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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賦詩斷章,予取所求——康有為的莊子論
來源:《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 | 劉濤   2026年07月06日08:17

康有為十分重視《莊子》,曾大量引用、化用《莊子》。他評價《莊子》道:“自孔子外,《莊子》當為第一書。”[1]康有為極度推崇孔子:“然吾謂天可退于孔子,孔子可進而為天。合三百六十度日月星辰之照耀,而義理皆率由于其中;舉百千萬億年皇王帝伯之推移,而制度無騰躍于其外。置天地于無用而自為天地,藏圣王于舊統(tǒng)而新作圣王。”[2]《萬木草堂口說》稱:“天不生孔子,則萬古如長夜。”[3]《孔子改制考》稱:孔子為制法之王,孔子為新王,孔子為素王,孔子為文王,孔子為圣王,孔子為先王,孔子為后王,孔子為王者,孔子托王于魯。孔子即天,孔子集先王、后王一身,何可復(fù)加也。[4]視《莊子》為孔子外第一書,可見莊子在康有為心中的地位。但康有為論莊子有較強的主觀性,往往服務(wù)于自身理論,故前后常有矛盾。這些矛盾也是罅隙和提示,本文沿此討論,力圖發(fā)現(xiàn)康有為思想的變化脈絡(luò)以及其中包含的相關(guān)問題。

一 關(guān)于莊子的定位

關(guān)于莊子與孔子、老子的關(guān)系,歷代論者多,意見紛紛。康有為前后表達過四種觀點,且頗有矛盾處。

一是莊子為老子后學(xué)。《孔子改制考》(1892—1898)稱:“莊周雖從田子方,而歸本老子,故列老學(xué)。”[5]《萬木草堂口說》(“系康有為1896年于萬木草堂講課時學(xué)生的筆記”[6]):“老子后學(xué)兩派,一派清虛,莊、列是也。一派治國,申、韓是也。”[7]又說:“老子后學(xué),流派甚繁:莊、列主上清虛。楊朱講求縱欲。”[8]又說:“莊子近于老,鄒子近于莊。”[9]

二是莊子系孔子后學(xué)。《康南海先生講學(xué)記》(根據(jù)康有為門人張伯楨1896年的課堂筆記整理而成[10])言:“莊子,孔子之再傳弟子也。其中有《天下篇》,發(fā)揮儒家之理甚多。”[11]《萬木草堂口說》稱:“莊子,四方弟子,孔子三傳弟子,故《天下篇》最尊孔子,不安于老子,而簸弄老子。”[12]又說:“莊子在孔子范圍,不在老子范圍。”[13]“莊子贊孔子極精,自贊孔子以來,以莊子為第一。” [14]

三是莊子兼孔老。《萬木草堂口說》言:“莊子,孔子后學(xué),而兼老子者也。”[15]又說:“莊、列多言至理,能知天地之大,當為孔子后學(xué),微有老學(xué)耳。” [16]

四是莊子超越孔老。《南海師承記》(“系康有為門人張伯楨據(jù)1896至1897年間于萬木草堂聽講筆記整理而成”[17])言:“老子之學(xué)全從外道想出,莊子之學(xué)全從人間世道見得破,而莊子之聰明直過于孔子,故超孔子范圍,亦不落老子窠臼也。” [18]

莊子為老子后學(xué),此為流行觀點,今尚老莊連稱。司馬遷言莊子:“其學(xué)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 [19]

莊子對孔子的態(tài)度,歷代大致有詆訿說、助孔說、尊孔說。[20]莊子是孔子后學(xué),此論其來有自。蘇軾言:“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21]林云銘言:“莊子另是一種學(xué)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兩樣,此大過也。”[22]莊子兼孔老,此觀點亦有人發(fā)之。王闿運言:“莊子之合孔老道同也。”[23]故康有為所持論,大致有所本。

二 莊子與子貢

在這四種觀點中,其后康有為堅執(zhí)莊子是孔子后學(xué)。然孔子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尤其孔子去世,“儒分為八”,莊子學(xué)問具體來源于孔子后學(xué)哪個派別?

