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明樓中覓舊痕:郁達夫和馬巽伯交往的那些瑣屑
近讀《郁達夫日記》,看到“水明樓日記”(1932年10月14日至11月10日)中多次提及馬巽伯。這個名字于我而言,既熟悉又親切,因為馬巽伯和我父親是相交五十余載的老友,我稱他馬伯伯。
馬巽伯出身書香門第,其父馬幼漁和魯迅是莫逆之交,《魯迅日記》里對馬幼漁及其家人的記載有近兩百處,且數次談到馬巽伯。至于郁達夫的日記,散佚頗多,這是我第一次在“水明樓日記”中發現馬巽伯的名字,由此想起馬伯伯對我講述的他和郁達夫交往的細節。
馬巽伯和郁達夫的友誼,始于1919年。那年9月,郁達夫從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名古屋大學的前身)畢業,回到浙江富陽短暫省親后,遵長兄郁曼陀之囑進京參加北洋政府的文官高等考試,這是他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因應試不第,11月12日,郁達夫從天津登上“山東丸”,再度赴日。彼時,高中尚未畢業的馬巽伯也從天津啟程,前往日本求學,恰好與郁達夫同船而行。交談中方才得知,馬幼漁和郁曼陀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同窗,且馬幼漁回國后曾于嘉興府中學堂任教,那時郁達夫正在該校就讀,故有師生之誼。志趣相投加之父兄淵源,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此番赴日,馬巽伯要在門司港下船,再轉乘火車到福岡;郁達夫則需繼續乘船,經神戶前往橫濱。“山東丸”抵達門司港后,郁達夫熱情地把馬巽伯送上岸。雖然馬巽伯幼時曾隨父母在日本生活過幾年,然闊別已久,日語生疏,又人生地不熟。而在九州帝國大學(今九州大學)學醫的舅舅陳君哲原本打算來碼頭接他,但因船只遭遇風浪延遲一天到達,撲空的陳君哲不知確切時間,只得暫返福岡。郁達夫料想陳君哲很快會來接馬巽伯,再三叮囑:“你就在這兒等!”隨后匆匆告別,回到船上。
從橫濱下船,輾轉抵達東京后,郁達夫進入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學習。1921年,他完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隨即轟動文壇,一舉成名。1923年,學成歸國的郁達夫到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與時任北京大學國文系主任的馬幼漁時相過從,進而結識了仰慕已久的魯迅,和他成為一生的摯友。郁達夫居京期間,與魯迅、馬幼漁、馬巽伯等人同席的飯局,在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的日記中多有記載。
再說當年馬巽伯抵達福岡后,為了幫助他備戰高考,陳君哲和幾個同班同學輪流給他補習功課——陳君哲負責數理化,龔寶鍵負責日語,郭沫若負責英語,郭沫若的夫人安娜負責照料他的生活起居。馬巽伯不負眾望,順利考取慶應大學經濟學部,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后回國任教,是公認的青年才俊。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1932年秋,郁達夫為“靜養沉疴,細寫東西”,從上海來杭州暫住。10月25日,郁達夫在“水明樓日記”中寫道:“晚上馬巽伯請在樓外樓吃飯,因前天遇見錢潮,住的地方被知道了。”當時,馬巽伯正擔任浙江省地方自治專修學校校長,他通過郁達夫的同學錢潮(錢潮還和陳君哲是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同班同學)得知郁達夫來杭的消息,便登門拜訪,并設宴于樓外樓,共敘情長。
約一周后,11月2日,“水明樓日記”記載:“去自治學校看了兩位朋友,校址在馬坡巷。”“兩位朋友”中,應當有學校校長馬巽伯,這可視作郁達夫對馬巽伯的一次回訪。
11月6日,“水明樓日記”又載:“中午錢潮、馬巽伯來,約去吃飯,在樓外樓。飯后更上西泠印社喝茶,坐到了夜……”這次是錢潮、馬巽伯聯袂來訪,設宴的地點仍為樓外樓。午飯沒聊盡興,他們移步西泠印社,暢聊至夜幕降臨。
次日,11月7日,“水明樓日記”再載:“傍晚錢潮、馬巽伯約我去看一位研究佛學的馬一浮氏。伊須發斑白,口音是四川音,人矮胖,談話時中氣很足,眼近視。馬氏系紹興籍,為湯墊仙氏之婿。從馬寓出來,遂一同上王潤興去吃飯,飯后和錢潮走了回來,接霞信。”在錢潮、馬巽伯的引見下,文學大師郁達夫和儒學大師馬一浮相識。此后,郁達夫在給妻子王映霞的信中每每說起馬一浮,都津津樂道。
短短半個月內,馬巽伯和郁達夫相會四次,足見二人情誼深厚。
值得一提的是,郁達夫在杭州養病期間,迎來了創作生涯的又一個高峰。他不僅完成《遲桂花》和《碧浪湖的秋夜》,繼續創作中篇小說《蜃樓》,還在西子湖畔吟詩作賦,詩酒流連。或許與好友們的海闊天空,激發了郁達夫的創作靈感,令他才思泉涌,筆底生輝。
杭州不僅有如詩如畫的自然風光,更聚集眾多文人雅士,在郁達夫看來,這里無疑是養病、讀書、寫作、會友、覽勝的絕佳之地,況且他的妻子王映霞就是杭州人。后來,郁達夫不顧魯迅的勸阻,于1933年春舉家遷居杭州,這一住便是三年,直至1936年2月只身前往福州任職。
《郁達夫日記》如同一座橋梁,促使我將馬伯伯的口述回憶與日記中散落的文字聯系起來,結合隱匿于歲月塵埃之下鮮為人知的逸聞,串成一段較為清晰、連貫的故事。這種感覺就像是找到了幾塊遺失已久的拼圖,將其嵌入,景象瞬間變得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