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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責自負”的詰問 ——從編輯座談會對王蒙小說的修改爭論看20世紀50年代文學期刊的編輯實踐
來源:《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51輯 | 毛金燦  2026年07月07日08:13

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

1956年9月號《人民文學》刊載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以下簡稱《組織部》),主要講述新調入組織部工作的青年干部林震,面對官僚作風嚴重、積弊深重的組織部機關和各色領導人員,意圖對社會問題有所改變而不能的故事。這部作品不僅讓青年作家王蒙聲名大噪,一夜成名,還引發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關注,成為當時討論度最高,話題度最熱的短篇小說。《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光明日報》《文藝學習》紛紛為其開辟討論專欄,討論的重點圍繞作品涉及“反官僚主義”的內容是否真實,主人公林震的形象是否帶有小資產階級傾向等。支持者劉紹棠、從維熙等人認為,王蒙逼真地、準確地寫出了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對矛盾和問題沒有進行概念化書寫,具有藝術的生命力和感染力[2]。反對者如李希凡則認為王蒙的創作并不真實,“他把我們黨的工作、黨內斗爭生活,描寫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歪曲了我們時代的典型環境的描寫”[3]。還有評論家直接否認現實生活中北京市委組織部的官僚主義現象并非像小說中描寫的那樣普遍,“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或是離開其直接上級領導機關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干可能性”[4]。

眾多的評論觀點紛至沓來,不一而足。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對作品的看法,有研究者統計,毛澤東不僅五次談論《組織部》[5],表示對作品中“反官僚主義”內容的認可,還對曾經親封的勇于挑戰學術權威的“小人物”李希凡的觀點提出批評,“李希凡說王蒙寫的地點不對,不是典型環境,說北京有中央,難道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說服人的”[6]。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雖然認可王蒙干預生活的創作意圖,卻對修改作品稿件的《人民文學》編輯秦兆陽大為不滿。據郭小川日記記載,“荃麟告訴我,說毛主席看了《宣教動態》登的《人民文學》怎樣修改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為震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主席主張《人民文學》的這件事要公開批評,荃麟說,秦兆陽為此很緊張。”[7]

實際上,秦兆陽確實在未與原作者商議的情況下,對《組織部》進行了多番修改,對小說題目、文辭語句、思想內容、人物關系、結尾等部分都進行了修訂。這也無怪乎他的工作失誤,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除了遭到領導人的指責外,《人民日報》專門刊發文章,對編輯修改的部分內容與原稿進行核準。為此,中國作協黨組連續舉辦期刊編輯的工作業務座談會來對修改作品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令人意外的是,與開會預先設想的批判秦兆陽的修改行為不同,一些編輯提出了肯定性和維護性的意見,從不同視角重申“文責自負”還是“文責共負”等問題,對編輯的責任、編輯的操守、編輯的修改邊界等都提出了重要的看法。由此可見,秦兆陽編輯工作失誤的背后,暗含著特定時代,期刊編輯共通性的、集體性的編輯困境問題,反映出社會主義文藝受制于特定的歷史環境,在探索與前進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插曲。以往研究者在面對《組織部》的修改公案時,研究重點大多集中在作品的出版過程與作家命運變遷研究。本文試圖從總結歷史事件的角度,對編輯座談會的發生過程與作用影響進行梳理和還原,以此探究20世紀50年代文學編輯所承擔的編輯責任,以及他們所面臨的集體性的修改困境,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秦兆陽的編輯實踐等問題。

一、編輯座談會:“百花時代”圍繞王蒙小說修改的一個編輯公案

郭小川日記透露了中國作協黨組召開文學期刊編輯座談會的緣由,由于毛澤東對編輯修改原稿行為的震怒,1957年4月30日和5月6日,作協書記處召開北京文學期刊編輯工作座談會,討論怎樣改進文學刊物編輯部和作家之間的關系,并將這個系列會議定位為在文學領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關鍵性問題[8]。從會上言論可以發現,期刊編輯座談會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辨析:1. 編輯修改原稿的行為對不對?修改行為造成了怎樣的影響?2. 編輯應該怎樣對文稿進行修改?3. 對時下期刊編輯不正確修改行為的深度反思。

