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訓小說的故事敘事藝術與“原小說”樣態
資深學者於可訓集中創作小說已近十年,出版了《鄉野傳奇集》《才女夏媧》《魚廬記》《祝先生的愛情》《漁人故事集》五本小說集。早在關于《魚廬記》的創作談中,於可訓就表示:“我不想做歷史的書記,我只想做一個說故事的人。我只挑那些故事性強的人和事,或者說,是帶有傳奇性的人和事,說給讀者聽。”[1]在《漁人故事集?自序》中,作者更是直接將選入的小說冠以“故事”之名,對故事的來源與類別進行劃分、予以解釋,并表示“就是說些與漁人和魚有關的故事,給諸位逗逗樂子,解解悶兒”[2]。作者對“為什么說故事”“誰來說故事”“說什么故事”等故事元素的反復強調,可以看作是作者對“故事化”創作觀念的宣示。需進一步探究的是,作者的“故事化”創作觀念在其小說創作中如何呈現出來?又呈現為何種樣態?
一、破碎的“歷史”故事
作為一個“說故事的人”,於可訓充分展現出“回溯整個人生的稟賦”[3]。他或是講述自己經歷的人生故事,或是轉述道聽途說的故事,或是在親歷、見聞的基礎上虛構故事,以此來“鋪陳他的整個生命”,“敘述他的一生”。[4]與現代小說按時間順序系統結構個人史的方式有所不同,於可訓的個人史存在于不同的故事碎片中。
於可訓小說對于“我”出生何時、賦予何名的介紹簡潔模糊,重要的是對“我”的生活情狀的描繪。關于“我”童(少)年時代湖鄉生活經歷的講述,涉及求學、玩耍等故事,主要散見于“鄉村教師列傳”“鄉人傳”和《元貞》《決堤》《金鯉》等紀實性篇章中。以童(少)年時期的生活經驗為基礎,說故事的人(“我”)還進行了或虛或實的想象性敘述,虛者有“關于《少年行》《男孩勝利漂流記》和《魚得水變身記》之類的傳奇和童話”[5],實者如《魚廬記》《龜話》等關涉現實與歷史的小說。相比而言,“我”青年時代的工人生活經歷略顯乏善可陳,與此經歷相關的僅有《特務吳雄》《無題》等少數幾篇。《三十功名》作為記錄作者青年、中年時代人生轉折的過渡性紀實作品,開啟了與“我”中年時代的大學治學經歷相關的故事敘述,譬如《才女夏媧》《我的朋友胡知之》《祝先生的愛情》《常教授的韻事》等。此外,作者近些年的部分海外生活見聞也被攝入筆端,與此相關的有《移民監》《太陽魚》等。將以上的人生故事碎片連綴在一起,即可粗略呈現作者較為完整的個人史。掩卷而思,我們仿佛看見一個摸魚抓蝦的懵懂少年,一個掄大錘、舉信號燈的莽撞青年,一個熬燈奮戰、困于生存的中年“青椒”,一個旅居海外、閑坐釣魚的悠閑老者,一路走來。而“我”的個人史正如作者在小說《三十功名》的題記中所說,“這不是某些個人的經歷,而是一代人的歷史”[6],至少可以說是出生于農村的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或人生縮影。
在粗略的個人史構造背后,作者又為我們拼湊出家族史和社會史。關于家族史的講述,作者沒有將其呈現為擁有單一完整故事結構的現代家族小說形態,而是取法于紀傳體史書的寫法,以列傳的形式予以呈現。具體講述時,作者力求客觀公正,“不虛美,不隱惡”,在《博士外公傳》《吳先生列傳》《小吳先生列傳》《私奔記》《傷心三姨傳》等篇中描繪出生動活潑的吳家眾生相:風流浪漫的外公、聰慧賢淑的母親、懷才不遇的堂舅、與人私奔的二姨、遇人不淑的三姨……這種取法于《史記》的紀傳體式書寫,看似聚焦于單獨的個體,實則是用碎片補綴出“我”的家族譜系(尤其是母系家族譜系),還原出吳家的原生家庭面相。不僅通過互見法的敘述策略為“我”的個人史敘事增添了生活的質感,也在對家族血脈的溯源中拓寬了個人史的敘事空間,增加了歷史的縱深感與厚重度。
