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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傳統”視野與當代中國“文學復興”
來源:《當代文壇》 | 賀仲明  2026年07月08日09:46

摘 要

要深入認識新文學,不能局限于新文學自身,而是需要引入“大傳統”視野,從其與中國傳統文學和傳統文化的關聯角度來進行考察。新文學推進了傳統文學的現代發展,促進了現代文化的轉型,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影響,它存在著“先鋒”階段過于漫長、對中國傳統因素的繼承較薄弱的缺憾。當前新時代的國際形勢對民族文化主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濟社會發展也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國家層面大力提倡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新文學發展已經進入迫切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開拓創新性和獨立性的階段,這是在“大傳統”視野下“文學復興”的大好機遇。“文學復興”需要把握好主體性、當代性和開放性的基本原則,致力于建構具有獨立性和創新性的文學思想,創作出寓傳統于現代、懷世界于本土的優秀作品,同時積極推進文學參與社會文化建設。

關鍵詞

大傳統;新時代;文學復興;主體性;創造性

一 “傳統”的焦慮與“大傳統”視野

從20世紀20年代到今天,中國新文學已經走過了一百余年的歷程。早在21世紀初,就有學者發出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呼吁,引發不少學界同仁參與討論。確實,對于在對傳統文學的反叛中成長起來的、具有較強異域文學背景的新文學來說,建構自己的傳統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意義也很深遠:這既是對自我價值和成就的總結,能夠增強自我的信心,也是對自我的進一步認知,有利于確立更清晰的主體性,還能夠更好地規劃未來,確立文學發展的走向和目標。然而,討論的結果并不讓人滿意。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內涵,學界并未達成共識,對于傳統的演變軌跡及發展路向,也沒有產生讓人信服的結論。而且,這一話題在短暫的熱潮后很快被冷落。究其原因,或許與討論的學術視野較窄有關。這些討論基本上都局限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內部,很少有超越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立足于更寬闊的傳統背景上的思考。事實上,中國現代文學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與漫長的民族文化和文學傳統有著深厚的聯系,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大傳統”。

“大傳統”的首要內涵是新文學歸屬于中華民族文學的整體傳統。美國批評家艾略特曾對文學傳統有過這樣的論述:“現存的不朽作品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體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藝術品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這個完美體系就會發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來臨之前,現有的體系是完整的。但當新鮮事物介入之后,體系若還要存在下去,那么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盡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藝術品和整個體系之間的關系、比例、價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調整;這就意味著舊事物和新事物之間取得了一致。”德國哲學家威廉·馮·洪堡特則對民族文化傳統作了這樣的闡釋:“我們也可以而且必須把每一個1民族理解為一種人類個性,它遵循著一條獨特的、內在的精神發展道路。不管具體個人的天分起著多么大的作用,他唯有在民族精神的激勵下,唯有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將新的活力注入民族精神,才能夠使他的活動具有深刻持久的內容。”也就是說,所有民族文學的歷史都是一個連續性的作家作品系列史,作家作品由傳統滋養,其價值意義也與傳統密不可分。中國新文學也不例外。雖然目前的學科體制將中國文學分為古代、近代、現當代等不同階段,但它們在根本上都歸屬于“中國文學”這個總體范疇,同屬于中華民族文學的長河,對它們的認識必須具有整體性思維。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學還是中國新文學,都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產品,鐫刻著中華民族的獨特印記,任何作家作品都不例外。從這個角度來說,盡管新文學是在對傳統文學的否定和反叛中孳生的,與傳統文學也存在多方面的差異,但毫無疑問,它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反叛”本身就是形成傳統的一個過程,“反叛者”最終必然還是要回歸主流,構成傳統新的部分,作為新鮮血液發揮創新的活力。

“大傳統”的另一重內涵指向新文學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關系。它包括兩層意思:其一,新文學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需要參與承擔民族文化建構和現代轉型的任務。按照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解,民族國家作為“想象共同體”,本身就是由民族文化所塑造和建構的。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言自明的民族性,民族文學的歷史也就是民族文化的歷史,二者既互相支撐,也互為表里。中國文學也是如此,它的歷史、現實和未來都與民族文化的命運息息相關,新文學自然地承擔著現代文化使命;其二,民族文化是新文學的重要滋養者。正如瑞士心理學家卡爾·G·榮格的論述:“除了德國人能寫出《浮士德》或者《查拉圖什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我們能設想還有誰能寫嗎?這兩部作品都利用了在德國人的靈魂中回蕩著的某個東西——一個‘原始的意象’”。從基本層面上來說,任何文學都孕育于其民族文化中,“民族文學”概念形成的前提是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而偉大文學作品的創造性思想和審美特點也都來自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凝結著深邃而獨特的民族智慧。璀璨的中國傳統文學建構于悠久的中華傳統文化之上,新文學同樣離不開這一文化的孕育和滋養。

