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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科幻文學中的家庭書寫×劉濘茈《后人類時代下的母職異化、主體消解與家庭倫理崩塌》
來源:科幻立方 | 劉濘茈  2026年07月08日11:38

主持人語

科幻文學中的家庭書寫

李怡

在人們的想象之中,科幻都是翱翔在宇宙天穹之中的事情,早已經超出了世俗的日常。殊不知,任何想象最終都不得不圍繞人的基本生存,沖出太陽系的飛船終究要在某一人類的家園落地。因此,科幻小說中的家庭書寫也就成了必然的現象。這兩篇論文都集中挖掘這一問題如何成為當代科幻的表現內容,一篇置于“后人類”的背景,另外一篇專門討論“機器養育”的倫常再構問題,都屬于科幻預見的未來不得不面對的大事。有多大?其實和宇宙天穹一般大。

后人類時代下的母職異化、主體消解與家庭倫理崩塌

——評邵宇翾《下一次歸來》

劉濘茈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在現代家庭結構中,通常是母親承擔教育子女的責任。美國社會學家莎朗·海斯用“密集母職”來概括20世紀80年代的中產階級母親面臨的母職要求。所謂密集母職,是社會文化對母親角色的高度期待,要求母親以孩子為絕對中心,強調母親全身心投入與自我犧牲,追求精細化、科學化的完美育兒,其本質是一種文化霸權。在密集母職嚴苛標準下,母親們往往筋疲力盡。那么,在未來的人工智能時代,撫育機器人能否將母親從這一枷鎖中解放出來?

《下一次歸來》發揮對未來的想象,將母職困境置于后人類時代的技術圖景。當人工智能全面介入撫育兒童,母親并沒有從枷鎖中解脫,反而在機器人的對照下喪失自我價值感,最終徹底放棄自我,成為人機融合的后人類;孩子在機器人的言傳身教下,曾陷入身份困惑,并最終倒向技術一方。傳統以情感、經驗、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倫理體系正面臨崩塌與重構。

小說并非單純呈現母職困境,而是通過家庭這一微觀場域,揭示了技術對人類主體性的全面侵蝕。當技術日益滲透生命的每一個角落,作為個體的人,又該如何建構自我?

一、創傷救贖與社會規訓:密集母職的育兒實踐

小說開篇即介紹妻子舒美成為母親后,“失去自我圍繞母親身份生存”的表現,她的自我價值完全與母職捆綁。這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態,是舒美童年創傷與社會規訓共同作用的結果。

童年創傷讓舒美選擇以合格母親身份完成自我救贖。舒美的童年未得到母親的有效關注,“在她眼皮底下生活,她卻對我一無所知”,這種缺失讓她渴望擁有一個“合格母親”,但童年的遺憾無法實現,只能選擇成為“合格母親”進行代償。

她將童年缺失的安全感、關注度與愛,全部投射到女兒身上,甚至為了做個好母親而失去自我。舒美的育兒實踐本質上是一種創傷性補償,在這一邏輯下,孩子不再是獨立的生命主體,而是成為修復舒美創傷的情感載體。

密集母職的社會期待讓舒美“放棄自我”。她放棄音樂、閱讀、裝扮等個人生活,夜間孩子入睡后便“斷電般失去活力”,其活動被壓縮為“母親”這一身份。同時,她對育兒權嚴格把控,丈夫試圖參與照料,卻因不夠專業可靠被否定與排斥。在這種狀態下,親子關系淪為單向管控關系,夫妻關系出現裂隙,家庭倫理從一開始便陷入失衡狀態。

童年的情感創傷使舒美執著于完美母職,而社會文化營造的密集母職等話語,又為她的執念提供了外部合法性,二者相互疊加,使舒美在“完美母親”的道路上不斷自我壓榨。她的育兒實踐不再是自然的情感流露,而是創傷驅動與社會規訓合力下的自我救贖,其代價則是個體的持續掏空與精神世界的不斷收縮。

二、技術介入:母職標準化與自我的徹底剝離

既然憑借人類個體難以達到完美母親的標準,那么技術的介入又能否幫助舒美成為完美母親呢?答案是否定的。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仍然存在,撫育機器人愛麗絲的出現,將母職標準拔高到人類難以企及的高度,成為一個可視化的對照,也成為壓垮舒美的最后一根稻草。

愛麗絲的“完美”是科技發展的成果,它以算法為支撐,提供理性、無差錯、高效率的標準化撫育服務,在這種完美對比下的人類便顯得無用。舒美越是希望成為“合格母親”,就越會在算法構筑的“完美撫育”面前意識到人類育兒的局限性。技術并未緩解她的焦慮,反而以可見的方式證明自己的無用。由此,舒美的母職困境在技術面前進一步激化:無論如何努力,也達不到完美標準。并且技術的介入讓舒美迎來了新的身份危機:當小杰更依賴愛麗絲的陪伴,當陌生人誤將撫育機器人認作小杰的母親時,舒美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母親身份正逐步被愛麗絲替代。

