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網絡實踐對魯迅形象的媒介化重構 ——以Bilibili網站“魯迅IP”為考察中心
摘 要
數字媒介深刻重塑經典傳承路徑的當下,青年網絡實踐已成為魯迅形象重構中不可忽視的建構性力量。Bilibili網站作為以青年用戶為主體的“參與式文化”平臺,為這一重構提供了典型場域。具體而言,B站青年對魯迅形象的重構遵循三層遞進邏輯:首先通過對經典魯迅的“去語境化”剝離,提取其標志性符號與元素以完成IP轉化;繼而依托這些IP化素材進行二次創作,實現類型化重構與亞文化轉譯;最終在彈幕互動中,借魯迅IP完成青年自我經驗的投射與集體認同的建構。這一過程伴隨著三組關鍵性悖論,即語境架空與意義激活的共生、拒絕深刻與情感動員的平衡、解構權威與建構認同的交織,為理解數字時代文學經典的傳承與重構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與實踐參照。
關鍵詞
Bilibili網站;魯迅形象;媒介化重構;青年網絡實踐;
魯迅形象的建構始終與 20 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遷同頻共振。從 “啟蒙魯迅” 到 “政治魯迅” 再到 “人間魯迅”,其譜系演化既折射出不同時代的價值訴求,也記錄了圍繞魯迅形象所展開的持續性的 “話語爭奪” 與意義重構。進入數字媒介時代,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與青年亞文化的興起,魯迅形象的建構機制發生了顯著變化。如果說曾經 “經典魯迅” 的形象譜系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學院派、教育界的話語言說,以小說文本、歷史記載、老舊報刊、文人回憶等方式完成 “自塑” 與 “他塑”[1] 的話,那么如今更為廣泛、多樣的闡釋主體透過社交平臺、短視頻制作、音樂創作、AI 擬真等多樣化的媒介載體或技術手段參與到魯迅形象的多元建構之中,使得魯迅形象呈現出全新的意涵。更具體地說,一種由青年主導、依托網絡平臺的 “新大眾文藝” 實踐,正在成為魯迅形象再生產中最具活力的變量之一。
作為以 18 至 30 歲青年為核心用戶(占比約 80%)且日活用戶超億的 “參與式文化” 平臺 [2],Bilibili 彈幕視頻網(簡稱 B 站)為考察該現象提供了極具規模代表性與生態典型性的關鍵窗口。在這里,B 站青年以 IP 化策略、二次創作、彈幕互動等方式重新激活了魯迅形象,讓魯迅迅速成為近年來現象級的 “流量密碼”[3]。這一進程不僅意味著魯迅的闡釋權從權威闡釋機構向大眾尤其是青年群體擴散,更標志著一種根本性的媒介化重構,即作為經典作家、文本與思想的 “魯迅” 被技術性地剝離、轉譯并再次嵌入當下青年的情感結構與表達范式之中。
一、魯迅形象的符號剝離與 IP 化轉化
B 站青年對魯迅形象的建構始于對 “魯迅” 符號的剝離與 IP 化 [4] 轉化。為了配合 B 站以視頻為主的媒介場景,B 站青年將 “魯迅” 從其厚重的歷史、文化以及文學語境中剝離出來,轉化為一系列可供再創作的視覺與文本符號,并將其儲備為一套全平臺所共享的創作素材,為后續的二次創作與意義協商奠定了基礎。B 站青年以魯迅為中心創作的視頻作品大致分為四類,包含了解說分享類視頻、動漫鬼畜 [5] 類視頻、音樂創作類視頻、剪輯重組類視頻。這些視頻從人物肖像、語言風格、經典作品、生活事件四個維度對 “魯迅” 資源進行了 IP 化選取,并完成了類型化重構。
