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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
來源:光明日報 | 李遇春  2026年07月08日09:40

【傳統文論好句今讀】

劉勰在《文心雕龍》的“通變”篇開頭寫道:“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牽涉文學創作中如何處理“常”與“變”、繼承與革新的關系。

在他看來,歷代文學創作已經留下無數的典范之體,從“有韻之文”到“無韻之筆”,但僅懂得這些“有常之體”還不夠,必須參透變體的“無方之數”,明白“文辭氣力,通變則久”的道理。不少作者往往只看到“常體”而不明了“變數”,以為“文理之數”已盡,遂在先人前賢的文體規范下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不知這是因為自身缺乏創新的眼光、勇氣和能力,缺乏“通變之術”罷了。如何走出今天西方人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劉勰早在約一千多年前就已經提出克服焦慮、開辟新局的路徑,即文學創作的“通變”之道。

所謂“通變”,就是要善于處理文學創作中的“常量”與“變量”的關系。對于今天的文學創作者而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如同汪洋大海、漫無涯際,置身其中確實容易滋生無力之感。但這些巨大的文學庫藏只是文學的常量,既要敢于深入其中徜徉遨游、廣采博聞,也要善于從中探驪得珠,尋覓到為我所用的藝術精華。換句話說,我們要盤活文學的常量,利用文學的變量,做好文學的增量。如何從常量到增量,變量是關鍵。雖然“變文之數無方”,誰也無法囊括所有的“變數”,但劉勰依舊指出供后人參酌的路徑。如“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這就是說,雖然在文體上必須從前人那里有所借鑒,但變化是無窮的,不能忽視文壇上出現的有創造性的新聲或新作,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再如“斟酌乎質文之間,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這意味著應該超越雅俗之別,不論質樸與華麗,善于將不同文學流派的語言特色、藝術風格、文體特質融會貫通,將古今中外文學精華熔冶于一爐,創造出具有獨特個性的文學精品。當然,根本的通變之法還是寄望于文學創作者與時代之間同頻共振,正所謂“趨時必果,乘機無怯”。一個作家要勇于承擔時代使命,敏銳地感受時代脈搏的跳動,一旦看準時代需求與歷史大勢,就果斷地乘機而行、乘勢而上。這不是淺薄的迎合,而是敢做時代的先鋒或弄潮兒。只有立足于時代,參酌于傳統,才能實現對文學的“通變”。

今天,我們依然需要聆聽文學“通變”觀的歷史回響。作家應當通曉時代之變。一個時代的文學家必須與自己的時代風雨同行。如果一味置身于自己的時代之外,對現實生活漠不關心,作家是無法創造出精品的。新中國成立之初,趙樹理、柳青、周立波等作家憑借著自己對時代浪潮的切身感知,敏銳地意識到時代之變,寫出《三里灣》《創業史》《山鄉巨變》這樣深受讀者喜愛的作品。改革開放伊始,王蒙、蔣子龍、路遙等作家又“春江水暖鴨先知”,寫出《春之聲》《喬廠長上任記》《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將滾燙的生活現場形象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它們或短小精悍,或大氣磅礴,或風趣幽默,或樸實雄健,充分展現當時中國人的生活現狀和精神追求。當代文壇涌現出一批具有濃郁時代氣息的文學作品,如《人世間》《雪山大地》《寶水》《陌上》《親愛的人們》等,是不同代際作家之間的現實主義精神接力,體現出傳承與變革之間的“通變”追求。我們可以從《平凡的世界》中看見《創業史》的影子,又可以從《人世間》中看見《平凡的世界》的影子。但這不是簡單的繼承與模仿,而是對文學傳統的有效轉化。

作家也需要通曉古今之變。無論如何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學作品,我們的文學必須根植中國本土豐厚的土壤。隔斷中國文學古典傳統的觀念和做法,是不切實際的。中國作家已經從盲目的西方文學崇拜中醒悟,不斷探尋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奧秘,從而使得作品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范。如劉醒龍的青銅系列長篇小說《蟠虺》《聽漏》,鐘情于南方的楚文化歷史遺存,以小說的形式進行文化考古、知識考古和人性考古,對古典資源的轉化獨出機杼,因此別具一格。還有邱華棟近年來醉心于西域歷史和西北歷史地理的打撈與書寫,推出的《空城紀》《龜茲長歌》《敦煌變》等作品,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穿梭,在文化與人心之間往返,為文學如何處理古今演變關系展開有益探索。

當代中國正在經歷深刻變遷,身處其中的作家通曉主體之變,是勇擔時代使命和歷史責任的必然結果。所謂主體之變,也就是作家主體的精神之變、心理之變。時代的發展景象必然在作家的主體精神世界里烙下印痕,產生或淺或深、或顯或隱、或濃或淡的精神投射,從而串聯起作家各自的精神史或心靈史。貫穿整個新中國文學史的“人民藝術家”王蒙,一輩子的文學創作始終處在求新求變的過程中,又始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保持著精神血緣聯系,可謂深得主體之變、時代之變與古今之變的個中三昧。

在劉勰看來,枚乘的《七發》、司馬相如的《上林賦》、馬融的《廣成頌》、揚雄的《羽獵賦》、張衡的《西京賦》在描繪天地無邊、日月升降的情形時,“此并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如此因循沿襲,就是不懂“參伍因革”的“通變之數”。這提醒作家要格外關注文學創作的個性,無論是藝術構思、情節編排還是語言修辭,都要務去陳言,追求戛戛獨造,不可跌入簡單的模仿或移植的陷阱。也不能以與傳統斷裂自詡,人為將傳統的繼承與革新的辯證關系割裂開來,視模仿為創造,或視斷裂為創新,鼓吹自己一無依傍,純屬自鑄偉辭,偏離“通變”之道。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可久,通則不乏。”這是劉勰為“通變”篇寫下的贊語。文學創作中的“通變”是基本藝術規律,值得作家遵循與效法。

(作者:李遇春,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