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剎火種——陶然亭慈悲庵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陶然亭慈悲庵山門外,有一棵老槐樹。
1920年1月18日午后,一群年輕人,在樹下留下一張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著厚棉袍,圍著圍巾,縮著脖子。左邊第四個人,身形頎長,目光沉靜,雙手攏在袖中,是26歲的毛澤東。旁邊第七個,神情溫和,叫鄧中夏,“五四運動”中,他參與火燒趙家樓,沖在最前面。
這是青年毛澤東在北京留下的為數不多的照片之一。一個湖南來的青年,一群北大學生,跑到這城南的荒寺干什么?在建黨之初的覺醒年代,為什么偏是這里,成了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的重要聚集地?
“宣南文化”帶火了陶然亭
一群革命青年選在慈悲庵議事,并非偶然。
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剎。為建都城,元明清三代均在慈悲庵附近取土燒窯,留下無數窯坑,以至于積水成湖,蘆葦叢生。旁邊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臺自然就成了一座四面環水的小島。
清康熙年間,工部郎中江藻監理黑窯廠。他在這座破廟的西面,蓋了三間敞軒,供臨時休息之用。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稱此亭為“江亭”,江藻則以“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詩意,取名“陶然”。
這三間敞軒,在建筑上并不講究,甚至可以說簡易,這座古廟也很小,只有一個院子。但一經品題,身價十倍,陶然亭不久就在會館林立、舉子扎堆的城南,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
清朝,在北京做京官的海內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門外。康熙以后的二百年中,這些人幾乎都游覽過陶然亭。作為“宣南”勝地,陶然亭“春秋佳日,宴會無虛”,還形成了一個聲勢頗盛的文人集團,后人稱之為“江亭雅集”或“春禊圈子”。
那時的北京園林大多為皇家禁地,城內要找個有風景、可游樂的地方,就只有什剎海和陶然亭了。雖然論風景、歷史和人氣,陶然亭都遠不及什剎海,但要說名氣,卻反超了。這名氣,無關山水秀色,是文人墨客用筆“吹”出來的。
“江亭修禊”,也就是陶然亭修禊,在乾嘉以后的清人詩集中,幾乎家家都有這樣類似的詠唱題目,單憑文字宣傳的功力,就把本沒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華四大名亭之一。
到了晚清與民國初年,士大夫風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錯過了轉型為公園的機會。城市中心陸續開放了中央公園、北海公園等一系列新興公園,取代陶然亭成為北京新興的人文空間,陶然亭則日漸凋敝。
庚子之亂中,北京死于非命的人實在不少,許多窮苦人,都埋在這一帶的義冢中。后來這里的荒墳一天比一天多,百姓叫它“南下洼子”“亂葬崗子”,白天偶爾有文人來憑吊吟詩,入夜則一片死寂,連巡警都懶得巡邏。
這僻靜的地理特征,恰好為近代愛國志士和革命先驅提供了避人耳目的絕佳集會場所。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則徐、龔自珍、秋瑾、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曾登臨此處,或憂時傷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會、共謀變法。
魯迅進京才十幾天,便慕名而來,從那三間朝西的敞軒,向外眺望一番:遠處的西山,南面的城闕,欄桿外面的野水、新蘆,蒼蒼茫茫,青青翠翠,是一派春末夏初的風光。不過,破敗的慈悲庵與“風景城南數此亭”的盛名實在不符。
陶然亭見證了宣南士大夫文化從鼎盛到末路,不過,一種新的文化已經嶄露頭角。當歷史巨輪駛入20世紀20年代,這處幽深僻靜又名聲在外的古剎,順理成章地迎來了一批又一批新青年。
毛澤東留下一張合影
毛澤東是1919年12月18日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個:驅張。
“張”指張敬堯,皖系軍閥將領,時任湖南督軍兼省長。驅張斗爭緣起于五四期間,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鄧中夏等學生代表赴湖南,與以毛澤東為首的新民學會聯絡,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罷課,發起反日愛國運動,毛澤東還順勢創辦《湘江評論》,宣揚新文化。
這一系列行動受到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的暴力鎮壓,他槍殺無辜群眾、摧殘教育事業、封閉報館、搜刮民財,湖南人民對其恨之入骨,最終爆發了驅張運動。為尋求各界支援,湖南各界組成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衡陽、常德、上海、廣州等地活動。
