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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講”與“聽”——論東君的敘事冒險
來源:《時代文學》 | 何錦頂  2026年07月07日09:54

東君的小說有一種奇異的熟悉感。無論是最早的《人·狗·貓》,還是近年的《山雨》《無雨燒茶》;無論是全知視角,還是限知敘述——總有一種揮之不去卻又難以言明的口吻,它似曾相識,卻又并非某個具體作家的腔調;介于口語與書面語之間,既有說書人的油滑戲謔,又有潦倒文人的憂郁懺悔。這種熟悉感從何而來?作家借助口述傳統在小說中形成“擬說書情境”所造成的心理等距感就是其原因之一。

“聽者自覺”與“看官聽說”

東君對說書人傳統的親近,在其早期創作中已露端倪。一個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來自《拳師之死》的版本流變。

2003年初刊于《收獲》的《拳師之死》,采用的是全知敘述,如“回到旅館,‘雪滿頭’覺得脛骨下段愈發疼痛。卷起褲腿,他才發現小腿上有一道掌痕,已腫脹成一大塊。于是他悄悄來到苜蓿街附近的一家中醫院。骨科醫生給他拍了片,診斷結果是右脛骨下三分之一骨折?!薄岸?018年收入小說集《子虛先生在烏有鄉》的修改版中,這段文字被改為:“有好事者后來告訴拳師:‘雪滿頭’一瘸一拐回到旅館之后,才發現小腿上有一道掌痕,已腫脹成一大塊。他疼痛難耐,次日就獨自一人坐上人力車來到離苜蓿街較遠的一家中醫院。這位好事者還向骨科醫生打聽過,說此人拍了片,診斷結果是右脛骨下三分之一骨折?!?/p>

這一改動看似細微,卻意味深長?!昂檬抡摺钡某霈F,將全知敘述轉換為限知視角的疊加。敘述者不再是上帝視角,而是街頭巷尾的“聽者”與“傳者”——他聽說了“雪滿頭”的事,又把它講給拳師聽,而讀者則通過敘述者的轉述“聽說”了這一切。這正是說書人傳統的核心技法:通過積累角色見聞以成全知,讓聽眾在“聽說”的過程中獲得親臨其境的真實感。與此相應,修改版還新增了敘述者的現身評論,在“一天,拳師神色嚴峻地對徒弟們說,最近我老是覺得會有什么事要發生,因此我決定在一個月內閉戶不出”之后增加了“終于有人找上門來了”一句,這句正是說書人慣用的“賣關子”手法——敘述者暫時跳出故事,向聽眾預告即將發生的事,意在引發期待。

“只有拉開距離來看,我們才會發現,講故事的人那非凡而質樸的輪廓在他身上清晰地凸顯出來?!睎|君曾坦言在成為“文學批評家的東君”之后,會重新打量自己早期的小說,《拳師之死》的修改,恰恰是一次“拉開距離”的自我審視。他主動引入“限知視角”與“副視角”,讓敘述者變成一個具體的“聽者”與“傳者”。這一改動,將傳統的“寫—讀”格局變成了“講—聽”格局,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始終感受到一種聽書般的親密感。

“聽者自覺”一旦成為敘事的內驅力,便會在更廣泛的作品中顯現出來。翻閱東君的小說,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敘述者常常打斷故事,直接與讀者對話。

如《立魚》的敘述者是附身于樹的魂魄,他在開篇便向讀者發出邀請:“你來了。請坐。在樹陰里吹吹風吧。如果你還有點耐心就聽我講個故事吧。我是誰?你聽我講完這故事自然就曉得了。而我是誰其實并不重要。”《人·狗·貓》的敘述者則更為直接,他自陳近況后,還對預設的質疑作了回應:“什么?您說我在動物園里混了十年,還混不出個人樣來?您說的也是,誰不想當個頭?可是您不知道,我就是為了將來能當個動物園園長已經整整奮斗了十年?!?/p>

