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燕霞長篇小說《螢火謠》:做“自己能發光”的螢火蟲

《螢火謠》,溫燕霞著,希望出版社,2025年1月
近年來,溫燕霞的贛南客家山村書寫碩果累累。在這幅作品版圖中,2025年出版的小說《螢火謠》位置特殊。同樣是講述鄉村振興,《鳳凰飛》關注產業轉型和鄉村發展,《螢火謠》則探討兒童成長和文化傳承;同樣聚焦留守兒童,《半天云》以兒童視角犀利追問現實社會問題,《螢火謠》則回歸客家傳統文化和本真人性并作出探索式的解答;同樣是將敘述視角限定于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我的1968》描摹動蕩年代客家山村的風云驟變與命運沉浮,《螢火謠》則書寫新時期客家山村溫暖綿長的生活和文化的根脈;同樣以客家山歌為比興手法,在《琵琶圍》中,山歌是故事之引,為每個章節開篇、定調、點題,借助一座古老圍屋前世今生的嬗變,展示贛南人民在脫貧攻堅中的精神風貌,而在《螢火謠》里,山歌則是人物之魂,依托祖孫倆日常的口耳傳唱,講述客家非遺在鄉土間生生不息的溫情延續,描繪了文藝賦美鄉村、活態弘揚客家文化的生動畫卷。數十年來,溫燕霞持續深耕贛南客家鄉土,追蹤山鄉巨變,同時執著探索創作題材和形式的更大空間。近作《螢火謠》將鄉村發展和文化傳承扣合于兒童成長主題,使得鄉村振興的時代實景、非遺文化的深厚意蘊與兒童敘事的靈動輕盈相互激蕩、相融共生。獨特的融合敘事提升了小說的文化底蘊和文本厚度,也賦予兒童文學題材以現實底色,是兒童小說現實主義探索的重要收獲。
小說從兒童視角展開現實敘事,將時空定位于鄉村振興進程中的贛南客家村莊。主人公是7歲的留守女童小薄荷。父母在薄荷一歲時離婚,各自外出打工,留下薄荷和爺爺阿九公在偏遠的山村相依為命。生活雖然清貧簡陋,但阿九公熱衷客家山歌,恪守客家山民傳統。作為當地山歌“歌王”,他對薄荷的言傳身教為日常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小說結合日常生活細節,細膩鋪展主人公的生命經驗,直面鄉村相對落后的現狀,著力呈現留守兒童、女孩輟學、鄉村空心化、就醫不便、年輕一代漠視傳統文化等時代轉型背景下鄉村發展面臨的種種現實問題。作品如實展現兒童的成長狀態,沒有脫離現實,既不神化孩童,也不對主角進行刻意拔高:主人公小薄荷會為父親的離異再娶而悶悶不樂;在陌生人面前唱歌會緊張怯場;爺爺教自己的同學唱歌,薄荷會不情不愿……將農家小女孩的心理狀態描寫得真實自然。對其他人物的刻畫同樣堅守寫實筆觸,既不刻意美化也不片面貶抑,始終以平視視角還原人物豐富多面的本真面貌。比如,作品既寫了爸爸柴牯年輕時因重男輕女觀念而將薄荷拋下,也寫他只身在外打拼的艱辛;既寫他與小香性情不合的無奈,也寫他辭職回村陪伴老父的孝心。塑造鄰居大頭這個人物時,既寫他貪圖財物的市儈氣,也寫他承擔家庭責任、照顧病弱鄰居。鐘玲的爺爺滾刀公懶惰無賴,爸媽重男輕女好面子,但他們卻又有樸實善良、重情重義的一面……正是這些鮮活立體的人物形象,支撐起整部作品的敘事骨架,讓小說真切勾勒出大時代浪潮下,鄉村社會的時代風貌與百態人生。
如果僅是追求平實,有可能讓作品情節缺乏懸念與波瀾,容易顯得單調沉悶。兒童視角賦予了小說現實敘事以輕盈感,客家文化萬物有靈的生態意識與兒童天真澄澈的感知方式互為表里、彼此生發,這種獨特的審美感知方式賦予小說平和自然的敘事質地與樂觀向上的精神氣韻。在薄荷眼中,螢火蟲是會提燈籠引路的精靈,山間的清風能與歌謠唱和,一草一木皆有情意生命。通過兒童澄澈的感知視角,讀者重新“看見”了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薄荷與阿九公相依為命,生活雖然困窘,但充滿溫情與幸福:“她夢見自己牽著爺爺的手,走在一片薄荷叢中。薄荷開著淡紫色的小花,邊上的河水潺潺流過”。薄荷身上“少年不識愁滋味”的青澀懵懂,應和了客家山民敬天知命的生存態度。在薄荷看來,疾病不是極致的悲苦,而是生活的常態。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線索,阿九公的生病是漸進式的。小說中阿九公把實現薄荷的愿望清單作為人生最后階段的任務,使得薄荷對阿九公疾病的體認始終與愿望實現的喜悅相隨,沒有一味陷入焦慮與痛苦的情緒黑洞。客家文化中生命循環流動的自然觀也沖淡了對她死亡的恐懼,對死亡的釋然和對生命的敬畏同時并存。對自然的回饋也是對逝去親朋的紀念:阿九公選擇將祭品蘋果香蕉放入河流中,來紀念救過妻兒的艄公;盡管艄公已逝,但是“河里的魚兒會代他吃的”。取之自然,還于自然,這正是生命永恒的循環。
文化傳承與兒童成長的融合敘事是《螢火謠》的突出特色。作家嘗試找尋客家傳統文化傳承創新與鄉村兒童成長啟悟之間的共鳴點,將客家山歌童謠作為情感表達的載體和推動敘事的媒介,為非遺活化傳承構建現實生活脈絡。在客家的文化傳統中,生命的每一個重要節點、情感的每一次動蕩起伏都離不開山歌。歌曲傳達的既有婚喪嫁娶的莊重,也有日常生活的真情。牛阿婆臨終前的愿望是聽一段客家山歌《生死纏》;客家新娘出嫁時有“哭嫁”的婚俗,呈現出“房間里貌似哭聲一片,細聽卻是歌聲連連”的奇異景觀。同一支山歌在不同的聽眾身上激起各異的情感,延展出不同的生命:表達男女情思的曲調,在小薄荷耳朵里,成了等爺爺挑水回家的急切之情。大人們沒有強行扭轉薄荷的誤解,只是“個個笑得前仰后合”。阿九公用唱山歌的方式規勸鐘家父母,引來大批群眾關注。在歌聲和議論聲中,鐘玲爸媽最終松口同意讓女兒繼續上學。事后,老人唱歌的現場視頻在網絡上快速傳播。這一事件的示范效應,引起了縣教育局對女生輟學現象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讓孩子們對客家山歌的學習充滿興趣。
小說借助螢火蟲意象寄托客家山民對人情物理的樸素理解——平和自然、勤懇務實、守望相助。螢火蟲是阿九公煙斗里燃燒的薄荷葉,是記憶里過年的焰火,更是爺爺對薄荷成長的期望:不是好高騖遠的山鷹、不是懶惰好吃的菜青蟲,而是“自己能發光,對人有用”的螢火蟲。“我爺爺讓我當一只螢火蟲,是想讓我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伸把手!”螢火匯聚成光,照亮前行之路。《螢火謠》以文化傳承與兒童成長的融合敘事,用溫潤柔軟的敘事視角與輕盈靈動的筆法,回應了兒童成長、社會轉型和文化傳承相互交織的重要現實命題。
(作者系福建社科院當代文化發展與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