立足于“大傳統”視野來考察中國新文學,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其一,它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學以現代活力。也就是說,新文學對傳統文學雖有強烈的批判,但同時也推動它向前發展,讓它脫離其誕生的封建文化環境,進入現代社會之后依然保持充沛的生命力。一些學者特別強調新文學的“反叛”特征,認為它與傳統文學之間是一種完全“斷裂”的關系。這一觀點雖然富有啟迪,但從客觀而全面的角度來看,新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差異并不是根本性的,它們之間應該是革命性的繼承關系,新文學是傳統文學的現代版和新生版。在基本的語言層面,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內核并無二致,在文體形式上,二者也有多種復雜的牽連和承繼。新文學的一些重要文學思想和文學觀念,如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等也都滲透著傳統文學的深深印記。典型如“文以載道”思想,雖然“五四”新文學對這一中國傳統文學的核心思想曾予以大力批判,但實際上,新文學所實踐的同樣是“載道”的理念,其與傳統文學的區別只是所載之“道”的內涵不同,思想觀念并沒有本質差別;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即新文學賦予了中國文學許多新的品質,使其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其表現是全方位的:如在文學的概念內涵、觀念方法上,新文學對傳統文學都有大的拓展;在思想內容上,新文學表現出更豐富的人道主義關懷,將普通大眾的生活和個性解放觀念全面引入文學作品中。此外還包括小說、戲劇(話劇)等文體上的拓展,以及更加豐富多樣的藝術表現手法,等等。它們共同賦予了中國文學更為開放、多元也更為現代、日常的全新面貌。與此同時,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學開啟了以文學參與現代文化轉型的使命,并將這一使命貫穿在其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史中。概括來說,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發展歷史上,新文學的出現是一次歷史性的大變,其內在背景是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巨大轉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價值意義。

當然,新文學與“大傳統”之間的關系并非完美,而是存在不小的缺憾,其原因在于文化觀念和社會環境。文化觀念是最根本的。中國近現代社會長期落后于西方,屢次戰敗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激發了先進知識分子強烈的自我反思意識。從對物質、制度的反思,最終落腳于對文化的反思,形成了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中影響甚大的“文化決定論”思潮。這既是“五四”激烈反傳統思想的基礎,也是新文學始終拒斥傳統文學和文化的內在思想根源。對文化思潮的認識牽系甚多,這里不作貿然評判,但從文學角度來說,這一思潮確實容易導致人們忽視文學的獨特個性,而是將其看作一般文化,比如將復雜的文學發展演變類同于“物競天擇”的文化演進,將文化優劣的判別標準置于文學之中。與此同時,社會環境也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新文學早期對傳統的“反叛”并無不正常之處。任何文學從傳統轉向現代都會經歷一個以批判為中心的“先鋒”時期。中國傳統文學歷史輝煌,文化積淀深厚,它的現代轉型更為艱難,早期出現一些激進乃至偏激的觀點都是自然的。正常情況下,在經歷短暫的“先鋒”時期后,新文學應該進入自我調整和建設階段,對傳統的態度也會逐漸走向客觀與溫和。新文學最初確實表現出這樣的發展趨向:在“五四”高潮過后,20世紀30年代文學界就出現了客觀冷靜地看待傳統的思想潮流。在思想界,包括胡適、魯迅在內的“五四”主將們都對曾經的偏激觀點有所檢討和修正;在創作領域,像廢名、施蟄存、沈從文等的小說,何其芳、豐子愷等的散文,艾青、卞之琳等的詩歌,都開始嘗試借鑒傳統哲學思想和文體形式,不同程度呈現出將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文學因素相融合的跡象。這是新文學從“先鋒”走向“建構”的良好開端。然而,遺憾的是漫長而艱難的抗戰中斷了新文學自我調整的路途,在文化建設、文學教育等多方面深刻影響著新文學的發展方向。

文化觀念與社會環境兩個方面的因素深刻影響著新文學的發展進程,導致新文學長時間停留在“五四”先鋒階段,對傳統一直抱持貶斥與否定態度,也少有深入和自覺的繼承,相反,長期處在對西方文學與文化的仿效和追趕中,以進入西方文化市場、獲得其認可作為最高理想。客觀地說,近現代以來,西方文化和文學整體上處于更領先的地位,新文學深受它們的影響,包括在發展初期存在一定的模仿都在所難免。但是,如果長期生活在異文化和文學的影響之下,不能呈現出自己的獨立個性,就很難說新文學已經發展成熟,其成就也會受到局限。這一點體現在已經走過百年的新文學發展歷史中:

