;西邊諸廣山脈將贛湘分開;中部雩山山脈向東北部連綿而去。
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寫道:
(贛)宅江西之上游,當五嶺之要會,其地與閩廣、湖湘諸郡邑,犬牙相錯。南贛四省咽喉,而粵則南贛肩背,郴、衡其左腋也,汀、漳其右臂也。贛地最雄鉅,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贛州,據吳之背,扼粵之項,而雩都,則又贛之咽喉也。
顧氏將贛南的地形特質用人的身體作為比喻,很是形象。而處于這巨人咽喉位置的于都(“雩都”的簡化寫法),成了這次部隊轉移的集結之地。此地既然作為“五嶺之要會”“四省咽喉”和贛江上游,自古便是軍事重鎮。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江西學政高璜在《江西通志》序言中說:“(江西)乃其武在首尾,其文則在腰與腹……”由此可知,作為贛江之首的贛南,歷來為戰火烽煙所舔舐,概由它的地理文化獨特性所決定。由此不難理解,我的身體里流淌了太多的紅色血液。
當年,這支部隊來到贛南建立中央蘇區——一個充滿熱情和理想的紅色家園,并非偶然。
但我卻不是天生適合生息的良田沃土。康熙《贛州府志·輿地志》載:
贛為壤既瘠且貧,無金錫之珍、魚鹽之阜、畜牧駒牸之饒、織文機巧工技之利。厥土惟宜稻谷,其民惟深耕疾耰,農力為務。形勢名為澤國,而居上流,山長谷荒相連屬,無巨浸深藪陂澤之鐘,堤堰雖設,灌溉不過數十百畝。其農經耕具,亦限于地勢,無版閘桔槔增水減水救旱防災之法。一聽天時之熯澇雨澤,之后先相率為饑穰,而坐視其盈絀。
土地貧瘠,山長谷荒,加之易旱易澇的氣候,農業生產生活不易。但紅軍從贛中以及其他地方奔赴而來,前赴后繼建立根據地,并不斷擴大政權版圖——似要長久地在此工作和戰斗下去。如同這里的先民,篳路藍縷,從中原而來,與早先被稱作“百越”“三苗”的族群交融;其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使尉屠雎率軍守南野之界,后秦亡,他們及其后裔成為這里早期的漢族群體之一;永嘉之亂,衣冠南渡,這里成為中原漢人的避亂之地;安史之亂,北人南遷,這里又接納中原流民;靖康之難,宋室南移,大批北人再次進入贛南;明清之際,天崩地坼,贛中、閩粵流民紛紛擁入贛南,這片貧瘠山地,再次成為亂世流民的樂土。清初寧都士人魏禮:“陽都(寧都)屬鄉六,上三鄉皆土著,故永無變動;下三鄉佃耕者悉屬閩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連城居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產……”
暗夜里,我看見須發飄飄的男子,身著唐裝宋服,舉著火把、油燈,攜妻挈子,操著異鄉口音,佇立在河邊徘徊不去,滿是焦慮和嘆息。
他們想從我身上跨過去,在三百尺寬的河面上,架橋成為奢侈的浩大工程。這些舉族而遷的北人,一路跋山涉水抵達這里,顯示出他們堅韌的決心和意志。男人們安撫好老人、婦女和孩童,短暫地碰頭后,便分頭行動了。他們在想渡河的策略:找船。千百年來皆是如此,一批批的人到來,拖著疲憊而衣衫不整的身子,隊伍如同熄火之后的竹篙草龍,倦怠松散。戰亂、災荒的記憶漸淡,他們渴望而期待的眼神,像午后熱辣的夏風拂過河面。每一次,他們都能想到辦法從我身上渡過去。人,多么偉大而神奇的種類!
