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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紅色文學創作的拓展和新變
來源:光明日報 | 李掖平  2026年07月09日07:18

紅色文學作為一種文藝范式,致力于激活塵封的歷史圖景,賡續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抗爭記憶,鐫刻承載薪火相傳、歷久彌新精神內核的革命英雄豐碑,書寫近現代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成長軌跡,自誕生以來一直是傳承紅色基因、堅定理想信念、凝聚奮進偉力的重要載體。其主題建構和藝術創新,始終伴隨社會發展、時代變遷而不斷深化和精進。

革命戰爭年代的紅色文學,肩負啟蒙民眾、凝聚斗志、為革命吶喊的時代使命,多以動員式書寫的激昂敘事,承載民族救亡與革命抗爭的時代主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紅色文學,轉向聚焦新中國建設現場,強化理想信念與集體主義精神,構筑起禮贊時代和致敬英雄的敘事體系。改革開放以來,紅色文學掙脫單一敘事桎梏,開始邁出探索多樣化、個性化書寫的新步伐。進入新時代,紅色文學創作伴隨文化自信的深度建構、創作理念的現代性革新和大眾審美認知的迭代升級,一場從主題內涵的拓展與深化,到人物形象塑造的多元與立體,再到敘事策略創新與突破上的變革浪潮,在文壇蔚成潮流。大批優秀文學作品相繼問世,或全景式鋪展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敘事空間,意在弘揚紅色精神跨越時代的賡續傳承;或大力書寫普通戰士、無名英烈、革命家屬、后方百姓,讓沉默的歷史個體走進文本,讓英雄譜系覆蓋全民奮斗群像;或落筆于紅色主題在推進高質量發展、鄉村振興、生態環境治理、重大風險化解等當下現場的延伸,描寫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生動實踐……它們追求通過多維、立體角度,全方位敞開紅色文學書寫之美。

思想主題的深度發掘

在歷史、現實、未來三位一體的敘事空間中,當代作家厚植紅色精神內涵,契合新語境,實現思想主題的深度發掘。體現在歷史認知層面,當代紅色文學作品總體上由“單向革命敘事”轉向復雜敘事語境中人性、倫理與史實的互證,通過描寫還原錯綜復雜的縱深歷史現場,建構起一個具有日常煙火氣息和人性溫度、生命亮度的革命倫理場域。相較于傳統紅色敘事常常將歷史場景簡化為善惡二元對立,當代紅色文學更注重真實描寫還原革命斗爭的殘酷性、革命者面臨的選擇困境和最終的自覺追求,拓展紅色敘事的歷史思辨深度。體現在價值闡釋層面,當代紅色文學突出由單向度紅色精神的宣講,轉向傳統革命精神與當代中國價值追求的跨時空對話。徐錦庚報告文學《澗溪春曉》反映當代鄉村的基層黨組織,直面鄉村治理進程中普遍存在的產業薄弱、生態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等難題,積極引領廣大村民發展集體經濟、補齊民生短板、改良村貌村風,探求富民之路,將抽象的紅色信仰落地為群眾可感知的當下實踐。這一書寫清晰地呈現出紅色精神價值的與時俱進,意義明確指向“紅色初心”在實踐場域與價值目標上的延展。

體現在敘事立場層面,當代紅色文學注重由宏觀集體視角轉換為個體生命微觀經驗,打通歷史與現實的共情通道。傳統紅色文學創作序列中,一些戰爭題材作品側重完成歷史記錄、彰顯精神紀念的責任和使命,致力于對戰斗勝利的歡呼式描寫,往往簡化戰場環境和作戰困境,回避對戰爭殘酷本質的冷峻剖析。而當代的紅色文學創作逐漸實現主題維度的下沉,力求以個體微觀命運折射宏大歷史,尊重、包容普通人的生命感受,賦予紅色敘事日常的生活情景、溫暖的人文情感和強烈的共情力。