第一,對魯迅人物肖像的 IP 化創作。曾有學者指出 “魯迅這張臉就是一個個簡約的符號”“格外宜于被觀看、被引用、被銘記”[6],可見,魯迅的肖像具有極高的辨識度與象征性,因此也成為最先被剝離和儲備的核心資源。B 站青年創作者對魯迅人物肖像的 IP 化創作有三種途徑。第一種是直接援引歷史照片,以增加視頻的真實性、歷史感與權威感。第二種是在魯迅照片的基礎上,進行日漫或版畫風格的動畫創作,以賦予其跨次元的親和力。第三種則是直接選取影視劇中演員演繹的魯迅形象,以增強其戲劇性、代入感。至此,魯迅脫離了其具體的時代背景,被抽象為一個表示 “深刻”“批判” 或 “個性” 的通用視覺符號,實現了從歷史人物到可塑性文化圖標的轉變。
第二,對魯迅語言風格的 IP 化選取與戲仿。B 站青年創作者將魯迅獨特的語言風格轉換為可供獨立流通的語言符碼,主要通過三種路徑做延展。第一,直接將魯迅作品中的 “名言”“金句” 剝離原作語境,作為視頻標題或主旨,或以此為基進行仿寫,用以凸顯視頻的價值基調,比如視頻《“從來如此,便對嗎?”》《魯迅教你如何懟天懟地,還不帶一句臟話》《〈野草〉我把 16 篇魯迅寫成了一首歌》等。第二,戲仿和復制魯迅的標志性句式,諸如 “許是有些…… 總是不能…… 大抵是……”“這大概的確是……”“…… 有兩個…… 一個是…… 另一個也是……” 等,這些句式成為一種可套用的修辭模板,用于生產帶有魯迅口吻的社會評論或娛樂文案,諸如《如何以魯迅的口吻說話》《用魯迅的方式打開東京奧運會》等視頻。第三,集錦影視劇中的魯迅臺詞,用以熱血、積極的情緒動員,比如《覺醒年代中魯迅高燃臺詞混剪,激起你的愛國心》《〈狂人日記〉成了!!/ 魯迅高燃臺詞向》等視頻。
第三,對魯迅經典作品的 IP 化解讀。他們以魯迅的經典作品及其人物形象為藍本,做深度解讀的同時,將其轉化為關涉當代困境的文化標簽,以及闡釋現實議題的意義標簽。一部分視頻專注對魯迅作品做文本解讀,并將其核心觀點提煉為傳播的亮點,比如《魯迅〈孤獨者〉在黑暗的社會里,清醒的人總是孤獨的》《這是魯迅最讓人頭皮發麻的一篇小說 (藥)》等視頻。一部分視頻專注解讀魯迅小說中阿 Q、祥林嫂、閏土、魏連殳、孔乙己等經典人物形象,用人物命運隱喻當代人的生存困境,比如《人人都笑阿 Q,人人都是阿 Q》《是誰殺死了祥林嫂》《是誰在制造當代孔乙己?》等。這些視頻在魯迅的創作中尋找素材,原作品的整體性被打破,其人物、情節與主題被儲備為可單獨調用、用于觀照現實的意義組件。
第四,對魯迅生活事件的 IP 化挪用。基于日記、雜文、回憶錄、紀念文章等歷史文獻,創作者挖掘魯迅的生活趣事、人際關系、言談觀點等資料,從而制作科普化、輕松化、娛樂化的視頻。科普類視頻挖掘魯迅人際關系、才藝興趣等材料,旨在還原一個立體的魯迅。比如《被魯迅罵過的民國名人》《魯迅設計的 15 個 logo,被耽誤的設計師》等。娛樂類視頻則聚焦生活趣味、熱點話題,刻意制造與大眾心中既定的嚴肅的、深刻的魯迅形象的反差面。比如《人間清醒,迅哥教你談戀愛》就結合魯迅的個人情感經驗來談論青年人的戀愛觀;又如視頻《亞洲梗王魯迅》從歷史材料中捕捉魯迅的生活細節,總結出魯迅愛看米老鼠、遲到專業戶、寵妻狂魔等詼諧有趣的一面。這類視頻通過使用 “造梗王”“人間清醒” 等青年亞文化圈層的 “黑話”,將原本深刻復雜的魯迅形象圈定為亞文化圈層中的形象標簽,其歷史真實性讓位與可供消費的趣緣價值。
B 站青年對魯迅形象的 IP 化實踐,本質上是將內部結構復雜的經典魯迅 “降解” 為可供 B 站視頻創作和傳播的符號素材。青年們將其儲備,并重新嵌入各自的話語框架與情感結構之中,從而對 “魯迅 IP” 進行新一輪的意義創作。
二、二次創作的權威解構與協商策略
