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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藝術真實及其時代流變——以敘事類作品為核心的觀察
來源:文藝報 | 王敏  2026年07月08日09:22

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

文學作品中的真實,不同于現實生活中的真實。這種不同,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我們首先會想到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與歷史敘述已然發生的事不同,文藝作品更專注于描繪必然發生或可能發生之事。大體而言,相較于歷史所呈現的事實性真實,文藝創作所體現的乃是情理層面的真實,即所謂“逼真”。這樣的認識,并非西方所獨有。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這兩種視野有著明顯的差異,“政治家之眼”可能會使人囿于耳目所見的物理真實;而“詩人之眼”則能使人“通古今而觀之”,以情思重構現實,抵達更本質的藝術真實。這樣的信念支撐著一代代的寫作者,創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藝佳作。

在從生活真實到藝術真實的轉化中,情感的作用也需要我們充分重視。中國的文藝創作與文論傳統,均主張情感真實相較于事件真實更具重要性。所以,劉勰倡導“為情而造文”的創作理念,高度關注審美情感的真切抒發,對情感匱乏卻在辭藻運用上過度雕琢的現象加以批判。馮夢龍提出“情到真時事亦真”的觀點,從側重情感表達的視角強調其對事件的統攝作用。當創作者對其創作投入真摯且深切的情感時,即便所敘述之事超越了常規事理,亦能構建起使讀者信服的藝術真實情境。如《竇娥冤》中的六月飛雪、血濺白練的異事,以及《牡丹亭》中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的奇情,此類情節皆與物理真實相悖。然而,因其所蘊含的強烈的情感內核,如竇娥的沖天冤屈、杜麗娘的至情不渝,具備普遍且強烈的真實性,這反而促使讀者得以跨越邏輯藩籬,在情感維度引發深度共鳴。此種“情感邏輯”超越了“事實邏輯”,進而形成了具有持久影響力的藝術真實性。

由此可見,文學的真實性乃是一種藝術真實,并不是對客觀世界的刻板復制。在創作中,創作者秉持赤誠之心,超越常人的認知視野,將客觀物象轉化為有效的文學符號,再造一個生動的文學世界,表達出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深刻認識,使作品更具震撼人心的真實效力。

敘事類作品的真實性問題

就敘事類作品而言,它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傳世不衰,往往是因為人物情感至真至誠,環境氛圍真實可感,主題思想認知真切深刻。有的作品寫的是真人真事,但未能凸顯真情實感;也有的作品表達了真情實感,但在思想認識上卻偏離了歷史發展大勢和生活內在邏輯,也是不可取的。

首先來看人物塑造。所謂人物的真性情,恰如古人所云“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是對生活本真形態的能動反映。寫人,不能停留于對表象的描繪,而要洞察人物靈魂深處的矛盾與光彩。正如《世說新語》所載,嵇康臨刑之際索琴而彈,一曲《廣陵散》奏畢,慨然長嘆此曲“于今絕矣”。其從容就義之舉,以及對藝術失傳的嘆惋,堪稱魏晉風骨至情至性的典型寫照。又如金圣嘆評《水滸傳》時,在魯達掌摑店小二處寫下眉批——“寫魯達闊綽,打人亦打得闊綽”,點破人物行事與其慷慨天性的統一。而在史官司馬遷的記述中,項羽于垓下悲歌之際仍心系虞姬與駿馬,此細節恰恰凸顯出“失敗的英雄”最為動人且真實的情感維度。誠然,歷史的書寫戛然而止之處,文學憑借對性情的書寫發揮著超越歷史的作用。很多具有傳世價值的作品,無不在人物性情的展現上體現出“雖有悖于世俗常情,卻契合于天理”的特征。曹雪芹于《紅樓夢》中構建的黛玉葬花情節,其意圖不僅在于抒發傷春悲秋之情愫,更將其所蘊含的“質本潔來還潔去”的生命哲學展現出來。脂硯齋這樣評價寶玉:“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寶玉憑借其癡情之本性洞察世間萬象,此乃“心學”于文藝創作領域的具體體現。