他們有的留在這片土地繁衍生息,有的繼續南遷。千百年來,有多少人自北而來,扎根在這里,至少有上百萬之眾吧。他們的語言、習俗、信仰、性情,漸漸在這片土地上呈現出一種穩定的、高辨識度的特征。客家,成為他們共同的身份認同。
我多么高興,在漫長歲月中,和他們完整地融為一體。一種用于故鄉、母親的概念,在他們的詩文、山歌、民謠、諺語中形成了。我成了一個特定的文化符號,成為他們肉身、精神甚至信仰的一部分。
他們在這里春種秋收,晴耕雨讀。勞作之余,唱戲、舞獅、舞龍,妝古史、踩高蹺,迎神賽會、跳覡酬仙。他們快樂而質樸的天性,適合在這方樂土催生那些帶有泥土味兒的民間藝術——這與他們遙遠的關于中原、北方、祖先的記憶緊密相連,如血液般不可或缺。
他們在山坡種植茶樹,茶香吸引閩粵客商紛至沓來。采購新茶成為山區集市熱鬧的商貿景觀。聰明的文人將婦人田間吟唱的調子填成詩詞、編成舞蹈,在勞作生產間歇,擊節唱和,稱之為采茶調。碧野山間,聽見女人在唱:“正月摘茶是新年,摘茶郎子請拜年;摘茶郎子來飲酒,多多飲酒過新年。二月摘茶茶生芽,手攀茶樹摘茶芽;郎摘多來妹摘少,多多少少摘回家。三月摘茶茶葉青,茶葉樹下送毛巾;兩邊繡起茶花朵,中間繡起摘茶人。四月摘茶茶葉黃,忙壞田中蒔田郎;蒔得田來茶葉老,摘得茶來秧又長……”
女人的歌聲甜絲絲、清凌凌。成了家的婦女,頭上戴著折成三角尖銳形的頭帕,身上穿著藍印花布衣裳。殷實之家的女人還常戴銀飾:銀冠、銀笄、銀簪、銀梳、銀扣、耳環、銀腰帶、銀牌、銀手鐲、銀鈴、銀戒指……這樣盛大的裝扮往往和特定的日子有關,平素皆是荊釵布裙。在我眼中,女人是快樂的精靈,銀質的美麗的生命!
自從紅軍來了以后,她們變得更加忙碌和歡快。支前、春耕、擴紅、洗衣、慰勞……紅軍集結在河邊準備出發時,數萬贛南子弟——她們的親人,毅然參軍。
他們,也是喝著我的水長大的好兒郎。
在這個秋日的夜晚,他們著裝整齊,背著背包,胸前掛著手榴彈,帶著干糧和草鞋,邁著堅定的步子,與我揮手告別。
他們中,絕大部分沒有實現對母親或妻子承諾的“革命勝利便歸來”的誓言。
二 一雙草鞋
可以說,我是最早保護人類雙腳的鞋類。
當遠古人開始瞭望文明的曙光時,柔軟的、堅韌的、無處不在的草,進入他們視野。長途跋涉,這是所有動物和人類的天性。跣足披發、赤身裸體的遠古人,開始學會用獸皮裹身,用干草裹足。
大禹治水,腳穿的是草鞋。夸父逐日,腳穿的是草鞋。史載,劉皇叔少孤,賣草鞋出身。北宋蘇軾謫居黃州,寫下“竹杖芒鞋輕勝馬”,贊草鞋幫他渡過難關。南宋隱士蘇云卿,在豫章東湖,白天種菜,晚上做草鞋——蘇公圃、蘇圃路,成為南昌兒女紀念他的方式。
我是一雙最漂亮的草鞋嗎?我想是的。一位叫春秀的姑娘用她靈巧的雙手編織了我。她以堅韌的黃麻和柔軟的布條為材料,鞋尖還綴一顆紅繡球——這是區別其他草鞋的標識。這哪里是一雙草鞋,分明是件藝術品!
