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文學對啟蒙理性與人文主義的反思——以瑪麗·雪萊的《末世一人》為中心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1797-1851)的《末世一人》(The Last Man, 1826)講述了一場滅絕人類的大瘟疫。小說開頭,敘述者與同伴在那不勒斯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一堆寫有古代文字的樹葉,判定那是希臘神話中的女先知西比爾(Cumaen Sibyl)寫下的人類命運預言,遂把樹葉上零亂的文字拼湊成完整故事。這個被還原的故事以21世紀席卷全球覆滅人類的瘟疫為主題,唯一幸存的“末世一人”萊昂內爾·弗尼(Lionel Verney)是敘述者,他從自己由山間放羊娃變成皇室文明人參與國家政務的傳奇經歷,一直講到如何在瘟疫中幸存下來并尋找同類卻以失敗告終……小說后半段充斥著瘟疫、死亡、末世的陰霾。有學者評說“疾病”是該小說中“最引人入勝的手法”,以此來“想象一個世界,在那里沒有任何文化或共同體能與其他群體分離開來”(Sussman 289)。《末世一人》以這場人類大瘟疫為線索,隱喻性地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在政治、文化、生態等多方面的弊病與潛在危機,顯現出包括作者在內的英國人普遍的焦慮情緒。

The Last Man by Mary Shelley
瘟疫與“國家身體”焦慮
文學對疾病的運用已持續了數個世紀,自《圣經》啟示錄的末日預言之后一直有該類文學問世,但聚焦于世紀末日或大災難的瘟疫類疾病文學,直到20世紀才真正興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雪萊的《末世一人》對后來成長起來的瘟疫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①
在雪萊開創的瘟疫小說中,瘟疫不僅是一種流行性傳染病,更是一種具有隱喻意義的符號。美國神經病學教授吉爾曼(Sander Gilman)在他的《疾病與表征》中說,文學作品中瘟疫帶來的疾病意象是人類對“我們自身的崩潰”之恐懼的投射(1)。在創作這部作品前,雪萊一連遭受親人朋友離世的打擊,②這或許是它具有挽歌式自傳特征的原因之一。雪萊也自認與人物萊昂內爾同具有“最后一人”的身份,她在日志中寫到:“最后一人?對,我會描述那種孤單存在的感覺,感覺自己是我深愛的家族剩下的最后一人,我的同伴們都先我而去了”(Jones 193)。但若將《末世一人》僅看作雪萊個人情感和悲痛的宣泄,那只領略到了作品的顯文本意義,虛構的故事指涉了現實中重要的政治和歷史節點——法國大革命、拿破侖帝國、希臘解放戰爭等,也反映了英國國內動蕩的政治局勢。文中的疾病話語,既展現了作者的個人苦痛,也充斥著重塑健康“國家身體”的焦慮。
疾病不僅關涉身體狀態,還往往暗喻著一系列緊迫的文化問題。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指出,疾病承載了生理意義之外的社會文化意義,“反映了我們這種文化的巨大缺陷”(77)。19世紀早期,英國現有政治體制無法緩解經濟蕭條和上漲的食物成本,工薪階層要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殖民地的反抗也隨著奴隸貿易和拿破侖戰爭的結束愈演愈烈,面對深重的內外矛盾,英國政府努力想要改造自我,也亟需發展出一種話語來理解和想象國家,從而規劃出帝國的發展藍圖,而不是任其衰退墮落。法國大革命以后,英國思想家們感受到了腳下土地的搖晃,他們為理解政治危機提出了一種新觀點:國家也能被定義為健康或不健康的實體。在英國“國家身體”遭遇疫病和體制失調的語境下,疾病話語應運而生。雪萊的父親戈得溫(William Godwin)是英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他曾提出“由疾病構成的政府”必須得到徹底的治療(391)。