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學》2026年第6期|三三:露西在天上戴著鉆石

三三,一九九一年生。曾獲上海文化藝術獎優秀新人獎、“持微火者·女性文學好書榜”2025年度青年女作家獎、“《鐘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中篇小說選刊》雙年獎、郁達夫小說獎、紅棉文學獎、《靜·安》文學獎、人民文學獎新人獎等獎項,入選“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計劃·年度特選作家”。作品入圍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收獲文學榜、城市文學排行榜等文學榜單。著有短篇小說集《長河》《晚春》《俄羅斯套娃》等五部,有作品被翻譯成英語、俄語、日語等多種語言。
一
奧維德在《情詩集》里將羅馬稱為“世界之都”,那是在羅馬共和國與帝國交替之際。作為西方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羅馬無疑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大都會。假如當時存在“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評選,羅馬估計也不介意在自己的頭上加一頂桂冠。奧維德出生在羅馬附近的一座小城蘇爾莫納,山野清麗,河谷捉住人們發亮的影子。對奧維德來說,羅馬是一個多么美好的夢,況且踏入這個夢并不難。那么,從小生長在羅馬的人,又是如何感受羅馬的呢?在秩序與藝術之間,哪一種選擇讓他們體認到真實?他們是否能拿起“羅馬人”的身份——我是說,不僅僅是政治與文化歸屬上的“羅馬人”,還是一種可以用來織造一個獨屬于自身的、邈遠的、隱秘的美夢的身份。
當然,人的天性不同,際遇也不同。我出生時的上海,比“遠東第一大都市”的晚期又晚了大約五十年。童年時,我常去十六鋪碼頭邊。看渾濁的江水,看對岸的樓慢慢生長起來,一直到搬離那個地方。坦白而言,這座城市帶給我的更多是恐懼——包著生命的無常,世事的變化多端,以及一些非常具體且化作牢牢個人經驗的感受。“日新月異”意味著有人被時代拋下,有人乘上浪尖,卻終是面目全非。上海是一個帶給我復雜感受的地方,但并不能成為我理想中的城市,那些夢會從瓦片屋頂上滑落。
真正對城市有所想象,大概是在預備班。我們這一屆英語課程開始改革,同時用新老兩種教材。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了披頭士這個樂隊。他們的首支單曲Love Me Do(《愛我吧》)一經發布,就入圍了英國的音樂排行榜。于是,香檳就此打開,他們不再是一支來自利物浦的無名樂隊了。兩年后,Love Me Do以第一的名次征服了美國市場,披頭士在人聲鼎沸中前往美國巡演。我為教材里描述的場景心潮澎湃。于是,我問收藏CD的舅舅,是否有披頭士的專輯。他給了我The Beatles 1962—1966(《披頭士(1962—1966)》)和著名的Abbey Road(《阿比路》)。前者是一張合集,封面上非常年輕的四個人靠在扶手上,向下眺望。那時,我覺得喬治·哈里森是最帥的,保羅看起來是個有才華而性情多變的浪子,林戈像一頭溫柔的母獅子,而大名鼎鼎的約翰·列儂外表平平無奇,非要說的話,長得有點像我外公。我也聽了Love Me Do,一開始多少有些失望。它那么隨意,連我都可以用口琴吹出那段重復的旋律。但在日復一日的循環播放中,我最終領會了披頭士的魅力,并且爆發出一陣遲來的、前所未有的癡狂。那時,我還沒意識到,披頭士掀起熱潮的那八年里的作品,塑造了我對于一座超級城市的想象。