其一,西方化色彩過于濃郁,未能呈現出中國特色的獨立文學思想和創作。

正如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所說:“一般而言,西洋思想強調革命、變化,有強烈的無秩序傾向;相反,以儒家為中心的中國的思想,卻有著較強的順從宇宙秩序的傾向……必須將維持穩定秩序作為優點來繼承。我想這里所積蓄的中國文明是重要的人類遺產。”作為人類的優秀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具有獨特的深刻性,與西方文化構成既對立又互補的關系,對人類發展具有深遠的啟迪意義。如以“天人合一”的生命觀和適度全面發展為中心的哲學思想、以“和”“自然”“善”“節制”等為中心的人文倫理思想,以及空白簡潔、含蓄雋永的抒情美和意境美等藝術個性,都是其典型體現。作為中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新文學應該將這些特點進行現代轉化,并融匯于對現代生活的表現中。遺憾的是新文學沒有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精神內核,建構起獨立的文學思想。它對文學與世界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理論話語,沒有呈現出中華民族的文化和藝術個性。在創作方面也是如此。正如有作家所提出的:“中國當下寫作的根源似乎都在西方,我們順口就能說出卡夫卡、卡爾維諾、博爾赫斯,卻獨獨對中國自己的文學傳統處于失語狀態”。新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淵源和西方文學的影子,卻很難見到中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的內涵、精神和風格特征,不少詩歌作品甚至連最基本的意象都嚴重西方化,充斥著古希臘神話典故、歐美的生活和自然風光意象,很少看到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其結果是在新文學歷史上極少具有中國色彩和藝術個性的偉大作品,沒有為世界文學奉獻出一個獨特的“中國文學”形象。

其二,自身傳統的紛亂。由于中國新文學整體性地以西方文學為圭臬,對傳統文學缺乏系統性的總結和繼承,二者之間未能形成內在的統一和融匯關系,也就很難形成相對穩定的文學思想和創作特征。因此,作家之間勢必無法形成清晰的傳承關系,文學的整體內涵和價值觀念也始終處于“流動”和“漂泊”中。以詩歌論,詩歌是中國傳統文學中最輝煌的部分,但新詩的理論建設卻非常混亂,甚至沒有形成最基本的評價標準。究竟何為好詩,甚至何為詩歌,詩歌界與學術界都難以形成最基本的共識。正如詩人臧棣所言:“中國當下的詩歌創作是多樣化的,但缺少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從而容易產生不同的評價……在中國詩壇,我們缺少一個‘主心骨’,對于什么是偉大的中國詩歌沒有形成基本的共識”。詩歌只是典型案例,其他文體也大體類似。標準的紛亂自然難以形成清晰的文學演進秩序,進而持續向前推進。這也是學界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卻難有實績的重要原因。

其三,現代文化轉型未能有效完成。由于新文學的精神資源主要來自西方,發展目標也是得到西方文化的認可,自然會較少考慮中國普通大眾的審美接受需求,以及選擇與他們的接受能力相一致的審美形式。一般情況下,社會大眾的接受和審美基礎都是建立在傳統之上的。因此,新文學與傳統之間的疏離會直接影響到其與大眾之間的關系,導致其難以在社會文化中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盡管新文學已發展百余年,但它始終沒有深入到大眾中,在大眾接受上甚至還不如傳統文學。以最容易與讀者發生親和關系的詩歌為例,大眾最耳熟能詳的主要還是古典詩詞,為人們所熟悉和喜愛的現代詩歌數量極少。同時,長年高居圖書暢銷榜前列的文學圖書也大都是傳統文學經典。特別是進入網絡時代,文學讀者急劇減少,文學在社會文化中嚴重“邊緣化”。盡管新文學始終伴隨現代文化建設向前發展,但其對精神文化建設的貢獻卻存在相當大的局限。比如家庭倫理情感話題,這本應該是文學最擅長也最切近的文化建設內容。然而,新文學基本上都在致力于批判傳統倫理,卻很少表現針對現實變遷的建設性思想。在當前的社會文化轉型中,家庭倫理問題之所以相當嚴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現代倫理關系,沒有將凝聚文化溫情的傳統倫理與現代精神相結合。這當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文學,但不可否認的是文學的缺席是不可忽略的部分原因。

新文學的歷史已超過百年,人們都非常期待它能媲美于悠久而輝煌的中國傳統文學,在思想高度和藝術創新上卓然于世界文學格局中,從而實現中國文學的偉大復興,再現歷史輝煌。這一愿望的實現需要深度地關聯和借重傳統。所以,從深遠的“大傳統”視野出發來討論當前的新文學發展,以及促進中國文學的復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迫切的必要性。

二 “大傳統”與新時代“文學復興”之可能性

從“大傳統”視野來認識中國新文學并嘗試追求“文學復興”,在新文學發展的歷史上并非首創。“五四”時期,胡適等人就曾進行過類似思考。胡適將新文學歸結為漫長的白話文學傳統的一部分,認為新文學是這一文學流脈的現代創造:“故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種下了近年文學革命的種子;近年的文學革命不過是給一段長歷史作一個小結束。”與此同時,詩人聞一多則從文學審美出發,主張在審美上回歸中國傳統文學特色:“當恢復我們對于舊文學底信仰,因為我們不能開天辟地(事實與理論上是萬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夠并且應當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房屋……我們更應了解我們東方底文化。東方的文化是絕對的美的,是韻雅的。”小說界也有類似的思考和探索。廢名、施蟄存、沈從文等小說家都曾努力嘗試將中國傳統的敘事方法運用到現代小說創作中。如施蟄存就明確表達了對西方小說觀念的不滿:“但對于西洋式的正格的小說卻有點懷疑起來了,到底它們比章回體,話本體,傳奇體甚至筆記體的小說能多給讀者若干好處呢?”因此他創作了承繼中國傳奇傳統的《黃心大師》等作品。20世紀30年代,批評家李長之更是發表名作《迎中國的文藝復興》,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文學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以之作為創作的基礎,從而實現從思想文化到文學藝術的多方面復興:“所以現階段的文化運動, 就是近于中體西用,而又超過中體西用的一種運動。其超過之點即在我們是真發現中國文化之體了,在作徹底全盤地吸收西洋文化之中,終不忘掉自己。”并預言到抗戰勝利后,“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會到來。

