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寧:寫作是我與一部分人之間的交談

周嘉寧
今年,作家周嘉寧帶來了長篇小說新作《永結無情游》。
它距離她上一部長篇小說《密林中》的出版已有十年。十年里。她發表了短篇小說集《基本美》和中篇小說集《浪的景觀》,還有多部譯作。
小說講述了一個和友誼有關的故事。這段友誼始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場教育改革,但也漸漸失散于時間之中,直到2025年一個意外的發生,讓大家重新走進彼此的現實。它的創作始于2022年夏天,當時周嘉寧借居在老友家里。最初她想寫的是教育改革,但故事中人漸漸有了自己的動能,以至于原先積累的素材幾乎都沒有用上,但始于九十年代的一種基調始終彌漫其中。
對于這部從2022年寫到2025年的新長篇,周嘉寧說自己“寫得很慢”,中途也經歷了起起伏伏的心境變化。在接受澎湃新聞·文學花邊獨家專訪時,周嘉寧說:“它伴隨著的是對生活的推翻和重建,無數的自我反思,以及為了克服這樣的反思所做出的努力。”
對于寫作,有些作者會把它視為一件自己“非做不可的事”,有些作者則不會把自己逼得太緊。周嘉寧大約屬于第二種,因為生活中還有很多她喜歡做的事情,這些事于她而言都很好,很重要。
“但寫作是我與一部分的人之間形成的一場又一場或長或短的交談,我非常珍惜。”

“相信時間本身帶來的改變”
澎湃新聞:這次因為什么觸動,想寫下《永結無情游》?
周嘉寧:2016年左右曾經寫過一個沒有發表的短篇小說,本來想放在《基本美》的集子里,但出版前撤了出來。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小說,算是《永結無情游》的雛形。所以關于這個小說的念頭醞釀了很多年,也經歷了種種變化,直到2022年才真的動筆。最初的觸動早就已經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澎湃新聞:寫作中遇到過困境嗎?小說的時間線延伸到2025年,處理“當下”這部分是否有難點?
周嘉寧:對我來說,過去短短幾年間,無論是私人場域還是公共場域都在不斷裂變,以至于現在再回想起2022年夏天,感覺已經是多年以前。
2022年夏天,為了能夠去北京,我不得不先去廈門等待,不知道要等多久,無法計劃,因此憑空多出來一整段空蕩蕩的時間。去了植物園,去了海邊,去了水庫,一周后終于得以去到北京。當時在北京見的朋友第二年就離開了,搬去小島居住,臨別時所有人都在生病,因而沒能真正告別,以后也再沒見到。
我后來想,很多變化早在2025的時間線之前就已經發生,甚至已經完成,只是我那時身處其中,尚未覺察。寫作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不斷察覺和發現的過程。
澎湃新聞:這十年間,你感覺自己對“寫作”這件事的態度是否發生了變化?
周嘉寧:在虛構的世界里我始終走得很慢,地圖上的旁枝也都想去看看,有時候一走就走太遠,耽誤了不少時間。
這幾年我感覺寫作與生命力本身息息相關,好好鍛煉身體的同時,也好好鍛煉思維的能力,能召喚能量,并在各個方面都擁有穩定的核心。
澎湃新聞:你會為自己的“慢”感到焦慮嗎,還是其實也挺喜歡這樣的“慢”的?
周嘉寧:不會焦慮,感覺這幾年里內心穩定地保有動能,因而持續地運轉著,而且我比較相信時間本身帶來的改變。
澎湃新聞:近年你也翻譯了許多英語小說,感覺翻譯對自己的寫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周嘉寧:一如既往。翻譯幫助我辨析與洗凈中文詞匯,也幫助我穩定日常生活,使得生活始終能夠有秩序地持續下去。
“是情感的方式讓我們接住對方”
澎湃新聞:在創作談中你說《永結無情游》是一部“為老朋友們”寫的小說。小說里“我”的好朋友李明枝,她的消失有一種“遲到的直觀”——她不告而別,徹底失聯。生活中是不是還有一種不那么直觀的消失:TA還在你的微信聯系人里,但你們不會聊天,不再交心了,如果不是偶爾能刷到的朋友圈,你都不確定甚至想不起來去確定TA還是不是你的好友?
周嘉寧:因為我從來舍不得清理微信,所以手機里仍存著很多死掉的群聊小組。有過十來個人的,也有三四個人的,在人生的某個階段碰到一起,對彼此迸發激情。持續一年,兩年。然后發生一些外部的或者內部的事件,有人退群,有人決裂,最后陷入靜默。我有時搜索條目時會無意間重新闖入這些群組,驚嘆于過往的時光還以這種方式完整地存在著,是一份份的檔案,但栩栩如生。
澎湃新聞:說到“過去的檔案”,前幾天我找回密碼,刷了下微博,還挺感慨的,因為我發現十幾年前頻繁互動的朋友,有的已經不太聯系了。沒有一個所謂的“事件”,就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她們不在我的生活中了,而她們又那么真實地參與過我曾經的生活。你認為友情為什么會消散呢?
