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文明“有聲血脈”的一次搶救行動
《中華吟誦田野調查研究》,是由趙敏俐為首席專家所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吟誦的搶救、整理與研究”的最終成果。它分為文字版和音像版兩種,其中文字版21卷,545萬字,共收錄380余位吟誦傳人的文字訪談錄,2022年由現代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出版。音像版數據庫一種,共收入330余位吟誦傳人約6000分鐘160G的吟誦音像,由現代出版社于2025年出版。這也是一場歷時十余載、與時間賽跑的文化搶救行動的終極結晶,是一項為中華民族“詩歌聲韻基因庫”建立永久檔案的“國家工程”。作為長期關注并參與吟誦工作的學者,捧讀此書,感慨萬千。它不僅以空前規模系統保存了吟誦這一“中華詩文語音活態遺存”,更以其嚴謹的學術范式、深邃的理論思考和前瞻的傳承設計,為“中華吟誦學”的學科建構奠定了不可撼動的基石。
《調查》的核心價值,首在于其無可替代的“搶救性”。吟誦,這一綿延三千余載,融創作、學習、鑒賞于一體的傳統讀書法,自《尚書》“歌永言,聲依永”的記載,至屈原“行吟澤畔”、李白“吟詩作賦北窗里”、杜甫“新詩改罷自長吟”的實踐,早已內化為中國古典詩文的生命脈搏。然自二十世紀初,在現代教育體系轉型與西方文化沖擊的雙重作用下,這一脈相承的“有聲傳統”驟然斷裂,淪為僅存于耄耋之年的“絕學”。項目團隊所面對的,是一個年均遞減率高達10%、傳人普遍高于80歲的極度瀕危群體。書中收錄的周有光、葉嘉瑩、南懷瑾、霍松林等先生之絕響,以及遍布全國27省市及日韓的數百位傳人的珍貴影像,其價值已非普通的學術資料所能衡量,而是真正意義上的、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基因樣本。《調查》的出版,標志著我們終于趕在最后一道門關閉之前,為后世搶救出了一批最為寶貴的文明火種。
學術奠基:
從“田野搶救”到“學科建構”
《調查》的卓越成就,在于它并非簡單的資料堆砌,而是通過一套科學、系統的工作方法,完成了從零散的“田野搶救”到體系的“學術奠基”的跨越。
其一,它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的“全息檔案”范式。項目創造性地構建了“文字口述史—高清影音實錄—理論分析報告”三位一體的立體記錄體系。超過545萬字的訪談實錄,不僅記錄調式,更深入挖掘每位傳人的師承脈絡、習得語境、個人體悟與文化觀念,為理解吟誦背后的“人”與“文化生態”提供了鮮活樣本。配套出版的音像資料,則原真保存了聲音的旋律、節奏、氣韻乃至表演者的神態,使“依字行腔”“平長仄短”等抽象法則變得可感可知。這種“全息化”記錄,超越了以往非遺保護中常見的單一媒介局限,為文學、語言學、音樂學、教育學、人類學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可多維度解析的基礎數據庫。
其二,它在海量實證基礎上,進行了關鍵性的理論提煉與體系化構建。面對吟誦“有無規則”的歷史爭議,《調查》團隊并未陷入空泛的理論爭執,而是讓田野證據說話。通過對不同方言區、不同流派大量樣本的比對分析,首次清晰提煉并論證了“依字行腔”“平長仄短”“因情定調”這三大吟誦核心聲韻規律。更為重要的是,該書在廣泛采錄的基礎上提出了極具辯證智慧的“四維傳承”理論,即形成“方言傳統吟誦/方言新調吟誦、普通話傳統吟誦/普通話新調吟誦”并存發展的格局。這一理論,破除了“傳統與現代”“方言與普通話”二元對立的思維窠臼,既堅決捍衛了方言吟誦作為文化本源與活態根基的必須保護的地位,又以開放姿態為吟誦融入國民教育體系(普通話)和當代生活開辟了合法且可行的創新路徑,從理論上化解了傳承中最為核心的矛盾。
