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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雍和宮大街,想起史鐵生
來源:《北京文學(xué)》 | 徐文  2026年07月07日08:16

當(dāng)車一上北新橋,即看到一片朱紅宮墻的巨大建筑,滿目黃色的琉璃瓦,在碧空的映襯下,被陽光涂上了神秘、悠遠的色彩。我驀地意識到,這就是景慕已久的雍和宮的真容了,在整個清代歷史上,這里曾經(jīng)是雍親王府,“潛龍邸”,卻也是清宮內(nèi)務(wù)府粘桿處的總機關(guān)所在地,后來自乾隆一朝改為喇嘛廟,允稱京城內(nèi)藏傳佛教寺廟之冠,香火一直頗為鼎盛,是不可或缺的古文化遺存。院中輦道兩側(cè)肅立著百余棵銀杏樹,高大濃密,在這秋深冬初的時節(jié),彌漫著一種通天徹地的金黃色,燦若煙霞、云錦,把人完全融入渾金璞玉的氛圍中,不免恍然有些悠忽迷離,不知置身何處;走上三五步路,又見落葉繽紛,如黃金瀉地,腳步到處都是大自然無私饋贈的藝術(shù)品,各種古木花卉,印證了雍和宮不僅是古典藝術(shù)寶庫,同時也是植物花卉的淵藪。

小說家史鐵生的舊居就在雍和宮西隔墻,位于雍和宮大街26號。他和家人早年住在北京林業(yè)學(xué)院的宿舍,中間一度搬到北新橋的前永康胡同,后來才住進雍和宮大街26號的老四合院。我在這個冬日的午后踏上這條饒有古韻的大街,看到除了游人如織外,還有一對小情侶穿著明艷的滿清服飾,站在高大的宮墻下拍照留念;往南數(shù)步,我就找到了26號這個門牌,在陽光溫潤的斜照下,我在舊居院落的門口左右瞻顧了良久,這是一個典型的小四合院門樓,青灰色的屋瓦和瓦當(dāng),簡易的鴟吻,赤紅的大門上端有兩個門簪,門上嵌著新制的銅鋪首,與雍和宮周邊的建筑是和諧同構(gòu)的,應(yīng)該是近年統(tǒng)一組織修飾的。走入院里,一位和善的老太太正靜坐在那里曬太陽,當(dāng)?shù)弥獊硪夂螅f史家已經(jīng)沒有人在這住了,并指指進院左邊的第一間房,說這兩間平房就是;我繞著房子轉(zhuǎn)了幾周,感覺面積很小,也很有年代感了,史鐵生先生住的那間估計不超過十平米,后面窗戶小得幾乎不能透風(fēng),整個院子都很逼仄,完全舒展不開,是平民居住的普通大雜院。

但毫無疑問,這里卻是文學(xué)的圣地。他正是在這里開始發(fā)表作品,步入文壇,也是在這除了床和寫字臺,僅夠輪椅轉(zhuǎn)個彎的蝸居中,寫出了《我遙遠的清平灣》《我與地壇》《務(wù)虛筆記》等一系列經(jīng)典之作;這個小小的院落,曾經(jīng)來過鐵凝、王安憶、莫言、余華、蘇童、馬未都等大家,可以說幾乎占據(jù)了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和文化界的半壁江山。鄰居老太太至今還記得,在這小小的空間里,常是高朋滿座,聽說有記者、編輯、文學(xué)家、舊日同學(xué),包括慕名而來的探訪者,總是把小屋擠得滿滿的;在這強大氣場的助力下,房間雖小,門口窗臺上的盆栽卻種得很水靈,極有生命力,讓人一見而生歡喜心。在午后陽光的光影幻化里,我叩問起對史鐵生先生在世時的觀感和印象,“這孩子打小就特仁義”,鄰居老太太臉上浮起贊譽的神情,眼角的皺紋也由此展開了,她講述起史鐵生從小即十分疼愛妹妹,在東城跑了很遠的路,東尋西覓撿了十幾塊牙膏皮,然后賣了買成冰棒,自己抿著小嘴,舍不得吃,回家遞到妹妹鐵蘭手里,妹妹當(dāng)時就高興得手舞足蹈。