完成魯迅符號的剝離與儲備后,B 站青年進而在二次創作中開始對魯迅形象進行當下建構。B 站青年并非簡單地復制或顛覆經典魯迅的形象譜系與話語形態,而是進行了充滿張力的意義協商。這里的 “協商” 概念主要源于文化研究中的意義生產理論。它繼承了斯圖亞特?霍爾 (Stuart Hall) 所提出的 “協商式解碼”(negotiated code)[7] 這一概念,指在特定文化場域中,不同話語體系(如經典權威闡釋與青年亞文化表達)之間通過挪用、轉化、調適等方式進行對話的動態互動過程。在 B 站魯迅形象的建構中,“協商” 具體表現為青年創作者與受眾對經典魯迅符號的戲仿、再闡釋、情感投射與集體認同建構,既非對 “經典魯迅” 權威的簡單服從,亦非徹底的反叛,而是在解構與重構之間形成了某種創造性張力。
事實上,魯迅形象價值的認定與 20 世紀中國現代化議題密切相關,并通過學術研究、教育體制與公共紀念等途徑,逐漸凝聚為一種具有穩定內核的社會共識與主流價值。近些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對魯迅形象的建構逐漸有溢出其 “經典形象” 的趨勢。有學者警示這一趨勢可能導致魯迅形象被 “娛樂化地曲解、消費”[8],致使魯迅形象 “走向意義‘脫域’”[9],進而異化為景觀標識與空洞符號。但也應注意到,B 站實踐中青年亞文化的表達邏輯與經典魯迅的權威價值之間呈現出的一種值得關注的協商。它們相互碰撞、博弈與融合,生產出既殘留經典基因又煥發青年氣息的 “混合文本”。
第一種協商策略是對魯迅啟蒙者形象的延續與情感調用。在此種協商方式中,青年創作者選擇性地強化并轉化魯迅經典形象的某一面向,使其與當下的情感結構產生共鳴,從而實現啟蒙精神的當代傳承。魯迅的啟蒙者形象是經由文學家魯迅奠定的,文學為啟蒙者魯迅的生成提供了 “終極場所”[10]。魯迅通過文學創作架構了知識分子改造國民性、更新民族精神、對民眾的啟蒙模式。在 B 站,這一啟蒙模式以新媒體形態得以 “復現”。隨著媒介更迭,文學的形態與傳播機制也從印刷媒介轉向視覺媒介,B 站以視聽綜合傳達 “文學性”,實現了對文學啟蒙的視覺化轉譯,從而更直觀地觸發受眾的情感共鳴。
B 站青年創作的視頻對魯迅的話語權威與批判姿態進行了創造性征用。比如,在混剪視頻《【醒醒】中華兒女該起床了》中,雖未使用任何魯迅的影像,卻僅以魯迅《熱風》中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的名言作結,便將魯迅塑造為超越時空的精神象征,極大地增強了視頻的啟蒙意圖與情感感召力。該視頻在 B 站獲得超過 3793 萬的播放量,30 萬的評論數,甚至一度高居全站播放排行榜第二位,可見這一策略的有效性。又如,B 站 UP 主 “云社_” 通過創作 “魯迅” 和 “周樹人” 兩個漫畫形象,以 “一捧一逗” 說相聲的形式抨擊 “標題黨”“飯圈文化”“審美跟風” 等社會時弊。視頻戲仿魯迅的說話語氣,以冷峻詼諷的口吻進行社會批判,實則傳遞創作者自身的觀點。這種形式頗為創新地傳達了創作者的批判意圖,既規避了直接說教的生硬,又巧妙依托魯迅的批判者符號,增強了觀點的權威性與傳播力。該 UP 主在 B 站擁有 293.4 萬粉絲,創作視頻近 90 個,獲得 1.9 億的播放量、1537.3 萬的點贊數,也可見其策略的有效性。在這兩個案例中,創作者并非解構魯迅的啟蒙權威,而是主動依附并轉化這一權威,將其作為提升自身話語合法性,實現情感動員,進行社會批判的文化資源,從而為經典魯迅的啟蒙者形象賦予了新的媒介生命力。
第二種協商策略是對魯迅反叛者形象的精神轉譯和形式革新。該策略尤其體現在 B 站青年創作的說唱視頻之中。說唱音樂作為流行于 20 世紀 80 年代,用以表達青年對社會的關注與思考,表征著一種反抗精神與顛覆精神的藝術形式,在 B 站也頗受青年創作者的青睞。說唱音樂本身所具有的反抗精神與顛覆性,與經典魯迅的反叛者形象產生了某種精神上的重疊,形成了跨時空的共鳴。