春秀拿著草鞋站在阡陌上唱歌:
石匠難雕石獅子,鐵匠難打釣魚鉤。
哥妹相戀情意深,情歌總要唱出喉。
山高自有人開路,水深自有撐船人。
莫學燈籠千只眼,要學蠟燭一條心。
一個叫謝志堅的小伙兒,聽懂了歌里的意思。他是紅一軍團二師政委劉亞樓的警衛員,于都縣嶺背鎮燕溪村人,做過兒童團長,當過偵察兵。
一九三二年七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發布第六號訓令,號召贛南婦女同胞擁護紅軍,發揮她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支援前線。蘇維埃各級政府組建洗衣隊、運輸隊、做鞋隊等,慰勞紅軍。《紅色中華》報道,興國、勝利、寧都、永豐、贛縣等地婦女表現特別踴躍。在中央號召草布鞋慰勞紅軍動員中,她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比賽。《紅星報》上刊登了風趣幽默的漫畫,畫上標注合格的草鞋樣式,并配文:“我們要求這樣長、大的布草鞋!”不合格的草鞋圖樣下方則寫著:“后方姊妹們,不要把這樣的草鞋送給紅軍哥哥!”
蘇區的號令,激發起婦女們極大的熱情,她們想到的是,親人的腳不要被石頭劃傷。上杭縣才溪鄉同康村婦女一個月就做了三百雙草鞋,興國縣婦女募集草鞋兩千余雙。當紅軍集結在于都河畔準備出發時,蘇區的婦女為紅軍戰士新做了近二十萬雙草鞋。
春秀為即將遠行的心上人謝志堅——如蘇區許多的母親為兒子、妻子為丈夫、未婚妻為情郎——打草鞋。草鞋掛在戰士的腰間,是沉甸甸的囑托和講不盡的話語。一雙普通的草鞋,也是貴若黃金的情義啊!
春秀坐在油燈下,這是平常客家人的土坯房,黃色泥巴糊的外墻,竹篾木棍支的墻體,寧靜夜空下灰瓦覆著一個小但溫暖的窩。父親年紀大了,抽著煙斗,咳嗽不止,母親衰老的容顏里,依稀可見年輕時的俏麗——里面透著春秀臉龐的輪廓。
春秀的手如同掌中的黃麻,雖纖細,但堅韌、有彈性。油燈的火花仿佛心事的述說,在暗夜里撲閃、跳躍。十八歲的姑娘心中滿是對愛情的憧憬。贛南小調,塑造了她對生活、世界包括愛情的理解,并且與日俱增地讓她體會到其中的妙處。春秀對自己說——先民的歌謠多么動人!看似平常的文字里,把我們心里想說而說不出的意思,都表達出來了。
真正讓她在精神升華的,是紅軍的到來。理想、革命、解放……這些詞,在她心中升騰起一種壯麗感、尊嚴感。她被偉大和崇高的精神所鼓舞,如置身一個滾燙的巨大熔爐,覺出生活的另一種形態。紅軍與老百姓,在蘇區共建了一種嶄新的生活。
春秀慢慢編織著,時而撲哧一笑(似乎想到了什么快樂的事),時而又潸然淚下(她在為情郎的遠行而擔憂)。這個夜晚,星光閃爍,仿佛從來沒有這么多、這么明亮的星星掛在漆黑天幕——那是多少正在編織草鞋的母親、妻子、姑娘的滿腹心事啊!
在長征途中,我成了謝志堅思念家鄉和春秀的寄托。他將我珍藏,從來舍不得穿。在渡江、爬山、過草地的無數個日夜,他穿破了多少雙草鞋——戰斗補給,休整時自己動手打的草鞋——但我,仿佛一個禮物,一個承諾,除了變深的顏色,幾乎還是新的。他期待有一天,攜我還鄉,與春秀重逢。
春秀不知道,志堅在無數個夜晚,在急行軍和抱槍而眠的休憩中,對著我訴說了多少思念的話語。我成了她的化身,在傾聽。在那些時刻,我代替了春秀的面容,給志堅帶來慰藉。
一路上,在一次次追兵趕到紅軍轉移的現場,只看到丟下的踩爛的草鞋而望洋興嘆時,我仿佛一個得勝的驕兒,與志堅分享著勝利的喜悅。
部隊來到甘肅某地時,謝志堅大病一場,無法隨紅軍繼續前進,被安排留在當地養病并繼續革命。其間,他經歷了生死考驗——敵人幾次將這個帶南方口音的外地人嚴刑拷打,逼問他紅軍的情況,志堅始終守口如瓶。他被安置養病的人家是個開明而擁護紅軍的族長,為保護志堅,讓他與自己的女兒成婚。志堅如實道出自己在家鄉有個未婚妻,這反而加深了族長對這個樸實的年輕人的好感。