為了“奪回”自己的母親身份,舒美帶小杰參加沒有人工智能的童子軍夏令營,試圖重新培養親子關系,然而卻因為意外墜橋。舒美認為是自己的過失才使得小杰受傷,自責與挫敗使得舒美選擇離婚逃離,撫育機器人幾乎完全接過了養育小杰的任務。

童年的創傷未能得到彌補,機器人的完美反襯了舒美的“無能”,舒美陷入抑郁和焦慮,而她選擇擺脫痛苦的途徑,成為小杰的試驗品,在人工智能的強化下,成為“完美的人”,但最終機器卻吞噬了人類主體。舒美將完美母親的標準寄托于外部標準,將自我價值外化為育兒成果,卻未意識到,“完美母親”的核心并非完美照料與科學算法,也并非“完美”的標準,而是真實的情感實踐與聯結。

三、后人類時代下親子關系的重構與主體性危機

小說展現了舒美如何在技術介入下的母職標準化中,逐步喪失主體性,最終走向人機融合的悲劇。主體的建立,依賴于個體對自我存在、自我價值與社會關系的穩定認知。密集母職的社會意識形態,讓舒美幾乎被壓縮至“母親”這一單一身份中。她認為自己的存在價值,完全取決于是否符合“完美母親”的外在標準。當人工智能將“完美母親”的標準推向人類無法企及的高度,舒美的主體性便失去了最后的支撐,只能轉向后人類路徑尋求救贖:通過植入人工智能芯片,接受技術改造,將自己變為不會疲憊、焦慮、失誤的完美人。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成長過程,使得兒童的主體成長路徑變化。兒童主體的成長離不開親子間的情感互動、挫折體驗與身份認同等,而愛麗絲提供的是一種理性、穩定、精準的科學撫育。它以穩定情緒回應孩子,以精準算法滿足需求,以理性邏輯引導行為,卻無法給予兒童在真實親子關系中可能經歷的情感體驗。小杰與米樂兩個孩子正是在這種充滿理性與科學的成長環境中,逐步形成以技術理性為內核的主體形態:她們接受了技術至上主義的觀念,習慣于高效、秩序、最優解,排斥人類情感的復雜、脆弱與不確定性。當小杰說出“也許真正需要改良的是人類”,當米樂將人類身體視為“低效枷鎖”時,兩個在哺育機器人養育下成長的孩子,已然倒向機器人的一邊。

異化的母職與親子關系,共同瓦解了“主體間性”這一家庭倫理的存在基礎。主體間性認為人與人通過情感、語言、肉身與共情達成相互理解,是親子關系、家庭倫理得以成立的前提。然而在小說中,舒美與小杰之間并非平等的主體對話,而是“監控者與被監控者”的權力關系;愛麗絲與孩子之間也并非真正的情感交流,而是“數據識別與指令反饋”的技術關系。肉身的溫度與觸感被模擬感官取代,血緣所賦予的生命聯結被削弱。當家庭內部不再有主體間的真誠互動,只剩下技術對人的規訓、人對技術的依附時,傳統意義上的家庭便宣告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效率為目標、以算法為規則的后人類組合體。

最終,小說將母職—親子關系的危機,推向人類主體性陷落的后人類圖景。舒美主動接受技術改造,成為被人工智能占據身體的后人類母親;小杰從依賴機器人的兒童,成長為改造生命的技術掌控者;米樂則因無法忍受人類身體的局限,選擇拋棄肉身將意識上傳虛擬世界;而“我”因為阿爾茨海默病,也面臨著被小杰改造的命運。他們命運共同指向同一結局:在后人類時代,很難再保留純粹的自然人。

邵宇翾對未來母親面臨的困境進行了一次具象的想象。一方面,密集母職作為一種文化霸權,讓舒美以“母親”身份確認自我;另一方面,撫育機器人的介入又使她連母親的功能位置都被剝奪,其存在被懸空。在完美標準無法抵達、現實功能又被取代的雙重困境中,舒美失去了建構穩定、自洽主體性的能力,最終只能選擇放棄自然人身份,通過接受技術改造、成為人機融合的后人類,來重新獲得“被需要”的價值。舒美面臨的困境并不僅僅是她作為一個母親的困境,也是后人類時代下,每一個自然人可能面臨的困境。成為人機融合的后人類就能輕松變為“完美人類”,這真的是“最優解”嗎?經過技術改造的舒美變得年輕、博識、完美,然而其意識卻被機器人徹底吞噬。我想,作者已經給出了我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