這些敘述者不再是匿名的“講述機器”,而是有性情、有腔調的“說書人”。他們或油滑戲謔,或憂郁懺悔,在“講”的同時不斷確認著“聽”的存在。這種“看官聽說”的程式,在明清章回小說中本是慣例——說書人以設問、議論等方式不時現身,帶領聽眾進入故事。東君將其引入現代小說,并非簡單的“復古”,而是一種有意識的“激活”。中國古典小說具有“虛擬的說書情境”,是宋元以后白話小說文類經典的敘事模式。東君接引了這一傳統,但他筆下的敘述者比傳統說書人更為復雜——他們既站在故事之外引導讀者,又常常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在“講”與“聽”之間來回切換。

這種切換,在嵌套敘事模式中表現得尤為充分。“看官聽說”讓敘述者站到了前臺,嵌套敘事則讓這個敘述者陷入了更復雜的身份糾纏——他既是講述者,又是傾聽者;既在講述別人的故事,又在被別人的故事所講述。這種“講述者即傾聽者”的雙重身份,恰恰構成了其嵌套敘事最核心的張力。

嵌套敘事與兩種敘事倫理的分野

東君對說書程式的運用確實推動了敘事進程,并為讀者提供了新鮮的閱讀體驗。但僅憑這并不能確定,作家行此吸收之舉,是出于個人的文學趣味,還是審時而做的敘事冒險,又或二者兼有,畢竟東君對章回小說的熟悉已不是秘密。而無論作家是否有意借此創新,在現代手法仍是主流的當下,傳統資源反成先鋒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因此,若是作家單純地將“看官聽說”程式引入小說,那么這只能說明東君對傳統古典文學的親近,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轉化,方可謂以說書傳統激活先鋒精神——小說中敘述者扮演多重角色形成的嵌套敘述模式,才是其敘事方法中較為突出的一個方面。

嵌套敘述模式中,通常會出現兩位講述者,敘事人也是故事中一個人物,并承擔著傾聽者的角色。小說以敘事者的敘述插入另一人物的講述形成嵌套。這一模式的形成有一個前提——“講述體”的確立。即作家需要統一小說的(部分)口吻,并讓講述者以追憶的姿態道出種種。然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關鍵在于完成人物或敘述者的“轉述”行為。

試通過《先生與小姐》中簡單的轉述句,體會敘述者因追憶形成的講述體:“那晚,父親回來后,拍著胸脯,得意洋洋地告訴我們:這件的確良襯衫把所有的人都給鎮住了。”小說敘事者為家中次子,因父子關系不睦而其離家多年,是以回憶先父時帶著懺悔口吻。從引文標志性的冒號、指示代詞和人稱代詞可以看出,文中父親的話為引用而非轉述,但后文“親戚們都說,他穿起這衣服哪里還像個種地的,簡直就像是一個教書先生。父親說,那一刻,他的胸口就只差插上一根鋼筆了?!敝杏H戚們及父親的話則經過敘事者“我”的再加工。這種敘事中不斷穿插的人稱轉換,使得小說的敘事口吻得以統一至敘述者,也從旁印證了口述傳統所依賴的“講—聽”模式。

以上只是敘述人作為講述者所完成的效果,若在此過程中插入另一位人物充當異故事的講述者,則形成了嵌套敘事模式。《山雨》是這一模式的典型。小說的主線是“我”與友人雨天外出,偶遇一位盲老人,老人向他們講述謝先生的往事。故事的轉場是這樣處理的:“老人的身影剛出臺門……在我恍惚的時刻,老洪忽然追出臺門,像想起什么似的喚道,老人家,請留步……老人給我們倒了四杯白開水——他不用問,就知道我們共有四人——然后又跟我們談起了那位謝先生?!彪S后,盲老人開始講述,而“我”則成為一個純粹的傾聽者。然而,這位傾聽者并非被動地接收信息。在小說的結尾,“我”突然現身:“我要說的是,這個故事,是我在雨天聽來的,今天恰好也落雨,于是就想跟身邊的人說點什么了?!泵だ先说摹爸v述”把故事切分為兩個層面——《山雨》內的小說世界、對《山雨》進行閱讀和寫作的世界。老人和“我”一行分別在小說中扮演講故事和聽故事的人,故前者側重回憶和聽說。然而“我”的另一重身份又是小說的敘述者,是隱含作者的化身,“作者在寫作時假定自己是在抄錄敘述者的話語。整個敘述文本,每個字都出自敘述者”,因此后者更側重轉述與記錄。只是這時的敘述者由于具備聽者意識,產生了一種擬說書的情境,導致二者并不沖突。