對于社會史的講述,作者避免了“正面強攻”式敘寫,而是選擇將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置于幕后作為故事背景,與個人史、家族史的講述相互交織。系統來看,《魚廬記》算是最具歷史性、社會化的一篇,它以魚廬為載體,講述了“從辛亥革命到改革開放再到當下的一個多世紀的變化”,但“小說不寫這個變化的歷史,而寫一個人的古怪念頭,怎么經歷了歷史的演變”。[7]故事從想生的太爺爺挖魚廬倡導公私兼顧的大同天下觀說起,講述了想生一家四代圍繞魚廬管理所發生的情愛糾葛與命運發展,有聲有色地繪就了想生的個人史與家族史,揭示了蘊藏在“情史”之中的社會變化史(倡導公私兼顧——由私到公——由公到私——回歸公私兼顧)。如果說《魚廬記》中關于社會史的揭示是作者理性提純后的產物,存在概念化、理念化痕跡;於可訓的其他小說對社會運動和歷史事件的講述則多是具體事實的鋪排、身體經驗的呈現,絕少闡釋成分,如“鄉村教師列傳”系列“鄉人傳”系列對1950—1960年代的取締封建迷信、抗美援朝、宣傳婚姻法、掃盲教育、大修水利工程、推廣普通話、洪災、農業合作化、“大躍進”、“放衛星”、大煉鋼鐵、賽詩會、“反右反修”、三年困難時期等社會運動或歷史事件的零星記載。又如《三十功名》對1977年恢復高考事件的講述。它們與歷史教科書中關于歷史的“機械化”表達不同,皆源于真實可感的肉身記憶,呈現出民俗野趣的一面。此外,當下的新農村建設、送戲下鄉、文旅開發等事件也在《精古》《生人》《臘戲》等小說中有所反映,只不過作者點到為止,旁逸斜出,別有用意。所謂“事實比觀點更有力量”,於可訓應該是深諳講故事藝術的奧妙,在講述時盡量避免詮釋。“他能極其準確地講述最玄怪、最神奇的事端,但不把事件心理上的因果聯系強加于讀者。作品由讀者以自己的方式見仁見智。”[8]這也并非說作者沒有立場或缺乏判斷能力,在對于類似梅先生的“饞”和熊先生的“迂”此等故事的講述背后,不難看出其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與批判。
於可訓小說創作中歷史意識的凸顯,或許受其學術研究思維的影響。於可訓在訪談中坦承,“我這個人本來就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好讀史書,好關心過去的事情,想問題也好瞻前顧后、前掛后連”[9]。同時,他也深知歷史是不能還原與復制的,“我雖然經歷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歷史年代,但一旦撿拾這個年代的經歷,卻發現,我在這個年代所經歷過的那些事,在我的記憶中,卻沒有一件是完整的,都是一些支離破碎的斷簡殘篇,包括對一些人的印象,也是如此”[10]。因而,“歷史”在其小說中的呈現是散亂、碎片化的。對此,作者明確表示,“我卻偏愛一種碎片式的寫法,即把若干記憶的碎片,用不同的方式連綴在一起,看上去是一個整體,實際上卻是由這些記憶的碎片拼接或鑲嵌而成,就像一幅拼圖或馬賽克,那些圖案和人物,包括可能講述的故事,都不是整體地制作完成的,而是一些碎片的組合。我這樣寫的用心,十分明顯,是想為我的這些記憶的碎片,尋找一種保鮮的方法”[11]。於可訓以其如椽之筆,對歷史予以建構、解構、重構,為我們呈現出一個紛繁復雜的歷史世界。不論是對個人化歷史的勾勒,還是對歷史個人化的敘述,於可訓總能瀟灑自如地穿行于歷史與故事之間,在個人史與社會史的交織講述中,為我們呈現混亂無序而又生機勃發的生活情狀與生命狀態,勾畫出一幅幅逼真的人類畫像和生動的時代畫卷。
二、混雜的故事視角
於可訓小說對“歷史”故事的呈現背后,大多隱現著一位說故事的人。說故事的人,或類同于傳統全知型的說書人角色,是像“神”一般的存在,無所不知。說故事的人“我”多是講述關于“他”的故事,史實不夠,想象來湊,敘述極為靈活。“我”可以隨意編造關于鞠保的故事(《地老天荒》),也可以虛構想生一家四五代人管理魚廬的故事(《魚廬記》),還可以根據需要順勢安排情節的走向和人物的結局(《護工老陳》),等等。但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哪怕是事件的親歷者,都不可能對任何事件做出全方位的觀察和描述,個體的人的時空存在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肉身和感知來描述和傳達不受限制的時空經驗,這種全知型的敘事就是虛假的”[12]。