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敬:“學詩渾似學參禪”
“以禪喻詩”,是中國古代詩話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南宋詩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曾有“論詩如論禪”的說法。金代詩人元好問的“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贈嵩山侍者學詩》),則從詩與禪可以互相借力的角度,透辟地闡明了詩與禪的關系。
禪是一種宗教,是一種哲學,同時也是一種隱秘的心靈體驗。馮友蘭說過: “禪宗雖然是佛教的一個宗派,可是它對于中國哲學、文學、藝術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從認知方式上說,禪宗不是靠概念推演,而是靠直指人心的頓悟,即所謂“永恒在瞬間”或“瞬間即可永恒”,其核心是讓生命超越現實的拘囿,進入永恒之中。禪宗希望超出人世煩惱,追求精神自由,但又不主張完全脫離世俗生活,不否定個體生命的幻想,適應了不同時代失意而苦悶的知識分子尋求精神解脫的愿望。
從語言上說,禪宗強調“不立文字”。禪宗認為,禪是不可言說的,要言說也要繞路而行,因而特別強調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所謂“佛祖拈花,迦葉微笑”是也。馮友蘭說:“禪宗中底人常說:善說者終日道如不道,善聞者終日聞如不聞。宗杲說:‘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聞道,如印印水。下士聞道,如印印泥。’印印空無跡,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禪看似不可言說,虛無縹緲,但并不排除默語、身勢語、機鋒轉語、問東答西、答非所問等間接言說,而上述種種,本質上均是暗示。而恰恰是在這點上,又與詩人在審美創造中的思維方式得以溝通。荷爾德林在一首詩中說:“自古以來/諸神的語言就是暗示”(《面包與酒》)。海德格爾對此解釋道:“詩人之道說就是對這種暗示的截獲,以便把這種暗示進一步暗示給詩人的民眾。這種對暗示的截獲是一種接受,但同時也是一種新的給予。”詩人在創作中同樣強調這種暗示性,強調含不盡之意于言外,強調表達的疏密得當、不即不離,具有一種含蓄、空靈之美。由禪悟到詩歌創作的直覺思維,由禪境到追求無言之美的詩境,一脈相承,成了中國詩學中非常重要的傳統。
宋代詩人吳可寫過一首《學詩》:“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閑拈出便超然。”鮮明地表達了學詩與參禪的關系。參禪是生命覺悟的過程,寫詩則是將生命的覺悟落實于言語的過程。禪看似不可言說,但真正走了進去,領悟了它,卻能感受到它就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并與人的精神品格、思維方式、藝術素養等有密切的聯系。
“自古詩情半個禪”。詩和禪一樣,不提供定義,只是顯示鮮活的情感與心靈狀態。面對世界,禪家強調“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這與詩人主張的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頗有相通之處。古代詩人早就發現,讀一首好詩時的體驗和參禪的某個瞬間,有一種說不清的相似。細品那些傳世的優秀詩歌,不僅能感受到音韻之美、意象之美,而且能領悟到蘊涵其中的哲理,能體味到溶解在生活中的秘密,而這與領悟禪機、禪趣,進入禪的境界,也確有某些異曲同工之處。
陸游晚年曾教導他的兒子陸遹:“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示子遹》)。意思是說,一個詩人寫詩,光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是不夠的,更重要的要在閱歷、學養、操守、精神品格等方面下功夫。這一點,對禪詩的寫作者來說尤其重要。
禪詩的寫作,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被稱為“詩佛”的唐代詩人王維,其字摩詰,源于古印度著名的在家修行的維摩詰居士。王維視其為精神偶像,半官半隱,日常諷誦習禪,與南北宗僧人均往來,其禪詩寫作達到了極高的成就,他的《鳥鳴澗》《辛夷塢》《鹿柴》《山居秋暝》等詩,字面上并無佛理禪思的痕跡,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由優美的意象構成的畫面,而佛理禪思則寓于其中,可讓人思而悟之、味而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