對于如何認識編輯修改原稿的行為,中國作協主席茅盾率先發言定調。茅盾認為,編輯具有修改作品的權利,但是僅限于對錯別字和文句不通的病句進行修改,如果要修改原作內容,必須征求作者同意,“對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修改,牽動到原作的人物形象而沒有征求原作者王蒙同志的同意,是不對的”[9]。基于此,《詩刊》主編臧克家認為編輯隨意修改作品原稿,很有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臧克家分析到,對作家來稿,刊物編輯“總希望按自己的看法把它弄得更‘正確’些。結果,許多文章刊出來的樣子和原稿已大不相同(王蒙的小說不過是典型例子之一),不但作者的風格受到損害,作家的思想、見解也不能真正的表達出來”。因此,臧克家認為編輯的修改行為不僅打擊了作家的創作積極性,還使得“文責自負”的規則成為一句空話,“只是貼在座右備看”[10]。因此他并不贊成修改行為,甚至提議對經驗老道的老作家的稿子,除錯字病句外不要修改。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第7版,圖源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

對此持相同觀點的還有中國作協秘書長郭小川。郭小川承認,秦兆陽對《組織部》的修改有些地方是修改好了,但是大多數都是可改可不改的,甚至未經作者同意,有些是改壞了,做了不必要的刪節,“突出了原作的缺點”。面對這個影響,郭小川認為雖然原則上提倡作者對作品進行“文責自負”,可恰恰是因為修改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得編輯部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共同面對來自高層的批判性意見,即“這也不是說刊物本身就不負責任”[11]。郭小川言下之意,頗有責備編輯多此一舉,畫蛇添足的修改之舉,給本身比較好的作品帶來了缺點,招致了批評。《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和作協黨組副書記劉白羽同樣認為,不應該修改作品的文體風格和文章的思想內容,“改變別人文章的思想內容實際是代人作文。這種做法比任意退稿還粗暴,改稿人再辛苦一些也是不好的”[12]。

秦兆陽對《組織部》的刪節,引起爭議的是小說結尾部分。《人民日報》曾對小說原稿結尾進行刊登[13]。從原稿內容來看,王蒙在小說結尾處留了一個“光明的尾巴”,周潤祥作為區委正書記,連續三次要找對組織工作抱有意見的基層干部林震,顯然意在傾聽批評的聲音,為改進不良的工作作風提供可能性。秦兆陽修改時,將此情節全部刪掉,并加入了一些與之不相關的內容,例如林震反思自己與趙慧文曖昧關系的心理細節等。此外,秦兆陽還有意刪掉了趙慧文對周潤祥的正面評價,即“可尊敬的同志”等修飾語。對此修改,秦兆陽在座談會上做出檢討,他反思到,這樣修改的影響使得區委正書記的形象變得模糊不清,很容易給讀者留下正書記因工作繁忙,出現“官僚主義作風”的印象。對于添加的林震被趙慧文拒絕后的調整心理的細節,秦兆陽則認為,王蒙對林震的情感狀態沒有后續交代,顯得不合情理,于是就直接動筆,添加了一些內容。對于修改行為,秦兆陽承認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在小說引發爭議后“沒有及時地正視這一問題,發現這一問題,作出公開的聲明,以分擔王蒙同志的責任”,并提議,“我們以后對稿件實行‘文責自負’,除請作者自己修改外,編者一律不作修改。我以為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地尊重作者的勞動,才符合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精神”[14]。