於可訓的小說在運用說書人“神”化的全知敘述視角之外,還引入了“人”化的限知敘述視角。這一“人”化視角,或是在小說開篇和結尾閃現,提醒讀者說故事的人“我”的存在,《男孩勝利漂流記》在開篇小記中以“余”“吾”第一人稱的稱謂來提醒說故事的人“我”的存在,《國旗》則在最后一段暴露說故事的人“我”的存在,《移民監》則有意在小說開頭和結尾提及坐在蘋果園長椅上的“我們”;或是直接暴露“人”化視角的敘述盲區,如《精古》中對精古的介紹“姓氏名誰不曉得,何方人氏不曉得,因何而來也不曉得”[13],《書場春秋》以“老趙時年五十一歲,后不知所終”[14]結尾,《鞠保》更是對《地老天荒》中關于鞠保故事的真實性予以了解構,“我在小說里寫過鞠保,名字是真的,故事是我編的”[15]。而小說中留有說故事痕跡的標志性話頭“說話間”“三十多年以后”“這是后話,按下不表”等語詞,也可以認為是對說故事人視角受限的暴露,暗示了說故事人對“三十多年”的歷史和“后話”所知甚少。
另一類說故事的人兼具說書人和小說人物的雙重身份,“我”身上“既有‘說書人’的影子,同時又有‘敘事者’的痕跡,全知視角與限制性視角混雜其中”[16]。說書人“我”講述“我”參與或與“我”相關的故事,故事主角仍以第三人稱出現,但說故事的人“我”始終與之相伴而行。這大體表現為在類似于說書人全知型(零聚焦)視角的囊括下,隱現介入者的內聚焦視角,小說人物“我”的敘事功能部分受限。“鄉村教師列傳”系列、“鄉人傳”系列、《元貞》《祝先生的愛情》《我的朋友胡知之》等小說多屬此類。譬如《梅先生列傳》是以梅先生為傳主講述的故事,說故事的人“我”等同于篇末的“臨街樓主”,不僅對梅先生的情況有系統了解,而且對特殊時期的歷史有深刻認知,因而能夠對梅先生做出較為公允的評價。在關于梅先生的故事之中始終伴隨著小說人物“我”的身影,在鎮小讀書時的“我”跟著梅先生混吃面條、偷吃包菜,但“我”對梅先生的認識是受限的,“我感到奇怪,當著那么多人的面,又不敢多問”,“從后山回來,我才知道”。[17]在縣中讀書時的“我”“跟梅先生沒有多少來往,也不知道他的情況”[18]。在地區高中讀書時的“我”常在報紙上看到梅先生畫的畫,但對梅先生的了解也僅限于此。在“我”離開家鄉二十多年以后,“我”在省文聯的一次會上碰到了梅先生,后又應邀去看了他的個人畫展,但對于梅先生的其他事也知之甚少。小說人物“我”歷時化為身處不同時空的“我”,不同年齡階段的“我”對人與社會的認知也會有所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敘述受限的情況。這不僅使故事的講述顯得客觀真實,也在小說中制造了敘述空白,使得小說意蘊深遠。說故事的人“我”的全知型講述與小說人物“我”的限知型敘述形成反差、構成張力,讓故事呈現出蕪雜的原生態面相。
系統閱讀於可訓小說可以發現,不論是全知型說故事人講述的故事還是限知型敘述者敘述的史實,大多隱含著一個“少年”的視角。《元貞》講述了兩個少年(“我”和元貞)捕蝦抓鴨的故事片段。對于天地來說,我和元貞是被看者、被說者,“天地間就跳出一團光亮,照著兩個早起的少年”[19],不帶任何情感色彩。對于成年人“我媽”和少年“我”來說,少年元貞是被看者、被說者,且表露出不同的情感傾向。“元貞走后,媽說,比他媽還精。我說,媽,別怪他,他家人口多。”[20]媽因為我在抓鴨、分鴨過程中吃了虧,從利益層面的考量出發對元貞進行了略帶否定性的評價;而不諳世事、尚無利益觀念的“我”對元貞則充滿了理解之同情。其他如《決堤》《金鯉》《男孩勝利漂流記》《少年行》、“鄉村教師列傳”系列“鄉人傳”系列等篇中也都有一個隱含的少年視角。但於可訓小說“所采取的非成人視角敘事策略里面,我們常常看到和聽到兩種不同的視角和聲音:兒童敘述者的聲音和成人的隱含作者偶爾安排的成年人的視角和聲音——兩種視角和聲音的穿插交錯甚至是水乳交融,共同構成了小說文本的復調敘事”[21]。講故事的老者“我”與回溯式敘述中少年時代的“我”同時存在,少年的純真、感性與老者的睿智、理性裹挾在一起,不僅使故事的講述顯得客觀真實,也讓故事呈現出多重意蘊。有研究者也曾表示,於可訓小說“老成的筆調中蘊含有青春的張揚氣息。我總感覺於老師心中蘊積、或者說憋著一股滿世界亂走的少年意氣,每天都有幻想,有夢境。他的小說雖說多舊事,但躍動的是當下關懷的不羈之心。他的小說是寫給有人生經驗而抱有少年情懷的讀者看的”[22]。