雪萊的母親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是英國啟蒙時代著名的女性政論家,也認為疾病修辭可描述個體如何因國家身體墮落而呈現病態:“國家道德腐敗,發散出罪惡的氣流來腐化全國人民”(264)。此外,有學者發現,雪萊的文本受到文學前輩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的小說《阿瑟·默文》(Arthur Mervyn,1799)的影響,后者通過描繪1793年爆發于費城的黃熱病,尖銳地諷刺社會與政治弊病(Grinnell 108-15)。基于上述社會、家庭、個人的影響,不難理解為什么雪萊在《末世一人》中將瘟疫與英國的“國家身體”和“國家道德”勾連在一起,故事中的瘟疫既是對個人身心狀況的隱喻,也闡發了更為深重的國家憂慮。

The Age of Hypochondria: Interpreting Romantic Health and Illness by George C. Grinnell
《末世一人》反映了近19世紀時在英國文化中蔚然成風的“疑病癥”(Hypochondria)。英國醫生切恩(George Cheyne)撰寫了《英國疾病》一書,探討這種“神經緊張、歇斯底里或過分擔心自己健康的瘟熱癥”(60),外國人將這種“神經衰弱、脾虛、憂郁和精神不振”嘲笑為“英國病”(i)。疑病癥尤其發生于有教養的社會階層,小說中的重要人物艾德里安(Adrian)——21世紀英國共和時期的溫莎公爵——不幸患有此病,他身體羸弱,“似乎連夏日的微風都能將他吹彎”(242);他對疾病過分敏感,雖然知識淵博、能力超群,是理想的國家領袖,但疑病癥迫使他放棄競選護國公職位,只專注于管理“自己的小王國”;他感嘆道:“從小到大,我的理想和高尚的愿望一直在與固有的疾病和過度的敏感作斗爭,但后者總是勝利者”(317)。故事中的英國政局不穩,護國公萊蘭德(Ryland)又野心勃勃地覬覦著其他亞洲國家,暗示了內外動蕩的英國現狀。浪漫主義時期疑病癥研究者格林內爾(George C.Grinnel)也聲稱,在《末世一人》中讀出了“部分18世紀疑病癥民族主義話語的持續影響,以及那個時期流行的對健康的意識”(101)。
“國家身體”的“失調”會引發個人的精神病態焦慮,但疑病癥不僅指向個體身體事件,更反映出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和政治擔憂。切恩的著作借鑒健康修辭,關注國家政治身體,將疑病癥視為商業社會的明顯標志,其病因是“閑散與奢華”,即工業革命及隨后的海外殖民帶來的國家腐化與墮落,“自從我們的財富增加,我們的航行范圍擴展后,我們已經洗劫全球各地,匯聚其物質財富,得以縱情、奢靡并引起無節制”(49)。這一時期,英國如火如荼的海外殖民對促進國內經濟和滿足帝國野心大有裨益,但世界各地的財富在源源不斷匯流到英國的同時,各種疾病和瘟疫也接踵而至。殖民主義“讓此前彼此隔開的人們攜帶新病毒互相接觸”(Bewell 3),殖民擴張導致國內熱帶疾病陡增和健康狀況不斷下降,經歷過黑死病肆虐的英國民眾害怕瘟疫再次到來,對健康的關注與日俱增。1824年雪萊開始創作這部小說時,一場霍亂正席卷亞洲、中東,而后到達北非。迫于瘟疫可能流傳到英國的壓力,雪萊在《末世一人》里敘寫了快速傳遍全球的疾病及其毀滅性的威力,進而追問國家健康問題:如果英國得到了整個世界卻付出健康代價,對英國有什么好處?故事中一艘來自美國的船,被暴風雨襲擊擱淺在樸茨茅斯小鎮附近,僅存的一名黑人船員上岸后死于感染的瘟病,小鎮也由此遭到厄運。黑人的到來揭橥了帝國貿易與瘟疫的關聯,暗示英格蘭與美洲的貿易中由貨物和船員攜帶回來的瘟病打破了英國所謂與世隔絕的安全感,昭示了殖民貿易的惡果。疫病修辭是當時英國及其帝國主義事業的焦慮癥候,反映了英國在多年經濟蕭條以及海外殖民地暴政之后日漸退化的健康狀態,雪萊將這樣的英國當作紊亂的、易受瘟疫攻擊的國家“身體”:“生長過快的都市,偉大英國的強大心臟現在已經沒有了脈搏跳動。金融已經停滯……打上了不可避免的瘟疫的標簽”(229)。