編輯部“一字不改”或“一律不改”的說法,用語比較極端,也不符合編輯工作的基本要義。1952年出版總署頒布《關于國營出版社編輯機構及工作制度的規定》中明確規定編輯的修改權利,對批準采用的書稿,“由編輯根據審讀意見進行加工修改(譯稿和需作重大修改的稿件退回著譯人自己修改)”。在劃分權責關系時又有此規定,“編輯部對每一書稿都應負政治上與技術上的責任。編輯對一般書稿有修改的權利和責任,但修改須征得著作人同意”[15]。在編輯座談會上,雖然秦兆陽表態承認編輯工作上的修改錯誤,但內心卻十分委屈。秦兆陽還言辭懇切得表達為修改稿件付出了許多辛苦,“熬了若干個夜,忍受著頭暈,加重了胃病”[16]。臧克家和郭小川對編輯部“文責自負”的要求,以及最高領導人的批評,無疑也加重了編輯對職業責任的進一步反思。如何平衡作者“文責自負”和“編者把關”的矛盾,成了擺在期刊編輯面前的一道難題。

二、“編輯把關”:“十七年”時期文學編輯的責任與修改困境

《文藝整風學習和我們的編輯工作》,《人民文學》1952年2月號

秦兆陽之所以覺得委屈和有苦難言,其根本緣由來自“50—70”年代文學,加之于期刊編輯的責任和負累。現代文學編輯的任務集中為搭建創作隊伍、組織來稿審稿、挑選重點作品,“在文稿處理加工領域費力不多,以‘文責自負’名義心安理得地編發作品而不會去過多干涉作家的作品”[17]。而進入50年代,編輯的工作被納入國家機關組織,其工作量陡然增加,不僅要承擔基礎的編發工作,還對作家作品有著思想審查、培養業余作家隊伍、教育廣大讀者等任務。就像茅盾在編輯座談會所說,編輯是文學作品的第一個讀者,是連接作家和讀者的中間樞紐,編輯既要對作者負責,又要對讀者負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學編輯被賦予的職責和任務不斷提升,這首先體現在編輯需要對作品進行“思想把關”和“價值引領”。例如《人民文學》編輯部曾對編輯有以下要求,“文藝的編輯工作不是一種簡單的技術工作,而首先是一種思想工作”。“編輯人員思想的性質是直接決定刊物的性質的。如果一個編輯的思想錯誤,他也便不可能帶給讀者以內容正確無誤的讀物,便難免把讀者引入迷途。”[18]對文學編輯來說,如果沒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那就無法鑒別來稿的思想傾向,無法對其思想價值作出判斷,很容易刊發具有錯誤思想的作品,例如《人民文學》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方紀《讓生活變得更美好吧》、丁克辛《老工人郭福山》等作品的刊登,就是犯了沒有認清作品思想傾向的錯誤。同樣,如果期刊沒有及時對錯誤的作品進行表態,也很容易受到批評。例如《人民文學》編輯部在批評《武訓傳》時,就只刊發了一篇批評文章,便被有關部門申令整改。《人民日報》編輯部因為沒有及時對陳其通四人的聯名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進行反駁,而被斥責為“死人辦報”。因此在50年代,文學編輯的作用首先是文藝作品思想的一道防守線,必須警惕和防止那些所謂的具有錯誤思想的作品,這也使得但凡所刊稿件出了問題,編輯部便被問責,動輒得咎。就像在編輯座談會上,《人民文學》副主編葛洛提到,編輯選稿刊登后,“刊物所分擔的責任似乎太重,因而有些不合理(如一篇作品發現內容有錯誤時),作者作檢討,刊物也要作檢討”[19]。《文藝學習》主編韋君宜對此也提出了不滿意見,“文責究竟是自負還是由編輯部代付的問題。應當是自負。但過去社會觀感卻不然,刊物上登出什么文章出了毛病,就怪編輯部”[20]。