雖然於可訓小說中說故事的人多是通過人類視角來觀察大千世界、反映世道人心,但也有少數篇章運用動物視角呈現水族世界、反觀人際社會,如《魚得水變身記》和“三龜系列”(《龜話》《龜箴》《龜證》)。在這些小說中,作者創設的非人化或擬人化敘述者,或是魚,或是龜。《魚得水變身記》中的故事敘述,嚴格來說可分為兩個敘述層次,第一個敘述層次是由作者講述的魚得水誤闖大魚國變身魚自游以及魚自游變身魚得水毀廬破王城的故事,也即魚得水變身記這一“超故事層”[23];第二個敘述層次是魚得水講述魚自游(魚得水的魚形變身)在大魚國的所見所聞,或可概括為魚自游大魚國生活記這一“內故事層”[24],這也是小說的主敘述層。主敘述層從魚(魚自游)的視角敘述魚族的故事,“將人看不到的私密空間展露出來,這樣的敘述方式給讀者一種新鮮感,通過有限的視角達到捉住細節、再現場景的效果,給人身臨其境的感受”[25]。不過這條魚是保留有人的記憶的魚,人的視角與魚的視角并存于魚自游的敘述視角之中,但即便有其他視角(作為“人”的魚得水的視角)的侵入和越界,作為“魚”的魚自游終究不具備“人”的力量,最終也只能變身為人才能獲得“毀廬破王城”的能力。這種敘述視角的交融混雜,使得故事既具有真實性又具有超越真實的傳奇性。如果說《魚得水變身記》是以人魚兼備的敘述視角來敘述魚族故事,“三龜系列”則是以龜的敘述視角來敘述魚族和人類的故事。“三龜系列”以龜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既通過水下經歷講述人類無法體察的魚族故事,也通過水上見聞插敘對人類故事的別樣講述。人龜有別,對于龜來說,人類社會是陌生的。以龜眼來認知人類社會,自然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景致,“古代的讀書人求官和出家人修行,也不完全是書上寫的科舉入仕和終成正果,也有如書生江春那樣的無奈和尷尬,如意得和尚那樣‘放下’佛門的修行,而求‘心無掛礙’”[26]。而這種別樣敘述或許更能直抵事件的真實內核。小說通過非人化或擬人化敘述視角的運用,拓寬了敘述時空,實現了歷史和現實、人際和水族的互通互融,有助于呈現被遮蔽的社會史與文明史面相,也為讀者帶來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和思考視角。
總體來說,於可訓小說以傳統全知型的說書人口吻和現代限知型的敘述人視角講述故事,通過人類視角和動物視角來觀察社會,用成人視角和兒童視角記錄生活,不僅從內容上最大程度地還原了蕪雜的社會、歷史面貌,也從技巧上對傳統的說書人敘事形態予以承續與轉化。於可訓小說在內容呈現上的民間化色彩和技巧運用上的古典化傾向,使其煥發出本色的中國味道。這種本色的中國味道更多地從故事敘述的腔調上體現出來。
三、本色的故事腔調
於可訓的小說《書場春秋》塑造了兩個鄉間說書人:豬娘嘴與老趙。豬娘嘴喜說《三國》《水滸》,講些忠臣義士、綠林好漢故事,書場內外徒生一腔豪氣。老趙喜說《西廂》《紅樓》,講些癡男怨女,紅顏公子故事,低吟淺唱,余韻悠長。“一文一武,一粗一細,一個稱得起婉約,一個說得上豪放。”[27]這里所謂的“婉約”和“豪放”即是對兩個說書人說書腔調的概括。說書人有自己特有的說書腔調,作家也應有自己獨特的敘述腔調。陳忠實正是因為尋找到屬于自己的敘述之后,才創作出名篇《白鹿原》,莫言也認為“找到敘述的腔調,就像樂師演奏前的定弦一樣重要,腔調找到之后,小說就是流出來的,找不到腔調,小說只能是擠出來的”[28]。某種角度來看,於可訓也是有著自己“獨特的腔調”的作家。只不過他的腔調不是刻意為之,而是本色流淌。“這個獨特的腔調,并不僅僅指語言,而是指他習慣選擇的故事類型、他處理這個故事的方式、他敘述這個故事時運用的形式等等全部因素所營造出的那樣一種獨特的氛圍。”[29]