毛澤東親率代表團進京,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頭一年春天,他在北大圖書館當“試用書記”,月薪八塊大洋。八個人擠在三眼井胡同一間屋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冬天八人只有兩件大衣輪流穿。也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結識了李大釗,聆聽了《庶民的勝利》,讀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這是他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起點,但要接受這一主義,還欠火候。
這一次再來,心境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身無分文的閑云野鶴,而是一個團體的領袖,有了具體的使命。
北長街福佑寺,喇嘛廟的后配殿既是他的辦公處也是臥室,一張長條香案是辦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機又把這里變成了車間。
12月22日,平民通信社正式發稿,每日印發一百五十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地重要報社。毛澤東親自撰寫了《湖南請愿團詳記》《張敬堯私運煙種的大破獲》《張敬堯罪狀大綱》等檄文,語言犀利,針砭時弊,歷數軍閥暴行。北京《益世報》、上海《申報》、武漢《大陸報》……幾十家報刊陸續刊用,迅速形成強有力的“倒張”輿論。
有報人描述過那里的場景:寒夜,后配殿里長案一張,青燈一盞,墻上映著他時而仰頭思索、時而奮筆疾書的身影。冷極了,就搓搓手,呵一口哈氣,再埋頭寫下去。
就在這香案上,毛澤東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節略本)。這一次,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動了他,燈昏如豆,他卻讀得熱血沸騰。
12月28日,爛縵胡同湖南會館,一千多人參加驅張大會,毛澤東拉起標語:“張毒不除,湖南無望!”
據當時報載,湖南會館里擠得水泄不通,門外還站了幾百人。毛澤東穿著一件舊灰布長衫,站在臺上講了一個多小時。不少湖南籍老人也聲淚俱下,痛罵張敬堯禍湘。十名湘籍國會議員,迫于情勢,當場立下“如不能達到目的,則全體辭職,以謝湘民”的字據。
聲勢有了,但要撼動北洋政府,一次集會遠遠不夠,一個團體也勢單力薄,必須聯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繼續推進。
輔仁學社,是湖南長沙長郡中學學生社團,取“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有成員三十人,羅章龍為該社負責人之一。“五四運動”前后,羅章龍、周長寬先后考入北京大學,大部分成員亦來京,該社活動中心于是轉移到北京。在毛澤東、鄧中夏的鼓動下,輔仁學社在京成員成了驅張的主力。
為了共同商討“驅張”大計,毛澤東急需尋找一個既僻靜又便于聚會的場所,他將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
在京期間,毛澤東與鄧中夏、羅章龍、趙世炎、蕭子暲等人經常漫步于陶然亭湖畔。1921年3月,趙世炎曾寫了一首長詩,追憶他與毛澤東在陶然亭敞開心扉、暢談革命理想的情景:
“相識不為久,相知肝膽披,憂憶陶然亭,對坐從談詩”“令人爭自由,擺脫古人羈,成功在嘗試,推陳出新奇……以俄為師法,行動豈能還;吾道不愁孤,人民大眾支。”
陶然亭“葦蒿長可蔽人,雉兔竄躍蓬蒿中”的瘡痍景象,不正適合青年在這里指點江山,激昂文字嗎?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鄧中夏、匡務遜、蕭子暲與輔仁學社成員羅章龍、王復生、李啟漢、易克嶷、周長寬、陳遠謨十人,在慈悲庵內,就如何發動民意、擴大驅張斗爭謀劃了一上午。
會議開到中午時分,眾人走出慈悲庵,山門外那棵老槐樹光禿禿立在寒風里,有人提議合影,于是便有了那張照片。
第二天,毛澤東等呈文北洋政府,歷數張敬堯的十大罪狀,經各大報轉載,迅速引爆了全國性的抗議風潮。
毛澤東還帶著請愿團,冒著刺骨嚴寒、踏著積雪到執政府、議會和時任國務總理的靳云鵬寓所請愿。北京的正月,呵氣成冰,風雪灌進棉袍里,人在外面站不了多久就凍透了,但北洋政府就是不回應。七次請愿,七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沒把他們凍垮,倒把驅張的聲勢一點點攢上去了。
1920年4月上旬,毛澤東在景山東街的中老胡同內主持召開了最后一次湖南代表會議,決定結束在京的驅張活動。11日,他賣掉棉衣,離京奔赴上海,雖然道路已經選定,但他心中仍有許多疑惑,需要陳獨秀指點迷津。
在全國聲討和湘軍的武力威逼下,內外交困的張敬堯于1920年6月11日倉皇乘兵艦逃離長沙,驅張運動大獲全勝。