這部以災難形式表征焦慮的小說,在浪漫主義時期是非典型文體。有學者指責雪萊沉溺于自我憐憫,通過公開個人焦慮來治愈傷痛,由此評價該小說是失敗之作(Zolciak)。實際上,作家的靈感與焦慮密不可分,雪萊雖然通過弗洛伊德式的“升華”將個人苦難與社會焦慮轉向寫作,但她沒有聚焦于喪失至親的痛苦,而是以瘟疫隱喻觸及更為宏大的主題,將自己的故事拓展為人類圖景,巧妙地將個人情感與重大的政治和文化主題相結合,開創出一種新的文類,并經由瘟疫創造了解構意義,推動了新的思考方式,是現代災難文學的先驅。

Romanticism and Colonial Disease by Alan Bewell
在瘟疫中冷卻的理性信仰
《末世一人》前半部分著墨于人物萊昂內爾與幾位皇室成員的故事,涉及政治改革、個人情感與家庭日常,后半段則是毀滅人類的瘟疫故事,二者在文類和主題上相距甚遠,雪萊的匠心何在?揭開故事的表層往下探究,就會發現雪萊關注的焦點不僅是英國國家身體,還進一步指向與當時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緊密結合的啟蒙理性及其深層的二元對立邏輯:文明—野蠻、西方—東方、人類—非人類。小說中從君主專制與君主共和制的政體之爭,到瘟疫對人類的懲罰,均體現了雪萊對基于上述對立的人文主義之“人”的辨析與思考。
19世紀的英國處于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期,資產階級高舉人文主義大旗,頌揚人的價值,肯定人性的光輝,向愚昧黑暗的宗教統治宣戰,并提倡以理性去重新認識人類與世界,由此推動了自然科學的蓬勃發展。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將理性分為“工具理性”與“批判理性”——前者是人為了滿足自身需求采取的理性行為,其對達到目的手段的關注超過了目的自身,突顯了理性的工具性;后者是主體追問存在的意義及揭露、批判現實的能力,其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的自由與至善。《末世一人》的前半段展示了前瘟疫世界如何將啟蒙理性看作理想完美的社會發展工具,在萊昂內爾的個人故事中,啟蒙理性也是他成為“文明”人不可或缺的要素;后半段則展現啟蒙主義倡導的工具理性不能為人類社會帶來久遠的福祉,也無法幫助人類在災難中幸存。故事伊始,萊昂內爾還是一個“山坡上的流浪牧羊人、一個偷獵者、一個目不識丁的野蠻人”(30),生活在遠離文明社會的山林中,過著“如動物一般”的生活(14),常常從附近的莊園偷獵物和羊,發動“對文明的戰爭”(17)。但他遇到艾德里安之后發生了巨變,后者以自身的人格魅力獲得萊昂內爾的信任與友情,使他接受教育并被“文明化”,萊昂內爾“開始變得有人性”(27),開始喜歡“詩歌創作,哲學及其研究和分類”等(28),暗含了知識、理性、文明三者的潛在關系。

Eclipse of Reason by Max Horkheimer
小說中幾位人物的治國方式也體現了對工具理性的依賴。雷蒙德(Raymond)是君主制的擁護者,他采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進計劃,修建運河、溝渠、橋梁以及“莊嚴宏偉的大廈”(96)。戈得溫曾提到無止境的人類進步模式,相信“人類是可以變得完美的”,有能力“被不斷改善并接受不斷的進步”(144,145)。雷蒙德的改革是戈得溫人類進步觀的縮影,他“不斷地被計劃者和計劃包圍”,致力于用一千個有益的計劃來實現改進人類的理想。在他看來,要實現這一愿景取決于社會運轉的系統化,而機器提供了“人類的每一種所需”(96);他“將社會結構看作不過是大型機械的一部分,支撐著一張網,他的人生在上面展開”(41);他信心十足地設想,如果將“社會機制”(mechanism)根據“沒有瑕疵的規則”制度化,就“再也不會進入混亂秩序中”,就會帶來無限的進步(96)。