於可訓的小說基本可分為鄉野與都市兩類題材,相應地采用了兩套敘述話語體系,形成了兩種故事腔調。從敘事文體來看,於可訓關于鄉野題材的創作,主要呈現為留有中國小說“段子時代”痕跡的筆記體小說和受唐傳奇影響的傳奇體小說。筆記體小說多是擷取了作者鄉野記憶中的人生瞬間或生活片段,篇幅短小,形同“小品”,如《浮生雜記(六篇)》《幻鄉筆記(四則)》《鄉野異聞(三則)》《臘歲·元宵·猖日(短篇三則)》等篇,“類似于一種生活場景和人物情狀的速寫”[30]。傳奇體小說多是對鄉野生活和鄉野之人的描繪,著重凸顯故事和人物的傳奇性,如《鄉村教師列傳(十篇)》《鄉人傳(九篇)》《地老天荒》《魚廬記》和“三龜系列”等篇。於可訓關于都市題材的創作雖留有傳奇的痕跡,但更注重對社會日常、世道人心的反映,趨近于宋話本,或可稱之為話本體小說,如《才女夏媧》《移民監》《護工老陳》《特務吳雄》等篇。它們以細膩的筆法呈現生活百態、反映世道人心、塑造人物群像,引發讀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題材差異影響到敘述裝置(文體)的差異,進而影響到敘述載體(語言)的差異。
從敘述語言來說,小說在講述鄉野傳奇時多用方言、口語等鄉土詞匯,在講述大學故事和工廠生活時則多用文人化、書面化的敘述語言。《元貞》開篇即言:“清早起來,元貞的一泡尿,總要送到我的窗戶底下屙。這小子尿勁足,只聽得窗戶底下一陣亂響,不是雨打芭蕉,是雨淋亂草。”[31]且不說元貞在窗戶底下屙尿,尿滴亂草之畫面與意境的野俗、滑稽趣味,單從敘述語言來看,不用“清晨”而用“清早”,不是“小便”而是“屙尿”,不是“雨打芭蕉,而是雨淋亂草”,即可看到作者選擇敘述語言之用心,由此也映現出於可訓鄉野題材小說敘述語言的第一重特征:野俗。於可訓在進行創作時有意識地吸收一些方言俗語入文,如“馳魚”“么辦呢”“精古”“搞個屁”“砍鬼”“莫急嘛,聽我講噻”“寡漢條”“孤佬”“狼豬”“抖狠”“戴個么事”“歌子”等。這不僅增強了小說的地域文化色彩,也通過對語言的生活化處理使其更接地氣,讓語詞回歸自身,作為能指符號發揮其本身的音義功能。為語詞的減負,又勢必影響到語句的表達,自然地導引出於可訓鄉野題材小說敘述語言的第二重特征:節制。於可訓鄉野題材小說多短詞短句,主要表現在人稱代詞的省略、標點符號的頻繁使用。比如:“又摸,又問,牛皮靴硬,扎得疼嗎。大元說,慣了,不疼,睡。”[32]這樣零詞碎句的表達看似缺乏邏輯,存在語法問題,但或許它更為切近生活語言、文學語言,更或者是古小說語言。如作者所言,“文學語言它不能夠特別講究邏輯,尤其是轉折詞不能多用。‘雖然、但是’不能用多。所以有些話看起來是單蹦兒,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么關系,可是內在卻有緊密的邏輯聯系,這個邏輯不是形式邏輯,而是生活邏輯”[33]。某種程度上來說,於可訓鄉野題材小說語言的多重特征是對黃梅鄉村與太白湖歷史和文化觀念的顯性呈現,直抵鄉野“原文化”,有一股地道的“農民腔”。
