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105年來黨領導文藝的寶貴經驗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高度重視文藝工作。不論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還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抑或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黨始終堅持對文藝事業的領導,并積累了獨特的成功經驗。今年正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我們需要對這些實踐和經驗進行系統總結,更好地推動新時代文藝實現高質量發展。
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正確的文藝方向。與其他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思想靈魂的,這在文藝上有集中體現。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才能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人民立場、以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獲得更快更好的發展。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領導文藝,并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會固守僵化的教條,而是探索出一條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這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充分認識肩上的責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這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體現之一,它在新時代文藝發展中具有定盤星和壓艙石的作用。
二是突出思想與精神的引領,確保文藝工作的高標準與高質量。在文藝工作中,思想與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為沒有思想與精神的高標,再精致的藝術也是缺鈣的、沒有風骨的。縱觀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過硬的思想和昂揚的精神,帶領人民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在文藝工作上,新思想、新觀念、新精神、新境界等也一直得到充分的重視,并發揮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巨大作用。如瞿秋白評價魯迅時,就是從思想的形成、發展、特征等方面進行概括的,也充分肯定其戰斗精神。趙樹理被稱為繼魯迅之后真正理解農民的作家。趙樹理說過:“我自己寧可不在文藝界立案,也不改變我的看法。只要群眾看得懂,愛讀,這就達到我的目的了。”這樣的農民本位與個性表達是很難得的,也是有思想境界與精神高度的。當前,黨和國家將“新大眾文藝”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這是在新時代對新大眾寫作的充分肯定與有力推進,也希望這些創作更具思想深度與內在的精神追求。與此同時,黨在領導文藝的過程中鼓勵積極進取的探索精神、創新意識,真正發揮文藝工作者的主體性、創造性與聰明才智。
三是內行人領導文藝,與文藝工作者心氣相通。黨領導文藝,領導者多是內行,且在文藝領域有名氣、聲望、號召力,從而不斷推動文藝工作的順利開展,實行良性互動。瞿秋白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大家,其《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是經典報告文學作品,這就容易理解他為何能與魯迅心氣相通,真能讀懂魯迅,并給予高度評價。毛澤東是文章大家、詩詞高手,也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緊密結合的開創者,所以,他能夠提出文藝為大眾服務,提出“雙百方針”,并開創社會主義文藝的全新局面。其他領導者也非常熟悉文藝、重視文藝。譬如,據巴金回憶,他兩次參加文藝工作者會議,都坐在后排,周恩來總理沒看到他,就拿名單詢問巴金來了沒有。對此,巴金非常感動,他說,那天“我從中南海出來,凌晨的寒氣使我感到一陣冷,可是我心里卻十分暖和,好像看見了幾小時以后就要上升的朝陽”。習近平總書記熟悉文史,對文藝情有獨鐘,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以及后續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新時代文藝精準把脈,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旗幟。我們黨的領袖懂文藝、愛文藝、敬重文藝工作者,其領導力就大為不同。
四是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性,讓社會主義文藝真正成為人民的文藝。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核心就是人民性。簡言之,文藝來自人民、由人民創造,文藝為了人民,要把人民的評價作為核心衡量標準。縱觀100多年來黨領導文藝的實踐,一條最重要的經驗是,不斷強化文藝的人民性,激活人民群眾的主體性、自主性、創造性。具體說來,文藝創作源于生活,特別是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譬如,魯迅的《故鄉》《朝花夕拾》等作品,都是基于他的生活經歷、人生感受、生命體驗,所以才能寫得形象生動、活靈活現。文藝著力表現人民群眾,特別是其喜怒哀樂、所思所想、所盼所愿。趙樹理、柳青筆下的人物,不論是舊派的還是屬于新人,都是以廣大農民為表現主體,可謂深入生命根本的靈魂透視。文藝的受眾是人民,表現方式也是群眾喜聞樂見的。路遙作品之所以得到千千萬萬讀者喜愛,特別是奮斗的年輕人的熱愛,其主要原因是作品所描寫的改革開放歷史進程點燃了普通人的心。當下的新大眾文藝也是如此,越來越多的普通勞動者以鮮活且帶有泥土氣息的語言直接表現自己的生活。通過不斷激發人民的主體性、創造性,我們可以創作更多的作品折射出時代的光暈。
五是讓文藝在實踐中放光,特別是在黨領導人民獲得真正覺醒的進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過去學術界有一種說法,中國新文學不是啟蒙壓倒救亡,就是救亡壓倒啟蒙。事實上,啟蒙與救亡并不矛盾,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尤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的過程中更是如此。以抗戰文藝為例,黨之所以能領導人民不斷取得新勝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啟蒙與救亡形成的雙向互動,在喚醒廣大民眾上實現了歷史性突破。當時,將國家民族歷史重任擔在肩頭的知識分子,懷揣著“五四”以來的現代性追求與理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其中,有直奔延安的,有到其他解放區的,有在國統區的,還有深入敵占區的,他們用文藝武器發揮了鼓動群眾的巨大作用。如20世紀30年代,由黃敬、王林等人在山東青島成立的海鷗劇社,在地下黨領導下,他們奔赴各地演出文藝節目,足跡所至均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與喜愛,產生很大影響。還有“好一計鞭子”等作品,作為當年涌現的優秀作品,照亮了一個時代。新時代以來,文化下鄉、文藝下鄉成為風氣,這也是黨領導文藝的傳統的發揚光大。如果說黨領導文藝有何獨特處,那就是讓文藝下鄉、到人民群眾中去、在創作者與受眾之間形成雙向互動,從而真正發揮文藝的再創造功能,以便激活、推動、創新文藝發展。
當前,黨領導文藝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最主要的是高科技條件下互聯網、大數據、智能化帶來的文藝變革。這種變革改變了以往文藝的生產方式、制度管理模式、評價欣賞體系,原來的縱向性發展變成橫向多元的綜合性凝聚。在新媒介加持下,文藝作品從創作到完成再到成為欣賞對象,一改過去的長時段復雜程序,甚至作者可即時與讀者達成共識,受眾還可同屏發表評論,開創集體在線與同屏共創的全新局面。面對這些新的文藝格局,我們如果對新媒介的生成、傳播、影響不夠熟悉,就無法真正與新時代文藝現場產生共鳴。基于此,需要不斷更新我們的工作方式:其一,要認識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高科技與新媒介的特性與力量,決不能讓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仍停留在過去。其二,真正與新時代新文藝保持同頻共振,深刻理解新媒介下文藝的生成、發展、運行規律。其三,由原來的高位與錯位看待文藝,變為以更平等、平和、平衡的心態參與文藝現場,提升對文藝現場的把握能力。其四,讓傳統的藝術經典標準變得更加包容、兼容、通融,特別是要貼近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審美趣味。其五,引領新大眾文藝吸取傳統文藝的優長,創造屬于新時代的文藝經典,以彰顯中國文化特色與中國文藝氣派。
古人云:“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時代中國文藝正面臨嶄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這就需要我們以更積極進取的心態應對,在總結以往黨領導文藝的寶貴經驗基礎上再創輝煌業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原副總編輯、南昌大學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