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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冬天慢慢柔軟,雪停在遙遠的地方”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林莉  2026年07月05日22:07

當代漢語詩歌中,“故鄉”早已成為一個普遍存在的詞。翻開任何一本詩刊,你都會讀到無數關于鄉愁的詠嘆:月亮、炊煙、老屋、母親的白發——這些意象被反復使用,變成一種可供批量生產的情感符號。而薄暮的《王塆》讀來令人感動,久久沉默。這是一個經歷滄桑、身懷光明的詩人對中原故土的赤誠眷戀。既非寬泛懷舊,也不囿于群體苦難敘事,而是在俯身大地的真切觸摸與清醒的時代在場感之間,找到了一種珍貴的平衡。它并非簡單地抒發鄉愁,而是深刻揭示現代人該如何“還鄉”:我們越是執著地尋找故鄉,故鄉就越是在這種尋找中消逝;我們越是渴望在故土安放自我,自我就越是顯露出無所歸依的真相。

薄暮對王塆的書寫,從一開始就拒絕了那種居高臨下。他只是用個人對王塆的種種經歷來專注呈現,甚至他都沒有將視線落在他者的生活,極為罕見地寫下自傳體的王塆樣本,疼痛且治愈。比如《一個打桂花的人》中,詩人寫道:“如果我是一個打桂花的人/就會翻過籬笆/把陽光般的、月色般的、彩虹般的/消息/撒在你的門頭。”這里的“打桂花”這一具體勞作,被賦予了傳遞芬芳與美好的象征意義,但詩人并沒有將這種美好抽象化,而是讓它落腳在“你的肩膀和眼睛里都飄著芬芳”這樣的身體感受上。這種從身體切身感受出發的書寫,使薄暮的詩歌避免了傳統鄉土詩常見的感傷主義或田園牧歌式的虛浮。詩中的桂花“不會讓你屋后的山坡下雪/也不會讓你門前的稻子更沉”,它只是一種純粹的贈予,而這恰恰是詩歌本身之于現代生活的顯影。

薄暮的語言同樣體現了這種“俯身”的姿態。他的詩句樸素堅實,直撲人心,是自我生命經驗在自然生發。語調親切,有如在交談。時而欣然、時而悲愴。情感內斂節制。在“回不去”的故鄉又深深迷戀那里的一草一木,像一個落水者抓緊那根稻草。比如《老屋》一詩寫道:“老屋現存于父親去世時留下的/一份赭黃文書,已經五代人傳閱。”將老屋比喻為一份“文書”,既保留了物質實體的質感,又賦予了時間的縱深。而“下雨時,木桶里嘀嘀嗒嗒/整夜挑撥我的神經”這樣的句子,用最日常的聽覺經驗,傳達了人與老屋之間那種近乎幻覺般的情感糾葛。薄暮的語言不追求奇崛,卻在平實中蓄積著巨大的情感能量,這種語言風格本身就是對鄉土世界的尊重——它拒絕用過于精致的修辭去“改造”鄉土,而是以自己的語言講述,使之成為人人心里的“王塆”。

《王塆》最令人深思的,是它呈現的“還鄉”行為背后復雜的心理。在《鄭州到除夕有多遠》一詩中,薄暮寫下了一個令人心碎的辯證結局:“但我的故鄉已不在王塆/我的故鄉我隨身攜帶/沒有一種速度可以抵達/而我的除夕只在王塆。”故鄉既被“隨身攜帶”,又“沒有一種速度可以抵達”,這種矛盾揭示了現代人還鄉的根本困境:我們尋找的故鄉,早已不是地理上的那個村莊,而是被時間帶走的那段生活,是再也無法復制的童年與青春。物理上的王塆仍然存在,但作為精神原鄉的王塆,只存在于記憶與想象之中。事實上,地理上的王塆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阻尼器》一詩將這結果推向更深的層次:“不回去,故鄉或許還在/一回去,就不在了。”這是對現代人還鄉心理的精準洞察。故鄉之所以成為故鄉,恰恰因為它是一個回不去的地方。一旦我們真的回去了,發現老屋可能已經倒塌,故人可能已經離散,記憶中的場景早已面目全非,那個支撐我們漂泊生活的精神故鄉就崩塌了。故鄉于是成為一種“阻尼器”般的存在——“讓我不被柳絮裹挾”,它提供的是心靈的穩定感,但這種穩定感恰恰建立在其不可抵達性之上。薄暮在這里觸及了現代性中一個核心的思辯:我們渴望根,但根只有在不可企及時才具有滋養的力量。

薄暮的時間意識在《冬天慢慢柔軟》《一直在回來的路上》等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善于捕捉時間流逝的細微痕跡,以及人與時間之間那種緊張而又溫柔的關系。“冬天慢慢柔軟。雪停在遙遠的地方/風不出聲,推一下門,又推一下/河上響起碎銀子月光”,這樣的句子中,時間以一種幾乎可以觸摸的質感呈現出來,它不再是一條單向流逝的直線,而是一種可以反復折疊、回旋的場域。正是這種對時間的獨特處理,使薄暮詩歌中的“還鄉”不再是簡單的線性回歸,而成為一種在時間維度上的往返穿梭。

《王塆》中反復出現的書寫行為本身,也構成了一種自我慰藉。《空的是什么》明確宣告“我已將故鄉寫完”,《在鋼鐵廠給母親寫信》則將書寫行為與情感表達直接關聯。這種對書寫本身的反思,使《王塆》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鄉土詩集,成為一部關于記憶、時間與詩歌本身的作品。它是從薄暮身體里長出來的,像臥虎山、烤龍河那樣成為記憶的標識。薄暮通過書寫王塆,不僅是在重建一個逝去的世界,更是在探索書寫本身如何成為存在的家園。當“寫完故鄉”成為可能,故鄉就從地理實體轉化為語言實體,從特定地點轉化為普遍的精神空間。

《王塆》之所以能在眾多鄉土書寫中脫穎而出,正是因為薄暮清醒地意識到還鄉行為的辯證性質,并且不試圖消解,而是將其轉化為詩意的源泉。它的源頭在《詩經》、黃河、大平原、鋼鐵廠、麥地,在蒼茫的風雪里,在堅硬的使命和命運里。他既不執著于重建一個想象中的和諧家園,也不輕易解構鄉愁。他清醒地認知到故鄉的不可抵達,同時又對故鄉深深渴望。他用詩來承認記憶的不可靠,同時承認記憶是唯一可靠的故鄉;承認語言無法完全捕捉故鄉,同時承認唯有語言能夠讓我們無限接近故鄉。無論世事變遷,詩人始終在創造,有勇氣“一直在回來的路上,把所有的路走彎”。

薄暮寫下王塆,像在寫一封家書,他首先是寫給自己的,他打動自己再打動讀者,而打動是多么難能可貴的能力與力量。他既是在寫故鄉,也是在寫勇毅前行的一生,純粹而真誠。暮春時節讀到它,正是一年萬物蔥蘢蓬勃生長時,詩集里附著幾幀王塆的實景圖,可觸可感可回味。它與每一首詩一同呼吸著,并與讀到它們的人靜靜對視,千言萬語卻欲言又止。我想《王塆》的讀者不必是大別山區的人,甚至不必是鄉村出身的人,每一個在現代生活中感受到漂泊與孤獨,熱愛與深情的人,都能在薄暮的詩行中找到某種共鳴——因為我們都在尋找自己的“王塆”,那個回不去卻永遠在路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