始之,康有為以莊子為子夏再傳弟子。傳承譜系為:孔子—子夏—田子方—莊子。《康南海先生講學(xué)記》言:“莊子是子夏再傳弟子,為田子方弟子,莊子確在老子之上。” [24]

莊子為子夏后學(xué),歷代皆有倡言者。韓愈說:“蓋子夏之學(xué),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25]章學(xué)誠言:“荀莊皆出子夏門人。”[26]譚嗣同言:“孔學(xué)衍為兩支:一為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免焉。”[27]關(guān)于此問題,康有為無所發(fā)明,拾取成說而已。

其后,康有為說法又變,稱莊子是子貢后學(xué)。《論語注》(“撰者序謂‘昔嘗為注,經(jīng)戊戌之難而微矣’。復(fù)于1902年避居印度期間補成。但此后屢有增訂,全書撰畢當不早于1915年”[28])稱:“田子方、莊周傳子貢之學(xué)……今以《莊子》考子貢之學(xué),以《易》說考子木、商瞿之學(xué),以《禮運》考子游之學(xué),以《中庸》考子思之學(xué),以《春秋》考孟子之學(xué),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xué),以荀子考子弓之學(xué),其精深瑰博,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在,何其偉也!”[29]此言孔門傳承格局,子貢、莊子得孔子之一端。《長安講演錄》(1923)言:“子貢傳性與天道之學(xué),一傳田子方,再傳莊子。” [30]

此觀點陳師道已發(fā)之:“孔氏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后則有荀卿,曾輿之后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后則莊休,而荀孟莊之后無聞焉”[31],“莊子之學(xué)出于田子方,子方出于子貢”[32]。康有為承陳師道之說,但他對孔子—子貢—田子方—莊子這一傳承譜系作出了獨特的闡釋。

孔子以宗廟之器贊許子貢,康有為猶嫌不足,稱子貢雖然為“器”,然與大道不器不遠矣。《論語·公冶長》:“子贛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康有為釋曰:“子贛高才達學(xué),卓然早成,故孔子稱其成器。以其性識精深,故許為宗廟重器。至于聞性與天道后變化從心,必更有進,其去大道不器必不遠矣。但人才必先求成器,而后進為不器也。” [33]

康有為對子貢的理解主要體現(xiàn)在對《論語·公冶長》的解釋之中。“子贛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康有為釋曰:“子贛不欲人之加諸我,自立自由也;無加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人為天之生,人人直隸于天,人人自立自由。不能自立,為人所加,是六極之弱而無剛德,天演聽之,人理則不可也。人各有界,若侵犯人之界,是壓人之自立自由,悖天定之公理,尤不可也。子贛嘗聞天道自立自由之學(xué),以完人道之公理,急欲推行于天下。孔子以生當據(jù)亂,世尚幼稚,道雖極美,而行之太早,則如幼童無保傅,易滋流弊,須待進化至升平太平,乃能行之。今去此時世甚遠,非子贛所及見也。蓋極贊美子贛所創(chuàng)之學(xué)派,而惜未至其時也。子贛蓋聞孔子天道之傳,又深得仁恕之旨,自顏子而外,聞一知二,蓋傳孔子大同之道者。傳之田子方,再傳為莊周,言‘在宥天下’,大發(fā)自由之旨,蓋孔子極深之學(xué)說也。但以未至其時,故多微言不發(fā),至莊周乃盡發(fā)之。……莊子傳子贛微妙之說,遺粗而取精,亦不過孔子耳目鼻口之一體耳。近者世近升平,自由之義漸明,實子贛為之祖,而皆孔學(xué)之一支一體也。” [34]

