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如何啟蒙——讀劉汀長篇小說《生活啟蒙》
生活如何啟蒙?這是劉汀在最新長篇小說《生活啟蒙》中拋出的人生難題。關于這部作品,劉汀自己曾介紹,其最初的題目叫作《逆旅行人》。這顯然來自蘇軾的詞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送錢穆父》)。又讓人想起李白的千古名句:“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春夜宴桃李園序》)這些詩詞都意在強調浮生若夢,光陰幾何,人生需要找到自我的覺悟和意義。這便與《生活啟蒙》有了相通之處。在康德那里,啟蒙的意義不言而喻,意味著擺脫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獲得一種未經他人指引而能自我覺知的人生啟示。但這一切又談何容易?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大多數人都在渾渾噩噩地活著,找不到生活意義和人生方向,就像哲人蘇格拉底所說的,這種未經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在追求真理和智慧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時時對自己的生活和行動進行反思與質疑,進而獲得一種人生的啟示與自我的成長。劉汀的《生活啟蒙》便意在強調這種自我反思的人生契機,這部鉚足勁的長篇小說,顯然包含著他囊括一切的雄心:關于過往、現在與未來,關于故鄉、城市和鄉野,關于愛情、婚姻與家庭,關于宿命、創傷和希望,關于父親的一生、不懈的追求與自我的成長……在他這里,如何獲得一種覺悟,進而成全一種“生活啟蒙”,是小說的重要啟示所在,也是我們每個人理應領受的人生功課。
一、紀實與虛構
《生活啟蒙》的主人公叢牧之,是一位陷入婚姻危機的紀錄片導演。作為作者劉汀的同齡人,叢牧之與丈夫余作真的相處方式,極為符合今天都市婚姻的基本面貌:疲憊、倦怠,乃至名存實亡。用小說里的話說,“兩人之間的裂隙”,恰恰“隱藏在日常生活最深又最簡單的細節之中”,“他們對彼此的認知和彼此的變化已經不再一致,那種整體感覺也就越來越分道揚鑣”。盡管要到小說的最后我們才略微知曉發生在余作真身上的那場醫療事故,以及他由此而來的自我放逐的生活苦衷,但夫妻倆生活壓力之下的婚姻本相其實早已顯露。這大概也正好折射了今天都市生活的婚姻實質。
對于叢牧之來說,生活的問題其實并不僅僅體現在婚姻上。隨著情節的展開我們發現,她正面臨著生活和事業的雙重危機。作為紀錄片導演,她越來越懷疑紀錄片這種藝術形式的有效性。這不僅基于一種職業的倦怠,更包含著對時代變化的懷疑與覺知。正是帶著這種深切感知,小說不出所料迎來了那個戲劇化的事件,真正令她有關紀錄片的事業信念土崩瓦解的事件發生了。一切都源于那部《瓷之夢》,她帶領團隊投入巨大精力完成,并且大獲成功的作品,最后竟然被證明不過是“金主”青云公司為了抬高瓷器拍賣價格的“墊腳石”。對叢牧之來說,以紀錄片的形式呈現一個虛構的愛情故事,這本就不太厚道。更加令人難堪的是,這個故事讓一件現代仿品成了欺世盜名的傳世之作。而在這個過程中,以真實性為標榜的紀錄片,其實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行騙幫兇角色,這對秉持人文主義理想且事先毫不知情的叢牧之來說,是無論如何都難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在事件發生之后,工作室團隊的解散就變得順理成章了。畢竟,這是足以令人信念崩塌的大事件,這不僅僅是金融資本對于影像藝術的褻瀆,更加深刻的變化其實在于,媒介時代已然天翻地覆,傳統的紀錄片正在失去它的獨特魅力,一個略顯粗鄙卻又無比直白的短視頻時代已悄然來臨。