其次,對文學編輯培育文學新人的希冀和要求大大提升。為迅速擴大作家創作隊伍,提升工農兵作家的寫作能力,文學機構常依托期刊編輯回復作家來稿,指正業余作家的創作問題。《文藝報》《長江文藝》《河南文藝》《山東文藝》《翻身文藝》《蘇北文藝》紛紛發起“文藝通訊員”運動,提倡和鼓勵工農兵作家來稿,以培養文藝的新生力量。許多期刊編輯在承擔基本工作之余,還要給業余作家和通訊員回信,不定期出版通訊員內部刊物[21]。據《翻身文藝》編輯南丁回憶,刊物“來稿甚多,來信甚多,不用的稿件,每稿必須書寫具體意見退還,每信必復”[22]。不僅如此,編輯部還要定期召開文藝座談會、文藝講座等活動,與業余作家加強交流和聯系,“《火花》編輯都傳閱作者初稿、研究提綱、提意見、座談、個別交談,有的甚至將初稿、改稿、定稿三番五次地傳閱,幫助修改,這已經成為文聯干部、作家的經常工作”[23]。《河南文藝》制訂編輯計劃特意講道:“編輯部應經常輪流下廠下鄉,其任務是重點培養通訊員”,具體做法是:“1. 確定對象,重點培養,應訂出計劃,由編輯部派人下去具體幫助。2. 經常召開通訊員座談會,指導寫作。3. 辦好通訊員內部刊物,爭取每月編印一期,內容力求切合通訊員的實際需要。4. 吸收通訊員均須經過試稿,慎重發展。”[24]

實際上,業余作家的文化水平較低,更談不上具備良好的寫作能力和較高的文學素養,文學編輯們面對海量的業余作家投稿時,往往無從下手,不能直接刊用。《天津日報》編輯董存章曾談到這樣的苦惱,“終日面對著許多字跡潦草、文理不通,枯燥無味的來稿,縱然看得人頭昏目眩,但把希望總還是寄托在它們之中。對它們一篇一篇地閱讀著、揣摩著、思索著;這一篇不好,希望就轉到下一篇……煩惱啊!”[25]為了更好地提高業余作家的寫作能力,期刊編輯部不斷加大培養作家專業性的力度,創設了業余作家專欄。例如《長江文藝》的“長江文藝通訊員之頁”上,編輯部派編輯專門撰寫文章,發布文藝相關的基礎知識,以“編通往來”“文藝問答”等形式解答他們創作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在《長江文藝》2卷第3期的“編通往來”上,有編輯寫到,希望業余作家寫翻身情節時不要強調翻身后的大吃大喝,要關注春耕生產運動,因為土改翻身后的目的是發展生產。2卷第4期的“文藝問答”欄目,刊登《工人如何學習寫作?》一文,引導工人創作不要一上來就寫大事件、大題材,應該先從一件小事、一個人開始寫,循序漸進地掌握寫作的技巧與要領。同時編輯希望作者寫具體事件,不要寫成理論空話,實在一個人沒能力寫成,可以幾個人湊合著寫。

由此,我們可以想象,編輯們面對初學寫作的作者所付出的工作和努力,可以用費盡心力、用心良苦來形容。正如秦兆陽在編輯座談會上說,來稿可直接刊用者少,好作品更少,再加上發稿時間緊迫[26],“對那些基礎較好但不完整的作品,就把它修改得完整一些好一些——以提高刊物的質量”[27]。韋君宜對此表示贊同,她在座談會上一直站在編輯部的視角發表意見,對秦兆陽的許多觀點都有同感。她認為,編輯改稿問題確有現實性困難,一方面青年作家都愿意編輯部能提供修改意見;另一方面,“退給本人改改不好,常常就代他改了。這樣一改,易出毛病,要不改,這些投稿能刊用的機會就會減少。這也是為難的問題”[28]。《北京文藝》編輯李岳南也說,稿源不充足時便會采用“改稿”的辦法,“但是原封不動,又用不出去,于是我們便親自動手改用了”[29]。在面對秦兆陽修改遭批駁的情況下,韋君宜、李岳南等人從編輯的現實工作困境出發,為其做出了保護性的聲援,是難能可貴的[30]。