一九五一年,謝志堅帶著春秀送的草鞋回到家鄉。他無數次憧憬重逢,既緊張又不安。他也曾在心里設想,如何對春秀訴說他的思念和其間的故事。可他沒有見到春秀。她早已在紅軍長征后不久便被敵人殘忍殺害了。
現在,連此后留在于都工作的謝志堅及其妻子都已作古。而我卻還在——去世前,他將我捐獻給在于都河畔矗立起的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
我靜靜地躺在紀念館櫥窗——屬于那并不久遠的歷史的一部分。于都河水日夜奔流,在它永不停歇的吟唱中,我還將被未來“召喚”——抵達每一個如期到來的明天。
三 湘江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載:“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朔山也……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南為漓水,北則湘川。”在湘桂接壤的崇山峻嶺之間,我是一灣流在歷史和記憶中的碧水。秦代,在今桂林東北方向興安縣的山麓間開鑿人工運河靈渠,從此將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相連接,南北在此牽手。明代才子解縉,被貶廣西期間,曾寫下《興安渠》:“石渠南北引湘漓,分水塘深下作堤。若是秦人多二紀,錦帆直是到天涯。”他無限慨嘆,若是秦代再能延續二十余年,秦皇所乘的帝王帆船真是要通過這里直達南海之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七萬余名紅軍由湘、桂交界的永安關、雷口關陸續進入灌陽、全州,他們衣襟單薄,但斗志昂揚。初冬的寒意席卷大地,在黃綠相間的叢林和碧藍色的清波之間,行軍的腳步聲、雜沓的馬蹄聲、器械的碰撞聲,在山谷間回蕩。
古往今來,我見過多少天涯漂泊客在此駐足流連,也見過一些戰役在此展開。而今,飛機在天上盤旋呼嘯,戰士們疾步向我靠攏。更遠處,足有三四十萬之眾的國民黨湘軍、中央軍、桂軍也正分別從北、東、南三個方向朝這邊圍攏過來。
新圩是灌陽縣城通往全州的唯一通道,也是抵達湘桂邊界的必經之路。這個隘口,在深谷之中。在新圩至排埠江八公里長的兩邊山頭,布防著三千九百余名紅軍。這里離主力部隊渡河的大橋村渡口不足五公里,離魯水村渡口十公里。戰斗于二十七日下午打響,一直持續到三十日午后。他們堅守在此,阻擊敵軍,以確保主力部隊順利渡江。
與此同時,全州腳山鋪布防了兩道阻擊線:第一道設在腳山鋪至北面的小坪長約一公里的桂黃公路兩側的山頭;另一道設在腳山鋪以南的洛口、珠蘭鋪、白沙、水頭、夏壁田一線。
此外,在光華鋪與塘市之間的山坡上,也布防著阻擊的紅軍隊伍。
在敵機持續轟炸的轟鳴聲中,我仿佛短暫地聽到鐘聲。一般來說,鐘聲總是隨著清晨的朝霞到達我身邊——這是鄉村靜謐時光的一種形式。鐘聲,與流水聲相混合,給人以心靈深處的慰藉。在我大部分流淌的歲月里,這里似乎總是空的。不必諱言,我流經的大山長谷之間,是中原人心有余悸的南蠻之地,在他們的觀念里,這里是離中央王朝較遠的偏僻之地。兵戈之亂,更多地發生在北方,因為無論在文化上、軍事上、經濟上,它占有更大的戰略意義,所謂逐鹿中原,便是這個意思。
但這個初冬,激烈的戰斗在數天里持續地展開。炮彈掀開了山坡紅壤地的肌腱,巨大的沖擊力將年輕戰士的身體高高拋起,無數的炮彈也落在我身上——我與紅軍共同承受著血與火的洗禮。這是慘烈的、悲壯的生命的賦格曲,用血雨腥風、驚神泣鬼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分。在炮火紛飛的激烈較量中,信念和意志力像石碑一樣矗立。架在我身上的浮橋被炸斷,又被接起;清波之上,人群紛紛撲倒在水面,又有源源不斷的將士渡過江去。我的身體被血水染紅,甚至最后變成一道赤紅的江流。