以 B 站青年吳一凡創作的說唱作品《野草》為例,該視頻將魯迅《野草》中《影的告白》《死火》《復仇》《這樣的戰士》等 16 篇名篇中的代表性詞句、意象進行選取,以 “我”(魯迅)的口吻訴說了一段從彷徨、絕望走向覺醒、反抗的心路歷程。視頻將魯迅《野草》中對現有秩序的整體質疑、對黑暗的承擔及其 “坦然、欣然” 的生命體認,轉譯為三段式的說唱敘事脈絡,使得原作中 “韌性戰斗、反抗絕望的生命哲學”[11] 被放置于強烈的節奏與律動之中,進而讓《野草》原本晦澀、幽深、復雜的象征系統被重構為更直白、更情緒化的身份宣言。通過這一形式革新,魯迅的反叛精神實現了從文學性到音樂性、從個人哲思到集體共鳴的跨媒介轉譯。其革命者、反叛者形象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借由說唱這一青年文化形式獲得了新的感染力,成為連接經典批判傳統與當代青年反抗話語的重要符號資源。
第三種協商策略體現為對魯迅 “人間性” 的開掘與祛魅重構。這一策略接續了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學界倡導的 “回到魯迅本身”,超越 “政治魯迅” 與 “啟蒙魯迅” 的宏大敘事,發掘魯迅作為普通人的鮮活面向的思路。B 站青年從《魯迅日記》《兩地書》等文獻史料中獲得魯迅的生活碎片,運用《覺醒年代》等影視劇中的影像片段作為具象化的視覺素材,制作了一系列輕松化、生活化、娛樂化的視頻,積極參與了對魯迅 “常人” 形象的再生產。在這些名為《吃貨魯迅其人:真的猛士,敢于和豬決斗》《魯迅教你破解陰陽怪氣》《人間清醒,迅哥教你談戀愛》的視頻中,青年創作者將魯迅嗜好甜食、善于設計、熱衷 “回懟” 等軼事,貼上 “吃貨”“造梗王”“人間清醒” 等網絡標簽,讓作為精神偶像的魯迅從高高在上的神壇走下,轉而將其重構為高度貼合甚至認同青年生活方式與精神狀態的有趣老頭兒。這類視頻拋卻了魯迅作為思想權威的深刻性,通過一種 “祛魅” 的方式完成了一種 “重構”,讓魯迅成為可以與當代青年分享生活趣味、情感困惑乃至 “吐槽” 現實的對話者。在這一過程中,青年一代的日常經驗與價值需求,也借助這一被祛魅后的魯迅形象,獲得了某種文化意義上的合理化與認同感。
可見,B 站青年對魯迅形象的建構幾乎是在經典魯迅的基礎之上完成的轉譯、祛魅與重構。然而,由創作者主導的文本協商并非 B 站魯迅視頻意義生產的終點,當這些魯迅視頻進入傳播與接受領域,其最終意義的生成權利便部分讓渡于 B 站的廣大受眾。受眾不再滿足于被動地觀看,而是經由即時的、密集的、充滿戲謔與共鳴的彈幕互動,極大地介入對視頻內容的解讀與文本再生產之中。這種獨特的 “觀覽” 儀式,將個體的觀看行為轉化為一種集體的狂歡表演,從而在協商性文本的基礎上,完成了對魯迅形象的最終意義賦予與群體認同的建構。
三、觀覽儀式的意義再生產與認同建構
B 站魯迅的形象建構不僅依靠創作者的文本協商,更關鍵在于受眾通過影像觀覽和彈幕參與所進行的對其意義的再生產。在圖像逐漸取代文字成為文化接受主導形式的 “觀覽時代”[12],人們不再執著于權威性意義的闡釋,而更傾向于依據自身情感與欲望對視覺對象進行主動闡釋。阿恩海姆 (Rudolf Arnheim) 更指出人類對圖像的 “觀覽” 行為具有思維的一切本領,能夠對原始經驗材料進行能動的整理和秩序化,在接受信息刺激的同時對觀看對象進行意義的賦予 [13]。換言之,在圖像 “觀覽” 時代,傳統基于權威的解讀模式逐漸讓位于個體化的觀看之道。