其三,它展示了數字人文技術在巨型文化遺產項目中的成功應用。面對高達10TB的原始影音數據,《調查》項目同步構建了龐大的“中華吟誦數字資源庫”。這不僅是一項技術保障,更是一種研究范式的革新。數據庫支持按傳人、方言區、文體、流派等多重標簽進行檢索與交叉分析,使得探究某一腔調的流變、對比不同地區對同一詩文的處理方式等以往難以想象的宏觀、微觀研究成為可能。這種“數字化建檔”與“學術出版”雙軌并行的模式,為同類大型非遺項目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現代工作范式。
價值重估:
對中華文明“有聲維度”的再發現
《調查》的深層意義,在于它促使我們重新評估和發現中華文明中那個長期被文字記載所遮蔽的“有聲維度”。
吟誦絕非簡單的“帶調朗讀”,它是中國古典詩文意義生成、審美體驗與教育傳承的元方法。葉嘉瑩先生一生疾呼,詩歌“興發感動”的生命力源于吟誦。《調查》以海量資料予以實證:通過聲調的旋律化(依字行腔),漢語的音韻美得以彰顯;通過節奏的格律化(平長仄短),詩文的內在氣脈(文氣)得以具體呈現;通過聲音的情感化(因情定調),抽象的文本意境得以轉化為可體驗的審美境界。這正是桐城派“因聲求氣”理論的活態實踐,證明中國文學批評中諸多精微概念(如神、氣、韻),原本就有一套與之對應的、可操作的聲學表達系統。這項研究因此超越了文學本身,為理解中國古代音樂(依字行腔的作曲法)、教育(口傳心授的浸潤式教學)乃至哲學思維(“聲氣”與“心性”的關聯),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更為重要的是,《調查》為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一時代命題,提供了具體而深刻的啟示。作為傳統文化的保存,應當堅持“古詩古調”,以守護本源,但也需要“古詩今傳”,允許普通話朗誦形式的存在。《調查》成果本身即“兩創”的成功典范:它將瀕危的“絕學”轉化為系統的學術資源和數字資產(創造性轉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普通話吟誦”等指導未來實踐的理論(創新性發展)。它啟示我們,真正的創新并非無源之水,必須像本項目一樣,建立在對其本源形態扎實、系統的研究基礎之上。
文明互鑒:
東亞聲韻共同體的發現
《調查》的學術視野并未局限于國境之內,而是頗具匠心地將日本、韓國的漢詩文吟誦(詩吟、聲讀)納入了系統性的田野采集與比較研究框架。這項工作具有深遠的文明史意義。
它通過實證表明,吟誦是古代東亞漢文化圈共同擁有的“聲韻共同體”遺產。日韓的吟誦,雖歷經本土化演變,但其內核依然清晰可見中華詩文的格律、聲韻與美感追求。例如,對日本“詩吟”傳承、韓國儒家書院“讀書調”的采錄,不僅保存了珍貴的文化變異樣本,更揭示了中國古典文化超越政治疆界的、強大的藝術與精神凝聚力。這種跨國比較研究,使得“中華吟誦”的概念從一個國家非遺,升華為一個區域性的文明現象,為從聲音傳播角度研究東亞文化交流史開辟了新境。
總而言之,《中華吟誦田野調查研究》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里程碑式學術工程。它以史詩般的田野實踐,完成了對中華文明“有聲血脈”的一次空前規模的搶救性梳理與存檔;它以嚴謹的學術建構,為“中華吟誦學”乃至相關交叉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資料與理論基礎;它以深邃的文化洞察,為我們重新認識古典文學、激活傳統教育智慧提供了新的密鑰;更以其成功的“兩創”實踐,為傳統文化在當代的生根發芽指明了可操作的路徑。趙敏俐教授及其團隊以“十年辛苦不尋常”的學術堅守與文化擔當,為我們建造了一座連接千年文脈與未來文化復興的堅實橋梁。這座橋梁,讓那曾被認為已逝的“清吟”,得以穿越時空,繼續在新一代中國人的心田與口耳間回蕩,為涵養民族精神、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注入源頭活水般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作者為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