雷蒙德的計劃構建了一種啟蒙時期進步、理性、工具化、系統化的理想,這反映了18世紀將外部世界看作可以被計算、被體系化的工具理性啟蒙概念(Siskin 94)。但他在發展工具理性的同時,忽略指向道德領域、精神領域的批判理性。在這種“進步”的社會環境中,人實際上生活在物質利益的桎梏中,擁有的批判理性思想愈發減少,逐漸喪失自省能力,道德意識等也逐漸淡漠。雷蒙德與希臘公主產生婚外情之后,索性不理國事,而后戰爭中不期而至的瘟疫使他“作為成功的勇士被載入國家史冊”的夢想破滅(96)。瘟疫中成群的窮人病倒或死掉,新護國公萊蘭德因害怕瘟疫棄位逃離,艾德里安臨危承擔起管理國家的重任。他和雷蒙德一樣,信心十足地制定了“改進人類的計劃”,可那些“年輕、沒有思想的和不道德的人”忙著“尋歡作樂”,學生放下書本,藝術家們停止研究,他們坐滿了劇院,經常光顧舞廳和午夜節目,丟棄了“謙虛和引以為傲的本色”以及“謹慎的禮儀”(240)。工具理性創造了社會繁榮的景象,但人們沉溺于物質享受,啟蒙精神逐漸失去光輝,最終瘟疫阻斷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作品中瘟疫的到來,實質上暗含了雪萊對倚重工具理性的批判態度,認定它不可能使人類獲得長期的發展和繁榮。
雪萊在《末世一人》中的寫作旨趣是要借助瘟疫對人類文明的摧殘,警示人們放棄過度的工具理性,重新回到“人”自身的生活上,為建構理想的人類社會尋找良藥。作為“最后一人”的萊昂內爾對工具理性的信仰與熱忱在后瘟疫世界逐步冷卻,瘟疫將整個地球變成了荒蕪世界,他認識到“閱讀已經是徒勞的”,“寫作也的確沒什么意義”(271)。后來他從羅馬人民廣場的“波波羅城門”(The Porta del Popolo)進入意大利的首都,參觀了科隆納宮(Colonna Palace)和蒙特卡瓦羅宮(Monte Cavallo),瞻仰了卡斯托耳(Castor)和波魯克斯(Polllux)的雕像,③以及其他閃耀著人類理性智慧的、具有“冷酷耐久性”的偉大建筑,感慨羅馬是“成百上千萬消亡人類的永恒的幸存者”(403)。羅馬所見又將萊昂內爾對啟蒙理性的信念重新點燃,他繼續“以神圣的熱情記錄他的同胞的美德”,期望能在那里遇到地球上的其他幸存者,并相信這個人煙稀少的世界將來終究會“再次充滿人口”(407)。他一邊寫作一邊等待,卻沒能遇到任何一個人,最終他放棄了所有修復、保留前瘟疫時代世界的想法,這暗示著工具理性創造的“輝煌”世界并不是理想世界,啟蒙理性下的“人”也終將走向衰落。施奈德(Robert Lance Snyder)肯定了瘟疫敘事的意義,因為它展示了一種認識論上的“不確定性”狀態,瘟疫是人類“與卓越(transcendence)分離開來”的象征(449),這為雪萊的“對人類探索和發明一個理性世界的懷疑”提供了證據(439)。
無論是描寫政治紛爭、自由維權還是群體抗疫,雪萊的根本目的還是突出“生存”的主題。敘述者是瘟疫中唯一的人類幸存者,但雪萊將他留存下來卻無法改變現狀或重啟新世界,其目的是什么?學者們常從女性主義、生態主義或宗教文化等多種視角來分析這一人物的意義,闡釋雪萊對英國現實的深刻批判與警示,但較少有人關注她對西方人文主義旗下的啟蒙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之深思。在諸多啟蒙理性思想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依然保有理想主義的年代,雪萊對人文主義的審視與剖判,尤其是對被工具理性裹挾、吞噬的“人”的省察,是冷靜而睿智的,她可謂逆流而上的思想先行者。
被瘟疫瓦解的殖民主義分類科學