自由云云,康有為溯源于孔子。子貢傳性與天道,即傳自由自立之說。故康有為言,“子贛不欲人之加諸我,自立自由也;無加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人為天之生,人人直隸于天,其觀點似馬丁·路德所倡之新教,故梁啟超說康有為“孔教之馬丁路德也”。[35]莊子傳子貢之道,主要表現(xiàn)在《在宥》篇。《孟子微》(1901)言:“子貢傳太平之學(xué),曰:我不欲人之加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人己皆平。莊子傳之,故為‘在宥’之說,其軌道甚遠。”[36]人人自由,此即太平大同之世。康有為所謂:“所謂乾元用九,見群龍無首,而天下治。行太平大同之政,人人在宥,萬物熙熙,自立自由,各自正其性命。”[37]譚嗣同甚至引申道:“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之義;在宥者,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zhuǎn)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38]

康有為對《在宥》篇的解釋呈現(xiàn)兩個特點。一是以西釋中。劉禾討論考證“自由”一詞的流變:“《玉臺新詠·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謂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拘束。早在1868年被用來翻譯‘freedom’。”[39]康有為名為解釋孔子、子貢、莊子,實則借而倡自由觀念。難怪葉德輝批評康有為:“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40]二是以經(jīng)證其私意。謂子貢性與天道、莊子《在宥》為大同之學(xué),借古人之口道其私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好廢舉,與時轉(zhuǎn)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子貢頗似縱橫家之祖。《史記·貨殖列傳》記述:“子貢結(jié)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康有為對子貢的論述與定位,幾乎不本乎史實,唯從其自身理論觀念出發(fā)。康有為對田子方論之甚少,唯數(shù)次化用《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發(fā)而干,蟄然似非人”,用以自況。 比如,“握發(fā)悊然,似人而非”[41],“吾朝夕擁書于是,俯讀仰思,澄神離形,歸對妻兒,慹然若非人”[42]。

三 對《莊子》諸篇的論述

《萬木草堂口說》集中記述了康有為對莊子的理解,可謂康有為莊子學(xué)總綱。“莊子昌經(jīng)營天下,乃熱人,非冷人,后來能辦事,皆用莊子之學(xué)。其書中最闊大之論,如《逍遙游》《秋水》諸篇。其入世,用《齊物論》一篇。發(fā)得一圓字最精,事有《人間世》《天運》《大宗師》諸篇。老學(xué)有《養(yǎng)生主》一篇。深知孔子而力尊之,有《天下篇》。言不動之學(xué),與《列子·天瑞篇》同,有《徐無鬼篇》。”[43]“《德充符篇》直是忘形體。” [44]

康有為言莊子“乃熱人”“能辦事”,可一掃世人對莊子的成見。論《逍遙游》《秋水》《齊物論》《人間世》《天運》《大宗師》《養(yǎng)生主》《德充符》諸篇大旨,能得大體。于《逍遙游》《至樂》,康有為尤著意。

《逍遙游齋詩集》言:“癸卯春,賊臣榮祿死,吾辭英人保護,自印度出,漫游緬甸、爪哇、安南、暹羅,還港省母,遂游歐美十余國。吾舊有逍遙游齋,黃學(xué)士仲弢為吾篆額,……都之為《逍遙游齋詩集》,凡一百二十六首。”[45]知康有為舊有齋名逍遙游齋。1903年,榮祿死,康有為游十余國,觀諸國文明、風俗,自比逍遙游。

若言《逍遙游齋詩集》是地游,《諸天講》則似天游。康有為稱:“然則吾地上人皆天上人也,吾人真天上人也。人不知天,故不自知為天人。故人人皆當知天,然后能為天人;人人皆當知地為天上一星,然后知吾為天上人。莊子曰:人之生也,與憂俱來。吾則以為,人之生也,與樂俱來。生而為天人,諸天之物咸備于我,天下之樂,孰大于是!”[46]又說:“吾之談天也,欲為吾同胞天人發(fā)聾振聵,俾人人自知為天上人,知諸天之無量,人可乘為以太而天游。則天游之電道,與天上之極樂,自有在矣。”[47]康有為門人序引梁啟超言:“任公曰:《諸天書》多科學(xué)家言,而不盡為科學(xué)家言;莊子《逍遙游》不言科學(xué),《諸天書》兼言科學(xué),后人或不以《逍遙游》視之,而議先師科學(xué)之言為未完也。” [48]