于是我們發現,正是在這種家庭和事業的雙重危機中,叢牧之突然迎來了她從未謀面的父親。一個消失了幾十年的男人,以死亡的方式重新降臨在她的生活里。作為遺物的日記本,是父親曾經活過的證明,也是借此追溯他一生的重要媒介。正是借助這種回憶的觸媒,叢牧之獲得了認識父親、走近父親、理解父親的重要契機。在她的世界里,缺席的父親得以再現,她甚至以小說的方式回溯和重新建構了父親的一生。是的,小說里的叢牧之,根據叢長海的日記寫了一部小說,不僅引入了虛構和非虛構的雜糅并置,還饒有意味地加入了所謂的“注釋”,從而以“元小說”的間離方式展現了創作者叢牧之關于小說創作的“具體感受”。這不僅暴露了小說的虛構性,更暴露了敘述人的心理活動,以此刻意表明創作的動機與過程。小說試圖以這種“戲中戲”的方式,引入現實與虛構的對話、今天與歷史的對話,以此在敘述層面建構起整部小說搖曳多姿的文體面貌。
小說于此所呈現的奇特文體,著實令人驚嘆。或者毋寧說,這里所呈現的,其實是日記、想象與自身體驗的奇妙混合。這種故意暴露小說敘述過程的先鋒方式,我們顯然無比熟悉。事實上通過這樣的方式,叢牧之把自己的生活體驗也編織到了父親的故事之中。從敘事效果來看,這確乎令她得償所愿,通過寫小說來尋找與父親重合的機會,而父親缺席所造成的心靈創傷,也確實只能以虛構的方式予以克服。這種從紀錄片到寫小說,從非虛構到虛構的轉型,也深刻折射了社會變遷之于個體精神世界的深切變化。
這里頗為有趣的,當然是作為這一切藝術工作的創作者叢牧之。她在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切換選擇,使得紀錄片與小說在不經意間形成了一種鮮明對照,也讓我們有機會嚴肅思考兩種藝術形式的根本不同。如果說紀錄片的初衷是展現真實,卻“鬼迷心竅”地走向了虛構,甚至是蓄意的欺騙,尤其是在《瓷之夢》的事件上,紀錄片的真實性原則已然被徹底摧毀;那么小說就是以虛構的方式來敘述真實,如叢牧之所言的,在小說的“虛構之家”的“加持”下,“一切都活了,或者,一切重新開始了”。在此,敘事者所追求的小說“真實”,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比日記所呈現的父親形象更加豐富,更加“真實”,這便是紀實與虛構的有趣悖論:一個看似真實卻無比虛假,另一個則看似虛假卻終究真實。
對于小說中的叢牧之來說,一個缺席的父親,以他的死提示了他的存在,這突如其來的死訊可能也算不上是噩耗,畢竟對于女兒來說,父親消失得已經太久,她究竟應該如何想象父親的形象?這其實也涉及我們這一代人如何想象我們的父親。從劉汀到叢牧之,已然長大成人,生兒育女的“80后”們,應該如何想象我們的父輩,這確實是個極具時代感的問題。或許在叢牧之那里,父親的形象只能以小說的方式呈現,哪怕他早就留存著那本記錄著那個時代,且看上去“更加真實”的日記。通過日記,我們可以看到,大歷史的變遷,以及大歷史中個體的命運遭際,其實是無比清晰的。但不得不承認,日記所構建的關乎個人的“歷史現場”,又離我們仍舊遙遠。我們終究無法見證父輩的青春歲月,這便正如我們的歷史,哪怕掌握再多的文獻材料,獲得再多的檔案線索,我們也終究無法重返歷史現場。作為永遠的“缺席者”,真正的歷史只能以想象的方式存在于我們心中。這大概正是關于叢長海的小說,其實比他的日記更加真實的原因所在。
二、飛翔與落地
回到《生活啟蒙》,對于上一輩重要人物的叢長海,我們只能通過他的日記與叢牧之的小說,對這位“不太靠譜”的父親略有了解。或許是為了有意制造敘事的懸疑效果,小說開頭便交代了叢牧之在獲悉父親死訊的同時,就得到了那本父親的日記,但直到小說進行到五分之二處時,主人公才緩緩翻開了這本日記,由此得以回溯叢長海并不漫長的一生。
從小說來看,叢長海顯然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參軍入伍的時候,他就因為偷聽敵臺,而被連隊處分,不得不去養豬;他迷戀音樂,想自造一支銅笛,但那個不成形的家伙,竟然被人當成了槍管,這是他被迫退伍的真正原因。如叢牧之小說所交代的,叢長海時刻都有一種蠢蠢欲動的東西,一種不甘蟄伏、左沖右突的莫名沖動。這或許也是一個時代的鮮明氣質,這是一個永不安分的人,永遠在追逐新事物,向往新世界。從“長海美容美發廳”,到“長海歌舞廳”,他是小鎮的“弄潮兒”,從被誣告的強奸犯,到拋妻棄子的逃離者,他又成了爭議人物,大概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叢長海得以躋身林東鎮風云人物的行列。