個別人物和敘述者“我”都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這種嵌套的敘事模式貫穿《山雨》始終,并在其他帶有說書人口吻的小說中稍加變形。如作家在《長生》中套入故事的方式就與前者不同,他不再使人物直接扮演追憶之人,而是讓敘述者統一進行轉述:“胡醒石是誰?沒等我發問,他已經說開了。提起老古早的事,他的目光就跟流水間的落葉似的,一下子就漂遠了。/長生的父親是一個殘疾人,雙腳不能走路,就以槳代腳,在水上做起家來。”人稱代詞的轉換標志著敘述者對接下來內容的處理,但由于套入的故事規模龐大且事無巨細,非涉事的追憶人不可得,加之敘述者對這一信息的來源已作說明,因此其轉述的內容依舊等同于核心人物的間接講述。相似的處理方式可見下表:

嵌套敘事模式中,那位真正敘述者的特別之處在于,轉述時多重身份導致的含混敘事效果。他既是那個小說世界的建造者和講述者,也是隱含作者的化身,故有時模仿故事里人物的聲音說話,有時又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議論。巴赫金在討論“聽者在表述中的地位”時指出,任何表述都預設了聽者的存在,聽者的理解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主動的“應答”。東君的嵌套敘事,恰恰在小說內部構建了一個“講與聽”的微型對話場域,如人物講給“我”聽,“我”在傾聽中理解、消化,然后再講給讀者聽;讀者在閱讀中也不斷回應著敘述者的召喚。每一層“講”都對應著一層“聽”,每一層“聽”又可能催生新的“講”。這種結構,使小說不再是單向的信息傳遞,而是一場多聲部的對話。

東君對嵌套敘事的運用,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馬原等先鋒作家的“敘述圈套”。馬原的《上下都平坦》《拉薩河女神》等作品,也大量使用故事嵌套和敘事人現身的手法。然而,二者對待故事的態度存在根本區別。

馬原突出敘述主體的地位,是為了淡化故事本身的意義而突出“敘述”本身。他的敘事者在引導、提醒讀者的同時,還會設置重重阻礙,甚至透露作者意圖以阻止讀者進入故事。這是一種“元小說”的策略——“以真實懸置敘事中的虛構”,讓讀者時刻意識到“我正在讀一個故事”。

東君則恰恰相反。其小說中敘述人所做的種種努力都意在增強真實性,目的在于感染讀者并推動故事的進行,且極少出現告知作家意圖的情況。盡管《猶如在夜航船上》有過這一跡象,但恰是這一特例最能說明區別:“風定,陽光正好。東先生掇了一方矮凳兒,蘇教授拎了把椅子。有人問我,東先生與蘇教授不是你筆下的人物么(嗎)?是的,我寫過不同的東先生,也寫過不同的蘇教授,但他們從來沒有在我的小說中見過面,現在,我要讓其中一位東先生與蘇教授在這個山村角隅見上一面,講些閑話。”可見,作家意圖的暴露依舊是引出下文的手段,而非阻止讀者進入故事的障礙。他要的不是讓讀者清醒,而是讓讀者在場。

兩種敘事策略,背后是兩種不同的敘事倫理。馬原的“敘述圈套”追求的是“間離”——讓讀者保持清醒,意識到敘事的虛構性;東君追求的則是“沉浸”——讓讀者如聽說書人講述離奇曲折的歷史故事,真假難辨,卻又沉浸其中。前者是“阻斷”,后者是“連接”;前者凸顯“講”,后者重視“聽”。