比驅張本身更重要的,是這四個月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1920年1月,經李大釗、王光祈等介紹,毛澤東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而這一時期,李大釗正積極系統地傳播馬克思主義。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大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研究會廣泛收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書籍,舉辦座談會、討論會、講演會以及組織翻譯、出版等工作。發起人之一的羅章龍回憶說:“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一本。”
通過驅張斗爭的實踐,毛澤東進一步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內涵,多年后,他在陜北窯洞里對斯諾說: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信仰一旦確立,便再無更改。當他再次踏上古都土地時,已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時,他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里呢!”這番肺腑之言,是對這段師生情誼最真摯的總結。
五團體亮明“主義”
毛澤東走了,慈悲庵的故事才剛開始。半年后,周恩來帶著天津的同學們也來了,他們的導師也是李大釗。
在當時青年學生的心目中,李大釗是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公認導師,北大和校外的青年都愿意與他聯系,紛紛聘請他指導社團活動。
他是“少年中國學會”發起者之一,并被推選為臨時編譯部主任;“國民社”聘請他為總顧問和導師,該社的負責人之一許德珩回憶說,“我們有事都和他商量”;“新潮社”敦請他為顧問;他還主持創辦了《晨報》副刊“自由論壇”,使它成為第一個討論新思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副刊。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系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于與大家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
“五四運動”之后,青年進步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成立,但往往各自為戰,缺乏統一的思想旗幟和跨地域的革命聯絡。如何將零星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堅不可摧的革命合力?李大釗在覺悟社的請求中,找到了突破口。
覺悟社是1919年9月16日成立的。此前馬駿等學生代表被捕,周恩來帶領數百學生赴京營救。從北京回天津的火車上,他和獲釋代表總結經驗,提出在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中選出骨干,組成更嚴密的團體,覺悟社由此誕生。
覺悟社成立第五天便請李大釗到天津演講,李大釗對覺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親”禁錮的做法大為贊賞,建議大家讀《新青年》和《少年中國》。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郭隆真等人率天津愛國學生到省公署請愿,遭逮捕。這是周恩來第一次入獄,他在給覺悟社成員的信中寫道:“思想是顫動于獄中。”
出獄后,周恩來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覺悟社年會,提議與北京進步團體取得聯系,“共同商討救國運動的發展方向和聯合斗爭的問題”。
會后,他偕同社員十一人來京,請李大釗幫助召集座談會。李大釗列了4個團體的名單:少年中國學會、北京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會員最多、分布最廣的進步團體,匯集了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趙世炎、田漢等時代精英。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評價:“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們的言論和行動都“沒有一點浮動與夸張的態度”。
“小團體,大聯合”是少年中國發起之初確立的準則,即不與其他團體合并,但不排斥與宗旨相同的學會結成友會,互相協助。實際上這也是“五四”社團的普遍現象。
1920年8月16日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長桌和幾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蘆葦綠得發亮,更遠處是成片的墳塋和荒草。
五個團體的代表陸續走進來。覺悟社的周恩來、鄧穎超等11人,少年中國學會的李大釗、張申府、鄧中夏等人,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
周恩來和李大釗相互謙讓,最后,大家推劉清揚主持。鄧穎超站起來報告覺悟社的活動,那年她16歲,全場最年輕。然后是周恩來,他說五四以來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必須聯合起來,共同行動,才能改造舊中國、挽救危亡。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改造”“聯合”。