但是,李長之的“文藝復興”愿望并未實現,胡適等人也沒有真正將新文學與傳統文學連接起來。之所以如此,既與時代環境有直接聯系,也與他們的思想局限性有關。其一,從時代環境來說,在胡適、李長之等人的時代,新文學尚處于發端時期,一切都處在最初的轉型和學習期。這一時期的新文學作家們剛剛開始引進和學習西方文學形式,很多技法和規則都還處在模仿與探索期。這時候最需要的是在開放中逐漸發展,在學習中走向成熟,促進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型。包括李長之提出“文藝復興”的20世紀30年代,思想界對傳統文化也正處在深度的批判和反思期,簡單地要求新文學向傳統文學和文化回歸,顯然是對新文學的發展階段認識不足。出發點雖好,時機卻不對。其二,從思想觀念說,這些倡導者們大多沒有真正認識到傳統文學和文化的內在缺點,沒有意識到它需要現代性的大變革和大轉型,而只是將新文學的發生簡單地類同于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次普通的變遷。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固然亟需批判性更新,傳統文學也需要充分的揚棄。“五四”新文學的發生遠不同于中國文學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嬗變,它是中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的一次革命性的大轉型。無論從文學還是文化,以及無論從傳統文學發展還是現實社會的要求來說,這種革命都非常適時而且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五四”作家對傳統的批判不是過多,而是不足——最典型的是缺乏對自我的深入反思和批判。胡適等人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們急于為新文學尋找傳統支持,且缺乏對傳統內涵更全面、更現代的體認。胡適沒有超越“白話文學”,更廣大的整體性傳統被其忽略,李長之對傳統文化的負面性和復雜性也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所以,從總體來看,這些先驅者雖然敏銳且明智地認識到應該關聯新文學與“大傳統”,但他們提出的方案卻不合時宜,也不符合文學發展的規律。

然而,21世紀的今天,深化新文學與“大傳統”的關系并倡導新文學的復興,已經有了與此前大不相同的多重背景。

首先,世界的整體文化格局對民族文化主體性和民族文學復興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時代文化也給予了文學良好的發展契機。自20世紀末以來,人類進入后工業社會的全球化時代,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消費文化依靠強大的資本力量對全球各地方的民族文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從人類歷史中可以認識到:文化主體性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前提,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文化主體性,就會失去民族記憶、民族特征和民族認同,從而被其他文化所同化,進而淪為其他民族的附庸。很多曾經璀璨輝煌的古代文明到今天已經淪為遺跡,足以成為深刻教訓。正因為如此,很多國家的學者都認識到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性,對民族文化主體的建構提出了強烈的呼吁和要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發布了相關的文化政策。比如日本的《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方針》就明確表示:“文化藝術也發揮著無可替代的心靈依托的作用。它是屬于全體國民的社會財產。另外,文化藝術是創造性經濟活動的源泉……我們必須將文化藝術振興擺在用以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戰略位置上……舉全社會之力進行文化振興。”俄羅斯聯邦公眾院的報告《俄羅斯文化與未來:新觀點》(2007年)也認為:“文化是促進社會精神統一的滲透性力量,是整個民族團結友愛和保持生命力的條件;哪里有創造、理解和發展,哪里的人就能感覺到自己是整個民族、國家以及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文化就在哪里存在。沒有這種力量,社會就不會存在;相反,以文化為基礎的社會,自身就是牢不可破的力量。”文化主體性建設當然不只是文學的任務,但是,作為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與民族傳統密切聯系基礎上建立獨立的自我主體是時代對文學的重要要求。