史鐵生先生祖籍河北省保定市涿縣,史家在當(dāng)?shù)厥鞘赘唬瑥V有田產(chǎn),據(jù)說有占全縣的一半土地之多,按舊年的說法,大抵是要掛“千頃牌”的;母親的陳氏家族也是書香門第,足稱望族,至少坐擁千畝以上土地;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考察,淵源有自,功不唐捐,百年世家所積下的德行和福報,后代子孫中出現(xiàn)杰出人才似乎絕不是偶然的。史鐵生從小是奶奶帶大的,奶奶和母親是最愛他的人,也是他一生最縈懷、最牽念的親人,他的不少作品都可以看到奶奶的身影,而追憶和思念母親,則成為他一生創(chuàng)作中最核心、最永恒的主題,在《我與地壇》的一萬多字中,他的母親是最重要的存在,是磁場的中心,出現(xiàn)頻率最高;無論早期的《秋天的懷念》《合歡樹》,或是《墻下短記》《記憶與印象》《散文三篇》《有關(guān)廟的回憶》,等等,都渲染和表達著對母親不絕如縷的懷思、追記,乃至深沉的想念,哪怕那是片斷的,電光石火的,或如幻似夢的,最終都使靈魂得以安妥,漂泊的心神找到了驛站和寓所。

在17歲以前,史鐵生在鄰里的眼中,一直是正宗的“別人家的孩子”。10歲那年,他就獲得過小學(xué)作文比賽第一名,時光至1964年,他13歲即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xué)附中,這讓許多家庭羨慕不已;他不僅學(xué)科成績拔尖,尤其是語文和美術(shù),同時還是校園內(nèi)知名的運動健將。但生活與命運巨大的悖論是,21歲以后,他卻在輪椅上度過了38年;現(xiàn)實所呈現(xiàn)出的荒誕性,任誰都是難以預(yù)知和理喻的。他生命的轉(zhuǎn)折點出現(xiàn)在1968年年底,當(dāng)時他17歲。那年全國掀起了一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熱潮,他充滿無限激情地報了名,可母親卻怎么也不同意,火急火燎地找到中學(xué)的校領(lǐng)導(dǎo),說他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不宜參加生產(chǎn)勞動。但這位陽光的追風(fēng)少年,并不為慈母的憂心和焦慮所動,在1969年1月,和同學(xué)們一起坐上綠皮火車奔向革命圣地,在經(jīng)過西安,又至銅川換汽車后,來到陜北延安市延川縣關(guān)莊鎮(zhèn)甄家灣村,村子旁邊就是青平川,即史鐵生筆下的“清平灣”。我曾見到過一張照片,他站在黃土高原的牛屋前,頭上扎著羊肚毛巾,滿臉洋溢著燦爛的笑容,懷里抱著一頭初生的牛犢,似乎毛還是濕的,打著卷,可見他當(dāng)時內(nèi)心的喜悅,身體也十分硬朗,完全是一個陜北老農(nóng)的形象了。然而在1969年4月,他就返回北京治病,后幾經(jīng)周折,最終住進了友誼醫(yī)院,診斷出脊椎上長了個腫瘤,經(jīng)過一年半的精心治療,在辦理出院手續(xù)時,他已是完全離不開輪椅了。

我在這頗具滄桑舊貌且又擁擠、狹窄的小院徘徊,想象著這里曾上演一幕幕充滿京味兒的市井生活,似乎可以體察到史鐵生先生作品的溫度和豐沛的精神資源,以及他曲折、跌宕的生命軌跡,可以近距離地感受到他在人世間行走的不易與生命中點滴的快樂。站在院里,可以觀察到隔壁雍和宮的古樹,蒼勁而有力地指向天空,而天空是湛藍的,墻那邊是皇家寺院,墻這面是京城空間很有限的大雜院,其實也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一樣在喧鬧的塵世,一樣經(jīng)受歲月的沉淀和洗禮。在滿院鴿子翅膀撲動的聲響中,我突然發(fā)現(xiàn)墻上密集的電表箱中,有一個寫著“史嵐”兩個字,我當(dāng)然知道,這就是史鐵生先生妹妹史鐵蘭現(xiàn)在使用的名字,她可是最受哥哥疼愛的唯一的妹妹,我很為這個意外的發(fā)現(xiàn)而欣喜,似乎索隱鉤沉到了一部經(jīng)典名作的淵源和出處,找到了它和人間煙火氣之間絲縷的聯(lián)系,是一種似水年華流逝的明證。