李大釗接著發言。他代表少年中國學會,強調各團體標明主義的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
他還鼓勵青年到勞工中去,到農民中去,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二十世紀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滾滾的群眾運動。”
兩天后,五團體各推三名代表在北大紅樓圖書館繼續開會,并通過了《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
由最初的單打獨斗,到共同進退,有意識地統一思想和行動,聯手推動社會改革,這是“五四”社團史上濃墨重彩的一個關節點。
這兩份文件由張申府起草,他此時已參與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工作,因此在宣言中公開使用了“赤幟”字樣。
1920年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被北洋政府視為洪水猛獸。公開亮出“赤幟”,等于宣告立場:不是學術討論,不是書齋清談,而是要跟著俄國人的路走。此前各種進步團體大多還在“研究”階段,主義模糊,思想混雜。李大釗在五團體會議上做的事,就是捅破這層窗戶紙:要聯合,先亮明主義。
8月19日,少年中國學會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茶話會,李大釗再次強調:“對內對外似均應有標明其社會主義之必要”。
也就是在這次聚會上,張申府與周恩來熱烈交談,暢敘理想,從此結下了終生友誼。1921年2月左右,張申府先發展劉清揚加入黨,之后,張申府、劉清揚夫婦又共同介紹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產黨。
不僅是周恩來,參加“五團體會議”的大部分成員后來都加入了共產黨,成為共產黨早期的重要干部,從而為黨的成立和黨早期的發展提供了一部分寶貴的干部資源。
1946年,周恩來接受美國記者李勃曼采訪,談到李大釗對自己的影響:“《每周評論》《新青年》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見到李大釗同志后,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
從覺悟社青年,到“五團體會議”上的發言人,再到新中國總理,周恩來走過的路,慈悲庵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守墓”背后的驚濤駭浪
慈悲庵與黨的淵源,還遠不止于“五團體會議”。隨著一批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青年出現,建黨的任務也被提上日程。
“五團體會議”兩個月后,“共產黨小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宣告成立,當時成員僅有3人,除李大釗、張申府兩位北大教師外,還有北大學生張國燾。一個月后,“共產黨小組”已經擁有十多名成員,遂正式命名為“共產黨北京支部”,由李大釗為書記,成員除李大釗外,還有張申府、張國燾、鄧中夏、劉仁靜、羅章龍、繆伯英、高君宇等人。
中共北京早期組織剛建立時,大都在石駙馬大街后宅35號(今西城區文華胡同24號),也就是李大釗家的西廂房開會。
羅章龍在《椿園載記》中記錄,1921年12月11日,天氣晴朗,李大釗召開北京區委全體會議。會議前,廚子老李做了一頓白菜餃子,大家飽餐后開會。由羅章龍匯報隴海路罷工情況,大家談了意見。為了慶祝罷工勝利,大家彈琴、唱歌、講故事、說笑話。
在家開會雖然氣氛融洽,但終究多有不便。西廂房作為會議室時,這間屋子是不許家人進入的,只有夫人趙紉蘭在臥室的炕上做縫補活時,透過玻璃往這屋看,根據會議進程,進來倒點水。最讓人擔心的是,暗探已經開始盯梢,出入的人多了,同志容易暴露。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后,李大釗負責指導北方黨組織的秘密革命工作。當時的北京,面臨著軍閥的白色恐怖,大量便衣軍警和密探在全城各大院校和街頭巷尾進行密不透風的嚴密監控。為了讓羽翼未豐的北方黨組織能在絕對安全、隱蔽的環境中生存、開會并與各界聯絡,李大釗急需一個穩固秘密的工作場所。
1921年7月20日上午,陶然亭的一場葬禮,成了一個契機。病故者金綺,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的妻子。1919年時李大釗租住在位于鬧市口大街南端的回回營三號,對門便是陳愚生一家。
陳愚生是四川人,早年參加保路運動,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與李大釗成為摯友。1919年7月,他與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底他到重慶任川東道尹公署秘書長,不到半年妻子在北京病故。1921年5月,他赴京料理后事。
李大釗陪陳愚生在陶然亭選購墳地時,發現這里“蘆葦叢生,蔓草披徑”,便于避人耳目。若以守墓為名在慈悲庵內租房,誰會奇怪?
