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新見珍本的價值


文新堂梓行《繡像紅樓夢》中的影印頁 資料圖片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偉大經典,百余年來,《紅樓夢》學術研究始終保持著極高的熱度,至今甚至已漸趨飽和。包括脂評抄本、木活字本、刻本及鉛石印本在內的《紅樓夢》存世版本,亦被幾代研究者“上窮碧落下黃泉”,探幽索隱,搜羅殆盡。想要新發現一種《紅樓夢》珍本,殊為不易。然而,天下事終究逃不過“有心”兩字,經過古小說收藏家張青松長達八年的追蹤拼配,一部清嘉慶四年(1799)文新堂刊本《繡像紅樓夢》(以下簡稱“文新堂本”),近日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高清影印,欣欣然進入了學界和讀者的視野。這部“不期而至”的新版本,在如下幾個方面顯現了它的獨特學術價值。
其一,文新堂本內封頁有刻書牌記和“文新主人識”語,據此可確認其刊刻時間為嘉慶己未四年(1799)仲春,小說正文乃據王氏東觀閣白文本翻刻。以往研究認為: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高鶚以木活字排印了《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即“程甲本”),次年再次修訂排?。础俺桃冶尽保≌f文本流播自此結束抄本時代進入印本時代;東觀閣白文本是已知第一個程甲本的翻刻本,但它翻刻的具體時間并不清楚?,F在有了文新堂本,就可斷定,東觀閣白文本刊刻時間的下限為嘉慶四年(1799),文新堂本是它的首個翻刻本。
其二,文新堂本行間刻有數量可觀的評點文字,卷首內封頁標有“蕭閑山房評點”字樣,“文新主人識”語則稱:“本坊又將東觀刊本細加厘正,批點文義,校訂訛舛,壽諸梨棗”,故張青松、李虹推定:“蕭閑山房與文新主人應該是同一人”(影印本《代后記》),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不過,也有可能“蕭閑山房”并非文新主人,而是文新堂聘請的書坊編輯文人。但不管怎樣,文新堂本是已知《紅樓夢》第一個正式刊行的評點本,這是沒有疑問的,它比之前認為的嘉慶十六年(1811)東觀閣初評本,提前了十二年之多。
其三,根據吳佳儒博士《日本藏文新堂刊〈繡像紅樓夢〉批語初探》(《紅樓夢學刊》2025年第2期)比勘研究,文新堂本的評點文字,整體上與東觀閣初評本相似,其中約有500條評語,可以補正東觀閣初評本的錯訛缺漏之處,另有54條評語則為文新堂本獨有,而不見于東觀閣初評本。就上述特征來看,東觀閣初評本的評點文字,大概率源自文新堂本。那么東觀閣當年通過何種方式獲取文新堂的評點文字?鑒于兩家書坊主人都來自江西金溪,活動時間也相近,張青松、李虹認為:“東觀閣與文新堂可能達成了某種交易,或者是文新主人加以評點后,東觀閣繼承或者買斷了文新堂本,或者是東觀閣原本是邀請文新主人進行評點后,自己來印刷發行,但文新堂私下印行,最終遭到東觀閣打擊”(影印本《代后記》)。這樣的推想有其合理性,頗具小說家色彩,耐人尋味。但倘若考慮到東觀閣初評本的刊行,在文新堂已初刻十二年之后,評語又存在如此之多的錯訛缺漏,其所據文新堂本應是一個書葉漫漶的后印本,因此,東觀閣恐怕不太可能是這些評語的原始發起者,甚至也不會是通過合法手段取得評點文字的。換言之,文新堂本評點文字的獨家原創性,應當可以確認,而原先為學界所重的東觀閣初評本,其價值反而需要重新評估。