再來看環境的渲染。文藝作品中的環境描寫,并非作者單純的客觀描摹,而是融入作者的人生體認、情感浸染,有效地服務于情思表達的“心造之境”。如《紅樓夢》“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館聯詩悲寂寞”一回中,描繪中秋夜時,湘云的“寒塘渡鶴影”和黛玉的“冷月葬花魂”,僅寥寥數語,便營造出冷寂清空之境,滿溢著末世的悲涼之感。又如《呼嘯山莊》中對荒原“狂風肆虐、石楠叢生”的描繪,恰與希斯克利夫狂暴且痛苦的靈魂相映照,使自然環境成為人物命運的延展與心靈的外在呈現。又如《百年孤獨》中有一句:“雨下了四年十一個月零兩天。”對雨季這般精確而荒誕的描述,實則將孤獨感具象化為可真切感知的、連續的潮濕時空。由此可見,真實可感的環境描寫并非單純的“寫境”,而是“造境”。作者以情思為濾鏡,對客觀物象加以提煉,從而賦予風雨日月以主觀的色彩,讓環境成為人物的第二人格。此種“心造之境”之所以具有真實性,恰是由于其精準捕捉到人類在特定情境下的普遍情感體驗,使得讀者能夠于文字構建的時空之中,感受到超越物理真實層面的靈魂共鳴。

新的挑戰和新的可能

在新的媒介語境下,藝術真實面臨著新的挑戰。首先,正如有人所說的,“現實生活比小說還精彩”,文學如何才能表達出深刻的真實?其次,現在的人們更相信自己所體驗到的真實——哪怕這種真實是個人的、片面的。這也是非虛構寫作能夠引起這么多關注的原因之一。那么,傳統的“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寫法如何才能保持有效?再次,在信息時代,人們已經通過網絡圖文、各類視頻便捷地了解了“現實”,我們的文學作品如何講述才能吸引讀者閱讀?

要在文學作品中寄寓深刻的思想認識。馮夢龍將收集、加工和創作的小說整理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他說:“‘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導愚”“適俗”強調的是作品的通俗易懂、符合大眾審美,從而產生廣泛的教化作用。但無論是使作品具有教化功能,還是使之能長久流傳,都要求作品體現出深刻的思想認識。很多經典的小說,都是在“適俗”的表象之下,蘊藏著深刻的思想認識。如《水滸傳》對市井江湖的描繪、對兄弟義氣的刻畫,堪稱“適俗”典范。然而,在其“逼上梁山”的敘事邏輯中,實則冷峻地批判了封建社會黑暗腐朽的本質。又如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以顯著的故事性、戲劇性以及豐富的社會世態畫卷,呈現出一種“適俗性”,同時又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對人性的異化本質,表達出對19世紀法國社會、人性與歷史規律的深刻認知。這樣看來,唯有將深刻的認知融入真切的生活情境之中,方可使讀者在“習之不厭”的審美體驗里,潛移默化地實現對世界本質的“再認知”。當下的小說,可能無法像傳統小說一樣提供一種確定的價值判斷,但應該能將當下人的困境呈現出來,將多樣的價值觀念以“復調”的形式表達出來,提供給讀者深刻的啟發。

具體的情境與時代的情緒不可或缺。就新大眾文藝蓬勃興起、人工智能敘事日漸盛行的當前語境而言,僅依托“至情”似乎已不足以回應當代人對“真”的強烈訴求。人工智能敘事雖可依托算法迅速勾勒出生活表象的細節,卻難以捕捉植根于具體生活情境之中的個體具身體驗,易于落入模式化的敘事框架,難以傳遞具體的個體對生活本質的獨特感受。因此,當下語境中的藝術真實,更應當指向一種深植于對時局、語境與生存結構的理解之中的洞見之真。它并非以情感替代理性認知,而是以“識”為根本遵循,令情感在抵達認知的真實中獲得更扎實的分量。此外,一部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引發“真實”的強烈感受,常因其精準捕捉到某個社會瞬間的集體情緒與境遇密碼。由此可見,當下藝術真實的達成,憑借的早已不僅是經典范疇內的“情之共鳴”,而是“境之共享”:創作者與受眾共同調用對時局的理解、對語境的辨認、對生活經驗的認知圖式。

總之,文藝創作中的真實性建構,始終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性的建構過程。它既非對生活真實的簡單復制,也并非對情感真實的無度放任,而是在特定時代的認知條件下,由創作者與受眾共同建構的一種關于“有效的真實性”的契約。在人工智能敘事日益發達的今天,在信息環境日益復雜、真假邊界日益模糊的時代,重估文藝創作中真實性的有效性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下的文學創作若要深入人心、傳之久遠,必須以對時局、語境的深刻把握作為藝術真實性的保障。而且,塑造人物的本真性情、渲染環境的真切氛圍、寄寓思想的本真認知,三者從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統攝于一種更為根本的真實訴求之中:使人在藝術中辨識自身所處的世界,并由此獲得理解、慰藉與力量。

(作者系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