從生活于太白湖邊到行走于長江上下再到穿越太平洋,於可訓的視野更為開闊,文風也變得更為闊大,反映在都市題材小說語言上可概括為:繁復。繁復美學或是體現在語句修辭上,或是體現在語言思維上。《才女夏媧》開篇連用了三個“這天早晨……看報紙”的句式引領語段,鋪敘出一篇關于“垃圾桶里的舊報紙”的賦文。《移民監》首節與尾節的開頭敘述幾乎一樣,形成了首尾呼應的閉環結構,增強了小說結構的完整性。《才女夏媧》“靈與肉”一節關于夏媧論文思路的敘述,在思維上呈現出辯證繁復的風格,“近三十年文學中的情愛描寫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純精神性的,不涉及肉體的接觸;第二類是純肉欲的,沒有精神在場;第三類是肉體和精神分離的,肉體在此而精神在彼;第四類是肉體和精神高度一致,契合無間的”[34]。《特務吳雄》對吳雄經歷的敘述,環環相扣,呈現出話語密集、邏輯嚴謹的特點,猶如長江之水滾滾向前。小說前半部描述吳雄一步一步被引誘定性為“蘇修特務”,寫了紀師傅的陰謀算計、和尚的煽風點火、王守金的有口無心、劉科長的“屈審成招”、汪師傅的順水推舟……世事荒誕險惡盡顯無遺。小說后半部沒有繼續寫吳雄監獄生活的艱辛,而是筆鋒一轉,寫李小菊、海海、和尚對吳雄的設法營救,寫“革委會”公審大會上的言語交鋒,寫王守金的“偷梁換柱”,寫海海父親的暗中資助,寫孫大哥、養蜂人的俠熱心腸……盡顯人性之善。泛而論之,這也可以認為是密集、繁復的語言思維在情節推進、人物塑造上的體現。鋪排成賦、首尾呼應、環環相扣、一氣呵成的繁復文風,使得於可訓都市題材小說敘述(語言)呈現出第二重特征:雄深雅健。這種雄深雅健之風,與作者的學者身份不無關系,可認為帶有“學者腔”。“農民腔”也好,“學者腔”也罷,實無優劣之分,只是對作為不同話語體系的客觀概述。
小說敘述語言的節制、繁復之風又影響到小說的敘述節奏。於可訓的鄉野題材小說以時間為中軸線,選述歷史生活片段,多次出現“半個世紀以后”“說話間”“多年后”“又過了好些年”等形容時間流逝之快的詞語。《魚廬記》開篇即“想生家的魚廬已傳了四五代人了”[35]。《鞠保》以4000字左右的篇幅,講述了鞠保一家三代養狼豬的歷史,從同治光緒年間說起,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龜話》更是將太白湖的歷史追溯至唐朝李太白時期。小說敘事時間以朝、代、年計量,敘事節奏快速行進。這樣處理時間的敘事策略,與自然時間日新月異加速發展這一事實相適宜,也與於可訓承認歷史之“變”的現代時間觀念有關,“更具本質意義的是,時代越遠的歷史事件對于當前的影響越稀薄,因而可以略述而使敘事時間速度加快。時代越近的歷史事件對于當前的影響越切身,因而應該詳述而使得敘事時間速度變慢”[36]。於可訓的都市題材小說所述內容多貼近于當下日常生活,因而采用了在空間變化中細描慢講的敘述模式。敘述時間在此類小說中以日、段、時的形態呈現,敘述空間的功能得以顯現。《才女夏媧》開篇對時間的表述為“這天早晨”,時間在早晨、下午、晚上等短時段中緩慢流淌,敘述空間的輾轉騰挪成了敘述順利行進的關鍵性因素。小說第一節的敘述場景在C大菜場,第二節的敘述場景已變換為千里之外的Q大的學術會場,后面幾乎是一節更換一個場地,諸如海鮮大排檔、琴心島、煨湯館、清蓮湖、D大、李教授的辦公室、A大、夢中的海德堡、鄂西山區、劉寅生的出租屋、姚大娘的出租屋、北京、飛機上等等,“時間在這里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空間則趨向緊張,被卷入時間、情節、歷史的運動之中”[37],敘述節奏也由之舒緩。類似的時空處理藝術、節奏推進手法,也在《特務吳雄》《移民監》《無題》《護工老陳》等都市題材小說中有所體現。
對于小說創作而言,寫什么題材、選擇哪種文體、運用何種語言、保持怎樣的節奏等事關小說“腔調”的元素,都是需要事先考慮清楚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敘述的自然流暢與“不隔”。受益于文藝理論滋養的於可訓,對小說的語氣語調非常講究,“講究它會引起什么樣的情節,它會調動什么樣的細節,它會把我的情節、細節和人物帶往什么地方”[38]。如此詳思細慮,他的小說基本不存在情節錯亂、性格矛盾、敘述纏繞等問題。這也使得他的小說如流水般順滑,呈現出一種本真、本色的自然狀態。當然,於可訓小說中話語越界、雜糅的情況也并非沒有。但只要它們能夠與各自的書寫對象完美相融、互不捍格,也未嘗不可。作者能夠輕松自如地穿梭于不同的題材之中、隨意切換不同的話語模式,又何嘗不是對自由、本色寫作的一種詮釋?