那座城市由完全自由的居民構成。愛在其中有不同分量的音階,大部分時候,它像人類精神的膨松劑,帶來真誠而美妙的體驗;也有一些深重的時刻,比如In My Life(《在我一生中》)里,我為那句“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在我一生中,我愛你更多一些)而感動。在All You Need is Love(《你所需要的是愛》)的開頭,約翰·列儂使用了法國國歌《馬賽曲》的前奏,或是想傳遞一種普世的跨越國別的愛的觀念。與此同時,這座城市也是瘋狂的,像吉卜賽人入夜后要永無停息地跳舞。披頭士的有些歌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高亢,使我沉浸在狂熱的旋律中,歌詞只像幾句喃喃咒語,比如Drive My Car(《開我的車》),后來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佩伯軍士孤寂的心俱樂部樂隊》)。當我聽到它們時,那座想象中的城市所裝置的水晶球燈開始旋轉。有人跳到桌上,徹夜狂飲。到處是詩人,每個人口袋里都能掏出一朵鳶尾。為了靠近那座城市,很多年里,我不斷收集披頭士的專輯,也包括他們拍攝的一些電影。我一遍又一遍看A Hard Day's Night(《一夜狂歡》)、Yellow Submarine(《黃色潛水艇》)。他們的輕松、幽默、荒誕、叛逆、奇巧創造力,甚至是尖銳而怪異的審美,都讓我感嘆不已。
二
二〇〇七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歐洲。那時我十六歲,自許已對世事有所體悟,但同行的家人只當我是個孩子。清早,我們穿過街市。各類果蔬擺在攤位上,每一顆都鮮亮無比,像游戲中的物品一樣挑不出瑕疵。不過較之國內,價格也讓人很難不驚訝。在音樂廣場的路德維希一世騎馬像前,我決心消失一會兒,于是離開了人群。一切都是陌生的,語言的阻隔反而使這座城市帶給我更強的體驗感。我想記住每一棵樹的形狀,路人匆匆前行時服裝的褶皺,以及商店一推門撥動的風鈴聲。假如能把這種連貫的感覺,做成一個罐頭就好了。只要拉開錫環,它就可以重新浮現。這樣想著,我走進了一家音像店。當時喜歡爵士樂,隨手選了些。又問有沒有披頭士的專輯,店員替我拿了一張。橙色封面,中間有火焰一般的“LOVE”滋養,披頭士四位成員的剪影穿插在字母間。這張專輯發行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算是當時最新的合輯,我興奮得立刻買了下來。
如今將近二十年過去,這張專輯我聽過很多遍。我小心翼翼地對待它,以至于今天都沒有撕掉封面上的綠色價簽,上面寫著“15€”。一旦我拿起它,在東歐旅行的那段記憶也隨之蘇醒。在那些古老的城市里,成堆的青銅騎士佇立在花崗巖上,以其存在頌揚著某一段蕩氣回腸的史詩。而生活在那里的人,跟“時間”之間的關系也較之我要深一些。在獨自行走的一些時刻,我有太多瘋狂的想法。比如點燃一張明信片,塞進某個路人的口袋里;比如在人們輪流摸布拉格老城區查理大橋上的雕像時,跳進河里,永遠不再上岸。那些難以命名的激情,與期待、夢、幻想混淆在一起,年輕的我隨之歷經了一次次破碎。我想知道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究竟是哪里,而我生活的上海又和它有什么樣的關系。但隨著我逐漸長大,答案竟越來越模糊。那種對更大城市的想象愈發抽象,甚至可以說變得迷幻。
迷幻,也是披頭士后期作品的風格,在Love(《愛》)中收錄了不少。很長一段時間,我喜歡那首I Am the Walrus(《我是海象》)。它很怪誕,同時又帶有一種黏稠的甜蜜。約翰曾在后續的采訪中談到一句里面的歌詞“I am the eggman”(我是蛋形人),他說這句歌詞沒有任何意義。在這首歌里,還有一句“See how they fly like Lucy in the sky”(看他們如何像露西一樣飛在空中)。這幾乎是一個彩蛋,因為在另一張專輯里,有一首歌就叫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有譯作“綴滿鉆石天空下的露西”)。