眾所周知,B 站以其積極的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成內容) 生態以及較為嚴格的用戶準入機制搭建了參與式的意義生產場域,使得用戶在觀覽影像的同時,可以利用實時、直接、快捷的 “彈幕評論” 的方式參與到影像的意義建構。B 站憑借其彈幕技術構建出 “無時空距離的同步社交場景”[14],為用戶提供了自我呈現與群體認同的媒介方式 [15],極大增強了觀看行為的參與性和交互性。
青年群體通過觀覽 B 站魯迅視頻,不再被動接受 “經典魯迅” 形象,而是依據個體經驗對其進行篩選、轉化甚至重構,形成高度個人化的魯迅認知。在這一過程中,彈幕成為實現意義協商與認同建構的核心機制 —— 它既是一種實時評論工具,也是一種儀式化狂歡載體,使得魯迅形象在眾聲喧嘩中不斷被再生產,最終演化成一個凝聚青年代際經驗與亞文化認同的符號綜合體。青年群體通過彈幕對魯迅形象進行符號征用與意義再生產,主要表現為三種闡釋向度:認同式延續、代際性共鳴與解構性狂歡,分別反映出對經典權威的接納、對自我經驗的投射以及對符號本身的游戲式疏離。
第一類彈幕形態可以概括為 “古有魯迅,當代有我”。它是對經典魯迅形象的認同式延續與精神繼承。這類彈幕通常出現在一些關涉個體命運、家國前途、民族發展等內容的熱血勵志題材視頻中。比如在視頻《【醒醒】中華兒女該起床了》片尾,受眾以 “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進行彈幕刷屏,表達對民族復興、家國崛起的擔當,并以 “謹遵先生教誨” 的彈幕表達對魯迅的敬重之情。又如在歌曲類視頻《野草》和《起風了》的彈幕中也不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 等經典名句。青年群體透過對魯迅資源的運用表達出對 “民族魂”“反抗者”“啟蒙者” 等經典魯迅形象的高度認同,并將其確立為青年人的當代偶像,從而展現出對國族身份認同的高度自覺,以及對愛國之情表達、對社會人文關懷的集體共識。
第二類彈幕形態可以概括為 “我似魯迅,魯迅似我”。它繞開了 “經典魯迅” 形象的意義范圍,表達出青年受眾自我經驗的投射與代際共鳴。這類彈幕試圖將魯迅從 “偶像” 拉回 “凡人”。正如說唱歌曲《大先生》唱的:“從課本走入我們骨髓的民族魂 / 哪有三頭六臂不過是個普通人。” 這類彈幕常見于日常向、生活類視頻中,傾向于在 B 站魯迅影像中尋找青年群體的集體共鳴,其文本意義的最終指向通常是觀覽魯迅影像的 “我”,表達 “魯迅的生活與我相似”“我可以與魯迅共享生活經驗” 的意義。青年們以 “我也一樣”“是我本人了” 等表達對 “吃貨魯迅”“社恐魯迅” 的情感共鳴,或者以 “原來你是這樣的迅哥”“迅哥好潮啊”“迅哥好可愛” 等彈幕拉近與 “日常魯迅” 的距離。這類彈幕展現出青年群體與魯迅進行當代對話的欲望,看似在 “人間魯迅” 的敘述延長線上,實則是借魯迅符號完成當代青年的亞文化標簽制造與自我表達。
第三類彈幕形態可以概括為 “魯迅曾說:我沒說過”。它本質上是一種解構的話語游戲,以一種調侃、揶揄、“玩梗”[16]、插科打諢的方式言及魯迅,實現對經典魯迅形象的顛覆與反諷。近年來,互聯網 “熱梗” 有不少都和魯迅相關。當青年群體要表達郁悶的心情,他們會說 “我大抵是病了,橫豎睡不著,這悲傷沒由來的,滿臉寫著兩個字‘貧窮’”;當他們表達懊悔時,他們會說 “我真傻,真的”;當他們遇見墨守成規的老頑固,他們會說 “從來如此,便對么”;當他們想要逃避責任,他們會說 “你們抓周樹人關我魯迅什么事”;他們會在 “考據” 魯迅的名言語錄時戲謔 “我實在沒有說過這樣一句”;也會在負面情緒漫溢時高聲呼喊 “救救孩子”;同時也在面對現實困境時感嘆學歷是 “下不來的高臺”,是孔乙己 “脫不去的長衫”。這些表達源自魯迅文本,或形式戲仿,或片段拆解,卻脫離原義,成了 B 站青年建構群體認同與文化歸屬的工具,在虛擬共在中完成了一種 “復調式的對話”[17],營造一種儀式化的狂歡。