高速發展的科學技術既對傳統文學觀念提出了尖銳的挑戰,也賦予了新文學復興的良好契機。近幾十年,特別是近十多年來,人類社會的科技發展進入加速期,網絡、視頻等智能化方式進入日常生活,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也改變了文學的生產和消費形態,進而對傳統的文學觀念構成了嚴重沖擊。包括文學的意義特征、范疇方式、文學類型等在內的對文學的整體認知迫切需要進行調整,例如長期主導文學理論研究的現代性思想就受到很多質疑。從新文學復興角度來看,這種文學觀念的變革趨勢非常有利。因為當前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是西方的文學觀念,中國文學正可以充分利用時代提出的轉型要求,擺脫西方文學的主導性影響,嘗試對中國傳統文學思想進行切合時代的轉化,建立起既具中國特色、又與時代相適應的文學思想,從而做到“彎道超車”,實現文學復興。這方面的內容非常豐富,比如文學的“真實性”問題,西方文論立足于超越性的文化哲學思想,以文學虛擬性為中心,而中國傳統文學則更強調文學的實在性,諸如“文如其人”“知人論世”等思想影響深遠。當下社會,科技帶來的虛擬性深入人們的生活并產生深刻影響。真實是人類生存和精神穩定的重要前提,所以,虛擬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多精神困擾,人們也會對真實有本能性的追求。如此,強調“真實”的中國文學更可能切合時代的要求,得到人們的認可。與之相關的文學價值問題也是如此。相對而言,西方文論強調文學的個人屬性,較為忽視其社會屬性,這與偏重社會價值功能的中國文學思想存在顯著差異。今天的人類文化面臨消費文化和多媒體藝術等的多重沖擊,精神內涵被大幅度削弱。人類文化想要不被完全物化和智能化且保持必要的精神品質,文學等精神產品就必須承擔起一定的社會文化功能。如此,充分借鑒中國傳統文學思想,強化文學的社會屬性和人文價值,顯然是有現實意義的。

其次,從新文學的發展階段來看,建立在“大傳統”基礎上的“文學復興”勢在必行。新文學經歷百年的發展,情況已經與20世紀20、3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時候的新文學正在對西方文學的模仿和學習中蹣跚學步,思想文化上也亟待開放創新,對于當時的新文學來說,最迫切的是突破傳統文學的僵化與束縛,在自我反叛中獲得涅槃新生。而今天的新文學,一方面,經過一個多世紀向西方文學的學習,特別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新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的頻繁接觸,對西方文學的了解已經較為全面,尤其在形式與技巧層面,新文學對西方文學的借鑒已經頗為深入。制約新文學發展的不再是外在的觀念和技巧,而是深刻的創造性,是走出西方文學的影響,強化自己的獨立性。另一方面,當前的新文學最缺乏的是優秀民族傳統的滋養,是對優秀傳統資源的深入理解和現代轉化。而缺乏了傳統資源的滋養,新文學很難形成自己深刻而獨立的創造性。所以,當前的新文學急切需要加強與“大傳統”的聯系,從中獲得對世界的獨特認知和審美個性,并將其融入成熟的中國現代文學形式中。如此,新文學才可能呈現出濃郁的中國色彩以及真正的創造個性。對于新文學來說,可望迎來一次中西文學的深度交融,這更是激發出創造性活力的大好時機。

在新文學的歷史上,一直有作家進行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而具有集體意識的趨向則主要體現在近二三十年中。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不少作家意識到傳統滋養的意義,也嘗試在創作上“回歸”傳統文學,并取得了較為成功的創作實績。比如格非近年來創作的《人面桃花》《山河入夢》等作品,無論是內在精神還是敘事方式上都與傳統文學具有內在關聯,格非也明確表示要走出西方文化視野,進入真正“中國化”的寫作。他在創作談中談道:“中國古典小說的高明與偉大之處是值得我們終生體味的,這些傳統才應該成為我們當代小說創作的真正出發點。”此外,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等作品充分融入了傳統小說的敘事技巧,賈平凹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一直堅持對明清話本小說的借鑒。這些作家的思想和探索充分體現了新文學的內在發展規律,也在不同程度上獲得成功。但是,從當前的文學整體來看,這種自覺還多屬于作家的個體行為,沒有形成主導性潮流,沒有能對文學創作的整體傾向和局面有所改變。特別是在文學理論界和文學批評界,缺乏與這些創作積極呼應的思想推進以及深入系統的理論探討。作家們的創作實踐也大多局限于形式層面,很少深入思想文化領域。事實上,思想文化具有比形式層面更內在也更深遠的價值意義。此外,作家們的創作題材多集中在歷史生活領域,涉及現實生活的較少。總結新文學各個階段作家們的探索實踐,更全面、科學地認識和汲取傳統資源,關系著當前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文藝高峰的涌現。

最后,從國家政策到社會文化界的倡導,以及中華文化日益增長的世界影響力,都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任何時代的文化潮流,國家層面的倡導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由此將堅定文化自信提升到戰略高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與國家層面的倡導相一致,包括哲學、歷史、社會學和文學在內的多個學科領域也深入探討了與傳統的關系問題,表達出更深入客觀地認識傳統的精神吁求。比如近幾年廣受關注并引起積極討論的“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強烈呼吁,充分表達了哲學社會科學界整體上的主體性要求。思想文化的多個領域也都表達了類似的思想推進。如因提倡客觀認識傳統而長期遭到批評的“新儒家”“學衡派”等學術思潮,近年來已經得到較為公正和積極的評價。再如曾經被徹底否定的傳統“家”文化,學術界也予以新的認識:“經過一百多年的文明變局,直到當代中國,家仍然是中國人生活的中心,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形成,仍然與家緊密相連。正因如此,近年興起的對‘家’與‘孝’的新研究,實質上是從學術上接續中國文明傳統的核心精神,回應中國人現代生活的一種嘗試。”這些認識既為文學復興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也有利于文學思想的拓展和推進。