在前面提到過的動畫電影Yellow Submarine里,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曾以非常具象化的形式被展現過。淺藍色的天空中拼貼著白云與彩色六角星,擁有長卷發的露西緩緩飛過,身披著不斷變化的波普圓點。盡管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電影,第一次觀看時,我仍然大受震撼。它打通了我對于“未來”的感覺——這種時空形態,同樣蘊含著我對于一座比我所生活的上海更先鋒的城市的想象。實際上,一座城市的精髓并不在于居民出門便被摩天大樓包圍,或是擁有高科技的生活資源,而在于他們在城市環境的啟發下,俘獲何種視角,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幾年后,當我讀到菲茨杰拉德的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一顆像里茲飯店那么大的鉆石》)時,也想起了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菲茨杰拉德很擅長模糊虛與實的邊界,往往人物不經意間,就錯踏入夢中。在超感官的層面,小說與歌曲呈現了某種相近。
三
作為一名資深粉絲,我擁有披頭士的許多專輯。二〇一三年朋友去利物浦,甚至替我帶回了那套The Beatles Stereo Box Set(《披頭士立體聲錄音室專輯全集》)。只是時過境遷,如今聽得很少了。但披頭士的絕大部分歌,我都能順口唱出來,它們在我對超級城市的幻想中撒下的調料仍舊有味。
好些年里,我不斷尋訪世界的各個地方。我想置身其中,短暫地生活一陣,看哪里更接近我想象中的“城市”。我癡迷在城市中游蕩,在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清晰而獨特的印記。到后來,評選那個“最”顯然已毫無必要。大約在出版小說集《晚春》之前,我已經意識到,書寫城市的秘訣并不是讓故事發生在城市里。換句話說,城市絕不僅僅體現在題材上。歸根結底,它指向的是一種體驗的方式;需要作者在把握外在感覺時,在充足的城市經驗之中將其反芻成文字。有時,這取決于作者自己的選擇。假如作者更眷戀山野、鄉鎮,即使他在城市中生活多年,那些經驗也難以生效。它是無法作假的,假如你的名字不記在“城市”之下,你沒有辦法寫出城市的真實。當然,城市不是唯一值得書寫的,城市之外仍然有很多選擇。摸到了某種根系之后,我與編輯商量,將《晚春》設計成一本以“城市”為核心的小說集。每個故事都與一座城市相關,無論是地域上的還是氣質上的。編輯們別出心裁,還將目錄做成了一張地圖的形狀。
寫《開羅紫玫瑰》時,我還沒去過開羅,到今年春節才出發前往。同行一共四人,負責安排住宿的朋友把酒店訂在了金字塔對面。夜里,我們喝著數倍于原價的啤酒,坐在露臺上看金字塔。我想到在披頭士樂隊解散前,他們曾構想過一個非常宏大的告別儀式,即在金字塔腳下舉辦一場盛大的告別音樂會。這個計劃最終沒有實現,可能就像他們編織過的許多夢一樣,消散在宇宙深處。金字塔在烈日下很威嚴,仿佛一道存在許久但尚未被破譯的神諭,入夜以后卻顯得神秘,甚至有些難言的感傷。你只能遠遠望著它,趁微醺與親近的朋友說一些胡話,用來逃避籠罩在心靈之上的永恒的沉默。第二天,我們去哈利利市場時,穿過了著名的死人城。死人城是一片龐大的陵墓群,曾安葬諸多位高權重的靈魂。我們途經馬穆魯克王朝蘇丹和貴族們的皇家陵區,陵寢華麗,令人嘆為觀止。最初,住在這里的只有世代守墓人。到了近代,開羅人口激增,買不起房的窮人大量涌入,使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之一。郵局、學校、商店,應有盡有。在死亡之上,人們憑借最后的尊嚴生活。開羅是一座讓我震撼的城市,它承擔著時間之力,并因此被延展得很寬闊。與歐洲那些古城不同,時間在此不顯示為浩瀚的遺跡。它更切實,貼近人們分裂的生活,將混亂的事物放置在它們應有的位置。離開開羅前,有一位朋友的錢還沒用完,打算在機場花掉。在埃及,有一種非常熱門的紀念品,是印在莎草紙上的金字塔壁畫。朋友準備買一張,但錢還有不少剩余。店員建議我們把四個人的名字一起印在畫上,作為旅行的紀念品。我們連連擺手,開玩笑說,我們不想一起被超度。這一刻,對死亡的恐懼似乎被現實消解了。