《廖天室詩集》言:“己亥之夏,吾游地居加拿大域多利之文島,名其室曰廖天。海島雪山,有憂轍能去勝游不可忘。自甲辰十月再入加拿大,遂再游美、墨,再歸于歐。鴻飛冥冥,扶搖九萬,則入于廖天矣。”[49]廖天典出《大宗師》“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廖天一”。憂何以遣?逍遙游于諸國,安于排,入于廖天之境,此康有為自道其志。

“觀乎南海一生事業(yè),處處失敗,大略言之,蓋有四焉。戊戌之變,此一敗焉,此其所以丑詆慈禧也;保皇無成,此二敗焉。此其所以銜孫氏也;保教受阻,此三敗焉,此其有憾于共和也;復(fù)辟無望,此四敗也焉,則切齒于馮玉祥矣。”[50]康有為常處失敗之境,定異常苦悶,故多次言“莊子曰:‘人之生也,與憂俱來’”[51]。

《大同書》曾言諸多類苦:投胎之苦,夭折之苦,廢疾之苦,蠻野之苦,邊地之苦,奴婢之苦,水旱饑荒之苦,蝗蟲、火焚、水災(zāi)之苦,火山之苦,地震之苦,室屋傾壞之苦,舟船覆沉之苦,汽車碰撞之苦,疫癘之苦,貧窮之苦,富人之苦,賤者之苦,貴者之苦,帝王之苦,圣神仙佛之苦,鰥寡之苦,孤單之苦,老壽之苦,蠢愚之苦,仇怨之苦,愛戀之苦,牽累、勞苦、愿欲、疾病無醫(yī)之苦,刑獄之苦,苛稅之苦,兵役之苦,壓制之苦,階級之苦。《莊子·至樂》言:“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貧窮之苦、富人之苦、賤者之苦、貴者之苦、帝王之苦等化出自《至樂》篇。

四 對《天下篇》的研究與化用

《天下篇》在莊書中地位極重要,可謂全書后序。[52]康有為極重莊子《天下篇》,十余次引用、討論《天下篇》。

《南海師承記·講莊子天下篇》:“通部《莊子》皆寓言,獨《天下篇》乃莊語也。讀之可考周秦諸子學(xué)案,直過于《荀子·非十二子篇》。其中以孔子為宗旨,故列孔子為第一等,稱圣王。其余列自己為二等,稱天人。列老子為三等,稱神人、至人。列墨子為四等,稱圣人。列田駢、慎到為五等,號君子。至于施惠、鄧析之徒皆無稱。而鄒衍生在莊子后,故書中絕不載其名。‘古之人其備乎’一句指孔子,皆原于一知。孔子以元統(tǒng)天,與《易緯》‘太一’之旨同,‘其言不與先生同’一句,即力詆諸子之反乎孔教也。篇中稱孔子最精透者,‘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shù),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數(shù)句,即子思《中庸》《孟子》七篇與宰我、子貢、有若諸人,雖極鋪張揚厲,究不能深知孔子深意。孔子微文,若夫黨人太宰等,則更隔膜矣。而《南華》最謬者,以周柱下史之老聃,為著《道德經(jīng)》之老聃。太史公之《史記》亦不能定著《道德經(jīng)》之老子為何人,故并老萊子而平列,使后世學(xué)者惑焉。獨《天下篇》所引老子,大旨已備,知《道德經(jīng)》外,老子別無他書矣。《道德經(jīng)》云:抱一為天下式。莊子稱老子主之以太一,其意全同,老子之文章斬釘截鐵,莊子之文章流動活潑。老子之學(xué)全從外道想出,莊子之學(xué)全從人間世道見得破,而莊子之聰明直過于孔子,故超孔子范圍,亦不落老子窠臼。‘六經(jīng)’皆孔子所作,一證之《天下篇》,二證之《論衡》,三證之何休《公羊》解,其說最的,無疑也。”[53]