可見,從符號儲備、文本協商到彈幕狂歡,B 站魯迅的形象建構經歷了一場深刻的意義流轉與再生產。盡管二次創作仍延續經典魯迅的言說脈絡,但在受眾的觀覽與彈幕互動中,其意義逐漸脫離原初語境,滑向了代際經驗的自我指涉與青年亞文化的集體認同。與深度閱讀不同,影像觀覽的 “直接性” 與彈幕互動的 “狂歡性” 弱化了受眾在接受過程中的深度參與和能動性,影像作為一種 “技術中介” 在一定程度上也稀釋了接受過程中的主體反思,“其結果是‘中介’代替了感覺本身”[18]。因此,B 站青年群體對魯迅形象的建構與感知更多被彈幕文本所牽引,致使經典意義遭遇了一定程度的 “脫域”,在 “眾聲喧嘩” 中導向了不同的理解向度:它既可成為延續啟蒙話語的 “精神偶像”,又可作為投射代際經驗的 “青年符號”,亦可在亞文化語境中被作為可供戲仿的 “空洞符號”。這一重構過程既折射出經典在視覺轉向中所面臨的闡釋危機,也為其在數字時代的價值重估提供了新的現實基礎與話語張力。
四、數字時代青年參與的經典傳承
B 站魯迅形象的生成與流轉,作為數字媒介時代經典作家形象再生產的典型樣本,不僅折射出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在觀覽時代的接受困境,更揭示了當下青年文化介入經典重構的復雜張力。從符號儲備到文本協商再到彈幕狂歡,青年對經典的處理并非單純的捍衛,也并非單向的解構,而是陷入一系列協商的悖論之中。然而,這些悖論并未成為經典傳承的阻礙,相反卻構成了魯迅形象乃至經典在當代重新生效的文化張力與價值基點。
首先,是語境架空與意義激活的共生。B 站魯迅形象的建構本質上是經典文本在數字媒介中的 “符號化再生產”。這種再生產以視覺化、碎片化、娛樂化為核心特征,導致了魯迅形象與其原初歷史語境的深度剝離。數字時代的符號生產消解了能指與所指的固定關聯。在 B 站,魯迅的啟蒙話語、批判精神甚至外貌特征均被簡化為可供快速傳播的 “網絡米姆”(Meme)。當 “兩棵棗樹” 的文學意象被異化為彈幕中的 “重復句式梗”,當 “救救孩子” 的吶喊淪為情緒宣泄的通用標簽,這不僅消解著魯迅文本原有的嚴肅性與整體性,更使經典意義的闡釋不斷滑向空洞。這種置于歷史之外的 “語境架空” 既是觀覽時代視覺文化對文字權威的解構結果,也是青年亞文化 “拒絕深刻” 的集體無意識體現。換言之,當青年以 “淺閱讀” 的姿態消費經典時,當影像的直觀性與娛樂性取代文本的沉思性時,作為經典的魯迅形象也逐漸從歷史的縱深中抽離為扁平化的文化圖標。然而,頗具辯證意味的是,正是這種對語境的抽離,又釋放了經典符號的流動性與嵌入能力。青年群體通過對魯迅進行戲仿與拼貼,實質上也將經典納入自身的現實關切與情感結構。當孔乙己 “脫不下的長衫” 成為當代青年學歷困境的隱喻,當 “鐵屋子” 被轉化為 “內卷” 時代青年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當《野草》以簡化的思想形態表達出青年當下的 “反抗絕望”,魯迅形象及其資源在失去歷史確定性的同時,卻獲得了指向當下的闡釋彈性,從而在全新的語境中重新 “生效”。在此過程中,魯迅形象的經典意義雖被稀釋,卻因其符號的強可塑性而成為連接不同代際的文化中介。經典也因此不再是被供奉的文化遺產,而演變為可被青年自由書寫的開放文本。