結語:回歸“原小說”樣態
於可訓小說用破碎講法對歷史原生態的還原,通過混雜視角對蕪雜歷史的多重透視,采用不同腔調對歷史故事、生活世相的本色呈現,看似章法紊亂,實則初心不凡,有著回歸中國小說原生樣態的雄心。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說創作就有著明顯的本土化與古典化傾向。只不過這一股創造性轉化本土資源和古典傳統的創作風潮斑斕駁雜,且呈現出泛化趨勢,部分小說創作轉化傳統資源的獨特性湮沒在風潮之中。作為這一小說創作風潮之中的一員,於可訓對古代小說中的文體資源關注較多,并試圖重返小說源頭,重新激活小說自由、活潑的樣態。於可訓認為,“近代以降,對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和學習借鑒,多在明清以后的白話小說,相對而言,對明清文言小說及其前身的古小說,卻多有偏廢”[39]。為此,他呼吁小說家們可以嘗試“前人傳下來的段子式的和傳奇味兒的減量節能的寫法”[40],而且他自己在小說創作中也是這樣實踐的。根據上文對於可訓小說的系統梳理,主要可分為三類:一是留有中國段子時代痕跡的筆記體小說,二是受唐傳奇影響的傳奇體小說,三是受宋話本影響的話本體小說。於可訓小說“創造性地復活中國古典小說敘事原型結構”,向“雜體小說的藝術回歸”[41],可以被認為是對中國“原小說”樣態的回歸。
“原小說”是李遇春對昆德拉晚年時期學術概念的借用。他以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韓少功的小說為例分析了其“跨文體寫作、跨藝術寫作和跨主題寫作”[42]的“原小說”特征。李遇春認為,“‘文備眾體’的中國‘傳奇’其實是一種‘原小說’,它并非單純的敘事文體,而是綜合了史傳敘事、抒情詩歌、哲理寓言等多種文體資源為一體的復合文體或復調文體。這也是一種原生渾沌狀態的小說文體,是一種不像小說的小說,它是多文體的雜糅”[43]。葉立文在此基礎上對“原小說”的范圍和特征進行了更為具體的界定,“從莊子、《史記》、唐傳奇、宋元話本到明清筆記,傳統小說不管是演義還是述史,都有此類‘原小說’的特質”,并認為“以另類知識探索人類的自我界限是‘原小說’的思想特征”,“結構松散就是‘原小說’最常見的結構方式”。[44]參照兩位學者對“原小說”特征的論述,於可訓小說無疑是可以被列入“原小說”譜系之中的。但我總感覺於可訓想要回歸的“原小說”樣態,并非能被如此地條分縷析,它應呈現為一種更為蕪雜、混沌的原生狀態,與中國文化的原生形態密切相關。
這種“原小說”樣態,表面上可以通過雜文體、多文化等形式呈現出來,正如於可訓小說對筆記體、傳奇體、紀傳體、編年體、詞典體等多種文體的實驗,對儒道釋等多種文化底色的呈現,對鄉野里、都市中各種知識的普及等,但實際上它或許只能訴諸感覺。悖論之處在于,感覺很多時候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這樣一來,上文的碎片論、混雜論、本色論也只能是權宜之論、表象之論,也只能算是通達闡釋於可訓小說“原小說”樣態的“中間物”。若說感覺,最后也不妨說一下閱讀於可訓小說的直觀印象:於可訓從生活的曠野中“搬運”素材,汲取中國文化原生形態的滋養,雜糅多種文體、融通多樣文化,成就自然文章。他的小說游走在紀實與虛構之間,不像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這‘不象’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45]:它是一幅風土畫,一出黃梅戲,一個奇人、一件逸(韻)事、一段歷史、一場事故……
注釋
[1][7][40]於可訓:《〈魚廬記〉創作談》,《魚廬記》,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74頁、74頁、75頁。