我用成噸成噸的淚水悼念這些年輕的生命!在震天的槍炮聲中,有那么一刻,我仿佛又聽到了鐘聲,從遠方的田野上傳來。那鐘聲像平靜的悼詞,被我鮮紅的淚水濺濕。過去,我不明白,為什么鐘聲有時讓我聯想到死,那樣一個充滿宗教和終極意味的存在。現在,我豁然明白,鐘聲在告慰這些亡魂。
腳山鋪戰役,是這三場戰役中規模最大,也是最激烈,給紅軍造成損失最嚴重的戰役。從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至十二月一日中午,湘軍四個師在十多架飛機掩護下,向紅軍布防的腳山鋪發起一波波進攻。紅一軍團一、二師頑強頂住了五倍于己的敵兵的猛烈進攻。當紅軍經過四天四夜鏖戰,將湘軍擋在腳山阻擊線以北,成功掩護中央和軍委縱隊及后續軍團搶渡過江后,他們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紅五團政委易蕩平率兩個連據守尖峰嶺,打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身負重傷,當得知中央縱隊已渡江后,不禁大喊:“大功告成,死而無憾!”壯烈犧牲。
由于紅軍隊伍拉得過長,輜重過多(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的笨重機器和大量物件,都由人數達五千人的運輸隊伍抬著前進),加之錯誤指揮下,行動緩慢,部分隊伍被敵軍截斷,損失慘重。十二月一日,紅九軍團、紅五軍團十三師趕到鳳凰咀渡口渡江,前方湘軍對渡口轟炸封鎖,后方桂軍沿江前來堵截,最后過江的紅八軍團被桂軍緊緊咬住,敵機輪番轟炸,敵人架起眾多機槍向江東岸河灘上和半渡中的紅軍瘋狂掃射,整個江段被鮮血染紅,尸橫遍野,江流為之堵塞。
星空下,戰斗過后的江面一片死寂。山河嗚咽,我用身體包裹這些犧牲的年輕生命——他們憑借信仰,戰斗到最后一刻。在擁抱死亡的那一瞬間,他們含笑而去。初冬的暗淡星光照耀大地。我看到星空,仿佛看到一條流淌在天上的星河,不妨用我的名字“湘江”來指代它。我相信,在我含淚的注視中,這些年輕的生命化作了一顆顆星星,在中國大地的上空閃爍。的確如此,他們以星星為標識,鑲嵌在灰色軍帽上,仿佛帶著上天賜予的神圣使命,來到人間。每一顆星星都有一個名字——原諒我,暫時還叫不出他們的名字。
那些把木板、門板拿出來,用船、竹排架起浮橋幫助紅軍渡江的百姓,戰后,默默地為犧牲的紅軍掩埋尸體——他們花了整整三天的時間。這些星辰般的孩子都有名有姓,被百姓刻在紀念碑周圍的花崗巖石墻上。
戰后,在當地百姓中流傳:“一年不喝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魚。”
矢車菊鋪滿山崗的時候,高山上松柏挺拔,危巖壁立。我靜靜流淌在歲月里,當年解縉筆下的“錦帆直是到天涯”,早已成為現實。而我從未忘記那個時刻,這里的百姓也沒有忘記。這是一次人類遠征途中遭遇的坎坷,但沒有將他們前行的腳步絆倒。多么不同,我看似日日奔流,卻片刻未曾離開這湘桂接壤的土地。而他們,這群戰斗的將士們,沒有什么力量能夠將他們阻擋,他們以極大的勇氣和毅力渡過江去,在做出巨大犧牲之后的又一個黎明,穿著草鞋,唱著歌兒,無限自豪地迎著日升月落,繼續偉大的長征。
一九三六年八月,當美國記者斯諾秘密進入延安采訪這次不可思議的遠征時,紅軍將士在撰寫回憶錄——這為《紅星照耀中國》這部一九三七年在英國出版引起轟動的作品提供了基礎。其中一篇回憶渡湘江的文章《緊急渡湘水》(李雪山)如此寫道:
為了爭取渡河的勝利,雖然打了一天仗,已經走了五六十里路,沒有吃到一頓飯,但最能忍受這樣艱苦的階級戰士們,在一個動員之下,把自己的東西完全犧牲了,只背著槍械子彈炸彈,個個抱著“無論如何要過湘水的決心”!