租房需要有人出面。李大釗找到黃裕培——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同窗。在校時,黃裕培是鄉友,兩人常以兄弟相稱。石駙馬大街后宅35號就是黃裕培讓出了自己的婚房,低價租給李大釗一家的。
李大釗為了便于掩護革命活動,曾幫黃裕培謀得了壇廟管理處主任的職務,而黃的管轄范圍恰好包括慈悲庵等幾處壇廟。在他的幫助下,陳愚生順利在慈悲庵租下南配房兩間。
很少有人知道,從1921年夏天起,這座七百年的古剎里的“守墓人”,守護的不是墳塋,是一個新生政黨的火種。
1921年8月至1923年,慈悲庵南配房兩間小屋的燈時常亮到深夜。這兩間看似普通、樸素,供守墓人寄托哀思的寂靜南房,實質上是中共北方區委和北京黨組織隱秘的地下指揮站。
1921年7月,李大釗創辦了指導工人運動的《工人周刊》,被譽為“勞動者的喉舌”。在李大釗的引領下,中共北方區委在長辛店等地開辦了補習學校,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培訓工人運動的骨干。
次年,遵照黨的二大的決議,北方區委把工作重心放在開展工人運動上,李大釗親自領導了北方工人大規模的罷工斗爭:8月,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10月,唐山鐵路工廠和唐山五礦聯合罷工的人數超過3萬人;12月,石家莊機器廠又開始了工人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曾在宣南主編《晨報副刊》,他肯定來過這里,有回憶說,他曾在陶然亭的秘密會議上高唱《國際歌》,以此激勵大家的斗志。
鄧中夏也來過,他面容清瘦,但說話卻極有感染力。1920年他做了一件意味深長的事:把本名“鄧隆渤”廢了,將字“仲澥”改為諧音“中夏”。理由是:名字太復雜,工人怎么認得?
改完之后,他穿著粗布短褂,在長辛店鐵路工人中間講起課來。他告訴工人:“五人團結是虎,十人團結成條龍,百人團結像泰山,誰也搬不動。”從長辛店回到城里,他便鉆進慈悲庵南屋,向李大釗匯報工運進展。
高君宇更是常來,他是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李大釗最信賴的學生。黨的二大上,年僅26歲的高君宇與陳獨秀、蔡和森、鄧中夏等一并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成為黨中央的核心決策成員。
傳奇女子秦德君還曾在這里住了一段時間。當時她才15歲,已經是四川女權運動骨干,吳玉章、陳愚生引薦她到北京找李大釗,請李大釗幫忙安排赴蘇俄留學,但因北洋當局管控嚴密,她的赴蘇計劃未能實現。
李大釗曾安排她暫住小屋,擔任少年中國學會勤務員,處理社團文書、聯絡事務,并在秘密會議時放風。
南屋里討論的話題涵蓋建黨初期的方方面面。李大釗曾派陳為人到濟南,與王盡美和鄧恩銘等人商議籌建共產黨組織;派張太雷到天津,建立了天津的第一個團小組;派高君宇到山西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些建黨之舉,擴大了華北地區的組織基礎。
一系列載入中國革命史的大事件,八成也在這里商討過。中共二大后,黨相繼派李大釗、陳獨秀同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會晤,商談國共合作問題。1922年召開西湖會議,專門討論國共合作,李大釗和張國燾雖然意見不一,但一定探討過。
由于斗爭形勢十分嚴峻,建黨的早期資料非常稀少,這間小屋具體發揮了什么作用,如今少有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窗外是荒墳和蘆葦,屋內是激蕩的思想和滾燙的理想。
1923年底,李大釗不再使用慈悲庵南屋。
原因并不難猜: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軍閥血腥鎮壓,“二七”慘案全路46人犧牲。此后軍閥加緊迫害革命者,李大釗離開北京后,他的住所被暗探盯梢,有歹徒闖入翻檢文件,有惡犬被故意放入院內咬傷奶媽。
1924年5月下旬,李大釗被北洋軍閥反動政府通緝,不得不暫時躲避到家鄉昌黎五峰山。
革命與戀愛沒有矛盾
慈悲庵的秘密活動終止了,兩間南屋重歸沉寂。但這群人里,有一個人卻仍頻繁出入陶然亭。最終,他留在了這里,再也沒有離開。
