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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外星奇觀之下,是現代人對真相的渴求
來源:光明網 | 劉健  2026年07月09日10:45

作為好萊塢最擅長拍攝外星人題材的電影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在2026年暑期檔帶著新片《揭秘日》歸來。表面上,《揭秘日》是一部關于UFO、政府機密與全球危機的類型片,實際上影片真正關注的并不是“外星人是否存在”這一科學命題,而是人類為何總是把恐懼、救贖與審判的想象寄托在外星人身上。

《揭秘日》海報

影片使用了陰謀驚悚片的外殼,秘密機構、封存檔案、被追捕的知情者、失控的公共輿論等元素,足以喚醒觀眾對《X檔案》以來的UFO敘事的熟悉記憶。但是,斯皮爾伯格并沒有將故事推到純粹的懷疑主義迷宮里,而是讓外星人重新回到一種近乎“神圣他者”的位置:它們并非單純的入侵者,也不只是技術更先進的異域生命,而是迫使人類重新審視自身文明處境的超越性存在。

影片延續了科幻電影中“神之外星人”的傳統。自《地球停轉之日》這部科幻影史經典之作之后,外星人就常常被賦予某種道德裁判的功能:他們從天外而來,擁有比人類更淵博的知識、更冷靜的眼光,對人類暴力和自毀的趨勢發出警告。阿瑟·克拉克所著的小說《童年的終結》更進一步,將外星智慧塑造成一種神秘力量,引導人類邁入一個更高階的存在形態。斯皮爾伯格早年的《第三類接觸》,同樣不滿足于把外星人拍成怪物或敵人,而是將接觸的過程當成一次充滿敬畏的精神體驗。《揭秘日》顯然繼承和發揚了這一文化傳統,只是它把舊日的“飛碟神話”移到了當下的信息社會之中,外星人所代表的意義也不再主要體現為“奇觀”的降臨,而是關于真相、媒介、權力與公眾信任之間的沖突載體。

這種處理給《揭秘日》帶來了鮮明的時代特征。近幾年來,隨著UAP(不明空中現象,可以理解為美國政府對“飛碟”或UFO的官方表述)相關報告、聽證會以及大量影像資料進入了公眾視野,“外星人”這個曾經游離于主流文化邊緣的話題,又重新在西方社會獲得了政治和媒體的關注。今天的人們不僅想知道宇宙中是否存在其他智慧生命,還想知道自己所處的生活現實中究竟有多少信息被遮蔽、被篩選、被重新包裝。斯皮爾伯格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社會情緒。因此,影片里所謂的“揭秘”,除了對外星存在進行公開之外,還指向了信息時代的一種普遍焦慮:當我們每天被海量資訊包圍時,真正可信的真相反而越來越稀缺。

不過,如果僅把《揭秘日》看作一部迎合UFO熱潮的作品的話,那顯然大大低估了它的復雜性。影片中的外星人并非科學意義上的研究對象,而是作為敘事意義上的象征結構。它們體現的是人類對于未知的想象、對于秩序的渴望,以及在戰爭、技術失控和制度不被信任時人們尋求某種外部糾偏力量的心理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揭秘日》與其說是在討論外星文明,不如說是在討論人類文明自身:為何總是期待一個來自外太空的力量來替我們終止爭斗?為何當自身道德能力失效時,仍希望宇宙深處存在一個更高的評判者?

但是,在現實的輿論場中,公眾在面對“外星人”問題的時候,很容易陷入一種介于科學表達與藝術表達之間“雞同鴨講”的困局。從天體生物學的角度講,宇宙空間如此遼闊,恒星、行星數量如此驚人,地球生命大概率不是孤例。雖然德雷克方程等科學假說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但是已經能夠說明“人類是否孤獨”不是個荒誕問題。至于是否曾有外星智慧生命到訪地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需要有嚴密的證據鏈,并且要有經得起推敲的科學論證。現有的證據只能證明UAP現象的存在,但是不能將UAP現象歸因于外星文明。將“宇宙中可能存在生命”的推測直接推導為“外星人曾經來到地球”,是邏輯上的跳躍,也會使科學問題變成信仰、神秘主義或陰謀論。

科幻電影中的外星人,正好處于科學與想象之間。它們不一定能夠回答真實宇宙中的生命問題,但是可以準確地反映創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結構。20世紀50年代,電影中的外星人,通常被描繪成和平使者,在核恐慌與冷戰陰影下,人們希望宇宙中仍存在道德秩序;到了70年代末期之后,外星人開始變成了異形、怪物或寄生者,那是對身體恐懼、技術恐懼以及資本機器冷酷性的投射;到90年代的時候,外星人又卷入了政府陰謀、秘密實驗、政治不信任當中,成為制度性懷疑的象征。《揭秘日》把這些傳統重新整合在一起:它認可陰謀論敘事的魅力,但并不完全接受陰謀論的世界觀;它表現了人類對于未知的恐懼,但依舊保持了斯皮爾伯格式的樂觀主義信念,相信溝通、公開以及共同見證仍然可以帶來改變。

這種理想主義是影片的魅力所在,也是它最值得商榷的地方。斯皮爾伯格似乎仍然相信,一旦被遮蔽的真相公之于眾之后,人類就會暫時放下敵意,重新獲得共同體意識。影片中這種信念具有強烈的情感力量,但是在現實中是否能夠經受住政治考驗就很難說了。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反復證明,真相并不一定會帶來共識,事實會被立場吞沒,證據會被情緒或算法重新切割。影片為“揭秘”賦予近乎宗教性的凈化功能,某種程度上簡化了現代社會沖突的復雜性。但也正因如此,它才顯得格外“斯皮爾伯格”:他不是不知道現實陰暗,而是仍然固執地為人類保留一點相信奇跡的能力。

相比之下,丹尼斯·維倫紐瓦的《降臨》提供了一個更具現代科學精神的想象。在《降臨》中,人類與外星生命相遇時,真正重要的不是膜拜,不是先發制人的軍事恐懼,而是語言、符號與耐心。科學家通過分析、假設、修正與交流,逐漸建立起理解對方的路徑。影片最打動人心的地方,并不是外星文明擁有多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它相信溝通本身就是一種倫理,即承認對方不能立即被理解,同時也不急于把未知對象神圣化或妖魔化。

因此,《揭秘日》最有價值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為外星人相關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而是它讓我們重新意識到:外星人電影從來就不僅僅是關于外星人。它們講述的是人類怎樣面對未知,怎樣處理恐懼,怎樣在信息混亂與信任崩塌的時代重塑真相。影片也許帶著一種過于虔誠的天真,但就是在這樣的虔誠中保留了對人類自身的一種告誡:在浩瀚無垠的宇宙深處,面對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體,人類應該做的不是跪拜,也不是開火,而是學會傾聽。

(作者系北京元宇科幻未來技術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