天色蒼茫,黑幕籠罩著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十三師緊急向著湘水前進了。“不掉隊!”“不落伍!”一口氣跑了九十余里,天還未亮,已經到達湘水河邊。湘水悠悠流著,秋風涼氣襲人,但是階級的戰士們,不管他水涼流急,大家毫不猶豫,把鞋襪脫去,撲通跳在水里,河水冰涼入骨,還聽得“噯呀來……”“嘻、嘻、嘻!”的戰士們唱出的興國山歌和歡笑聲,他們心里說:“爭取渡河的勝利了!”
四 烏江
墨黑色的山體壁立千秋,烏青色的江水蛟龍咆哮,猿嘯烏啼,霜雪紛飛——我留給世人的面相如此硬黑,以至人們將我命名為烏江。我橫跨云、貴、鄂、渝三省一市,全長一千零五十公里,流域面積八點七九萬平方公里。先秦至隋唐,夜郎、鱉國、牂牁等古國,及羈縻州、羅氏、羅甸、烏撒等地方政權,在此經營壯大。在這片混血氣質的西南大地,我烏青的江水灌溉良田沃土,哺育漢、土家、苗、仡佬、彝、布依、侗、回等民族人民。明清時期,江右商幫赤手空拳而來,憑借頭腦靈活、識文斷字和誠實守信,賺得盆滿缽滿,虛往實歸;來自四川的鹽販經此將鹽巴運銷彭水、沿河及渝東南、黔北、湘西等地,返程收購藥材、茶葉、桐油等外銷獲利。這里的市鎮,商號、會館林立。船工、商販、袍哥往來,勾勒出一派生生不息的人間煙火。
地勢險要、峽谷縱橫,讓“烏江天險”成為我的別稱。在人們談之色變的咋舌中,水深浪高、喜怒無常構成恒常的表情。由此,我成為一種被神化的存在。
靠水生活的船工、商販在水邊修建土廟、神祠,供奉江神、水神以及傳說中通過法力制服蛟龍的仙人,以獲得內心的慰藉。崇山峻嶺、幽谷深壑,生存不易,因而祈求吉祥、躲避禍患,成為他們的某種潛意識。甚至在浪漫的想象里,自然環境特質還對人生命運構成某種暗示。清嘉慶張大學《文昌閣碑記》載:“文昌閣乃會城入脈左輔,風水攸關,省志載悉。自建閣以來,文風日盛,科甲聯綿……雖曰地運使然,豈非閣中圣神呵護之力哉!”
神力在改變人的命運方面發揮神秘作用——這種觀念的形成,其來有自。憑著這樣一種想象,我在黔地百姓的意識中,更添了幾許神秘。
從江西而來的紅軍,如一條灰藍色的長龍,來到我的南岸,準備渡到北岸去。地勢險要,水流湍急,以及北岸守敵修筑的堅固的防御工事,是他們面臨的困難。紅軍分兵甕安縣孫家渡、開陽縣落旺河、甕安縣江界河、余慶縣袁家渡及回龍場等渡口,準備發起強渡。他們面臨前有守敵、后有追兵的險境,留給他們渡江的時間并不寬裕。
八名勇士,每人攜帶一支駁殼槍,縱身跳入冰冷的水中,發起第一次強渡。這些戰士勇敢無畏,他們都是無神論者,并不祈求岸上的神廟賜予他們某種超自然的力量。他們在水中搏擊的身姿矯健如蛟龍,湍急的水流裹挾著初冬岸邊沖刷下來的枯枝敗葉,在他們被冰冷的江水凍得發紅的身軀上形成小小的漩流,又被急流而下怒吼的水浪所沖遠。十幾分鐘工夫,紅軍戰士便游到了對岸,他們拉到對岸的纜繩,被敵軍的炮火炸斷。這一次的嘗試并沒有成功,加上冰冷的江水在無情消耗他們身體的熱量,只能被迫泅回,一名勇士因嚴寒犧牲在游回的中流。