蕭也牧:《編輯·作者·作品》,《文藝報》1956年第22號

事實上,有關編輯改稿的問題,許多編輯都在尊重作家“文責自負”權利的同時,力圖對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質量進行把關。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蕭也牧曾說,“我以為,作家對自己的作品應該是‘文責自負’的。但這并不是說,作家把一部作品交到編輯部,編輯的責任僅止于‘逐字逐句地閱讀一遍’而后,拿去付排就是了。其所以要看,而且要‘逐字逐句’地看,就是要看看出版這部作品,是否對讀者有益,即使是可以出版的,也需要看看這部作品,包括它的內容和形式,還有什么需要改進而且可以改進的地方。”[31]林元說編輯如果不問來稿藝術質量,“一字不改、每稿必用,必然會影響刊物質量,對讀者不負責任”[32]。王蒙在編輯座談會上表示,秦兆陽的有些刪改,彌補了自己藝術表現經驗的不足,使得作品更精煉、更完整[33]。蕭乾在會上提出,編輯是文化事業中的無名英雄,任勞任怨地承擔分內工作。而且編輯是作品的第一個讀者,以“頭腦清新、細心在行的讀者身份,幫助作者提高作品質量是編輯的天職”。因此,蕭乾明確反對只要打著“文責自負”的口號,就不修改文稿的方式。蕭乾言語之間,對秦兆陽的修改之舉是理解之同情的態度,認為他是做了編輯的分內工作,“誰也不能保險做得都恰當”。“問題絕對不是應不應該改,而是怎樣去改:是硬改呢,還是跟作者商量著改。是編者動手改呢,還是啟發作者去改……我認為《人民文學》有責任也有權利指出王蒙同志作品中的缺點,和他商量,幫助他修改。”[34]

從《人民文學》的刊登稿來看,秦兆陽修改后的《組織部》并非只是使作品“不健康的情緒更加明確了”,而是含括了編輯本人對現實主義問題的認識和觀念,體現了文學編輯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換句話說,秦兆陽修改的本意,一定源自編輯本身的藝術旨趣和職業操守,必有不可不改之沖動才促發了修改行為,那么秦兆陽所依據的修改準則又是從何而來呢?這就促使我們繼續探究,1956年秦兆陽的編輯實踐以及他對文學性的堅守等問題。

三、廣闊的現實主義:文學編輯對文學性的堅守

文學編輯在文學生產和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絕不僅限于對單獨一個作品進行文辭潤色和內容修訂,重要的是編輯的審美趣味、藝術眼界和文學觀念,不僅會影響期刊的選稿標準和出版格局,還會制約并形成特定時代的文學風尚和審美潮流。以秦兆陽1956年在《人民文學》的編輯實踐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編輯在引導現實主義文學思潮、鼓勵雜文創作、發揚探索性文學精神等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據史料考察,因受到了中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鼓舞,秦兆陽雄心壯志,力圖在“國刊”《人民文學》上干出一番事業。秦兆陽于1955年底調任至《人民文學》編輯部擔任副主編,從1955年12月號至1957年1月號,一年時間共編輯出版整14期刊物[35]。在秦兆陽主事期間,刊物在欄目設置、編輯計劃、選稿風格等方面都進行了革新。其產生較大影響力的有以下幾方面:

《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57年1月號

第一,增設“短論”“創作談”等欄目,給予作者“討論創作問題,揭示創作秘密,摸索創作途徑,交流創作經驗”的爭鳴園地。有意引導扎實短小、精煉獨特的雜文文風,比如要求“創作談”欄目的文章,“應該大都是掐頭去尾的沒有論文架子的文章,也就是比較短小切實、甚至是類似散文或小品文的文章”[36]。因此在這兩個欄目中,經常可以看到一些針砭時弊、激濁揚清的雜文,如李訶《從套子里走出來吧!》、巴人《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嗎?》、白榕《反對庸俗的拉稿作風》、何直《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秋耘《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閉上眼睛》、何直《關于“寫真實”》、回春(徐懋庸)《“蟬噪居”漫筆》等。這些雜文在藝術風格和審美旨趣上相近,體現出對現實生活中不正之風的糾偏意圖。它們或諷刺當時文壇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積弊,或反對編輯拉稿、組稿時的隨意現象,或批評領導干部不尊重文藝規律隨意指揮的亂象,或以強烈的理論自覺抨擊廉價的樂觀主義,吶喊道,“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膽量去揭露隱蔽的社會病癥,沒有膽量去積極地參與解決人民生活中關鍵性的問題,沒有膽量去抨擊一切畸形的、病態的和黑暗的東西,他還算得是什么藝術家呢?”[37]

