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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興榮:詞韻悠悠薪火傳
來源:光明日報 | 王磊  2026年07月06日08:04

馬興榮(1924—2025),四川西昌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詞學研究專家。1954年畢業于云南大學中文系,同年至華東師范大學工作。曾兼任中國詞學研究會會長、《詞學》主編、中華詩詞學會理事、中國韻文學會常務理事等。著有《馬興榮詞學論稿》《詞學綜論》《龍洲詞校箋》《山谷詞校注》《全宋詞廣選新注集評》《唐宋愛國詞選》《晚清六大家詞選》等,合作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全宋詞評注》等。 圖片由作者提供

《馬興榮詞學論稿》圖片由作者提供

《山谷詞校注》圖片由作者提供

《晚清六大家詞選》圖片由作者提供

馬興榮(左)與同事萬云駿(中)、施蟄存在一起。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百年人生歲月中,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馬興榮先生把研究“詞”這一中國特有的抒情文體視為矢志不渝的事業。他以《中國詞學大辭典》《全宋詞評注》等鴻篇巨制推動當代詞學研究發展,通過創辦《詞學》集刊點燃了學術傳承的薪火。

與詩詞結緣

1924年,馬興榮出生于四川西昌。他四歲就開始讀私塾,以《詩經》《唐詩三百首》《唐宋詞》等為蒙學,這是他與詩詞結緣的開始。九歲時,馬興榮轉到新式學校上小學二年級。上小學不久,到了端午節,老師出了一個題目,讓大家補充填空:“( )五月( )。”馬興榮在私塾讀過《出師表》,以為可以借此在學校博個開門彩,于是信心滿滿地填了“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七擒孟獲”。不想老師批了“失規”二字,原來他的本意是讓學生填寫與五月過端午節相關的內容。馬興榮的答案不符合要求,但他對自己能學以致用還是暗自得意的。

馬興榮小時候經常去書店看書,最常看的是詩詞,還借來同學的《全唐詩》品讀。小學五年級時,他讀到了冰心和臧克家的新詩,對新詩也產生了興趣。初中畢業之后讀師范期間,他就開始寫新詩和舊體詩詞,寫好就投到西昌本地的《新康報》。他專門準備了一個本子,把自己發表的作品都剪貼在上面。

師范學校畢業后,馬興榮回到西昌農村教小學。彼時他又有了考大學的想法,因為昆明有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高校,他就從西昌來到了昆明。出發前馬興榮到《新康報》辭行,報社主編邀請他做報社駐昆明的記者。但按當時規定,要讀一年記者培訓班才能做記者。于是馬興榮就白天做小學教師,晚上上記者培訓班。昆明解放后,馬興榮憑著記者培訓班的畢業證書報考了云南大學中文系的插班生。考試時馬興榮用英文寫了一首歌頌天安門的新詩,下午面試時他又把發表在報紙上的詩詞拿去給面試老師劉堯民看,最終如愿考上了。

在云南大學期間,馬興榮師從劉堯民學詞,對詞學研究有了興趣。七十年后,他仍然記得1954年大學畢業時劉堯民對他說的話:“詞的天地很寬廣,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你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大學畢業后,馬興榮被分配到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任教,師從施蟄存。自此,馬興榮的人生就與詞學教學和研究緊密聯系在一起。此后一生,他都致力于詞學教學與研究。

親歷當代詞學發展

改革開放后,中國詞學研究蓬勃發展,研究隊伍擴大了,研究領域拓展了,研究成果豐富了,中外學術交流也活躍起來了。作為20世紀下半葉詞學發展歷程的親歷者,馬興榮先后參與創辦《詞學》集刊,編纂《中國詞學大辭典》《全宋詞評注》,詞學界的這三件大事對詞學學科的恢復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80年代初,馬興榮開始協助施蟄存先生創辦《詞學》集刊。夏承燾、唐圭璋兩位詞學前輩欣然應邀與施蟄存、馬興榮一起擔任刊物主編。張伯駒、俞平伯、任中敏、潘景鄭、黃君坦、錢仲聯、宛敏灝、呂貞白、王起、徐震堮、程千帆、萬云駿等十二位詞學專家擔任編委。1981年11月,《詞學》第一輯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一期刊物的編輯工作,施蟄存親力親為,從《創刊緣起》撰寫到目錄的英文翻譯,事無巨細,親自把關。馬興榮跑前跑后,還自己設計了刊物的封面。刊物出版后,獲得學術界廣泛認可,其嚴謹的編輯理念和高質量的內容推動了現代詞學研究體系的建立。刊物第一輯即確立了“全面研究中國歷代詞學發展歷程和詞人詞作”的定位,后續持續聚焦多個專題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學術傳承體系。同時,《詞學》雜志的創辦為全國詞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交流與學習的平臺,標志著我國詞學研究進入新階段。作為《詞學》首任主編之一,馬興榮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廣泛邀請學者投稿,積極組織專題討論,使得《詞學》迅速成為詞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刊物。現在《詞學》是我國唯一的詞學專業集刊。

