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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學者談“兒歌是什么”:更追求有趣、俏皮、好玩
來源:文藝報 |   2026年07月08日08:32

兒歌就是給兒童寫的詩歌嗎?兒歌與兒童詩有什么區別?優秀的兒歌應該具備什么特質?這些都是創作者非常關心的話題。近日,由中國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指導,文藝報社、湖南省作協共同主辦的第二屆“新時代兒歌創作與傳播工程”征稿活動啟動,面向全社會公開征集兒歌作品。本專欄特別約請資深詩人、評論家、學者、編輯,從不同角度給出關于“兒歌是什么”的解答。

——編者

談談兒歌與兒童詩的不同

薛衛民

兒歌與兒童詩有很多共性。

就像詩、詞、曲都屬于詩,格律詩、新詩、兒童詩、兒歌都屬于詩,它們的共同點無須闡述、論證,我們都能意會;它們之間的不同,也不用條分縷析、長篇大論,我們也都能區分。

但兒歌與兒童詩之不同,判斷和辨別起來就不那么容易了。這里只談兒歌與兒童詩的不同。

兒歌必須押韻,且押得嚴整

起于五四時期的自由體新詩,開始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是押韻的,最少也是都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還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著中國古典文論中“詩是韻文”的傳統。后來,特別是近些年,大多數新詩不再押韻。現當代詩人創作的兒歌和兒童詩,無疑是伴隨自由體新詩出現和發展的。在兒童詩和成人詩的相互影響中,成人詩對兒童詩的影響更大。于是,很多兒童詩寫作者也學起“成人詩”的不押韻來,似乎押韻就意味著陳舊和落伍。

不押韻的兒童詩是不是好的兒童詩,尚有待討論。但兒歌則不用討論,因為兒歌必須押韻。無論是同一首兒歌一韻到底,還是像陜北信天游那樣隨時換韻、一首多韻,都要押韻。

兒歌不但必須押韻,而且音韻優美的兒歌往往還要押嚴整的韻,即平聲與平聲押、上聲與上聲押、去聲與去聲押,如《立春》,押的都是平聲:

寶瓶跳出小水滴,

它說它說春消息!

立春日,

冬破皮。

剪春樹,

插春旗。

吃春餅,

啃春梨。

捏春牛,

吹春笛。

山野怎么還沒綠?

耐心等待別著急。

再看《白露》,押的都是上聲:

白露是節氣,

白露也是水。

白露白又寒,

白露打蘆葦。

蹚了白露水,

螞蚱麻了腿。

喝了白露水,

蚊子閉了嘴。

照耀白露水,

陽光閃著美。

再看下面這首《冬至》,其中到、號、帽、叫、跳,都是去聲:

冬至沒來冬已到,

冬至來了又吹號,

吹出嗷嗷西北風,

吹棉衣服吹棉帽。

有人冷得縮脖子,

喜鵲看了喳喳叫,

小孩避寒屋里貓,

小鹿山野蹦蹦跳。

兒歌對有韻如此執著,對好韻如此追求,原因和兒歌的受眾對象、傳播方式密切相關。兒歌更多面向的是小兒童,包括嬰兒、幼兒。他們大多數不能閱讀文字,兒歌是通過聲音走向他們的。也就是說,兒歌更依靠有聲語言,有著濃郁的“聲音藝術”性。

聲音藝術的最高形式是音樂,可見兒歌是和音樂最近的文學。鮮明的韻感、優美的韻律本來就是它美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兒歌必須押韻,還要押得高級,而不是滿足于“押大致相同的韻”,更不能湊韻、為押韻而押韻,得讓讀者(聽者)感到韻腳的彼此呼應自然天成、就應該那樣,沒有人為、造作、硬安上去的痕跡。

兒歌尤其講究句式、語感

在押韻、押好韻的基礎上,兒歌還要通過恰當的、或整齊或錯落的句式,直接的、聲音本身就有意味的語感,“配器”出音樂一樣的節奏、旋律,抑揚頓挫、朗朗上口、悅耳入心,讓兒童聽了之后肢體、情緒都興奮起來、躍動起來。

句式、語感直接關乎節奏、韻律、綜合的藝術效果。無論是一貫到底,還是彼此參差錯落、長短句交替,都有內容、題材、格調上的考量。因此,它們不僅僅是形式,或者叫“有意味的形式”。比如,谷雨這個節氣即將迎來夏天,是墑情好、大播種的時節,下面這首寫《谷雨》的兒歌,三字句一貫到底,每兩句為一節,在句式、語感、韻律上,是不是讀來很有雨點、種子次第落下的情景感、音韻感?