這種“沉浸”的效果,與說書藝術的感染力異曲同工——潛入角色而使視角流動是說話人的看家本領,為使聽眾產生情感共鳴,他必須和敘述的人物視角重合,揣摩角色口吻,擺出角色身段,裝成角色神態,以便講述時能夠口到、手到、眼到、神到。東君筆下的敘述者,雖然隱身于文字之中,卻始終保持著這種“沉浸”的狀態——把自己變成聽者,又把聽者變成在場者。

“講故事的人”與地域文化的深層回響

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提出一個論斷:講故事的藝術正在消亡,因為它依賴于“經驗可交流”的手工業時代,而現代人只有“經歷”卻無法轉化為“經驗”。講故事的人有兩類:一類是“從遠方歸來的人”,他們帶來遠方的經驗;一類是“安居本土的人”,他們熟知本鄉的傳說。東君筆下的講述者——如盲老人、劃船老人、秀才、拳師——正是這兩類“講故事的人”的當代回響。那位始終在場的敘述者“我”,則在傾聽中獲取經驗,再將經驗轉化為故事,講給讀者聽。然而,東君對這種“經驗可交流”狀態的敏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溫州地域文化的深層浸潤。

溫州地處浙南,自古“七山二水一分田”,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保留了大量口傳文化的傳統。東君成長的年代,這些傳統仍然鮮活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他記憶中的溫州鼓詞,是鄉村里逢年過節或紅白喜事必不可少的節目——鼓詞先生坐在堂前,一邊敲擊鼓板,一邊用溫州方言講述《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的故事,村民們圍坐傾聽,往往一唱就是數小時。這段經歷,幾乎可以看作東君敘事風格的“原初場景”:在“講”與“聽”的往復中,故事緩緩展開,經驗得以傳遞。多年后,當他在小說中設置“講述—傾聽—轉述”的嵌套結構時,那個童年的場景正在悄然復活。

如果說鼓詞塑造的是“正式”的講聽現場,那么溫州民間獨特的“散講”文化,則提供了另一種更為日常的講聽形態。東君曾描述他在文聯工作時,朋友們常聚于“斜樓”聊天:“(文聯的)斜樓被圈里人稱為‘聊齋’,大家喜歡坐在那里抽煙聊天……各色人等,經過此地,也會過來很散逸地聊,無所顧忌地聊人物聊世界。溫州對‘聊天’這個詞有另一種講法,叫‘散講’。”不同于正式的演講或授課,“散講”沒有明確的議程,沒有固定的講述者,話題可以隨時轉換,講述者可以隨時變成傾聽者。東君小說中那種散淡、紆徐的敘述口吻,那種隨時可以現身與讀者閑聊的敘述者形象,正似“散講”文化的文學轉化。當《立魚》的敘述者說“如果你還有點耐心就聽我講個故事吧”,當《人·狗·貓》的敘述者回應“什么?您說我在動物園里混了十年”,這正是“散講”現場的氛圍,講述者與聽者之間沒有距離,故事就在閑聊中自然流淌。

與之相呼應的,還有“聽鄉約”的習俗。東君的家鄉樂清有一種傳統:若有重要通告貼在墻上,村里鄉間便會口口相傳、議論紛紛。這是一種自發的、非制度化的信息傳播方式——沒有官方的宣講者,每個人都是聽者,每個人又都可能成為講者。信息在“講”與“聽”的鏈條中不斷傳遞、變形、豐富。東君小說中頻繁出現的“好事者”“聽說”“打聽”之類的點破信息傳遞者身份字眼,那種信息層層轉述的敘事方式,正是“聽鄉約”習俗的文學鏡像。當《拳師之死》的敘述者不再直接講述“雪滿頭”的遭遇,而是通過“有好事者后來告訴拳師”的方式呈現時,他實際上是在復現一個“聽鄉約”的現場——消息在人群中傳遞,每個人都在“講”,每個人也都在“聽”。

