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功:盡信書不如無書

陳建功,第七、八、九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
陳建功:狹義的“枕邊書”已經沒有了,睡前閱讀已被聽書所代替。不僅枕邊聽,刷牙、泡腳等等都在聽。重溫經典,從《紅樓夢》到賽珍珠的《大地》、蘇青的《結婚十年》等,更多的是聽網絡小說,有的網絡小說聽幾句就放棄了,但也有一些真不錯。廣義的“枕邊書”,比如我拳拳服膺并時時翻閱的書倒確實有幾部,如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孫家孟譯),但又不全都是文學類的書,比如張次溪先生那本《人民首都的天橋》,布爾斯廷著《美國人》(三冊)以及讀大學時的參考書《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等,都是時不時要翻翻的。之所以喜歡這幾本“資料”,主要是覺得他們信得過,不僅因為前輩的權威性,更因為它們還匯集了一代一代學者的說法。讀這種版本,就是聽百家爭鳴,取兼容并包的姿態,再獨立思考與取舍,免得被一家之言洗腦。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您的閱讀經歷?您曾在文章中提過,自己讀書是因為媽媽的嘮叨。“媽媽說,《魯迅全集》也不讓讀?別人讀一遍你讀十遍,以后你就是研究魯迅的專家!”——后來您是不是真的讀過《魯迅全集》?
陳建功:先母是中學教員,家里的書架上就有《吶喊》《彷徨》等等,甚至還有關于魯迅作品的輔導書,比如許欽文先生的《語文課中魯迅作品的教學》等等。故此魯迅的小說和散文以及部分雜文,是在中學時代就讀過的。在我當煤礦工人的時候,所謂“四舊”剛剛被“橫掃”了,被允許讀的文藝書籍,除了官方所說的經典論著,文藝作品也就是幾本了,魯迅的作品也是被允許的一種。故此先母所說,是以《魯迅全集》為例,傳遞“五世業儒書有種”的激勵而已。我家的《全集》,應是上世紀90年代才有的。不敢說全讀過,有些文字比如先生的譯作,我就沒讀,因為我不敢茍同關于“硬譯”的主張。在海外新的思想理論以及表述方式被引入中國之初,為不失原著本意和引進新的表述,“硬譯”之主張,固可理解。但總覺得還是梁實秋所說“信順兼顧”的譯本更為好讀。
中華讀書報:《紅樓夢》是您擁有的第一部名著嗎?那個時候閱讀是什么感受?這本書因為借出去又在火車上被列車員給沒收,后來有沒有再買《紅樓夢》?
陳建功:后來當然是買了,那已經是上世紀70年代末了。我還記得應是1978年,我已經上大學讀書了。思想解放,也解放了一批“封資修”書籍,同學們站在新華書店的柜臺前搶購,班里某位同學為了買到貨架上最后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站在擁擠的柜臺前高喊“安娜是我的”,傳為笑談。我的第一本《紅樓夢》,是“破四舊”的年月從人民大學校園里一個收破爛的老頭兒那兒買下的。那書的扉頁還有赫赫有名的黨史學者何干之的鈐章,顯然是何先生遭遇抄家后流失到收購廢品者的手里。我趁左右無人,花了幾毛錢買了它和兩冊《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可惜書還沒讀,被一個工友借走。那工友在開赴礦區的列車上看,被列車員以“黃色小說”的“罪名”給沒收了。至今想起,總猜那列車員是以“正能量”的名義,自己享用了。
中華讀書報:《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里提到,您曾經和王小波的哥哥有交集,提到他們哥兒倆比賽讀書,走火入魔,比速度還比記憶力。印象中還有哪些關于讀書的趣事?

《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陳建功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8月第一版
陳建功:我和王小波他哥王小平是同年級同學,他家和我家都在一棟樓,但不在一個單元。回想起來,這哥兒倆有點兒“邪”勁兒。比如那會兒的小孩兒放鞭炮,也就是拆下一掛鞭,扔來扔去地放唄。他哥兒倆卻拉電線,遙控引爆,我路經“雷區”,也曾遭遇“毒手”。后來王小平和我一樣,到木城澗煤礦當工人去了。現在他在美國某高校當教授。這哥兒倆讀書的趣聞,我是從王小平的回憶文章里讀到的。王小平感慨小波之博聞強記,相比之下,我很慚愧。
中華讀書報:有母親耳提面命,您讀書也“蠻拼”。為了讀書甚至還做過“偷書”的事——“書非借不能讀也”,是不是偷來的書讀得記憶更深?