第二,鼓勵走廣闊的現實主義的文學道路,大膽地“干預生活”,提倡寫揭露社會矛盾的“偵察兵式”的特寫,諷刺性小說、劇本、相聲等。秦兆陽較早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進行反思,早在1953年,秦兆陽在《理想與現實》中就提到,現實主義文學不能停留在平面的“反映現實”的層面,“認識現實的愿望必須與改造現實的愿望和熱情的實踐結合起來”,對作家來說,需要“善于發現真實的先進事物,以及阻礙生活前進的最深刻的痼疾”[38]。主事《人民文學》后他又提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是一條狹窄的路子。它是能夠充分發揮創造性,能夠創造多種風格,能夠描寫各種題材的極其廣闊的道路;它本來就包含著極大的、發動積極因素和廣泛團結的可能性”[39]。基于此,秦兆陽上任后便起草《人民文學》改進計劃方案,鮮明地提出傾向刊登大膽揭示社會問題的作品。“凡是尖銳地、深刻地、具體生動地反映了現實斗爭(尤其是當前的現實斗爭)中的矛盾沖突的作品,大膽揭示問題的作品;凡是表現了先進人物的鮮明形象,或尖銳地、集中地批判了落后事物的作品,都是應該受到重視和表揚的。不提倡那種不痛不癢的、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熱情的創作。”[40]

面對文壇中人不敢寫“陰暗面”,不敢暴露黑暗,怕出漏子的創作心態,秦兆陽理性地分析何為“干預生活”的創作方法,“干預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釋(解剖)生活,而且要在生活里對生活有所行動”。只有這樣,“他自然會對生活有自己的獨特的眼光;當他審視他的描寫對象的時候,自然就會從不是一般化的角度去看”[41]。在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中,秦兆陽反對庸俗化地理解現實主義,抨擊那些“只是肯定的現實主義”和機械地“強調文學藝術配合任務”的創作方法,認為這樣創作只會將生動的現實生活簡單化、圖解化,從而縮小了現實主義的原則。秦兆陽引導作家大膽地突破教條主義的束縛,不必錨定驚人的英雄人物事跡,而要在普通人物和普通事件中尋找典型,觀察“一般人所注意不到的,深刻的,因而也是似乎不大普通的東西”。在平凡的人事生活中,超越平庸和淺薄,發現獨特而深沉的內容[42]。反觀秦兆陽對王蒙小說的修改,其表層效果雖然刪去了“光明”的尾巴,模糊了主要領導的正面形象,但卻意圖凸顯社會矛盾,引發讀者對社會問題的深度思考,這與其主張的發揮批判現實主義的方法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運用開放、包容、多樣化的編輯趣味,形成“拼盤”的編輯風格,以呼應“雙百方針”政策。秦兆陽認為,50年代以來許多刊物的問題是面孔單一,沒有形成刊物的獨有特色,原因就在于期刊編輯的思想比較保守,在選用稿件的文風和傾向上是大體相同的。“‘百花齊放’這個方針運用到編輯工作上,應該有適當的寬度”,例如要突破僵化的題材設置,大膽選用愛情題材的作品;在文體形式上不拘一格,“刊登小說的同時,提倡各種各樣形式的特寫、散文、通訊,你就可以選出許多好的來發表,于是就可以得到逐步提高質量的效果”。對此,秦兆陽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刊物應該像飯館餐桌上的“拼盤”,強調從內容到形式盡量多元化。此外,秦兆陽特意提到,編輯要敢于刊發有理論創見和突破常規觀念的文稿,“你要它有主張,又不允許它犯錯誤,結果它沒有主張,或者跟你的主張一樣,大家一樣就沒有錯誤,沒有錯誤就形成一個總的錯誤——文學事業的衰退”[43]。