文學理論界對此也有一定的呼應,即通過表達對現實的迷惘和困惑,曲折含蓄地表達汲取傳統的訴求。如在21世紀初,文學理論界出現的具有較大影響的關于文學理論“失語癥”的討論,因困惑于強大的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文論的主體匱乏,無法充分進行自我表達,研究者發出了重新認識西方文論的呼吁;稍后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討論也是如此,該討論嘗試將中國古代文論轉化至現代,旨在借助傳統力量加強現實文學思想的內在要求。然而,這些討論大多停留在純粹的理論層面,既沒有真正進入具體的建構操作,也沒有對文學理論的整體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近些年,批評家提出“強制闡釋論”,旗幟鮮明地針砭當前的文學理論以西方為主導的現象,正面表達了建立自主性文學思想的要求,傳達出借鑒和回歸民族傳統的強烈訴求。“強制闡釋”的話題獲得文學理論界的積極反響和強烈共鳴,這說明對現有文學理論的反思已經成為學界的集體共識。學界對“講好中國故事”的提倡和多方面探討在一定程度上也回應了這一話題,討論者們從敘述立場、敘述姿態、敘述方法等方面進行思考,目的是將“中國”本土傳統融匯到文學理論和創作上來。

國家政策和學術界的推進為中國文學復興提供了思想支持,而日益強大的國家實力和文化影響力則為其提供了堅實的現實后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快速發展,國家實力和國家影響力都日益強大。毫無疑問,當前中國處于新文學一個多世紀以來綜合實力最強盛的時期,文化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這種局面對于中國文學獲取自信,以開放、包容和獨立的視野發展自己,同時幫助其更全面迅速地進入世界文學,都是很重要的基礎保障。對于百年中國新文學來說,這是一次自我調整和自我發展的難得機遇,也是它更好地融入“大傳統”、發展和深化“大傳統”的最佳時節。可望借助這一契機,中國新文學能更好地融匯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方,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創造中國文學再度復興的輝煌。

三 如何在“大傳統”視野下實現文學復興?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文學復興并非簡單地再現中國文學曾經的輝煌。中國傳統文學的興盛是在相對封閉獨立的情況下發生的,它對世界文學的影響也多是后發性的。當前中國文學處在全球化的開放環境,它的獨特性必然是相對的,是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學的。時代的獨特性要求它需更具開放、融合和創新的品質。而且,這也決定了它的基本內涵不是一家獨大、獨占鰲頭,而是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充分呈現自己的個性特點,取得優秀成就。“大傳統”內涵豐富,從悠久的傳統到現實的文學復興存在多重困難。如何科學全面地汲取傳統菁華,將其與現實文學交匯相融,實現中國文學的復興,需要深入的探索和長期的堅持,更需要把握一些重要原則:

其一是主體性原則。文學復興的最重要標志是有明確的自我主體和獨立個性,所以,需要堅持和完善民族傳統的主體性特征,在對民族傳統整體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起文學內在的、核心的和基礎的個性特征。這需要建立起對傳統的高度自信。中華文化具有深刻的獨特性,其哲學思想和審美精神都是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如果能夠賦予這些精神以現代轉換,特別是把握其深邃的精神本質,將是人類面對未來時極富啟迪性的重要文化資源,也可給人類審美文化貢獻深度和個性。

主體性建設最重要的方式是建構中國特色的文學思想體系和范式。只有建立了獨立的文學范式,中國新文學才能擺脫追隨者和模仿者的地位,真正自主地對文學進行理解、闡釋和創造。這不是說一定要與現有的文學思想對立,予以完全顛覆,而是在現有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修正、補充和完善。可以有所改變,也可以提出新的概念,補充新的內涵。因為目前文學界所使用的概念大多來自西方,這些概念是在西方文學的歷史語境中建立起來的,并不完全適合概括和評論中國文學,更不利于發展中國文學的特色與個性。中國傳統文學雖然沒有使用這些概念,但采用了與之相近的藝術方法,如果能夠將傳統文學的藝術方法融匯到現有的文學概念中,既是對新文學思想的豐富,也有利于對中國文學創作進行總結和推進。比如如何將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意境美”“和諧美”等概念補充到相關美學范疇中,與現有的“悲劇美”“喜劇美”“崇高美”等概念并存。再如結合中國文學傳統理論和創作實踐對“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重要概念進行豐富性闡釋,或者代之以新的概念。就此而言,中國當代文藝界的工作重心面臨一個重大轉型,即從對西方文學的引入、介紹轉向對自我的主體建構。

