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的酷評 ——“汪曾祺在上海”補記
汪曾祺于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完成了多重身份轉換:從西南聯大校園作家轉換為平津滬三地文壇的知名青年作家;從老作家沈從文、楊振聲等翼護的“京派”后起之秀轉換為半是京派半是滬上進步青年的兩棲形象;從差點“晦澀而死”的狂熱現代派摹習者轉換為開始自覺回歸傳統和民間的穩健樸實的寫作者。三重轉變形成的駁雜身份令汪曾祺既頻頻獲得贊許,又容易招來酷評甚至惡評。
目前大家談論汪曾祺當時遭遇的負面評論,多集中于樓適夷發表在香港《小說》月刊1949年2月二卷二期的長文《一九四八年小說創作鳥瞰》。樓適夷在“附記”中說,“此文的草成,友人巴波曾予幫助。”剛從內地來香港的巴波(曾祥祺)也是《文藝春秋》重要作者。1947年4月《文藝春秋》四卷四期“編后”稱巴波《中央派來的》是“相當結實的作品”,作者名字“雖然那么生疏”,但“老練的手法,鮮明而富有生趣的構圖,卻可以使我們想到果戈理的《巡按使》”。巴波另一部小說《視察》排在《文藝春秋》五卷六期頭條。他還有中篇小說《王洪順進城》刊于1948年3月《文藝春秋》六卷三期,該期頭條正是汪曾祺《雞鴨名家》。巴波很可能向樓適夷介紹了汪曾祺小說創作的最新進展。樓從上海轉到香港已歷年余,對滬上文壇難免隔膜,需要新近抵港的“南來作家”提供所需信息與資料。
巴波夫婦1948年下半年從成都輾轉來到香港,樓適夷安排他們住進九龍一處房子,“左鄰是適夷和黃煒夫婦,右鄰是黃永玉和張梅溪夫婦”,“住在附近的還有臧克家、鄭曼夫婦;朱鳴崗、林瑞如夫婦;蔣天佐、陳敬容夫婦。”黃永玉是汪曾祺在滬上剛剛結交的摯友。臧克家在其主編的《文訊》上刊發過汪曾祺小說《落魄》。臧的兩位公子還是汪在致遠中學的學生。陳敬容是“聽水齋”常客。在香港的樓適夷竟然居住在汪曾祺有限的幾位滬上熟人的圈子里,但這幾位熟人應該都不會贊同樓對汪的酷評。
黃永玉當時曾寫信邀請已經供職于午門城樓“歷史博物館”的汪曾祺移居九龍鄉下。汪曾祺1948年11月30日給上海的黃裳寫信說,“然我不是一定不去九龍耳”。他果真奔到九龍,可就熱鬧了。
公開批評汪曾祺,樓適夷并非第一個。早在編輯部位于北京西路239弄6號“新豐出版公司”的《同代人文藝叢刊》上,就有人指名道姓抨擊汪曾祺了。
《同代人文藝叢刊》創刊于1948年4月(汪曾祺離滬赴平一個月之后),“第一年第三集”(1948年8月25日出版)署名“上官雨”的《略談兩本期刊的壞傾向》,劈頭就“拿《文藝春秋》六卷三期中的汪曾琪(“祺”之誤)的《雞鴨名家》來做例子”。作者利用諧音游戲嘲諷道,“在這樣一篇一萬多字的短篇里,作者‘珍奇’地玩弄著他的文字,賣弄他的博學多才”,“鄉村里平和的生活啊,橋頭有個茶館啊,這一切對于作者是多么留戀。在他那篇洋洋萬余言的文章里,除了作者辭藻的堆積以外,真使讀者感到莫名其妙”。
“上官雨”接著還說,“作者在這篇文章里給讀者一些什么呢?什么也沒有!除了空空蕩蕩不知所云的胡謅之外,真找不出一點可取的地方。正可以說和沈從文的‘芷江的熊公館’一樣無聊,而替這苦難的時代添蓋一件偽裝的外套,想拿這來粉飾太平。”最后他不禁追問,“我不知道《文藝春秋》的編輯先生憑什么要發表這篇文章,而且把它放在第一篇,這到底能不能代表《文藝春秋》那‘一萬二千位直接讀者’?”
沈從文《芷江縣的熊公館》并非偶然奔赴到“上官雨”筆下。1948年3月1日出版于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剛剛發表了馮乃超《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上官雨”開頭還引用了《大眾文藝叢刊》同期邵荃麟執筆的頭條文章《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一段話:“這數年來,中國社會斗爭內容的豐富是超越了任何時期的,然而反映在作品中間,卻是何等地貧薄,這豈不是說明了文藝離開了集體主義的真實思想運動方向,也就失卻了創造力量的泉源。”看來“上官雨”和樓適夷都是為了響應《大眾文藝叢刊》對沈從文等京派文人的猛攻,這才先后展開了對汪曾祺的批評。
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左翼青年文學家主辦的《泥土》《新詩潮》等刊物抨擊沈從文“集團”和“小嘍啰們”,主要針對穆旦、陳敬容、唐祈、唐湜、袁可嘉、杭約赫、李瑛等平津滬三地年輕的詩人和評論家,尚無暇顧及在上海教書一年零七個月再轉赴北平的小說家汪曾祺。“上官雨”和樓適夷二文,算是彌補了上述左翼激進刊物的一個缺漏。
今日“汪迷”乍見這類文章,或許會茫然愕然。但在天地玄黃的時代大轉變關口,尤其在匯聚各種圈子、宗派和立場的20世紀40年代后期文壇,這種現象十分正常。“上官雨”和樓適夷對汪曾祺的批評固然盡顯了文藝闡釋的簡單粗暴,卻也包含不得不發的歷史合理性。
透過文學史現場氛圍來“遠讀”汪曾祺小說(包括一時成為焦點的《雞鴨名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小說家與現實、小說家與歷史、小說家與小說藝術本身的復雜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