歌德說,“未哭過長夜者,不足以語人生。”史鐵生先生21歲癱瘓,30歲腎衰竭,47歲以后,每周3次透析,一次長達4個半小時,堅持到59歲;他曾飽受現(xiàn)實的碾壓和挫磨,多次和母親一起到知青辦渴求找到一份工作,但屢屢遭受折辱,求告無門,后來在街道生產(chǎn)組干了七年臨時工,發(fā)揮自己的美術(shù)天賦畫彩蛋,在舊家具上畫山水、仕女,據(jù)說專門負責(zé)在美人臉上開眉眼,僅勉強顧個溫飽。而在這期間,他卻創(chuàng)作出了28部短篇小說,6部中篇小說,2部長篇小說,14篇散文隨筆,2部劇本,作品先后兩度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xué)獎等重要獎項;這里面有多少的艱辛努力,多少隱藏的暗礁和困境,他卻在給余華的信中說,“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運的人”,這又何其達觀,何其堅韌不拔,充分折射著一位文學(xué)朝圣者靈魂的不屈,對生命的敬畏,對宿命的抗爭,以及超越塵世與肉身的一種悲憫和救贖之光,洞察生死,包容萬物的神性之光。

我最早讀到他的作品,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這篇小說的名字就是《我遙遠的清平灣》,把知青的插隊生活寫得很溫情,似如歌的行板,在小說的外殼下面,流淌和隱藏的是詩性;陜北農(nóng)民的淳樸、善良,躍然紙上,其民風(fēng)民俗也頗有意趣,民歌這種沒有完全塑型的山野鄉(xiāng)間藝術(shù),有著靈動、鮮活,可以說十分接地氣的生命力;當(dāng)然,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有作為一名資深的“牛把式”,他在小說的開篇第一行文字,就說到了我的家鄉(xiāng)南陽知名的黃牛,“北方的黃牛一般分為蒙古牛和華北牛。華北牛中要數(shù)秦川牛和南陽牛最好,個兒大,肩峰很高,勁兒足。”他的短篇小說《命若琴弦》,我讀后也深受撼動,美國作家納博科夫說,“聰明的讀者在欣賞一部天才之作的時候,不只是用心靈,也不全是腦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讀的”,《命若琴弦》即是一部讓人通讀之后,會感到尾骨、脊背隱隱發(fā)涼的作品;我偶爾靜下來想想,史鐵生先生的《命若琴弦》這篇小說,似乎更適合當(dāng)作勵志作品來讀,老瞎子和小瞎子說書的故事,也都更能讓人窺看到生命的蒼涼和無助,做人之險與人間真實的苦難,還有永遠在前方若即若離十分菲薄的夢想和希望。他在小說中塑造的“蘭秀兒”這個女性角色,天真爛漫,寫得非常可愛,又和《我遙遠的清平灣》里的“留小兒”一樣有靈氣,一樣的純潔,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心,總令人聯(lián)想到沈從文筆下《邊城》中的“翠翠”,和汪曾祺《受戒》里的“小英子”。