啟蒙運動的初衷是解放人類與追求永恒真理,強調平等、自由、理性、公平,但在西方資本全球化擴張和狂熱的海外拓殖中,人文主義原初的積極要素逐步在種族主義無意識中發生畸變。西方人將自身與非西方的“他者”區分開來,堂而皇之地認定西方人才是最“人”性化的群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啟蒙時期的西方人文主義不是以世界為衡量標準的人文主義,而更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人文主義。有學者認為西方殖民者為了替自身辯護,有意制造“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這種殖民主義人文主義被他稱為“偽人文主義”(pseudo-humanism; Spencer 105)。而雪萊正是以一場瘟疫揭露了西方人文主義面具下的殖民主義真相。
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推波助瀾,在著述研究中將種族優越論和歐洲中心主義大肆宣揚。18世紀,一些自然哲學家創立了自然世界的分類體系,將歐洲白人置于金字塔頂端,位于其他人類和非人類世界之上。瑞典生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在所著《自然系統》第一版中將人屬(Homo)從高到低分為歐洲白人種、美洲紅人種、亞洲棕人種和非洲黑人種四個變種(10)。而就在林奈寫作該書時,瑞典人加入了奴役非洲人的隊伍,他的人屬分類概念催生了種族分類,也為帝國主義殖民行徑提供了荒誕的借口。法國生物學家布封(Georges de Buffon)在他的《自然史》
第三卷中,專門從氣候、食物、生活方式幾個角度論述人種的多樣性,同樣彰顯了歐洲白種人的優越性。在第五卷中,他特別指出,美洲印第安人不具備“人”的基本特征,而是“像野獸一樣生活”(136),這為他后來提出的“美洲退化論”奠定了基礎。吉特森(Peter J.Kitson)在《浪漫主義文學、種族與殖民遭遇》一書中寫道:“這些分類系統隨著18世紀下半葉航海探險,尤其是庫克船長的三次航海的科學數據的激增而加劇”(14)。上述新的“科學”系統將歐洲白人以武力征服和剝削世界上諸多地方的行為合法化,間接支持了非人道的海外殖民。《末世一人》中,萊昂內爾在艾德里安的感召下,如饑似渴地學習各類新知識,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從中桅上首先發現美洲海岸的水手一般”(28),“航海發現”這個修辭將他對知識海洋的隱喻性探索,與為海外殖民、跨洋奴隸貿易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提供支持的“科學”知識體系關聯起來,它們是西方啟蒙理性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認識世界與人類的工具,也是征服非西方世界的武器。
小說中英國對希臘獨立戰爭的干涉顯露了西方人文主義的自我中心主義,也體現了殖民主義的行事方式。雷蒙德曾自負地說:“我成為英國國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聯合希臘,拿下君士坦丁堡,讓所有亞洲國家都臣服于我”(52)。英、法、俄的歐洲政治聯盟對希臘獨立戰爭的干涉,實質是歐洲列強勢力擴張與均衡的博弈,也是歐洲在全球殖民擴張過程中產生爭端的縮影,希臘是他們滿足帝國野心的舞臺。雷蒙德沒有認識到他的虛榮心、優越感以及跋扈行為潛在的危險,當他的軍隊警告他君士坦丁堡的異常情況時,他仍未意識到這是瘟疫在城內蔓延的信號而貿然前行,最后死于炮火和瘟病中,并將瘟疫傳遍世界。
瘟疫解構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殖民威望和文化霸權。瘟疫開始在各地蔓延時,英國人曾天真地幻想他們不會遭到襲擊,萊昂內爾說“讓我們為那些同胞們哭泣吧,盡管我們永遠無法體驗他們的磨難”(206),但他們很快意識到英國也難逃厄運,而這也與殖民主義緊密相關。萊昂內爾沒有被國人傳染,卻唯獨因接觸一位黑人而染病,確切地說,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奴役而無家可歸的黑人。