鼓詞的“唱與聽”、散講的“聊與聽”、鄉約的“傳與聽”,這三種文化形態共同編織出東君成長的“聽覺世界”,而其深層基底是溫州方言本身。東君在小說中大量使用方言詞匯——如將灶臺稱為“鑊灶”,管喝水叫“吃茶”,以“響佛”代指雷聲,丈夫在外稱呼妻子為“老安人”。方言在這里構成了一道無形的信息場域:它劃定了一個“聽得懂”的聽眾圈層,也暗示著一種親密的、內部人的講述氛圍。而當這些作品被更廣泛的讀者閱讀時,方言又成了需要“聽”懂的對象——那些陌生的詞匯如同故事中的“留白”,召喚著讀者側耳傾聽,在上下文中揣摩其意,在語音的余韻中感受那份來自遠方的鄉音。

“一個以方言為母語的作家,他的經驗、記憶和情感歷程總是和其在襁褓中學習的語言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方言記錄了他對世界的最初印象,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對世界的認識。”東君對“講與聽”的執著,并非純粹的后天習得的美學趣味,而是童年時期就已內化的感知方式。“當我的雙手足以在激流中滑動一柄木漿時,一場工業的大風已經開始攪動寧靜的河流……我們之于土地,已是日益陌生,甚至都羞于以坐地的樸素方式去親近它了?!弊骷译S筆透露出的憂郁,正是對“經驗可交流”時代逝去的感傷。他從那個時代走來,身上帶著鼓詞的余音、散講的氣息、鄉約的回響,而當他要面對一個日益現代化、快節奏的世界時,能做的,就是在小說中重建一個“講與聽”的現場——讓盲老人坐下來講述,讓“我”側耳傾聽,再讓讀者在閱讀中成為新的聽者。從這個角度看,東君的敘事冒險就不只是一種形式實驗,更是一種文化基因的顯影。他以口述傳統激活先鋒精神,在“講”與“聽”的往復之間,為日漸失落的“經驗可交流”狀態保留了一份詩意的可能。這或許正是他所謂“小說之前的小說”的深意——不是一種文體上的復古,而是一種對童年聽書場景的回望,對故土口傳文化的守護。

東君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創作:“談到中國傳統文化,我對它的喜好程度跟我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沒什么區別……另一方面,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東西很容易讓人把玩之后不知不覺地沉迷下去,這也使我對它始終保持著某種警惕?!薄靶≌f很多時候就是直接表現,沒必要非得呈現什么……我熟悉什么,就用什么,僅此而已?!?/p>

這兩段話,為我們理解他的敘事姿態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他對口述傳統的親近,不是出于“復古”的執念,而是因為“熟悉”——那是他童年聽過的鼓詞,是他少年參與的鄉約,是他與朋友們的“散講”。他對嵌套敘事的運用,不是為了“炫技”,而是因為“順手”——那種“我聽人講、再講給人聽”的方式,本就是他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正是在這種“熟悉”與“順手”之間,他找到了一種獨特的敘事可能——一種既植根于本土傳統,又面向未來敞開的“講與聽”的方式。先鋒派的核心精神是反抗和否定,是逃避一切既定的藝術圭臬,重新激活藝術主體的創造精神。從這一特質上看,無論東君對說書傳統的親近是個人興趣使然,還是地域文化浸潤的結果,其最終呈現出的效果都可謂是先鋒的。但他同時又多了一層清醒——認為傳統可以“使用”但不能“沉迷”,“講”與“聽”相互依存、不可偏廢。于是,東君始終在“講”與“聽”之間保持著一個“漫游者”的姿態。他不把自己固定在“講述者”的位置上,而是隨時準備成為“傾聽者”;也不讓讀者成為被動的“接收者”,而是不斷召喚他們進入對話。在“看官聽說”的程式里,在嵌套敘事的結構中,在“講”與“聽”的往復間,這場敘事冒險的終點,或許并不在于提供某種確定的結論,而在于敞開一種可能——一種既保留了溫州方言的口傳傳統,又能在更廣闊的文學世界中激起回響的敘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