此處,牽帶出一個書籍史問題,即從嘉慶四年至十六年間,文新堂本究竟刷印了多少次?流播有多廣多久?據張青松調查,海內外存藏的文新堂本目前已知有七部(包括完帙、殘冊和零葉),影印本是一個由多部藏本拼配而成的“百衲本”。今檢閱書葉情況,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簡稱日藏本),字畫最為清晰,板框也完好,應為存世最早印次;杜春耕藏本書葉總體尚好,但字口(尤其是行間小字)清晰度遜于日藏本;聚賢堂本有多葉存在較嚴重的斷板漫漶(譬如九十七回第1葉B面、第一百回第3葉B面、第一百六回第5葉、第一百十回第1葉A面、第2葉B面、第3葉A面等),應為存世最晚印次;張乙本雖也有書葉存在斷板(譬如第一回第1葉B面),但又優于聚賢堂本。從書葉判斷,諸本刷印的早晚次序大致為:日藏本→杜藏本→張乙本→聚賢堂本。試想,僅據有限的存世藏本推斷,文新堂本就至少刷印了四次,實際刷印的次數一定更多,表明這個評點本《紅樓夢》當時相當受讀者歡迎。或正因如此,東觀閣才不惜依據一個漫漶的文新堂后印本,投資刊刻了評語存在明顯缺陷的初評本。這個初評本出版后可能承受了某種壓力,又或許遭到了讀者批評,三年之后的嘉慶十九年(1814),書板竟然鏟去行間評語重又刷印,不免令人浮想聯翩。
事實上,文新堂本于嘉慶四年(1799)推出之時,《紅樓夢》正處在文本流播的早期拓展階段:程甲、程乙本因受木活字的技術限制,印量較小,流傳有限;第一代翻刻本東觀閣白文本也剛剛刊行。在這一關鍵歷史節點,第一個攜帶大量評語的文新堂本的問世,對于《紅樓夢》早期傳播所產生的刺激和推動作用,是如何充分肯定都不為過的。若將東觀閣初評本也計算在內,文新堂評語的流行時間,至少超過了十二年,影響了數量極為可觀的清代讀者。
吳佳儒博士敏銳地發現,文新堂評語存在“為弱者或底層人物發聲”的獨特維度,譬如第九十四回第14葉B面評語,對壞小子賈環作出了“罕見的回護”,第一百十七回第17葉B面評語,則為村婦劉姥姥寫下了“長批贊譽”(吳佳儒《日本藏文新堂刊〈繡像紅樓夢〉批語初探》)。這一情感傾向,自然與評點者“蕭閑山房”的底層身份密切相關,前文述及,這個“蕭閑山房”可能就是文新主人,也有可能是書坊聘請的編輯文人,他身處社會階層的底部,很容易對同樣處在邊緣位置的小說人物,產生某種同情之理解。文新堂評語的這一特質,與其后的以精英文人學者為主體的《紅樓夢》評點,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差異,并由此構建了文新堂本與眾不同的閱讀史意義。
《紅樓夢》文新堂本的發現,帶給我們驚喜,也讓我們產生新期待,有沒有可能再次發現珍本?我想,新發現一部反映曹雪芹舊稿文貌的早期抄本的希望,也許微乎其微。但是,《紅樓夢》小說走過了兩百多年的經典化旅程,有著足夠長的書籍史、傳播史和閱讀史,其間產生過諸多類似文新堂本這樣具有某種節點意義的版本,循著這一學術方向,研究者實有巨大的探訪空間。相信有心人一定還會不斷“邂逅”珍貴的紅學新文獻。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文新堂本的發現,也蘊含著超越《紅樓夢》單書的學術啟示:經過近百年的學術積累,古典小說的文獻格局,早在20世紀90年代便已大致形成,如今,成建制發現新作品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經典作品的重要版本也大致在列,非經典作品與普通版本的學術價值則又受到質疑。毋庸諱言,古典小說文獻研究面臨著一定程度的“滯脹”困擾。然而,檢討一下學術史,不難發現之前的古典小說文獻研究,更多偏向于古典文獻學和小說成書史,即相對注重小說版本中的傳統“善本”(如宋元本、明版、清康雍乾三代刊本、精圖精刻本等),以及能夠服務于小說成書史考察的原初刻本、早期刊本等,這一學術價值觀,對于小說文獻中存世最大量的普通坊刻本,形成了一種先天性的“忽視”和“遮蔽”。實際上,刊刻并不精美的文新堂本,在一般人眼中,或許也只是個普通坊刻本而已,正是張青松以其慧眼,從傳播史、閱讀史脈絡切入觀照,賦予文新堂本新的學術生命,并使其脫胎換骨,擢升為《紅樓夢》版本史上的又一珍本。因此,將書籍史、傳播史、閱讀史的視野,以及“眾書平等”“眾本平等”的理念,深度引入古典小說文獻研究,無疑有助于研究者走出困境,挖掘出每一個小說版本身上的獨特意義,釋放出原本處于閑置狀態的海量普通本的學術能量,最終為古典小說文獻研究,乃至整個古典小說史研究,開辟出一條充滿生機的學術新進路。
(作者:潘建國,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