萊昂內爾的民主美德使他遠離國內各種政治腐敗,但他無法擺脫和改變歷史,無法逃避國家的奴隸貿易和殖民行徑給本國人民帶來的災難,黑人通過“充滿死亡的氣息”(268)將病毒傳染給他,提醒他英國帝國主義的罪惡。瘟疫展示了深遠的地理政治災難,暴露了英國在全球化商品經濟中的殖民主義角色,也為雪萊講述的瘟疫故事提供了一種詩性正義。霸權者在瘟疫面前反而成了弱小者。奴役與被奴役、殖民與被殖民、強者與弱者等二元對立的關系在瘟疫面前被瓦解甚或反轉。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瘟疫不僅是毀滅的主體,也是偉大的平等主義者,無論貧窮富貴,殖民者還是被奴役者,都是它侵襲的對象。有學者認為瘟疫作為一種指出“分類的謬誤”的方式,“實踐了一種解構”(Fisch 272)。《末世一人》中,瘟疫戲劇性地瓦解了現有的社會群體分類:宮殿被廢棄,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議事規則和法律的壓力都消失了”(278);萊昂內爾與“規則的欲望”和“人類至高無上的權利”告別,所有人被簡化為平等關系(317)。人不再如從前那樣根據財富來分級:銀行家、商人和制造商,他們的貿易因瘟疫而破產。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這一解構的姿態也具有建構性意義。疫情期間物資與勞動力陡然匱乏,有錢人家的房屋住進了窮人,富家女子徒步出門不用馬車,“有身份的人,如今手拿鋤頭在翻土”(209)。故事中有一處詳細描繪了這種社會重組:“現在窮人與富人平等了,窮人甚至更勝一籌,因為他們做這些事(家務活)麻利輕快;而無知、無能和安逸的生活習慣卻讓奢侈的人疲于奔命,讓驕傲的人惱羞成怒,讓那些一心想要提高智商、認為免于滿足動物性需求是自己最寶貴的特權的人厭惡不已”(246)。瘟疫通常被看作負面的存在,標志著一種否定和價值的缺失。然而,《末世一人》提供了新的視角來打量瘟疫,它在消減人口的同時,重新定義了人的社會意義,雖然破壞了人與人之間原有的社會關聯,卻展示了一種新的關系模式,即不以財富地位,而是根據人的價值來定義的新型關系模式。
瘟疫還為人們冷靜看待龐大的殖民國家提供了契機。雪萊借由瘟疫在作品中表達了她對英國的看法,一種從殖民者的立場上不斷后退,直至回歸理性的國家觀念。兒時的萊昂內爾作為“被海水環繞的角落的土著”,將英國比作一只“裝備良好的船只”(9),那時國家就是他的整個世界。經歷了人類浩劫的他,目睹瘟疫跨越國家的地理界限蔓延到全球,他逐漸改變了從前對國家的理解:“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的國家了……英國……只不過是它小小的一部分罷了”(286)。與廣大世界相比,英國相對渺小并容易被瘟疫襲擊。瘟疫拓展了萊昂內爾的視野,他在從前的國家界限概念上增添了一種共擔風險的邏輯,生發了世界主義思想。萊昂內爾也逐漸認識到每個鮮活的生命是平等而寶貴的存在:“每一個生命都是寶石,每一個會呼吸的人類比精細雕塑的石頭形象都更有價值得多”(281)。這種不分種族、平等維護個體人性尊嚴的態度才是真正的人文主義,才具有解放人性的普遍價值。
1826年出版這部小說時,英國的政治氣候日趨保守,越來越不能接受自由主義和世界主義這類價值觀。在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時代,雪萊的作品針砭政治弊病,批判夾雜著種族主義的人文主義,也表達了回歸具有普遍共享價值的原初人文主義思想,實為難能可貴。
瘟疫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撥
西方啟蒙思想家宣揚的人文主義,聲稱人是萬物的尺度,圍繞“人為自然界立法”的觀念確立了人的核心地位。但在《末世一人》中,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界限一直作為一個開放的、引人深思的問題存在。如果說雪萊在《弗蘭肯斯坦》中追問“什么構成了人類?”那么她在《末世一人》中思考的問題則是“什么定義了人類?”