寒氣盡,

谷雨來。

播五谷,

植桑槐。

花朵門,

接連開。

綠草綠,

白羊白。

夏天動,

要登臺。

《深秋的曠野》這一首,兩字句、三字句、四字句都有,其交替、錯落形成的節奏、語感,很契合空曠、寂寥甚至蕭瑟的氛圍:

天空好像

高了。

白云開始

飄了。

大頭樹冠

小了。

茂盛綠色

少了。

枝上黃葉

掉了。

地上落葉

翹了。

鳥兒飛走

空巢了。

草蟲不叫

都逃了。

回到上面說到的韻,這首兒歌陰、陽、上、去四聲兼具,每段的押韻處連聲調都一致,體現了聲音的藝術性。這些不是今人的發明或努力,《詩經》中的很多詩篇早已做出了示范。

打個比方,特別講究句式、語感,形式本身就有意味的兒歌,就是兒童文學中的律詩、詞曲。只是它的格律、詞牌、曲牌不那么固定,因每一首的內在需要而易、而宜。

兒歌更追求有趣、俏皮、好玩

兒童詩離成人詩更近,因此它要有意象、有意境、有意蘊。兒歌同樣需要化用意象,仿佛在不經意間生出意境,表達情感、宣泄情緒、擬人喻理……都是意蘊。但兒歌在意象、意境、意蘊上不那么著力,它更在乎有趣、俏皮、好玩。這源于兒歌受眾對象的心智特點。小兒童因為身心發育都在初始階段,他們對直觀、感性、在場化、情景化的一切更親近,變化、戲劇性,熱鬧、游戲性,驚詫、新奇性,對他們更有吸引力。也正因如此,優秀兒歌在參與塑造兒童的活潑、陽光、健康上,在兒童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創造性、幽默感的建設上,有不可推卸的大責任,有不可替代的大作用。我們來看《小猴郵自己》這一首:

跑出動物園,

小猴進郵局。

你要郵啥呀?

我要郵自己。

城市太鬧了,

森林多美麗。

給我貼張大郵票,

把我郵回森林里!

這首兒歌意象、意境、意蘊都有,但它更多呈現出的是有趣、俏皮、好玩,環境問題、環保動保、都市與自然等理念、意蘊,都被“外化”為小猴子的奇思妙想,機靈調皮、天真可愛。

兒歌在乎的有趣、俏皮、好玩,是兒童認為的,不是成年人以為的。兒歌寫作者要去探悉兒童怎么想、兒童覺得什么重要、兒童要表達什么及如何表達,而不是自戀地沉溺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重要、自己想說的理、自己要抒的情。相當多的兒歌,設定個小孩子(大多用小花、小草、小動物等替代)角色,表達的卻是成年人的意圖,用小孩子的臉譜說著大人話。這樣的兒歌小讀者不買賬,成年人也覺得假。好兒歌往往具有這樣的特征:兒童喜歡,成年人也覺得有意思、好玩。

總之,兒歌要從里到外,都是兒童的感知、兒童的視角、兒童的邏輯,是兒童的嘴巴說出來的、他們之間能共鳴的話語。如果認可兒童文學必須恪守“兒童本位”,那么,兒歌對“兒童本位”的要求是最高的。

(作者系兒童詩詩人、吉林省作協副主席)

大河滋養的童年

——一場關于文學、語言與生命的對話

舒輝波 陳瀾 葉立文 葉 李

6月6日,一場以“大河滋養的童年——故鄉與成長”為主題的文學對談在武漢舉行。活動由江漢大學副教授陳瀾主持,兒童文學作家舒輝波攜其新作《大河》,與武漢大學教授葉立文、葉李圍繞小說創作、語言美學與生命經驗展開對話。

從“大河”回到個人的生命河流

陳 瀾: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讀者都對《大河》的創作緣起感興趣,能不能請您談談寫作背景?您以“小切口”來寫“大主題”,作品圍繞長江文化展開,但書的章節標題大都是一些小而具體的意象,能否展開談談?