高君宇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學生領袖,共產黨北京早期組織成員,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
在一場北京山西同鄉會上,高君宇登臺作了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這番慷慨陳詞,深深震撼了臺下的師大附中教員石評梅。
石評梅才華橫溢,有“晉東才女”之名,但因早年遭遇情傷,立誓“獨身”,在心里筑起了冷若冰霜的藩籬。
得知石評梅是恩師愛女后,高君宇便與她魚雁傳書,談文學、談人生,用自己淵博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春風化雨般開導著石評梅,極力勸導她擺脫封建枷鎖,一同去奔赴屬于未來的新文化。在頻繁的通信中,高君宇那一往無前的赤誠,漸漸融化著石評梅內心的冰山。
1923年10月,高君宇因長期沒日沒夜地工作,積勞成疾,被迫前往西山碧云寺靜養。不久,石評梅收到一枚鮮紅的紅葉,上面深情地題寫了一首小詩:“滿山秋色關不住,一片紅葉寄相思。”
石評梅收到這枚飽含熾熱戀情的紅葉,內心產生了劇烈的激蕩。然而,過往的傷害和高君宇的包辦婚姻,依然緊緊地禁錮著她。經過痛苦的掙扎,她在紅葉的背面用凄婉的筆調回復:“枯萎的花籃不敢承受這片鮮紅的葉兒。”
高君宇收到退回的紅葉,雖內心無比痛苦,但他給予了石評梅最大程度的理解、尊重與包容:“你的所愿,我愿赴湯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湯蹈火以阻之。不能這樣,我怎能說是愛你!”
兒女情長之外,高君宇更是一位隨時準備為改造世界獻身的戰士。
1924年10月,高君宇作為孫中山的秘書,隨孫中山北上。在廣州期間,面對商團叛亂,他親自指揮,中流彈負傷。在傷勢初愈的廣州街頭,他買下了兩只由潔白象牙制成的戒指,一只戴在自己手上,一只寄回北京送給石評梅,紀念他們的“冰雪友誼”與“靜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在信中,他寫道:“我有兩個世界,一個世界一切都屬于你,我是連靈魂都永禁的俘虜;在另一個世界里,我是不屬于你的,更不屬于我自己,我只是歷史使命的走卒。”
石評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反復吟哦著“靜寂像枯骨”幾個字,收下了高君宇全部未曾言說的深情。
但命運沒給他們太多時間。隨孫中山進京后,高君宇便因肺病住進德國醫院。病情稍有好轉,他就要求出院,醫生囑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靜養6個月”,但他仍抱病出席國民會議,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業中。1925年3月4日,他腹部劇痛,仍忍痛工作,次日住進協和醫院,急性闌尾炎已經惡化成敗血癥。與世長辭時,年僅29歲。
他生前鐘愛陶然亭,常與石評梅到此散步,在生命晚期,與石評梅同游時,他曾觸景生情,表示死后愿葬于陶然亭。黨組織尊重他的選擇,把他安葬在陶然亭湖畔,離慈悲庵不遠。
墓碑造型別致,宛若利劍直指長空,石評梅將他的詩句“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閃電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刻于其上,并附識“這是君宇生前自題相片的幾句話,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纏綿悱惻的誓言與英雄氣概的詩句在墓碑上交相輝映。
高君宇逝世后,石評梅從原本的被動與閃躲中徹底走了出來,變得空前勇敢和堅強。她痛悔自己在戀人生前未能勇敢地接受他的愛,每個周末,都風雨無阻地步行來到陶然亭高君宇的墓畔,抱著墓碑低聲痛哭,用眼淚和心血凝成了震驚文壇的《墓畔哀歌》。在石評梅的感召下,陶然亭成了她與友人乃至原本不認識高君宇的青年聚會、紀念的地方。
三年后,石評梅病逝,年僅26歲。親友們流著淚,依照她“生前未能相依共處,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臨終遺愿,將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穴旁,并在她的墓前同樣豎起了一座方錐形的漢白玉墓碑,碑上刻著“春風青冢”。