其二是當代性原則。當代性原則的內涵之一是在精神指向上朝向當代和未來。“文學復興”并不是回到中國文學的舊傳統,而是在開放性地借鑒西方文學的基礎上,將傳統文學的因素進行現代化和當代化改造,給予其當代視野下的思考與辨析,將其化為自己的思想和思維方式予以展示,從而建構起中國文學的新傳統——既與中國文學傳統一脈相承,又具有嶄新的時代面貌,呈現出個性和時代精神的思想和審美特征。“五四”以來的文化和文學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它們雖然存在一定的缺憾,但也有豐富的經驗可以汲取。當代性原則的內涵之二是融入當代生活。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傳統文化,無論是大傳統還是小傳統,都要立足于生活,將文化精神與現實生活進行深度關聯。文化不是僵化地存在于古籍中,而是融化在當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只有將文學和文化水乳交融地融匯于現實敘述中,才是真正賦予了傳統以新的生命,是成功地讓它們實現了現代轉型;同樣,只有與現實社會發展、文化變遷密切關聯,關注當下、立足當下、具有現實的關懷意識,將傳統內涵融入對現實生活的表現中,文學才能呈現出現代性的活力和創造性。特別是當下社會生活的發展非常快捷,文學需要與時俱進,在不斷變化的現實生活中尋找和發掘傳統文化的內涵,并作出現代的思考和表達。

其三是開放性原則。文學復興的目的不是為了“爭座次”,不是為了要取代對方,而是貢獻自己的獨特創造性,為世界文學提供豐富多元的思想和作品。所以,正如李長之所說:“文化是有機的,絕不能截取。文化是延綿的,絕不能和傳統中斷。但文化也是生長的,它需要外界的營養,正如它需要原來的土壤和水分。就其接受傳統而言,就其需要原來的土壤而言,則中國現階段的文化運動乃是一個‘文藝復興’!”今天對傳統不是簡單、無條件地繼承,而應該具有全面的認識和批判性思維。繼承的目的是創造,傳統必須更新和發展。對包括西方文學在內的外來文化和文學,則既要擺脫盲目追隨和頂禮膜拜的心態,又要保持開放的立場,持平等和尊重的態度。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西方文學始終是重要的參照物,也是必要的宏觀視野。只有對比西方,才能更準確地認識自我:既認識自己的獨特性,也比較出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所以,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百年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交流和學習的成果,將它融入新的傳統建構中。具體來講,在處理外來文化和文學資源方面,可以采用三種處理方式:一是對比自己更優秀的文化和文學資源,以學習為主,調整和改變自己,朝對方看齊;二是面對有其特點,且能與中國文化與文學形成互補關系的外來文化和文學資源,應該努力融合,兼容并蓄;三是面對外來文化與文學中獨立的、難以與中國文學與文化兼容的因素,需要互相尊重,各有堅持,從審美角度來說就是“各美其美”。

借取傳統、復興文學需要諸多非常具體細致的工作,筆者以為有三方面可能是其中最主要、也最迫切的。

第一是在對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化的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色彩的文學評價標準。文學范式的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文學評價標準的重新審視和調整。文學評價當然有基本的標準,但并不存在簡單一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具體來說,由于文化傳統、審美趣味等多方面的影響,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學標準存在很大的差別,具有很強的相對性。建構中國文學的評價標準需要融入中國文化自身的元素。愛默生認為:“偉大的詩人是屈指可數的,而且屬于各個不同的民族。詩歌表達著每個民族獨特的經歷和情感,不了解這個民族語言風俗和歷史傳統的人是很難讀懂的。”錢鐘書也曾提出,在文學評價中存在著深刻的民族差異性:“習慣于一種文藝傳統或風氣的人看另一種傳統或風氣里的作品,常常籠統一概……德、法比鄰,又屬于同一西洋文化大家庭,尚且如此,中國和西洋就不用說了。”

當然,建立自己的標準不是說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需要在現有的文學范式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將中國傳統元素與其他民族因素進行交流和融匯。這當中一個重要的前期工作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具有獨樹一幟的深邃價值,它雖然不像西方現代文論那樣具有系統性,但卻具有自己獨立的個性特色。它以獨特的抒情文學為特色,滲透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智慧和對文學的獨特理解,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對生命、對世界的獨特認知與視野,具有充分的理論原創性和思想獨特性。西方學者關注到了這種獨特性:“理想的詩是帶有韻味,而意境無窮。因為詩的本質是畫,而中國文字的本質是形象,因此,用文字表示出的中國語,即自然地流露出詩意……中國的詩,不是討論,而是暗示;是含蓄,而不是明言。只有東方人才能夠體會出詩中的真意。”比如詩歌概念和標準的確立就需要充分地結合漢語的特征,結合中國傳統詩歌的歷史,充分重視抒情性、社會性、音樂性、意象等因素。只有將中國傳統和民族因素熔鑄到詩歌評價中,詩歌創作才可能真正呈現獨立的個性,詩歌與大眾之間也才可能重新建立起密切的關系。

第二是在融匯傳統和現代的基礎上,創造出真正具有創新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形成自己的獨立品格和個性。世界文學由不同的優秀的民族文學所構成,優秀的民族文學應該以深刻又與眾不同的思想和藝術特征卓立于世界文學舞臺。所以,中國文學復興迫切需要創作出具有真正中國文化內涵和審美特征的文學作品,對世界和人類命運發出我們的獨立思考才能贏得世界的尊重,重獲中國傳統文學曾經擁有的燦爛和輝煌。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