叢長海的傳奇,并沒有因為他的逃離而結束。似乎從一開始人們就知道,他終究是要離開林東鎮,去重新追逐自己的夢想的。對叢長海來說,出走是解決困境的唯一辦法。離開這個讓自己越來越厭煩的小鎮,去遠方,成了他必須完成的選項,為此掙脫婚姻和家庭的牢籠也不在話下。事實上,如我們在幾乎所有青年寫作者那里所看到的,小縣城與生俱來的逼仄與困頓總是令人如鯁在喉,出走抑或逃離,幾乎是每個生于小縣城的人在腦海中醞釀過無數次的情感選擇。在作家們筆下,故鄉縣城總是那個讓人感到窒息且無比厭惡的地方。困守小城的個體,總在時時謀劃著離開這里。他們渴望從舊生活中掙脫而出,到世界去闖一闖、看一看,這近似于魯迅所說的“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種“到世界去”的出走意識,構成了個體心靈深處的永恒誘惑。就像齊格蒙特·鮑曼在《個體化社會》中所說的,“生活的固定格局在人的內心產生刺痛,風俗習慣和日常事務在這種刺痛中吞下了荒誕不經這劑毒藥”。逃離小縣城,也意味著逃離那毫無懸念的人生。
《生活啟蒙》里的逃離者遠不止叢長海一人。小說中,叢聰的母親肖月也是這樣,她總是借著某個由頭離開,到外面把生活里的所有不如意都發散出去,然后回來繼續艱難地活著。年幼的叢聰又何嘗不是如此?世紀的鐘聲,讓她明白自己與整個世界的聯系。這提示了她如何在精神上與整個時代接駁,遠方和世界的吸引也由此而來。對她來說,在某個秘密交流的夜晚,找到理解自己生活的法門,這或許正是生活中的“頓悟時刻”。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到,從“叢聰”到“叢牧之”的命名,便肇始于她的出走和逃離。
比較而言,叢長海的選擇就沒有那么簡單,他的逃離更加決絕,他踏上的是一條一去不返的逃離之路。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他選擇了一種逃離的極致,那就是重拾他年輕時心心念念的飛翔。他輾轉多處,上下求索,在漫長的游歷之后,他繼續著他的不安分。從未遂的傘兵生涯,到最后瘋狂的翼裝飛行,都著實令人驚嘆。事實上,小說不斷回響著一種飛翔的隱喻,比如老師送給熊仔的鳥形胸針禮物;再比如那個多次出現,直到最后才我們徹底弄清究竟是何物的神秘物件——用尾椎骨做成的貓頭鷹吊墜,都分明指向了飛翔。只是在叢長海這里,飛翔的理想表現得更加極端一些。如叢牧之的小說所描述的,他被一只夢想變成蝙蝠的老鼠附了體。在此,蝙蝠顯然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意象。作為一只會飛翔的老鼠,蝙蝠將低賤的老鼠與高貴的飛行奇妙地聯系在了一起。蝙蝠的隱喻,大概正好構成了父親叢長海的命運寫照——出身低賤卻夢想奇絕。
叢長海年少時的理想便是去做一名傘兵,如果在飛機上,身背傘包,他“希望自己是第一個跳出機艙的人,第一個從天空俯瞰大地的人”。事實上,他不僅僅是要“從天空俯瞰大地”,更要從這種極端行動中“體會到全身心的自由”。如小說所闡明的,“可憐的現代人,也只有在種種意外中才會體會到全身心的自由。這多像那些去玩極限運動的年輕人啊,只有從高崖上跳下去,從直升機上跳下去,才能擺脫萬有引力片刻”。這種為了擺脫萬有引力的片刻自由,不正代表著某種逃離的極致嗎?但這種極致,也恰是一種近乎病態的極端自由。因為很快,作者就毫不留情地“顛覆”了這種飛翔的高貴,暴露其內在的病態本質。如我們所看到的,叢長海的飛翔夢想其實來自麻醉劑,一種與大麻相似的致幻元素,一種迷幻成癮的毒藥,這顯然令他的飛翔之夢打上了一層濃郁的反諷色彩。正是基于這種迷幻的非法性,刻意追求片刻自由的叢長海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死于一次失敗的翼裝飛行,為他毫不安分的一生畫下了句號。這也讓人松了一口氣,那只飛翔的老鼠,終于落地了。
三、創傷與治愈
然而小說饒有意味的是,對于叢長海,小說看上去就是在講述一個不安分的靈魂,刻畫一個不折騰就難受,不愛老老實實過日子的人。對此,小說有著極為驚悚的描述,這位“極不靠譜”的父親,在逃離故鄉之際,曾試圖投藥,用墮胎藥打掉肖月肚子里的孩子,殘忍殺死自己的親骨肉。這似乎也坐實了這位為了逃避家庭責任而極度瘋狂,“還沒玩夠”的“巨嬰”父親形象,但故事終究留下了轉折,提示我們重新認識父親。
直到小說的最后,父親叢長海的形象才終于迎來了“反轉”。原來他所有的不安與沖動都是有原因的。他左沖右突,四處游走,棄絕家庭與生育;他執著于飛翔,甚至帶著他從高空俯瞰人間和急速下降的快感,直至融入山野,灰飛煙滅,都是為了逃避被詛咒的家族宿命,一種頗為神秘且代代相傳的家族宿命。如他在日記里寫到的,“我們家的人每隔一代就會生出一個傻子或者瘋子,總之是個不正常的人類”。這個荒誕不經的家族詛咒,確實嚇壞了他,讓他對生育懷有刻骨的恐懼,以至于急切地想要逃走。