在揭露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和“拼盤”性的編輯理念之下,秦兆陽主事的14期《人民文學》刊發了眾多經典的、獨具探索意識的小說6篇、特寫4篇、雜文31篇和劇本1部,還包括秦兆陽親自撰寫的論文和諷刺性雜文(除《編者的話》之外)共8篇。可見編輯在開放自由的時代下,表現出對文學事業的強烈的責任感與擔當意識,對開拓現實主義文學道路的勇氣和決心。這份執著和堅守幻化成對“幾百萬份”稿件的修訂,也包括對王蒙小說的“修正”。盡管從一開始,秦兆陽并未想到這樣修改所帶來的問題,足以改寫他的人生軌跡。

結語

“百花”時期,文學期刊編輯座談會是對文學編輯業務規范、編輯問題的一次大展覽。一些作者不滿于文學編輯粗暴的修改稿件,從而影響作品的整體風格。在通俗文藝出版社召開的座談會上,張友鸞曾對編輯亂刪亂改的現象進行犀利地批判[44]。中國作協黨組圍繞王蒙小說修改問題展開的座談會,批評了不經作者同意、行使編輯修改權的問題,進一步明確,文學編輯理應征得原作者的意見后再進行文本修訂。

另外,50年代文學編輯的修改行為來源于特定時代賦予文學編輯的修改責任。秦兆陽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在藝術上是為了實現對現實主義文學類型更深層次的探索,使小說更具暴露性和諷刺性。在原則上確實違反了編輯修改原稿的工作流程,但也正是這個顯在的失誤,透露出“百花時期”期刊編輯工作的問題和困境。背負思想包袱的期刊編輯,不僅要篩選出有藝術水準且符合主流文學審美理念的作品,在改稿、組稿、發稿的日常工作之外,還肩負著培育文學新人的重要職能。思想引領、價值核準、培育新人,以及對作品的文學性要求,這些復雜因素的合力形成了50年代文學編輯修改工作中的集體困境。如果期刊僅僅依靠“文責自負”的理念,放棄“編輯把關”的原則,也會一定程度上忽略編輯的勞動性和創造性,難以使編輯發揮其提升作品和刊物藝術質量的作用。這也是為何眾多的期刊編輯在座談會上現身說法,為秦兆陽的修改行為進行辯護的主要原因。

梳理編輯座談會的來龍去脈,既可以透視50年代文學編輯的修改規范,察覺期刊編輯面臨的具體問題,還可以發現“百花時代”的文學盛景,離不開文學編輯的積極探索。文學生態健康發展與繁盛生長的背后,較大程度上依托著許多在文學現場默默無聞的編輯的辛苦付出。這些編輯的心聲在座談會上顯露無遺,“‘百家爭鳴’后編輯人員中有一種觀望、等待、縮手縮腳的情緒;有的在處理稿件時不敢負責,免得受批評;有的感到對自己的要求過高,干不了,要求去進修”[45]。研究者應該對文學座談會的歷史細節展開學術探討,進而分析會議所帶來的連鎖反應,豐富對文學史事件的理解。從研究編輯座談會出發,還可以獲得如下的寶貴啟示。文學期刊在處理好“文責自負”和“編輯把關”的同時,也要信任編輯的文學判斷和審美趣味,鼓勵編輯大膽地開展文學實驗,給那些真正具有創新風格和理論突破的作品以發展的園地,建構更為開放、包容和自由的文學空間,將實現“雙百”方針政策落到實處。

注釋:

[1]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青年出版社與‘紅色經典文學’生成機制研究”(23CZW049)的研究成果。

[2] 劉紹棠、從維熙:《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命核心》,《文藝學習》1957年第1期。

[3] 李希凡:《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匯報》1957年2月9日。

[4] 馬寒冰:《準確地去表現我們時代的人物》,《文藝學習》1957年第2期。

[5] 參見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長城》2006年第2期。

[6] 轉引自謝泳:《重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南方文壇》2002年第6期。

[7] 郭小川1957年4月14日的日記,《郭小川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2000年版,第76頁。