其次,是拒絕深刻與情感動員的平衡。B 站魯迅的形象建構將魯迅思想及其精神的深刻性做了世俗化、淺表化的轉換。事實上,B 站的視覺觀覽與彈幕狂歡天然地抵觸深度的哲學思辨,魯迅思想的復雜性與晦澀性也不可避免地被簡化、梗化和情緒化。在 B 站,青年們通過鬼畜、說唱、彈幕等亞文化形式對魯迅資源進行轉譯與編碼,這些方式讓原本依賴于理性思辨才能被理解的魯迅文本轉換為能夠輕而易舉經由情感共鳴而獲知的情緒片段,以一種 “拒絕深刻” 的姿態,極大地降低了經典接受的門檻,實現了廣泛的情感動員。這些經過轉譯的內容雖不再提供體系的哲學思考,卻以其直白的情緒感召力 —— 如反抗的熱血、批判的快感、自嘲的幽默 —— 觸發了大規模的青年共情。它們使魯迅精神從艱深文本中 “破圈”,以一種更輕盈、更易于共鳴的方式,融入青年日常的情感表達。
最后,是解構權威與建構認同的交織。B 站青年在彈幕狂歡中對魯迅資源的戲仿、調侃,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經典權威闡釋的祛魅與消解。但 B 站魯迅形象建構的過程也是青年巧妙地借助網絡媒介,開展參與式實踐,共建自我群體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過程。通過彈幕互動、句式仿寫與二次創作等集體實踐,青年群體將經典文本轉化為可共同書寫的情感符號 —— 諸如 “我大抵是病了” 等戲仿表達不僅實現了代際情緒的集體宣泄與意義共享,更在虛擬社區中構筑出亞文化層面的歸屬感與認同邊界。這一身份建構機制,同時打破了傳統經典傳承中學院派的 “闡釋壟斷”,推動魯迅文本從靜態的、被膜拜的 “遺產”,轉變為可對話、可質疑、可再生產的社會性 “活文本”。正是在這種參與式文化實踐中,經典脫離了單向傳授的桎梏,進入青年公眾的自我言說與意義再生產循環,從而在誤讀與重構的張力中,拓展了經典與當代社會對話的新的公共維度。
由此可見,B 站青年的實踐遠非對經典的簡單捍衛或反叛,而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充滿悖論的協商。經典的生命力不再系于其意義的永恒穩固,而恰恰依賴于它能否持續卷入新一代人的意義網絡,在不斷的 “脫域” 與 “再嵌入” 中獲致重生。魯迅形象在 B 站的嬗變表明,真正的經典傳承并非 “原教旨主義” 式的復刻,而是使其在代際對話與文化協商中,持續煥發新的闡釋力與社會性。B 站魯迅形象的青年建構本質上是 “新大眾文藝” 浪潮中一場典型的代際協商的文化實驗。它既展現出新大眾文藝 “閱讀革命”[19] 的特質,即接受方式從個人轉向社群,“從傳統的靜態沉浸式閱讀模式,轉變為動態交互閱讀模式”[20],又暴露了觀覽時代經典接受的碎片化危機,同時也彰顯了青年文化重塑經典價值的能動性。語境架空與拒絕深刻,與其說是對經典的背離,不如說是作為數字原住民的當下青年以自身語法重寫經典的必要代價。當魯迅的形象在彈幕狂歡中變得 “千人千面” 時,我們或許更應追問:青年究竟需要怎樣的魯迅?答案或許藏匿于這種建構本身 —— 一個既承載歷史重量又回應現實焦慮、既被解構又被重構、既屬于過去更屬于未來的 “新經典”。在此意義上,青年的網絡實踐非但沒有消解魯迅的當代價值,反而以代際對話的創造性張力,為其在數字時代的存續開辟了新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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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瑋《“魯迅即流量”:網絡自媒體再造熱血魯迅》,《文藝報》2022 年 12 月 21 日,第 7 版。