1990年,馬興榮開始推動編纂《中國詞學大辭典》。這一提議得到了南京師范大學、杭州大學、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全國數十位詞學專家用六年多時間編成該部辭典,其內容包括“概念術語”“詞人”“風格流派”“詞集”“論著”“詞樂”“詞韻”“詞譜”“詞調”“名詞本事”“語辭”及附錄“二十世紀詞學研究書目”等。1996年10月,《中國詞學大辭典》出版,收錄詞人上千家,作品在萬首以上,共185萬字。唐圭璋評價,這部辭典“融學術性、知識性與資料性三者于一體,為我國第一部較系統、翔實、完備之大型詞學辭典,既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又有極強的實用價值,不啻學詞者之津梁”。

1994年,馬興榮又參與了《全宋詞評注》的編纂工作。《全宋詞》由唐圭璋集平生之力編成,收錄詞人1300余家,詞19900余首。1981年,孔凡禮的《全宋詞補輯》又補詞人100余家,詞430余首。在此基礎上,1994年,由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立項的《全宋詞評注》編寫工作開啟。是書共十大本,經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廣州、福州等地十余所大學八十余位詞學專家通力合作,歷時十余年才完成編撰工作。《全宋詞評注》根據中外現有各種文獻又增補了佚詞240余首、殘篇530余首,是目前收錄最全、注釋準確、集評精粹的一部新的《全宋詞》。

馬興榮的這些工作直接推動了我國詞學研究的發展,擴大了詞學研究隊伍,拓展了詞學研究領域,增加了詞學研究成果。同時,詞學研究的發展也增進了海內外學者間的聯系與交流,對中華詞學研究的長遠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馬興榮總是謙虛地說,自己只是做了分內之事,這些成果是詞學界幾代人共同努力而取得的。

縱論詞學,考訂詞籍

馬興榮一直自謂“詞家”。他認為,“研究詞的特質、淵源流變以及詞家得失之學,謂之詞學。這里所謂的‘詞家’,包括詞的作者和詞學研究者在內”。作為“詞家”,他的許多開創性工作,為我國當代詞學研究作出了貢獻。

改革開放之初,馬興榮就撰寫并發表了《建國三十年來的詞學研究》《十年來的詞學》兩文,對新中國成立后的詞學研究進行回顧與總結,從宏觀層面分析其得失,為改革開放后的詞學研究提供了借鑒。在《建國三十年來的詞學研究》中,他將“忽視詞史的研究”列為改革開放之前30年詞學研究的重大缺失之一。他指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除了王易的《詞曲史》,龍榆生的《中國韻文史》,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等幾部史著和吳梅的《詞學通論》、薛礪若的《宋詞通論》、龍榆生的《詞曲概論》等幾部通論性著作談到詞的發展史之外,完全的詞史只有30年代初,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的劉毓盤的《詞史》和稍后由上海大陸書局出版的胡云翼的《中國詞史略》,“從這兩本詞史出版到現在,已經快五十年了,就沒有再出現過一本新的詞史,特別是建國三十年,沒有一本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來寫的新詞史。很顯然,這和‘古為今用’變成實用主義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我相信,詞史的空白在不太久的將來,總會要被填補起來的”。除了詞史研究,他也對詞學的定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經過許多前輩幾十年的努力,在今天,‘詞學’已成為一個與詩學、曲學并列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學術分支了,它的目標是研究‘詞’這一中國所特有抒情詩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為了填詞。因此,我認為:研究詞的特質、源流流變以及詞家得失之學,謂之詞學。”(馬興榮《詞學略論》)

1989年出版的《詞學綜論》是馬興榮研究詞學理論和詞史的重要結晶。此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論述詞的起源,詞調,詞的平仄、句式、對仗,詞韻;下編論述詞的發展流變。唐圭璋在序言中說:“此書材料豐富翔實,論證嚴密,富有新見,且能深入淺出,這是頗為難得的。”晚年出版的論文集《馬興榮詞學論稿》匯集了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提出“詞學論述、詞籍考訂、詞學鑒賞”等多維度詞學研究框架,詞學家、澳門大學教授施議對評價該書“在詞學論述、詞籍考訂、詞學鑒賞以及近現代詞人年譜諸多方面之所創建,承前啟后,堅實穩固,不僅有功詞苑,亦為后昆樹立典型”。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民眾文化素養的提升,詩詞不再是只有少數文人把玩的藝術,而是逐漸成為大眾業余生活休閑的一種方式。在馬興榮看來,雖然填詞曾經是一種嚴格講求格律的游戲,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也應該有新的變化。他贊成老一輩詩詞學家詹安泰“填詞可不必嚴守聲韻”的主張,認為我們今天填詞,除了用新的語言去寫新的題材,表達我們新的感情以外,在遵守詞格律的基礎上,還要勇于探索如何改進詞律。在《填詞藝術新論》序中,他就引用寫給友人的一段話表達自己的填詞觀:“關于詞的創作,當然有他的嚴格要求。但是我認為可以從寬,甚至可以創新(當然要慎重)。從詞的發展長河來看,總是創新與前進相伴,守舊與沒落相依。”