舒輝波:這部作品源于出版社的約稿。起初我是沒有頭緒的。直到一次參加漢江源頭采風活動,站在陜西漢中一座山上的溪流邊,看見那泓清淺的小水潭汩汩涌出,想到它終將匯成寬闊的漢江,流經我的故鄉襄陽,穿過我求學的武漢,再奔向長江,我忽然意識到:這條河從來不是宏大的文化符號,而是我生命里真實存在過的那條河。這條河與我的呼吸、恐懼、歡喜緊緊相連。那一刻我明白了,寫作不必追逐宏大主題,只需回到自己最本真的生命經驗。

我為這部小說尋到了六個意象,構成了這部作品的基本結構:白馬、黑牛、黃雞、大河、沙洲、渡口。那是我某天坐在電腦前腦海中忽然浮現的。前三者是大河兩岸生活里活生生的存在:白馬是爺爺從生產隊分回的軍馬,后來成為我們家庭的一員;黑牛是父親傾盡積蓄買來支撐農事的勞力,也是他堅韌身影的化身;黃雞由奶奶和母親飼養,下蛋、送人、延續生命,是女性日常辛勞與溫柔韌性的象征。后三者則直指河流本身及其延展的空間:大河是血脈與滋養,沙洲是人在貧瘠中親手開辟的桃源,渡口則是告別與啟程的臨界點。它們彼此呼應、相互成全,共同構成一條從具象到抽象、從個人到普遍的敘事脈絡。

葉立文:《大河》不是為了完成某個主題而寫,篇章的結構方式,也沒有刻意遵循某種小說技巧——更像是一種天賦,一種結構小說的本能。真正能夠打動讀者心靈的,一定是寫作者與自身生命經驗息息相關的東西——是“我手寫我心”,而不是照著模板去寫。《大河》就是這樣的作品。我想到韓少功的長篇小說《暗示》里的一個觀點:在語言不能到達的地方,還有“象”。語言不能到達的地方,就是具象——白馬、黑牛、黃雞。作家就是用這些具體的“象”,勾連起我們對故鄉的向往與理解。

葉 李:今天我們對兒童、對兒童文學的理解,是在教育功能、出版發行制度、市場定位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下塑造出來的結果。如果創作者牢牢守住這個邊界去創作,多多少少會自縛手腳。在這個意義上,好的兒童文學,其實是真正的人的文學,甚至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人的文學。兒童要面對的很多問題,其實就是人的根本性存在問題。《大河》沒有回避這些問題。對于大河,作家有著最真實最直覺的感受——是從一種恐懼的印象開始的。讀兒童文學作品,如果以兒童為視角、以兒童為方法,處理的就不只是純真、開心,不是把生活中的苦難強制性地過濾掉,而是必須去面對我們原初就會感受到的恐懼、憂傷、孤獨。

語言之美:樸素與留白

陳 瀾:《大河》采用雙重視角展開敘述,行文使用簡單、樸素而準確的語言。從創作和評論不同的角度出發,兒童文學作品應該追求怎樣的語言藝術?

舒輝波:我認為,作家的創作不應該有太強的個人意志或目的性,否則講出來的故事就會顯得牽強。作家需要跟筆下的人物進行適當的“妥協”,讓故事能夠更自然地、水到渠成地生長。我常常拿自己的作品與那些偉大的作品比較,并時刻追問自己:那樣的句子我寫得出來嗎?很多時候,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在現實生活中每每遇到一個瞬間,就會盡力在內心尋找最準確、最樸素、最簡單的句子來描述它。我一直有一個執著的語言追求:準確、干凈,我覺得這是一種美德。

此外,我還希望能夠營造一種漢語的“美的留白”。比如我們都很熟悉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全部是名詞,一個接一個,放在一起似乎沒有什么意義,但最后一句“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出來之后,讓前面所有的名詞都成了意象,成了作者寄托情感與愁思的載體。這是漢語的藝術。這種意象化的表達,留下了大量的空白,有點像電影語言——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呈現,需要我們自己去“腦補”。

葉立文:讀《大河》,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舒老師是一位對漢語懷有“敬畏”之心的作家。這種“敬畏”,指的是他尊重漢語的表達習慣,尊重漢語的語法規則。在《大河》中,我讀到了干凈的、優美的、有尊嚴的文字表達。不管文學觀念多么復雜、多么多變,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這個根基是不可動搖的。

葉 李:好的語言對寫作者提出了三種要求:第一,要有好的感受力;第二,要有將這種感受力進行藝術轉化的能力;第三,要有人生態度上的真誠。此外,我們常說新時代文學要書寫“中國經驗”。我認為,好的語言本身就是中國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朱自清、冰心等作家的作品為什么會進入語文課本?因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既漂亮,又縝密、標準的現代漢語。這是值得當代作家思考的問題。

白馬、黑牛、黃雞、大河、沙洲、渡口,與“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式的意境其實是相似的。白馬、黑牛、黃雞之間,有一種顏色的參差錯落。這種色彩的錯落,其實也代表著人生形態的豐富。白馬代表著對神圣性的向往。但它進入日常的世俗生活,與家庭結成了跨物種的倫理情感。黑牛更像是父親那一代的形象,勤勤懇懇,辛勞而卑微,無私地付出。黃雞是女性的象征。大河是滋養,我們從大河當中“得活”。沙洲是鱉叔在大河上開辟的桃源。但桃源畢竟要經歷風雨,它不可能讓我們永遠躲避。所以,我們必須從自己的夢中走出,來到渡口通向一個更大的世界。

從個人經驗走向普遍與廣闊

陳 瀾:讀《大河》的時候,書中塑造的父親形象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想,這不僅是作家一個人的父親,也具有天下所有父親的共同品質。能不能談談對這個形象的理解?