[2][5][26]於可訓:《自序:權當是說個書帽子》,《漁人故事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1頁、2頁、2頁。
[3][4][8][德]瓦爾特?本雅明:《講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德]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18頁、118頁、101頁。
[6][35]於可訓:《魚廬記》,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76頁、1頁。
[9]於可訓、張均:《事實比觀點更有力量——於可訓先生訪談錄》,《新文學評論》2013年第3輯。
[10][11][30][39]於可訓:《我怎么做起小說來》,《小說評論》2022年第5期。
[12]張閎:《論敘事視角》,《當代文壇》2023年第5期。
[13][14][15][17][18][19][20][27][31][32]於可訓:《鄉野傳奇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8頁、70頁、26頁、189頁、191頁、2頁、3頁、68頁、1頁、7頁。
[16]林培源:《重塑“講故事”的傳統——論格非長篇小說〈望春風〉的敘事》,《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6期。
[21]劉艷:《限知視角與限制敘事的小說范本——蕭紅〈呼蘭河傳〉再解讀》,《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22]吳俊:《奔向80后的於老師》,《小說評論》2022年第5期。
[23][24][以色列]里蒙-凱南:《敘事虛構作品》,姚錦清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64頁、176頁。
[25]卓今:《站在不遠處看待危險的自身——張翎的新長篇〈流年物語〉分析》,《文學評論》2017年第6期。
[28][29]莫言:《獨特的腔調》,《讀書》1997年第7期。
[33][38]馬赫陽:《文體資源、時代記憶與學者的文學寫作——於可訓〈鄉野傳奇集〉分享會紀要》,《寫作》2022年第1期。
[34]於可訓:《才女夏媧》,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91—92、148—149頁。
[36]楊義:《中國敘事學》,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頁。
[37][蘇]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頁。
[41]李遇春:《打造中國風味的“原小說”——評徐則臣的小說〈虞公山〉》,《芳草》2020年第3期。
[42]李遇春:《韓少功對米蘭·昆德拉的文學接受與創化——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到〈日夜書〉》,《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5期。
[43]李遇春:《“傳奇”與中國當代小說文體演變趨勢》,《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
[44]葉立文:《另類知識、離題書寫與人文限度——論當代作家批評中的“原小說”傳統》,《文學評論》2021年第4期。
[45]茅盾:《〈呼蘭河傳〉序》,蕭紅:《蕭紅全集》(第1卷),北方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