[4] IP 原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縮略詞,現拓展指稱具有較高關注度、熱度、粉絲基礎,具有一定影響力并且可以通過其他手段再生產、再創造的創意性文化產品。IP 化過程即為將原有的內容或品牌進行創作、改變和擴展,以適應不同的媒體平臺和消費需求。
[5] 鬼畜文化是一個源自網絡的獨特文化現象,以對音頻、視頻和圖像進行創意、惡搞和二次創作為特點。它通常使用一些特殊效果、配音、剪輯和重復等手法,將原始媒體內容轉變為具有滑稽、荒誕或幽默效果的作品。
[6] 陳丹青《笑談大先生》,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8 頁。
[7] [英] 斯圖亞特?霍爾《電視話語中的編碼與解碼》,肖爽譯,《上海文化》2018 年第 2 期。
[8] 吳俊《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探索與爭鳴》2016 年第 6 期。
[9] 崔芃昊、于小植《“梗”“嘻哈” 與 “彈幕”:論網絡亞文化語境中 “魯迅形象” 的 “脫域”》,《魯迅研究月刊》2022 年第 8 期。
[10] [日] 竹內好《魯迅》,李心峰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49 頁。
[11] 孫玉石、王光明《魯迅〈野草〉的生命哲學和象征藝術》,《魯迅研究月刊》2005 年第 6 期。
[12] 李應志《從閱讀到觀覽:圖像時代的文化接受與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23 年第 8 期。
[13] [美] 魯道夫?阿恩海姆《視覺思維 —— 審美直覺心理學》,藤守堯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8-29 頁。
[14] 譚雪芳《彈幕、場景和社會角色的改變》,《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5 年第 12 期。
[15] 丁依寧《受眾的表演與想象:彈幕使用族群研究》,《新聞春秋》2015 年第 4 期。
[16] “梗” 類似于 “網絡米姆”(meme),指某些可以引發笑料被反復引用或演繹的經典橋段。所謂玩梗便是利用這些經典橋段進行二次把玩,從而產生詼諧、幽默、調侃、反諷性質的話語效果。
[17] 岳璐、楊穎《霸權獨白與對話復調 —— 對話理論視野中的 B 站彈幕批判》,《青年記者》2021 年第 6 期。
[18] 張興成《虛無主義與現代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43 頁。
[19] 李靜《數字化時代的 “閱讀革命” 與 “文學生活”—— 兼論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新視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 年第 6 期。
[20] 《延河》編輯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延河》2024 年第 7 期。
作者簡介:
張望(1993- ),文學博士,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文藝媒介學。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項目編號:19ZDA274)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