舒輝波:大河是我在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看到的河流,向大河學習,是我在這部作品中想要傳達的美學理念。書中,我借角色“芝”之口說出了一句話:“你看這條大河,它發起脾氣的時候可以掀翻一條大船,可是它溫柔的時候,可以讓一片柳葉在河面上漂。你不知道它內心里藏著多少險灘和暗礁,可你看它如此平靜,如此安靜。”

一個作家如果能從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出發,去反映和表達全人類的普遍情感,他所書寫的東西才有可能引發人們在哲學層面上的思考。我想,這樣的寫作就是從個人走向了普遍與廣闊。我之所以以自己的父親為起點,是希望從他身上尋得一種樸素的、真實的、真誠的情感。作家如果足夠真誠地表達自己,也是給讀者一面鏡子,讓他們在這些人和事里照見自己,從而引起共鳴,觸發同情心和同理心。

葉立文:我也非常認同,一個好的作家一定需要從個人經驗走向普遍性經驗。一部好的作品,有時候會讓讀者暫時脫離現實的狀況。舒輝波筆下的父親形象——那種堅韌的品質,那種為家族付出的精神,包括那個讓我印象極深的“頭上冒氣”的細節——使我想起我的父親。我小時候也有類似的經歷,父親馱著我的時候,頭頂上冒著一團氣霧。讀到這里,我瞬間被觸動了。我的老家在甘肅,離漢水很遠,卻依然能在他的筆下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自己的故鄉。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好的作品,總會把我們塵封已久的,連自己平時都察覺不到的經驗重新喚醒。

葉 李:我非常喜歡作品里的父親形象。《大河》扉頁上寫著:獻給我的父親,他勞苦終年,卑微的一生。讀完作品,不難發現一個巨大的反差——我并不會認為父親的一生是卑微的。我們今天對“大寫的人”有一種沖動的理解:似乎只有注入了某種時代內涵,才能成為大寫的人。但讀這部作品,父親面對絕對的生活貧困,迸發出了強大的生命意志。讀到這里,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大寫的人”。

兒童文學鄉村書寫的當代意義

陳 瀾:小說寫到了很多新時代鄉村兒童的生活細節,對于當代青少年讀者來說,書寫鄉村經驗的現實意義是什么?

舒輝波:我創作的時候想,《大河》一定不是要劃出一條河,讓它隔開我和讀者;相反,它應該成為一座橋梁,讓人從河的此岸到達彼岸。那這個“東西”是什么?一定是有趣的故事。前不久我讀到錢理群先生的一段話:“我最看重的‘童心’,就是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受拘束的想象力,自由自在的游戲精神,以及與生俱來的善良與愛。”如果一個人有好奇心,有想象力,有游戲的精神,還有愛與被愛的能力,那就擁有了健全的人格。回到問題本身——孩子能不能讀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劉禹錫當時寫的是個人際遇,可我們現在讀,讀到的是另外的東西。好的文學,應該有穿越時間的生命力。它能夠引發人們的共鳴,跨越一個又一個可能被視為障礙的東西,直抵人心。

葉 李:關于鄉村生活經驗的當代意義,我想談兩點。第一,如果我們還能從“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中感受到一種活潑的生趣,就能從鄉村的自然中感受到力量。第二,我們必須保有一種想象其他生活的能力。只有這種能力,才能讓我們過好當下的生活。鄉村生活離許多城市孩子或許很遠,但它是一種有著強烈的“附近”意義的生活。現代科技雖然帶來了生活上的便利,但也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當我們在大城市經歷“附近的消失”時,鄉村生活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即便我們無法進入鄉村生活,保有對鄉村生活的某種想象,也能成為我們今天都市生活的一種參照。只有當你理解了還有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才會用那種可能性去治愈今天生活中的某些傷痕,讓它變得更好。

陳 瀾:我們今天的交流也如一條緩緩流淌的大河,從個人的童年記憶出發,最終匯入關于文學、語言與生命的廣闊思考。不僅是對一部新作的解讀,更是對當下兒童文學創作與批評的一次省思。這啟示我們,好的兒童文學,應當是“面向人類的、具有永恒價值與力量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