在開展詞學研究的過程中,馬興榮既秉承傳統,又在傳統研究的基礎上開拓了自己的研究領域,為詞學研究后進做出了榜樣。如,馬興榮秉承老一輩學者的傳統,注重古籍整理工作,編撰《山谷詞校注》《龍洲詞校箋》兩種詞集校注本,這兩部書至今仍是黃庭堅、劉過詞最重要的整理本,是黃庭堅、劉過詞研究的重要文獻。此外,他還編選過《唐宋愛國詞選》《晚清六大家詞選》《回族名家詞選》等多部詞集。

承上啟下,培養后學

“詞學要繼續發展啊。”面對學生,馬興榮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2025年,馬興榮以101歲高齡辭世。他的治學風骨和學術血脈已在后輩學人身上煥發新生。他說,自己只是做了一些承前啟后的工作,只是把師長對他的教導傳承下去。

馬興榮從老一輩詞學家身上學到了很多。他上大學期間,時任云南大學中文系主任劉堯民,對他的學業十分關心,除了直接授課外,還介紹馬興榮去拜訪當時在云南的詞學家徐嘉瑞、周泳先,并指導馬興榮編寫《云南民歌》。大學三年級時,馬興榮被選為學生代表參加教師組的政治學習,和劉堯民的接觸更加密切。這段時間他們時常會談論詞學,點點滴滴,給馬興榮留下很深印象。1954年,馬興榮畢業離校前去劉堯民家辭行,劉堯民送給他一本自己寫的《詞與音樂》和一張自己的照片,并說:“江浙是詞最流行的地區,你愛好詞,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努力。”這成為馬興榮詞學研究的起點。在云南大學,劉文典曾對他說過:“我要告誡你,做學問必須踏實、虛心。我是搞小學的,我還常翻《新華字典》。”這個教導馬興榮一直記在心上。到上海后,馬興榮又得到唐圭璋、呂貞白、施蟄存、徐震堮、萬云駿等先生的指導。他在編輯《詞學》時,審讀了一篇關于詞籍版本目錄的文章,認為寫得不錯,完全符合發表的標準,但施蟄存審讀時改了很多。馬興榮不解,施蟄存告訴他:“我這樣改,不但有益讀者,還讓這位年輕的作者知道如何搞版本目錄。”馬興榮頗為感動。他從此知道了,作為編輯,不但要為讀者著想,還要為年輕作者的成長進步著想。于是,除了詞學研究,他還扛起了詞學人才培養的大旗。

在改革開放初期,馬興榮與萬云駿聯合培養了方智范、鄧喬彬、高建中等國內第一屆詞學專業研究生。此后,在施蟄存、馬興榮等的共同努力下,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培養了大量詞學研究人才,如趙曉嵐、朱惠國、歐明俊、劉鋒燾、彭國忠、楊柏嶺、劉榮平、楊雨等,如今他們已成長為國內詞學界的中堅力量,韓立平、倪春軍、劉宏輝等新生代學者也已經開始活躍在詞學界。可以說,正是馬興榮和眾先生的努力,使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成為詞學研究的重鎮。馬興榮培養出的這批優秀詞學研究者,不僅繼承了深厚的傳統詞學底蘊,還融入了現代學術視野,為中國詞學的傳承與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

在教學過程中,馬興榮一直鼓勵年輕學者多讀詞,多實踐,多寫、多改,以此作為學詞、寫詞、研究詞的必經之路。關于讀詞的方法,他在《山谷詞校注》前言中這樣論述:“不當只觀其與人相同處,還當觀其別裁蹊徑、不落窠臼處;不當只觀其謹守繩墨處,還當觀其豪縱恣肆、妙趣天出處;不當只觀其當時的地位高下,還當觀其對后世的影響。”對于初入詞學之門的年輕學者,這些論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了詞學研究的繁榮發展,馬興榮在老一輩學人的引領與支持下,為國內詞學界學術交流傾盡心力。《詞學》創刊號出版后,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支持下,馬興榮先后以《詞學》集刊的名義召開了三次全國性的詞學研討會,開創了新時期詞學學術交流的先河,對于后來的詞學學科建設至關重要。特別是1986年在上海金山舉行的第三次研討會,規模較大,國內知名詞學研究學者盡數參會。這次會議承前啟后,為詞學界的新老交替奠定了堅實基礎,被很多詞學研究學者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

馬興榮一生熱愛詞學、鉆研詞學。從1954年到2025年去世,他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工作了71年,一直從事詞學研究,臨終前還在擔任《詞學》主編。每輯《詞學》出版后,他都會反復翻看。他將詞學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在詞學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作者:王磊,系上海大學中華詩詞創作研究院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