如我們所看到的,正是這個由來已久的家族詛咒,解釋了叢長海毫不安分的行為邏輯。與叢長海相似的,還有小說里的余作真。這位拋妻棄子,行為乖張,一再聲稱“人不能成為道德的奴隸”的外科醫生,就在即將被我們認定為出軌“渣男”的時刻,小說及時還了他一個清白:原來一切都源于一場醫療事故。但是對于小說來說,重要的并非僅僅為父親正名、為男性正名,重要的是小說同時也提示我們,終究會在某個時刻,我們會重新理解父親,將“崇拜父親,懷疑父親,反對父親,成為父親,理解父親”認定為我們每個人終其一生都無法逃脫的宿命循環。抑或在提示我們,“渣男”興許自有“渣男”的道理。
通過講述家族詛咒的故事,《生活啟蒙》其實在隱喻的意義上觸及了更加重要的敘事線索,那便是如何理解過往的所有苦痛與創傷。在小說的講述邏輯里,過往的苦痛與創傷,都理應被來自此刻和未來的力量所治愈。就像那個仿佛無解的詛咒,它只能被迷戀天空、酷愛太空探索的熊仔所破解。因為恰恰是后者,代表了這種“來自此刻和未來的力量”。正如熊仔在不經意間所道出的,“麗麗姑姑的感知可能比我們少一個維度,因此一切都變了。我們以為重要的那些事物,對她來說毫無意義,她有自己的趣味和喜歡。她不是病,只是跟我們處于不一樣的維度。說不定,她活在四維的世界呢,能看見我們看不見的事物,能感覺到我們感覺不到的快樂”。于是,可怕的家族詛咒,反而成了“開啟另一個世界”的密碼。對此,恰如評論家趙坤所分析的,“這便是更年輕一代帶來的啟示性作用,借鏡未來知識,為當下的生活解圍,并以新的事業和話語框架,帶來闡釋世界的新思路”。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詛咒的輕松破解,顯然具有極為微妙的隱喻意義,確切地說,這意味著一種面向未來的求解方式。對于小說中的所有人來說,重要的不是過去,而是如何面向未來,即便再多的郁結,再大的創傷,生活還要繼續向前。在艱難的現實里,我們沒有辦法避免失敗,杜絕創傷。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只是一種“生活啟蒙”,獲得人生的“頓悟時刻”,來化解過去的苦痛和創傷。好在劉汀也善于敘述這種由“逃離”而生發的“頓悟時刻”。就像小說里的余作真那樣,遭受重大挫折的他其實并沒有自暴自棄,他因手術意外,造成助手感染艾滋病,巨大的生活苦難反而成為“那只看不見的手”,“它把他的人生顛倒過來,他開始頭朝下看世界了”。上一個“頭朝下看世界”的是叢長海,他在最后的翼裝飛行中沒能成功打開傘扣。而同樣“頭朝下看世界”的余作真,卻終究獲得了一種離開地面審視生活的機會,他對過去的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這意味著這種頓悟和啟蒙,其實也是一種向死而生的治愈。
從最極端的層面來看,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帶著創傷的病人,都需要被治愈。每個活著的人,都需要真正的寧靜,需要從此刻抽離出去,獲得一種從過去走向未來,又從未來看向過去的“生活啟蒙”。對于叢牧之來說,寫小說又何嘗不是一次向死而生的治愈,不是一次真正的“生活啟蒙”?如果說紀錄片是一種指向外界的藝術實踐,那么小說則是指向自身的。借助這種內傾性的情感實踐,她開始走近父親、理解父親,這使得原本缺席的父親,被她重新想象和建構。而在寫作的過程中,少年時的回憶得以從過去翻涌而來,這終究讓她對一切都有了新的認識。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寫作也是一種自我審視的契機。在叢牧之這里,寫作讓她找到了一種告別過去,治愈創傷的方式,更找到了與生活和解的可能。同樣,對于人到中年的劉汀來說,寫作《生活啟蒙》的過程,又何嘗不是一次自我審視的實踐?“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慨嘆,同樣包含著一種告別過去、走向未來的決心。他在期待著一次“生活啟蒙”,也期待著屬于他的頓悟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