例如,王筠長篇小說《長津湖》基于真實、詳細的史料支撐,還原再現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九兵團倉促入朝、身陷零下三四十攝氏度極寒環境、御寒物資嚴重匱乏、武器裝備與美軍差距極為懸殊等客觀歷史情境。同時,作者沒有回避戰爭的慘烈代價,書寫凍僵失去行動能力最后凍成冰雕的官兵、非戰斗減員、傷員難以轉運等歷史場景。這種不加粉飾的書寫并非渲染苦難,而是力求夯實抗美援朝的正義根基:戰事已經嚴重威脅到我國東北邊境安全,中國人民志愿軍承受超乎常人的苦難出兵朝鮮,是基于保家衛國的被動防御選擇。在作家的故事講述中,“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不再是抽象口號,而是無數士兵在槍林彈雨下、在冰雪絕境中用生命踐行的神圣抉擇,雖然艱苦卓絕、代價慘烈,但是勢在必行。這種對于抗美援朝戰爭必要性和正義性的厚重歷史敘述,不僅是志愿軍抗美援朝創造戰爭奇跡的歷史再現,更在歷史書寫與時代問題的雙向呼應中,讓紅色歷史以沉實而強悍的現實解釋力,在歷史與現實、過去與未來之間架起一座精神橋梁,完成對中華民族精氣神的歷史溯源和當代重塑。

敘事藝術的多維創新

在紅色文學創作的敘事策略上,當代作家試圖采用時空交織、虛實結合、文體融合等敘事方式,實現從單一敘事到多維創新的突破,彰顯崇高美與人性美、歷史美與現實美的有機統一,追求敘事藝術的別出機杼。

孫甘露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敘事策略的精妙設計與實施可謂一個典型案例。作者將先鋒文學的實驗精神與類型小說的敘事技法熔于一爐,創建一個由“正文三十四章”“一封沒有署名的信”“附錄材料”三重復合敘事建構而成的文本世界。正文講述懸疑重重的諜戰故事,信件作為“副文本”主要承載創作主體的情感抒發,“附錄材料”則有意模糊虛構與紀實的邊界,留白給讀者去想象。作品設計的一連串“懸疑鉤子”,引領讀者沉浸在智力博弈中,與緊迫的時鐘滴答聲同步感受生命隨時處在生死難卜的驚險氛圍之中。

小說結尾的“附錄材料”,作為相對獨立的副文本敘事裝置,一改正文的高度理性節制和去情緒化的先鋒敘事調性,拓開一條“冷峻歷史敘事”與“柔性主體抒情”互映、審美寄托與歷史共情的路徑。其中,無名烈士信件以獨立的文本空間,掙脫革命敘事的行動邏輯與現實桎梏,青年革命者最本真的情思意趣與生命溫度,在詩意的私人化書寫和溫柔細膩的抒情語態中被鮮活還原。這種“觀花、望星、思人”的關鍵意象表達,徐徐展開革命者潛藏的柔軟心性、生命眷戀與理想溫情。既無署名又無具體指向的信件,讓這份個人化的春日抒懷,不再局限于單一虛構人物的心境,而是指向所有無名革命先烈的集體心聲。信件的詩意書寫,打撈起正史中被遮蔽的無名者的精神世界,讓冷峻的革命歷史最終落腳于鮮活的生命與滾燙的人心。其他附錄檔案、口述史料、烈士名錄等紀實性材料,則承擔著史實錨定、真實佐證的敘事功能。這種虛實共生、情理交融、史文合一的敘事策略,營造出一種虛構仿真紀實、紀實實為虛構的特殊敘事效果,進而在文體形態、閱讀認知與敘事邏輯三重維度上,生動詮釋了當代紅色文學去符號化、重人性真實、重無名生命的歷史觀。

何建明報告文學《革命者》還原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白色恐怖歷史背景下眾多青年革命者的人生軌跡特別是犧牲歷程,將碎片化的烈士事跡整合為連貫、完整、厚重的革命歷史圖景,不僅強化文本的歷史整體性與敘事完整性,還通過塑造大批無名革命者英雄譜系,讓長期被簡化、被湮沒在宏大黨史敘事中的“無名者”重新浮出歷史地表,完成平民化、群體性、有人性溫度的英雄敘事。在作品正文主體的場景轉述與價值升華段落中,敘述者“我”的在場,不斷通過個人觀照、現場感悟與創作思辨,介入對歷史復雜性和人性多面性的客觀書寫,讓歷史敘事掙脫說教式宣講的羈絆,以歷史真實、人性真實與文學真實的深度契合,彰顯出紅色文學敘事藝術的突破與超越。

放眼未來,我們熱切期待紅色文學創作者在思想主題的發掘上不斷深化對歷史邏輯、社會結構、文化認同的個體思考,探尋歷史和時代的深層真實,創造超越現實日常、迎向美好未來的思想力量。也熱切期待紅色文學創作者在敘事藝術創新時謹慎權衡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關系,廓清厘定具有高辨識度的獨特個性敘事方式,切實提升藝術表達的共情力和共鳴力。

(作者:李掖平,系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