第一次強渡不成,他們想出第二個辦法——做了三只竹筏,準備夜晚偷渡,約定偷渡到對岸后以電光為號,等三只竹筏都過去后,示意這邊開始進攻。計劃未果,在南岸久等的將士們,迎回了被江水沖回南岸的強渡者,其中第二只竹筏——由紅三軍團三連連長毛振華率領的一名傳令員、三名機槍手不見蹤影,也沒有信號傳回。第二次渡江依然沒有成功。
時間每延宕一分,危險便被放大幾分——薛岳率領的追兵在日夜兼程地猛撲過來,軍委的電報如密集的雨點打在指揮渡江的指戰員焦灼的心上。上午九時,第三次強渡開始了。這次紅二師及四團指揮員組織紅軍佯攻老渡口,在上游五百米處的新渡口則發起強攻。北岸守敵用稠密的炮火壓制進攻的紅軍,而渡筏上的戰士們拼死要渡過河去。南岸紅軍濃密的炮火掩蔽著強渡的勇士。
這是云貴高原的寒冬時節,鉛灰色的陰霾似乎在醞釀一場大雪。在我身上如萬馬奔騰的臘月寒風,像鋒利刀片切割著年輕戰士的肌膚,而他們仿若鐵鑄般的不壞身軀,抵擋著炮火和嚴寒的雙重威脅。兩邊激烈交火的士兵,也許都沒有預料到:紅三軍團三連連長毛振華帶領的幾名強渡的戰士并沒有被江水吞噬,而是隱蔽在敵人工事下邊的一個巖洞中。他們身上的單衣已經被凍成堅硬的鎧甲,烏青的嘴唇和江河的顏色沒有分別,他們憑借著頑強的意志力和堅定的信心,抵抗風寒對體溫的消耗,熬過漫漫長夜。他們期待中的第三次強渡在黎明打響。他們從江岸崖石下爬上來,殺入敵人側后方,兩面夾擊,敵人江防工事被突破,潰敵四散而去。
過江部隊一面鞏固陣地,一面與守敵展開激戰。在敵軍增援一個團兵力的反撲下,過江部隊被壓縮在江灘,情勢危急。指揮員發現左側一處石壁可利用,命令一個班攀緣上去,占據有利火力點。在這個班的火力猛射下,不斷增加的渡江紅軍從正面強攻——敵軍全線被擊潰。
在江界河渡口前方,有個峽谷口,萬仞崖壁聳立,江濤怒吼,樸實而憂慮的黔民稱之為“震天動”,大概源于先民比喻此峽“過百萬定兵車”“伐三千之戰鼓”的緣故。因而,想從江南渡到江北,有賴于三個條件:大船、晴天、好船夫。對于渡江的紅軍來說,一個都不具備。寒冬臘月,雨雪霏霏,刺骨的江風掀起烏青的巨浪,要想從我身上突破幾近奇跡。于是,在潰敵和支援紅軍渡江的百姓的描述中,他們被形容為身披鎧甲、騎著水馬、渡江如履平地的“神人”。
紅軍強渡天險的“神話”在百姓中不脛而走,對于這樣一支“從天而降”的部隊,人們爭相議論——最先渡過江去的一個連,甚至并未休整便對黔敵三個團的潰兵進行追擊。我還未曾見過這樣滑稽的場面——十倍于紅軍的黔軍被追得雞飛狗跳,狼狽不堪,他們素來被稱作“雙槍兵”(一手拿步槍,一手拿煙槍),在逃竄的途中,將煙槍、裝備以及長官的行李、公文,丟棄殆盡,其中一個連長身負重傷,在用繩子綁住雙手雙腳抬走時死了。
在“第一水軍司令部”——紅一軍團第二師六團一營營長曾保堂的住處,擠滿了想一睹“第一水軍司令”真容的百姓。他們驚訝地發現,他原來沒啥子特別,只是一個身上都是爛泥巴的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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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6年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