人類如何與動物區別開來?這個問題即便在21世紀的今天也難以回答。布封在《自然史》第七卷中寫道:“人種占據了第一等級,而從大象到昆蟲,從雪松到牛膝草等其他動植物物種則位于第二等級和第三等級”(89)。西方啟蒙思想家列舉了一系列“人”的特征,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有理性思考能力。然而在《末世一人》中,瘟疫卻反諷式地以另一種方式將人與非人區分開來:“鳥兒輕快地掠過樹蔭,無憂無慮的小鹿在蕨類植物上休憩——一群群閑蕩的牛羊在麥地里吃草,因為死神只降臨到人類身上”(243)。人類遭受滅頂之災,動物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卻毫發無損,正是瘟疫挫敗了人的優越性,讓人類對自身、對非人類生物以及大自然有了新的認識。
瘟疫使人們意識到,沒有人類的世界依然美好。瘟疫后,倫敦到處是荒蕪的景象,萊昂內爾感嘆沒有人煙的世界已經荒廢:“地球還規律地圍繞太陽轉嗎?季節還更替嗎?樹還會長出綠葉裝扮自己,花還獨自高雅地綻放嗎?”(361)這是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思維,即認定人所擁有、認識和記錄的自然才構成了真實存在的自然,非人類世界只是根據人類的意志被塑形而存在。可萊昂內爾逐漸發現他觀察到的世界和想象的不一樣:“群山還是巋然不動,小溪依然往下流向那無底深淵;潮漲潮落,風吹過大千世界;當人——所有這些事物的主人、擁有者、觀察者、記錄者已逝去,牛羊還是與從前一樣悠閑地吃著草,鳥兒還是那么自由地在天空飛翔,魚兒也歡快地游走,仿佛他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樣?哦,這是多么滑稽的事!”(361)充滿生氣的大自然映照出萊昂內爾的孤苦伶仃,他不得不承認:“是的,這就是地球,沒有改變——沒有損毀——依然生機勃勃,即便沒有人類居住,它照舊四季輪回,日夜交替”(401)。人類活動消失了,自然還是老樣子,“如同它曾是人類的慈祥母親那樣”(288)。后瘟疫時代的倫敦充滿了除人類活動以外的所有事物,萊昂內爾無奈地與所有展現“人類至高無上能力”的事物告別:“能在無邊海洋逆水而上的航行的知識,能引導絲綢熱氣球在空中飛行的科學……能阻斷水流、開動機器、分割磐石、夷平群山的技術”(281),與一切見證人類輝煌的技藝——詩歌、哲學、建筑、雕塑、音樂、戲劇等——告別。
除了與大自然的關系,西方人文主義的弊端還體現在人(性)與動物(性)的二元對立上。在這組對立關系中,人類的權利是基于動物權利被人為剝奪而建構起來的。美國的后人文主義理論家和動物研究專家沃爾夫(Cary Wolfe)曾說:“人文主義的主體化結構完好無損,只要在制度上理所當然地認為,僅僅因為非人類動物的物種而系統地剝削和殺害它們是完全合理的,那么人文主義物種話語就通常都是可被人類用來反對其他人類,支持暴力反對社會他者,無論是什么物種——或性別、種族、階層或者性差異”(8)。在這段話中,沃爾夫強調了西方人文主義中人與動物的對立與其他幾種對立的同源性。雪萊也在《末世一人》中借由對人性與動物性、人與動物之對立的解構,探究西方人文主義的本質。小說人物艾德里安幾乎被塑造為啟蒙主義者心目中完美理想的西方人形象:他出身高貴,才智過人,溫良恭謙;雖然他親近大自然,“山川天空都是他的朋友,天上的風和地球的子孫都是他的玩伴”,但在他眼里人依然是萬物之主,大自然是神為人類建造的樂園,人類“理應享受這片樂土”(68)。故事開頭,他的“人性”與萊昂內爾的“野性”形成鮮明對照。兩人初次見面時,萊昂內爾似乎成了被審視的對象:“他注視著我,好似讀懂了我的靈魂”,本是對艾德里安充滿仇恨的萊昂內爾竟然被他的言行舉止感化,“從一開始,我的整個心都臣服于他了”(24)。艾德里安一直對世界抱有理想情懷,瘟疫來臨后,他依然相信英國的有序生活會抵御疫情,但現實很快使他受挫。物資匱乏時連偷獵也成了合法之事,人類似乎又回到叢林法則的野蠻時代。瘟疫之后,萊昂內爾看到成群的失去主人的狗、沒有套韁繩的馬、“在神圣的教堂里搭巢建窩”的家畜(291)。這與歷史上諸多瘟疫時期動物被隔離甚或屠殺的場景恰好相反,后者強調了人類與動物的物種界限,也強化了人類之于動物的權威。而在萊昂內爾的故事中,物種界限被打破,動物重新占領了人類活動空間。