康有為之所以盛贊《天下篇》,因覺《天下篇》乃莊語也,可考周秦諸子學(xué)案,又堅執(zhí)“古之人其備乎”之“古之人”指孔子,可證明六經(jīng)乃孔子作。

《大同書》化用了《天下篇》。孔子言大同之世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篇》言大同寥寥數(shù)語,康有為將孔子這幾句話加以發(fā)揮,作《大同書》,寫成煌煌數(shù)十萬言。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想象了大同之世景象,沒有級界、種界、行界、家界、國界、產(chǎn)界等諸苦,人不分等級。盡管大同之世人無差等,人人平等,但于智、仁尚有差別。基于此,康有為對未來之世的人群作了總體劃分,分為九類。康有為言:“凡仁、智兼領(lǐng)而有一上仁或多智者,則統(tǒng)稱為美人。上仁、多智并領(lǐng)者,則統(tǒng)稱為賢人。上仁、多智并領(lǐng)而或兼大仁或兼大智,則為上賢人。大智、大仁并領(lǐng)則統(tǒng)稱為大賢人。大智、大仁并領(lǐng)而兼上智者,則可推為哲人。大智、大仁并領(lǐng)而兼至仁者,則可推為大人。上智、至仁并領(lǐng)而智多者,則可推為圣人。仁多者,則可推為天人。天人、圣人并推,則可合稱為神人。”[54]

九種人涵蓋殆盡大同世界之人,自下而上分別為:美人、賢人、上賢人、大賢人、哲人、大人、圣人、天人、神人。此九種人的概念采自儒家和道家,譬如賢人、大人、圣人出自儒家;神人、天人云云出自莊子。九類人起點為美人,終點為神人。康有為將賢人三分:賢人、上賢人、大賢人。賢人之所以三分,可見其人數(shù)之多與重要,賢人或可謂大同之世的中堅力量。透過康有為劃分的九種人,一方面可見康有為《大同書》的用意,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其問題。

康有為區(qū)分九種人,靈感來自《天下篇》,他劃分的九種人是莊子在《天下篇》中所劃分的七種人之變。莊子《天下篇》區(qū)分了七種人,自上而下謂之: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民。莊子言:“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于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圣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shù)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yǎng),民之理也。”莊子所區(qū)分的七種人可將所有的人納入其中,且每種人的品質(zhì)與特征涵括殆盡,無論世界如何變化,人群皆可以分為這七種人。莊子的七種人應(yīng)是孔子上智下愚的細分,亦是《詩經(jīng)·大雅·抑》哲與愚的細化。上智與下愚、哲與愚是人群的頂端與末端,人群二分只能言其大概,中間的系列不甚明了,莊子七分則能將所有人定位,并將所有人的性質(zhì)概括殆盡。

《天下篇》中民與百官的位置具體、清楚,唯如何理解圣人、至人、神人、天人之間的關(guān)系有爭議,有兩種精彩的意見。譚戒甫說,圣人雖處于第四位,但卻是系統(tǒng)的中心。“圣人以上,有至人、神人、天人,共四層,為神之屬,即內(nèi)圣之事;圣人以下,有君子、百官與民,共四層,為明之屬,即外王之事;總凡七層:其所以下降上出者,皆由圣人為之中樞而生之成之也。蓋圣人實兼內(nèi)圣外王而一之:其神圣之三與明王之三,皆由于圣人之一,故曰有所生、有所成也。”[55]張文江則言圣人處于第四位,是至人、神人、天人的翻譯者。君子、百官和民不懂得上面三種人,他們需要圣人的翻譯。這個系統(tǒng)可以循環(huán),至人、神人、天人可隱藏在民、百官、君子或圣人之中。[56]天人、神人、至人、圣人不世出,民與百官是社會的大多數(shù)。若民與百官中的君子多一些,社會就正常運轉(zhuǎn),各方面皆平穩(wěn);若百官與民中君子少,社會就會風氣敗壞,也難行之久遠。