他的名作《我與地壇》,我第一次得以拜讀的時候,約略是在九十年代初,那時我還是個懵懂的青澀少年,但葆有著對繆斯如火焰般的熱戀,當(dāng)時在一位初中男同學(xué)的家里漫然地閑聊著,突然,他拿出一封信,是我們中學(xué)同班后來在北京讀大學(xué)的一位女同學(xué)寫給他的,沒有過多寒暄的言辭,而是把《我與地壇》用娟秀的字體通篇抄錄了一遍。當(dāng)時那種撲面而來的震撼,可以想見。我覺得,史鐵生先生的《我與地壇》,是一部可以提升靈魂質(zhì)量、拓展心靈疆域的作品,他的堅實、明晰的筆致,完全可以用“溫雅”這個詞來形容,在語言的河床上不時可以發(fā)現(xiàn)和田美玉或珍珠,筆墨里滲透著一種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與特質(zhì),絲毫看不到當(dāng)時正在中國文壇大行其道的西方現(xiàn)代派的影響;而且稍加研判分析起來,《我與地壇》還是跨文體的,甚至可以說是模糊了文體界限的一個文本,有“草蛇灰線”的小說筆法,也不乏詩意浪漫的細部描寫,既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孤獨況味,又有找到精神性自我的豐盈充實,但全部的根源還是他郁結(jié)在內(nèi)心的塊壘,對未能顧及母親點滴感受的追悔,對母親細致入微又深沉的愛的回憶;誠然,還有形而上的思考,對此岸與彼岸的張看和探究,這都使《我與地壇》超越了那個時代,并經(jīng)受住時光的淘洗,進入中華經(jīng)典作品的行列,而且?guī)缀蹩梢钥隙ǖ氖牵诎倌陻?shù)代后依然會綻放奪目的光芒,成為新時期一個具有向上價值的正果。

史鐵生先生的舊居距離地壇僅有一站地,我坐在安靜的公共汽車上,望著窗外葉子已經(jīng)完全變黃的銀杏樹,在斑斕的秋景中,充溢著堆金砌玉的美,和三三兩兩結(jié)伴而過的人群,揣想當(dāng)年他是以怎樣的形態(tài)用輪椅丈量這一里多地;我到地壇公園門口下車,然后又坐上另一輛,這樣反復(fù)了幾趟,接著開始步行,想到這大多都是史鐵生寓目,或見聞過的,就覺得足可珍視,隨之有了些許白駒過隙的感慨。進到地壇空曠、宏大的院落里,可以感受到一種天人合一的靜謐,有了敬畏心,步履逐漸慢下來,安于靜靜地行走,靜靜地借助古物追溯流年,靜靜地觀瞻。

史鐵生先生曾到這個園里來了十五年。他說“地壇的每一棵樹下我都去過,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過我的車輪印”,這顯然是確鑿無疑的;在絕美的銀杏大道,在大將軍柏的樹影下,在元寶楓火紅的葉子和銀杏的金黃相互輝映中,甚至在有些荒寒侘寂之感的壇墻和古木周邊,自由的草地,我都試圖尋找他過往的痕跡,想象他在這里如何沉思,如何懷舊,如何期許未來,一個人孤獨地漫然遐想,時有三兩金句靈光乍現(xiàn),似電光石火;而在究問天人之際,就通徹地頓悟了生命存在的意義,哲學(xué)與宗教精神,以及人生的終極關(guān)懷等一系列重大命題,也正是在這個一度荒廢的園子里,他決定通過寫作來實現(xiàn)自己人生的價值

對一名真正的作家、藝術(shù)家而言,或許正如《苦難的歷程》的作者阿·托爾斯泰所說的,必須要“在清水里洗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在鹽水里腌三次”,才能真正強大起來,歷盡人生的急流險灘,甚或至痛至哀之事,才能鍛造出堅卓不屈的靈魂,以超拔的精神和悲憫之心去洞察世界和眾生,從苦難里看到救贖之光;這也正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的“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太史公司馬遷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所傳達的至理真義。史鐵生先生的人生遭際是充滿苦難的,但他和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沒有被深重的苦難壓倒,一生向陽,逆境生長,這反倒更增加了其作品的滄桑厚重感、深刻性及感染力,迸射出思想和人性的光芒,就這個意義而言,詩人不幸家國幸,這種苦難是有價值的;但有人說,正是因為殘疾,造就了史鐵生,這一說法想來是不夠允當(dāng)?shù)模瑢τ谶@個圣潔的靈魂來說,是決不向命運低頭的堅定意志品質(zhì),是用生命為自己的文字做注解,是精神的大我遮蔽、超越了生活中的小我,才真正玉成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