萊昂內爾在瘟疫的沖刷下經歷了重大的認知轉變,即認識到人應該與其他動物和諧共生。孤身于世的他曾自認為“是唯一擁有人的特征的,唯一能表達思想的物種”(392),但流浪多日后,他卻沒有認出鏡子里的自己:“我面前這個野人似的、邋遢的半裸家伙是什么?”“長長的打結的頭發垂在眉毛前——下面閃爍著一雙空洞而野蠻的黑眼睛”(398)。這不禁令人想起故事開頭他的野蠻形象,但那時有艾德里安引導他變成文明人,如今失去了同類,人類定義自身都成了問題,那一刻他意識到一種認識論危機。后來萊昂內爾與一個山羊家庭的相遇,使他徹底改變了人與其他物種關系的觀念。公山羊把他看作入侵者,挑釁地用犄角回應他的善意,它“走上前來,凝視著我”(402);多年前艾德里安高貴的凝視讓他變成“文明人”,而現在在山羊家族的凝視中,萊昂內爾感覺自己只是“一個自然奇怪的多余物”(408)。起初萊昂內爾無法接受、甚至憤恨唯有人類滅亡這一現實,后來他終于覺醒,試著建立與非人類生物的關聯:“我應該收起悲傷的心,加入你們的歡樂中來。我應當快樂起來,因為你們快樂著!好好活著吧,你們這些清純的、被自然選擇的珍寶!”他認識到“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我和你們并沒有那么不同。神經、脈搏、大腦、關節和肉,我是由這些構成的,你們也是。”而那些人類曾自以為有別于非人類的特征,在他看來“給我帶來痛苦,而你們卻是快樂的。我會將之稱作一種缺陷,而不是一種稟賦”(401)。
物種話語是一種特別的透鏡,我們通過它來審視雪萊對作為啟蒙思想根基的二元論的批判。這是《末世一人》對主體性的徹底審問,是對西方人文主義視野下與自然主客二分的“人”之存在的最深層的解構,也是在新的共同體中對主體的重構。雖然《末世一人》結尾部分令人悲觀,但作者對人類仍留有一線希望:萊昂內爾決定周游世界,繼續探索和學習,尋找人類生存下去的最佳路徑,這或許也是雪萊在孤單痛苦中安慰自己的方法。
受社會、家庭的影響,雪萊既是啟蒙思想的繼承者,也是批判者,是秉持理性去反思理性的人。西方啟蒙理性在具體踐行中對工具理性過度倚重,專注于自然科學的現實功用,而沒有對其引發的可能結果做充分的思辨,遺忘了“人”的本真意義,使人成為精神空虛的存在。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為自身套上了一層枷鎖,好在雪萊是清醒的,她沒有丟掉批判的武器,在《末世一人》中以獨特的瘟疫敘事質疑人類知識的根基,呼吁國家從現有的病態秩序中擺脫出來。
雖然西方人文主義的落腳點在作為主體的人身上,但其設定的“人”帶有明顯的排他性,是一系列二元對立中大寫的“人”:與自然(非人類)相對的人,與東方人相對的西方人,與野蠻人相對的文明人。雪萊在瘟疫故事中解剖西方人文主義的殖民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內里,反抗其對種族他者與自然他者的無形壓制。人類的荒原景象展現了物質世界對人類活動的漠視,后瘟疫時代事物的新狀態見證了非人類世界的存在之實,將人類從天地萬物之主的寶座上掀翻,嘲諷了啟蒙理性時代各種分類學問的不充分性。我們能感受到雪萊在描述空空如也的權利寶座時的愉悅,她使用災難的恐懼和傳染病作為道德指針,揭示了西方人將自己置于其他族群或非人類生物之上的謬見,表達了對西方啟蒙理性的質疑,剖析西方人文主義在演變過程中肆意踐踏階層、種族、物種他者的潛在危機。當然,雪萊的創作主旨也并非全盤否定或拋棄理性與人文主義,當覺察到啟蒙運動的某些根本前提不可避免地呈現衰落之勢時,她既沒有保守者的感傷懷舊,也沒有激進主義者的盲目樂觀,小說開放式的結局留與讀者思索的空間和諸多可能性:我們能否拾回人文主義最初的精髓,實現所謂“人”的完善與人類的進步?雪萊首開先河以瘟疫映射現代人文主義危機,這個創作于兩百多年前的故事,對21世紀的讀者而言依然是鮮活的現實寫照,敦促我們去思考在面對肆虐全球的瘟疫、新舊形式的戰爭、不斷惡劣的生態等威脅人類的問題時,是否更應有理論自覺,跳出二元對立的窠臼,讓啟蒙理性與人文主義回歸積極的原初緯度,重拾失卻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