陳建功:偷書也是特殊歷史時期的故事。木城澗礦圖書室不大,只有二三十個書架的藏書。我偶然進入,見一個老職工正受命打捆,說是要“破四舊”,打捆后就去化紙漿啦。時逢冬天,我和幾個工友就穿了棉大衣,趁其大意,偷偷往腰帶里掖。一趟趟往宿舍里運。記得偷出的書有托爾斯泰的幾部經典作品,《紅字》《曹禺劇作選》,還有朱光潛先生的《西方美學史》。又十年,恢復高考,我讀了大學。在北大燕南園,忽然發現一個瘦小枯干的老人在一寸一寸地挪步,后來才知道這就是朱光潛先生,先生那本被我偷出來的書,當然是早讀過了,當時恰又讀到先生新發表的《西方美學史》再版序言。心想人哪,哪怕已衰老如斯,那讀書寫書所鑄造的風骨,該是多么有魅力!經歷類似的故事,當然對讀書有感情。不讓讀書的年代偷書讀,激發你珍惜讀書的機會,“偷書”和“借書”哪個讀起來記憶更深?沒想過。當時有一點調皮的快樂和精神滿足的優越倒是真的。
中華讀書報:想要成為作家是什么時候?影響您的作家作品有哪些?文學的種子是從什么時候埋下的?
陳建功:在礦山時,開始寫些應時應景文章,勞動模范賽詩會的詩啦,應時應景的新聞報道、人物事跡啦,不過就是混混“公出”,能偷幾天懶,借著回北京送稿子的機會,回趟城里而已,再往后,夢想著調回北京城里,當個《北京文藝》的編輯啦。用我現在的認知——“不過就是為了拯救一個卑微的自己”,直到上個世紀的70-80年代之交,思想解放大潮興起,突然醒悟,文學最難得的是情感的真誠、思想的自由、表達的獨特。
中華讀書報:如果閱讀可以分階段的話,應該怎么劃分?您覺得最重要的時段是哪一階段?
陳建功:中小學時期是逮著啥書看啥書,印象最深的上世紀60年代,忽然有了一兩年讀書的“松動期”,我們人大附中的閱覽室,把所藏的各種“雜書”都向學生們開放了,為此覺得讀書視野大增,由家庭走向了社會,由課本游進了書海;挖煤時期就是說過的“偷書”了,那個時期的特點是,“偷出啥書看啥書”,得意的是,“盜火者”般的快樂;哭笑不得的是,被“整肅”的無奈。再后來就是改革開放以后上大學那時期了。那時的感覺是:聽說啥書找啥書。一個是老師們,個個都是著書立說的“大咖”,樂黛云先生給你講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品,你一無所知時,能不緊張?袁行霈先生講“唐詩欣賞”,毫無童子功的我輩,豈能不惡補?一個是同學們,個個抱玉握珠,閑談中就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得偷偷地找書來補。第四階段就是當下了,我覺得似乎得進入“疑書”階段了,就是孟子所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書籍的良莠不齊、五色眩迷;包裝推廣,大言皇皇。倒格外要求讀者慧眼識別,選擇和思考。
中華讀書報:您有什么閱讀習慣?喜歡記筆記嗎?
陳建功:我不做筆記,除了對特別珍貴的、有助于思考和寫作的書籍、資料,要特別存放,或記下來做個索引。有時則在天頭地腳加一點感喟。
中華讀書報:有時間重溫作品嗎?有什么書值得您一讀再讀?
陳建功:最讓我歡喜的是“五柳先生”那句“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因此我佩服“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的金句,也佩服“頭懸梁錐刺股”的勵志,但我不樂意那樣,總覺得有點兒“裝”。或許恰是這偏愛造就了我的根基淺薄?重溫的作品是有的,比如最近就重讀了賽珍珠的《大地》和蘇青的《結婚十年》,重讀的原因是,這兩部作品曾經被貶低甚至遺忘,貶低它的不乏中外的著名作家。我重讀后確認了這兩部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故人(古今中外皆可),您最想見到誰?
陳建功:馮牧先生。我視之為恩師。在新時期文學發端之初,他就私下召見我,鼓勵我。在他病故前,甚至還為我的中篇小說《前科》寫下了很長的評論文字。他的誠懇與良善、修養與儒雅,在我眼中,是人格魅力的典范。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去荒島,只能帶三本書,您想帶哪三本?
陳建功:我首先想到的是,得有新鮮感,還要經得起反復翻檢。或會帶一本沒讀過卻口碑極佳的新書,再加兩本把玩不已津津有味的書,如《北平風俗類征》(李家瑞編)和《大戲考》。
中華讀書報:如果組織一場宴會,您想邀請誰?
陳建功:最讓我歡喜的聚會是北大77級文學專業同學的聚會,今年6月就剛剛聚會了一次。適逢定居加拿大的李彤《紅學外史》在京發布,黃子平張玫珊夫婦專程自香港前來“站臺”,還有從來沉湎于書齋,極少露面的“夫子”朱則杰教授從浙江趕來助興。更意外的驚喜是,我們“文七七”的“女婿”孫立哲也出現了。早在他和吳北玲熱戀的年代,我們班同學大都熟悉他。大家不會忘記已故同學吳北玲在同窗歲月那活躍而美麗的身影。孫立哲的出現,簡直就是吳北玲的回歸。而“代表北玲”的“女婿”身份,又成了孫立哲“搶單”不容置疑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