其一是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傳統與現代并不矛盾,而是完全可以相生。也就是說,作品可以立足于現實的民族生活,展示鮮活的人物命運和意象,思想和藝術卻可以穿越時空,與古老遙遠的民族心靈對話。其中既揭示出人們現實的生存和精神狀況,又可以傳達獨特悠久的民族文化。例如卡夫卡的《審判》對西方現代理性的質疑、奧威爾的《1984》對科技發展與權力專制高度結合后人類未來的擔憂,都蘊含著西方文化的思想傳統。今天的中國文學需要借助古老的中國文化智慧,對現實世界和未來發展進行獨特的思考和批判,將深邃的哲學融入現實生活之中。有西方學者這樣表達對現代中國審美文化的期待:“西方人仍然在等待一種具有強烈的中國文化特色的現代中國美學。這種美學不是順從西方理論,而是能對其提出挑戰。”事實上,不僅是美學,整個精神和思想領域都應該如此。

其二是民族意識與人類意識的結合。文學作品要表達民族的思想和審美特點,關注民族大眾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同時也需要努力將現實關懷拓展到更深遠的人類關懷,將世界性的現代思想和藝術融匯其中,熔鑄具備現代內涵的個性化的審美傳統。民族意識和人類意識是內在統一的。也就是說,真正深入的民族關懷實質上內含人類關懷,獨特的民族思想和藝術個性也是對世界性的豐富。從來就沒有抽象的“人類”和“世界”,它們都是由無數個體組成的,世界意識和人類關懷也是如此。當然,具有開放的視野,從整體人類的處境和命運來洞察現實,書寫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具有充分的必要性。這樣也更能體現文學的世界性品質,擴大中國文學的世界影響。比如,無限制的科技發展帶來的核戰爭危脅,以及各種心理危機、道德信仰缺失等,既是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危機,也是個體的人的困境,或者說,以人為中心,地方、民族國家和整個人類都密切地聯系在一起。

第三是讓文學深入參與社會文化,擁有較大的影響力,并促進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當前中國社會需要文學發出自己的聲音。如同世界文化整體一樣,中國社會文化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受消費文化的影響,社會大眾存在普遍的精神焦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文學需要傳達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精神,為現代社會樹立起積極的價值觀和道德文化觀,提升向上的時代文化精神。如在倫理上,中華民族倫理文化在尊重個人獨立性的基礎上強調個人與他人、與集體的和諧與融合,倡導孝悌、友信等思想,對于建立誠信社會,促進人與人之間建立更親近和諧的關系,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優秀的民族文學還可以喚起民眾對于古老中國的認同感和自信心,加強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并增強民眾對于生活的意義感和價值認同。

與此同時,中國文學也應該更深地切入文化轉型和發展中。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重要的文化轉型期,現代與傳統的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只有對傳統文化進行準確的甄別和選擇,深入思考和不斷探索優秀傳統的現代應用,才可能達到如學者陳來所說的:“有必要把東亞傳統中的禮文化經過選擇而有益地應用于人文教育的實施、社會問題的解決、人際關系的調整,以期達到提升人性價值、建立健全人格、共創和諧的秩序”。還是以倫理關系為例,早在“五四”時期,許多思想界和文學界的人士都對傳統倫理變革進行過探討,魯迅也發出“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疑問,試圖建立起現代文明視野下的新型父子倫理關系。然而,一個多世紀過去,現代父子關系的倫理難題依然存在,如何既保留傳統倫理關系的正當內涵,又輔以現代因素,需要包括文學在內的多方面探索和建設。

“大眾化”問題是文學復興不可忽略的重要問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是文學復興的重要標志之一。只有擁有一定數量的讀者,獲得大眾的閱讀和關注,對社會文化產生一定的建設作用,文學才能談得上“復興”。這在信息化的多媒體時代,難度當然很大,也很難做到深入每個個體,但改變當前文學與大眾嚴重疏離的局面,讓文學成為有影響力的社會文化,并非沒有可能。這需要文學做出一些改變和努力:一是作家們要放棄身份地位的優越感和精英意識,尊重大眾,關注大眾,對大眾保持平等而不是俯視的態度;二是切近大眾關心的問題,了解大眾的需求,幫助其表達心聲和尋求生活答案。比如當前社會上盛行的極端個人主義,對社會生態和人文生態都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引起了很多人的擔憂和批判。文學如果能表現出獨立的思考能力,在個人、家庭和社會民族之間尋找到平衡點,給大眾以有益的啟示,自然會得到大眾的重視和認可。三是融入豐富的民族文化因素。民族文化在大眾心理中有深厚的積淀,傳統審美風格和文學形式能夠激起大眾更高的閱讀熱情,適當融入民族文化和審美內涵,是贏得讀者的重要方式。近年來,以古代文學故事為題材的動畫電影《哪吒2》《黑悟空》等,正是依靠傳統因素的加持,獲得了大眾的高度認可和較好的市場效益。如果能夠在以上方面做出調整,文學改變目前被大眾冷遇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中文系。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4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