[8] 參加座談會并發言的有:中國作協主席茅盾,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劉白羽,中國作協秘書長郭小川,《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和葛洛,《詩刊》主編臧克家,《文藝學習》主編韋君宜,《譯文》編輯陳冰夷和蕭乾,《新觀察》主編戈揚,《解放軍文藝》編輯陳斐琴,《北京文藝》編輯李岳南,作家王蒙等人。

[9]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第7版。

[10]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第7版。

[11]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7版。

[12]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8版。

[13] 參見《〈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況》,《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

[14]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第7版。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2年(第4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頁。

[16]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第7版。

[17] 顏同林:《普通話寫作潮流與文學語言的當代轉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18] 《文藝整風學習和我們的編輯工作》,《人民文學》1952年第2期。

[19]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8版。

[20]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8版。

[21] 參見叢新強、毛金燦:《論建國初期中南區的“文藝通訊員運動”》,《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2年第3期。

[22] 南丁:《和云的親密接觸》,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頁。

[23] 木亙:《一頁“流水賬”》,《火花》1957年8月號。

[24] 《河南文藝》編輯計劃,《河南文藝》1954年1卷1期。

[25] 草千里:《歡欣和苦惱》,《文藝報》1956年第22號。

[26] 在另外一場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秦兆陽表達過類似觀點,“我不是天生愛修改稿子,也沒有這個癮,也不想沾作家的光;但還是得修改。為什么?因為刊物出不來,而刊物出不來編輯要負責。”秦兆陽還表示,因為新作者語文程度低,經常文理不通,文風不嚴肅,“我這幾年改了差不多有幾百萬字的稿子,可以稱得上改稿大王,但我一邊改,一邊在生氣”。修改“幾百萬字”,可見文學編輯工作并非易如反掌,而是經常千頭萬緒,困難重重。參見《秦兆陽文集》(第5卷),武漢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136頁。

[27]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第7版。

[28]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8版。

[29]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8版。

[30] 據葛洛說,韋君宜發言是在第一天的座談會上,因說了編輯的甘苦困難,受到了批評。“白羽同志并布置陳冰夷勿談編輯甘苦,只談檢討。據葛洛估計,戈揚發言也是經過布置的。因而會上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見,好像編輯部真的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關口。”《秦兆陽文集》(第5卷),武漢出版社2016年版,第492頁。座談會上的言論其實有一部分是預先布置和計劃的,在這種情況下,韋君宜、李岳南和蕭乾等人的肯定性聲援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他們能站在編輯的立場,實事求是地分析編輯修改行為的利弊,比單純表態和批判更見編輯品格。

[31] 蕭也牧:《編輯·作者·作品》,《文藝報》1956年第22號。

[32] 林元:《也請聽聽編輯的聲音》,《人民日報》1957年5月18日。

[33] 參見《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7版。

[34] 《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7版。

[35] 據王培元說,主編嚴文井因為批評路翎小說時受到指責,情緒低落,因此實際編輯工作是秦兆陽承擔。參見《編輯大家秦兆陽》,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頁。另外秦兆陽說,1957年1月以后便辭去了《人民文學》副主編的工作,因此自1957年1月以后的刊物不應該由秦兆陽負責,參見《秦兆陽文集》(第5卷),武漢出版社2016年版,第497頁。

[36] 《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57年1月號。

[37] 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

[38] 秦兆陽:《理想與現實》,《秦兆陽文集》(第5卷),武漢出版社2016年版,第73—74頁。

[39] 《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57年1月號。

[40] 《“人民文學”改進方案(草案)》,《秦兆陽文集》(第5卷),武漢出版社2016年版,第412頁。

[41] 何直:《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人民文學》1956年6月號。

[42] 參見何直:《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對于現實主義的再認識》,《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

[43] 秦兆陽:《在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秦兆陽文集》(第5卷),武漢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頁。

[44] 木杲:《通俗文藝作家的呼聲》,《文藝報》1957年第10號。

[45] 《文化部各局討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的情況匯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6年(第8卷),中國書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