圣彼得堡也是我常會想起的城市。初次去是二〇一八年,和中學時代的好朋友。我們都比較隨性,有時會做出一些無厘頭的事情來。抵達圣彼得堡的第一天,我們Wi-Fi的電沒有充滿,晚飯后就使用殆盡。我們喝多了,卻自信可以原路返回,結果遠遠高估了自己的記憶力。天空飄起細雨,我們仍不著急,甚至去超市里買了大袋的食物。出門時,雨勢漸大。酒還沒有醒,路越走越遠。路上幾乎沒人,就算有也不通語言。我們只記得住處附近有一座橋,誰知豐坦卡河上有那么多座橋,而且在夜里看起來沒多大差別。于是,我們在大雨中到處摸索,整整兩個小時后,終于回到住處。那次旅行的意外層出不窮,我們沖動消費,在一家西餐館充了儲值卡。或許因為是兩個女孩出行,又歷經了種種騙局。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天,我們買了鮮花和小貓罐頭,與住了一周的民宿告別。幾年后,我才讀到布羅茨基的《一座城市的改名指南》,更加深了對圣彼得堡恢宏、壯烈的印象。涅瓦大街兩側,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筑平靜地佇立著。我想象白夜來臨時,它們如何在夜里也閃爍著莊嚴的光線。樓的倒影落在涅瓦河上,因為太過明亮而顯得輕盈。如布羅茨基所說:“在這樣的夜晚,很難睡得著覺,因為光太猛,也因為任何夢都比不上這種現實。”可惜我從未在這座城市里見過白夜。前年復往時,見證了午夜涅瓦河上的“開橋”。同行的朋友喝多了酒,但堅持要在凌晨兩點出門看開橋。她如此熱烈坦然,我幾乎受著某種生命力的鼓舞。一群人搖搖晃晃出門,經過斯芬克斯像,經過最后一夜明媚的燈光。橋墩慢慢打開,盡管只有中間一小截。我們不知道在為什么歡呼,所有人都很高興,那樣的夜幾乎是隸屬于永恒的。
四
許許多多城市,能記下的不過是零星碎片。
在一篇叫《白馬》的小說中,我寫到一個上世紀九十年代去小城市打工的女孩,第一次見到百貨公司:
站在商場門口,她想起這些年來聽聞的、從電視或報紙上看到的各種商場,頭一次感到自己生活的小城并不是孤立的。它和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發生著關聯,巴黎、紐約、倫敦、羅馬、東京、上海,恢宏的現代奏鳴曲正從這些最振奮人心的地方流向這里。而她,羅珍妮,位于一處通往未來的甬道入口。她將變得明亮、耀眼,從局促的環境中獲得假釋。
我時常想起這個場景。它是完全虛構的,卻那樣激動人心。也許那就是城市賦予我的感受之一:存在不再是孤立的。現代化的血脈即將流通,一座小城市,和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發生著關聯。
作為結尾,我想講一講披頭士的結局。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經歷了一場驚世駭俗的戀情,在一九八〇年冬天的深夜,被一個叫馬克·大衛·查普曼的人槍殺。一九八三年,蘇格蘭女歌手麥琪·萊莉發表了一首Moonlight Shadow(《月光之影》),講述的就是列儂之死。喬治·哈里森擁有了大把探索宗教與心靈的時間,寫出了新的歌曲,在五十八歲那年因癌癥而去世。保羅·麥卡特尼還很活躍,他一看就是那種可以活很久的人。他曾在二〇一四年致電洛杉磯公共電臺,感謝他們常播放他的新歌。二〇〇七年,他發布了一張專輯Memory Almost Full(《記憶將滿》),據說這些字母可以重新拼寫,組成“For my soulmate L.L.M.”——獻給他早逝的妻子琳達·路易絲·麥卡特尼。林戈·斯塔爾則獲得了真正的創作自由,我很喜歡他寫的那首Octopus Garden(《章魚公園》),并將其用作郵箱名,有時會收到讀者來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