兩方白玉劍碑如同一對比肩而立的眷侶,成了陶然亭畔一道新的風景。作為“新青年”與“新女性”的代表,這段驚世駭俗的戀情,在民國時期一直備受追捧,甚至成了“革命加戀愛”模式的現實典范。
高君宇的一生,還有一段插曲:他當過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紅娘。
鄧穎超回憶,高君宇抱病到上海出席中共四大,會議期間結識了27歲的周恩來。此時的周恩來已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但在感情上頗為靦腆。高君宇講起石評梅,講起他們“冰雪友誼”和象牙戒指。周恩來被他的坦誠打動,將自己的心事和盤托出,原來他一直暗戀鄧穎超,卻遲遲鼓不起勇氣表白。高君宇聽完,欣然說:“我給你送信。”
四大結束后他乘火車北返,特意繞道天津,找到達仁女校,親手將周恩來的信交到鄧穎超手上。在這封信的助推下,周恩來與鄧穎超結為革命伴侶,此后相濡以沫半個世紀。
周恩來和鄧穎超對這段情誼一直念念不忘。新中國成立后,他們曾幾度到陶然亭憑吊高君宇和石評梅。
鄧穎超撰文緬懷說:“我和恩來對君宇和評梅女士的相愛非常仰慕,對他們沒有實現結婚的愿望,卻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劇告終,深表同情。”
1956年,周恩來在審批北京城市規劃總圖時,特別強調要保存“高石之墓”。他說了一句后來被廣為傳頌的話:“革命與戀愛沒有矛盾,留著它對教育青年人也有意義。”根據這一溫情而充滿智慧的批示,同年8月24日,“高石之墓”被隆重地遷回了陶然亭公園。
1986年,墓旁建成了高君宇、石評梅并肩而立的大理石雕像,這對革命情侶,終于可以永遠風華正茂、含笑并立地,相伴在陶然亭的碧水間。
新中國北京開辟的首家公園
還有一個人,差點葬在陶然亭。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從容走上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的絞刑臺,時年38歲。從南屋燈火到絞刑架下,不過短短四年。
因白色恐怖嚴酷,他無法正式下葬,靈柩移至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南院寄存。此后,趙紉蘭帶子女返回河北樂亭老家,靈柩停放長達6年之久。
1933年春,趙紉蘭回北平,懇請北大舊友為李大釗下葬。北大校長蔣夢麟牽頭,胡適、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13位教授聯名發起募捐,這才籌措到喪葬費。
友人曾提議將他葬在陶然亭,但眾人合議,香山萬安公墓更顯莊重。1933年公葬時,黃裕培夫婦一直陪伴在趙紉蘭身邊,他們就是把婚房讓給李大釗,并幫忙在慈悲庵租房的人。
1950年底,毛澤東由羅瑞卿陪同,專程回到了他青年時期開展“驅張”斗爭的慈悲庵,故地重游。他看到慈悲庵前的老槐樹,感慨萬千,指示說:“陶然亭是燕京名勝,這個名字要保留。”1952年,北京市衛生工程局組織了7000名民工,清理擴展了景區環境,這座新中國成立后開辟的首家公園,仍以“陶然亭”命名。
2021年6月1日,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慈悲庵正式對公眾開放:北配殿恢復了“五團體會議”場景;飽經滄桑的高君宇、石評梅原墓碑作為市級文物也保護在慈悲庵內。
今天的陶然亭,已成為老少咸宜的“寶藏公園”。不過,總有人專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活動而來,在歷史的遺跡中,循跡而行——
從南門入園,沿南湖過橋,登上高臺。門前老槐樹已非原樹,而是1979年選近似株形補栽的,現在也已枝繁葉茂,綠蔭如蓋。站在這棵槐樹下,來一張合影,覺醒年代的少年氣撲面而來。
北配殿一溜兒長桌,幾排方椅,墻上掛著那張黑白舊照,定格了“主義”和“赤幟”被鄭重提出的瞬間。南配房里,兩間不大的屋子,曾經是一桌一椅一盞燈。走出去,沿湖邊向北,高君宇和石評梅的雕像并肩而立,鐫刻著那句“我是寶劍,我是火花”。
(感謝陶然亭公園研究室主任、研究館員李東娟提供資料和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