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惜一切可以為人民做事的機會
我今年97歲,入黨已74年。回望來路,伴隨我一生的始終是19歲那年刻進心底的信念:我的生命,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
我是聽著抗戰歌曲、伴著前線抗敵故事長大的,追求正義的種子早早就埋在我的心底。中學畢業后,我遵從父母意愿考上北京協和醫學院,先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生物系讀醫預科。那時正值解放戰爭時期,南京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受進步同學影響,我跟著大家沖破阻力,走上街頭,參加游行,還組織起民歌社,傳唱從解放區傳來的民歌,心中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一天比一天強烈。
1948年,我在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的支持下,和同學結伴北上,奔赴中原解放區,進入了中原大學文藝訓練班。在那里,我們既學政治理論,也為戰士和群眾演出。對我來說,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天地,自由的空氣里滿是年輕人的熱血與理想。南下武漢時,“文訓班”改組為文工團,我成了一名音工隊員。
因為從小學鋼琴,有一定音樂基礎,我很快成了隊里的業務骨干。隊員們大多沒受過專業訓練,遇到附點音符、切分音總唱不對,我就一點點幫大家糾正。于是大家說“你還挺明白的,你來打拍子吧”,我就成為我們文工團的指揮了。我的指揮生涯,也這樣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不知不覺地開始了。
文工團的生活,可以說潛移默化地教育了我,讓我深知觀眾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這為我一生“藝術為民”的追求打下堅實基礎。1951年,我跟隨中央少數民族訪問團中南分團,深入廣西的大苗山、大瑤山等地慰問采風。在大山深處,我聽到老鄉們隨口唱出的樸素歌聲,是那樣真誠動人,那樣富有生命力。那一刻,我無比真切地意識到:音樂是人民創造的,文藝工作者有義務讓美好的藝術與人民共享。
1952年,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我成長的過程里,沒有人教育過我該擁有什么樣的人生觀,是革命隊伍教會了我:文藝來自人民,應該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深深刻進我的靈魂,成為我作為一名黨員、一名文藝工作者的行事準則。
此后,組織保送我到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推薦我到蘇聯指揮專家班學習合唱指揮,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學習歌劇、交響樂指揮。留學3年間,我每天鉆研專業,反復研讀總譜,跑遍當地的音樂廳、歌劇院,聽排練、看演出,傾盡所能地汲取知識。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揮意大利歌劇《托斯卡》公演,成為第一位登上國際歌劇指揮臺的中國指揮家。那年我33歲,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這一路的成長,都是祖國和黨培養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所學毫無保留地還給人民,用專業所長回報社會。
回國后,我在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劇院重建,我調任首席指揮,兼顧教學工作。為了讓更多中國觀眾了解歌劇、愛上歌劇,我想了個“笨辦法”:從1979年復排《茶花女》開始,我就在歌劇開演前,在休息室為觀眾做一個20分鐘歌劇欣賞講座,讓大家了解每部歌劇的時代背景、音樂特色等,講座受到觀眾喜愛。這種邊演邊講的形式被大家稱為“鄭小瑛模式”。其實這么做,就是想讓大家了解我們所從事的這份職業。這么一件小事,我堅持了下來。
此外,我還堅持推動“洋戲中唱”。我們費了很大力氣引進西方歌劇,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劇想要扎根中國土地,就要讓中國觀眾聽得明白,語言至關重要。有句老話說“陽春白雪,和者蓋寡”,我不這么認為。我畢生的追求,就是希望“陽春白雪,和者日眾”。我常常在想,哪怕“和者”一天只多一個,我也高興啊。作為文藝工作者,我們要努力使我們的民族發展得更加健康、有活力、有創造力。
這些年常有人叫我“硬核奶奶”,說我90多歲了還堅守指揮一線。不過是認定該做的事,就盡全力去做而已。
我并非一帆風順,先后3次患癌。人們問我,“你不怕嗎?”我說,怕能解決問題嗎?病來了就治,如果是必然的、躲不過的,就趕快把要做的事情做完,讓自己少一點遺憾。很慶幸,我挺過來了。
前陣子,我受邀去天津音樂學院給學生們上指揮課,周圍的人老問我累不累。一天7個小時的課,算得了什么呢?我有近70年的歌劇指揮經驗,能把這些積累留給年輕一代,讓他們少走些彎路,比什么都值。歌劇是音樂領域的大工程,指揮是它的主帥,不僅要掌握專業技巧,還要有深厚的文化修養、組織能力,更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種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上。
快100歲了,我正在跟生命賽跑、跟時間賽跑,多做一點是一點。從19歲參加革命起,“為人民服務”這5個字,我記了一輩子,也努力了一輩子。
我總說,音樂家是最幸福的職業之一,生命里有音樂,就永遠有活力。我這一生沒做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不過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努力做好該做的事情,為國家文化建設盡一點微薄之力。
我這個97歲的老黨員,沒別的心愿,唯獨很珍惜一切可以為人民做事的機會。只要我還能動、還能思考,那就努力吧!
(作者為指揮家,人民網記者劉微采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