康有為對九種人的區(qū)分,若以莊子七種人而論,只是自君子至天人的再細分,康有為將莊子的前五種人變?yōu)榫欧N人。康有為九種人之最低者謂“美人”,其特點為“仁、智兼領(lǐng)而有一上仁或多智者”。康有為的“美人”相當于莊子的“君子”,君子是大同社會中人的起點。莊子七種人之最下兩者,百官和民,在康有為的大同系統(tǒng)中缺失。百官崇刑名尚法律,是事務(wù)性存在;民關(guān)心衣食住行,是自然性存在。莊子的后兩種人是人群的絕對多數(shù),君子亦或多有之,但圣人、至人、神人和天人則不世出或是少數(shù)中的少數(shù)。

康有為建構(gòu)的大同世界,占多數(shù)的民完全消失,竟然全是君子以上之人,大同社會可謂君子國。大同社會中,全是君子以上之人,人人皆能自理、自治,故百官亦不必存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言,若人人是天使,那么就不需要政府了;《易》所謂“群龍無首”,若社會由龍構(gòu)成,百官沒有存在的必要。民在大同社會中也不再存在,蓋因民可以脫離事、衣食、蕃息畜藏而進至九種人之中,可以成為美人、賢人、上賢人、大賢人、哲人、大人、圣人、天人、神人。

莊子立論基于現(xiàn)實,人群確有少數(shù)人和多數(shù)人之分,永遠龍蛇混雜,凡圣同居。對少數(shù)人的要求不能強加給多數(shù)人,若一旦將對少數(shù)人的要求強加給多數(shù)人,就會對多數(shù)人形成傷害,社會風氣也會敗壞。若要施政,一定要認清現(xiàn)實,分清人群。康有為九種人的立論基于理想,他假想未來之世人人皆是君子或比君子層次更高之人。康有為設(shè)想大同景象,提出一種方案,并且希望將這種方案付諸實踐,以之改造世界。又經(jīng)梁啟超、陳千秋等人“銳意宣傳”,“大同”觀念于是大為流行。康有為相信,粗鄙者可以啟蒙,每一個人都可成為有智慧的人。康有為認為,城邦可以建立在真理之上,下愚非但可移,而且可以成為上智。

康有為曾譏朱熹對于“格物”的解釋:“而以之教學(xué)者,是猶騰云之龍強跛鱉以登天,萬里之雕誨鸴鳩以扶搖,其不眩惑隕裂,喪身失命,未之有也。故謂朱子格物之說非也。”[57]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評康有為如下:而以大同教眾生,是猶騰云之龍強跛鱉以登天,萬里之雕誨鸴鳩以扶搖,其不眩惑隕裂,喪身失命,未之有也。

康有為是古代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人物,他好似導(dǎo)火索,重新挑起今古文之爭,引發(fā)多米諾骨牌效應(yīng),錢玄同、顧頡剛等繼起疑古、疑經(jīng),竟終致經(jīng)學(xué)崩潰。其作始也簡、將畢也巨,康有為之謂也。研究康有為的莊子論,可以為莊子學(xué)史貢獻一個豐富的案例。通過研究康有為對莊子尤其《莊子·天下篇》的相關(guān)論述,可以見出康有為“大同”的理論基礎(chǔ)和實踐路徑,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設(shè)想凌空蹈虛而非基于現(xiàn)實。其后的相關(guān)“大同”實驗與實踐產(chǎn)生了不少問題,或與此相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