周嘉寧:有位朋友與我討論,她認為友誼是與朋友共同建立的烏托邦,是因為彼此理想的相互投射和照耀。我曾認同其中一部分。但后來一次次目睹價值觀的割裂,志趣的分離,人群的疏散。我不再認為非得站在同一個世界手腳并行才能成為朋友。理想的綁定太脆弱,太容易斷開。是情感的方式讓我們彼此接住對方。
澎湃新聞:交朋友對現在的你來說是一件容易的事嗎?
周嘉寧:我很開心近年來,哪怕是今年,也仍繼續交到了新朋友,盡管彼此真正可以相聚的時間可能非常短暫,所以每次見面都盡情投入。
澎湃新聞:你感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于“感情消散”“關系變淡”,心態會發生變化嗎?
周嘉寧:我不太記得過往的具體心情,但留存下來一些激烈的感受,以及很多的困惑和不解。可能此刻的人生階段,我更愿意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理解問題,接受誤會的存在,也尊重對方的選擇。
總體來說我非常幸運,有一些經歷了各個時期而存活下來的友誼,得以在人生不同的階段和他們討論當下的問題,而這種當下了又包含著以往所有的變化,是層層疊疊的地質演變。
澎湃新聞:一代80后作家被貼上過“自我”的標簽。但在這部以第一人稱展開的長篇小說里,我感覺到你對“自我”表達的某種克制、自省甚至是懷疑,對他人以及“一個人與他人的關系”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受。這種感覺準確嗎?
周嘉寧:因為被貼上“自我“的標簽,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抑制了“自我“的表達,伴隨而來的一定有持續不斷的自省和懷疑。我不知道要如何評價這件事。在不斷與他人建立連接,并且置身于更大的結構中的同時,如何辨析自我,似乎也是難題。
澎湃新聞:小說多次觸及“記憶的不可靠”——同樣的事,不同人的講述截然不同。這種“記憶偏差”背后有你的哪些思考?
周嘉寧:與其說是記憶的偏差,不如說是個人視角總是存在局限和偏執,自我的投射會覆蓋住記憶的真實性。所以我想呈現方方面面的不同聲音,即便某些與我的立場完全相悖。
“我往往記得很多事情的起始階段”
澎湃新聞:我看過一些帖子,說80后、90后是內心挺沒安全感的一群人:小時候被督促好好學習,想著長大后會有好工作、好生活,但人到中年,會發現曾經以為堅固的一些東西其實是失效的。你會有類似這樣的感受嗎?
周嘉寧:九十年代末上海的紡織系統崩盤重組,大量工人下崗。我媽媽家族里都是紡織廠的員工,受到很大影響。我一直很佩服我媽媽,她學習能力很強,性格堅韌,做事既有決心又有毅力,如果生活在其他地方或者時代,一定可以更好地發揮能量。所以我可能從沒認為有堅固的東西,相反,我覺得龐大的東西會毀于一旦,而我們這樣的個體,都在不斷預演這一天的到來,過往所經歷的事件也都成為演習。
澎湃新聞:“事實證明過去曾被他珍視的種種品質,都在行業衰竭的過程中轉變為落后的偏執。”小說里的這句話是描述媒體人樂棟的,但我想也可以是給張繼海的,給陳陸的。他們是你心目中的一代理想主義者嗎?你如何理解他們的“不合時宜”?
周嘉寧:在我心中,張繼海,陳陸和樂棟無法被歸類到一起,也很難說是一代人,但可能都有一些被理想照耀到的時刻,張繼海曾經受益,對陳陸來說,則更像是沐浴過一點點理想的余暉。相比之下,灰心其實更容易一點,而樂棟卻仍是一個行動派。
我在小說里曾經借主人公的口說出,“單就過去三年里發生的公共事件而言,我無法堅定地站在任何一種聲音里,因此沒有百分之百同歡喜或者共憤怒的情況。我喪失的是一種徹底投入的共情,而且回想起來,這種喪失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發生。”
無法再投身于浪潮中,這可能是我所理解的不合時宜。
澎湃新聞:讀者容易從作品的字里行間去揣摩和想象作者本人。你的很多作品寫到1990年代、世紀之交,寫法也一直在變,有沒有想過自己內心的某個部分也停在了那個時候?
周嘉寧:經歷過的時間里肯定都拖拽著自己內心的影子。是過往的演變塑造出此刻,但此刻又投射到過往,使得記憶空間的光影也不斷變幻。
澎湃新聞:到目前為止,你感覺你人生最精彩的時刻發生在什么時候?
周嘉寧:有很多或大或小的難以忘記的時刻,舍不得忘記的時刻,遍布在人生版圖不同的時期,但有時候當下會信誓旦旦和自己說,我一定會記得這一天的,后來很快就忘記了。
最近的一次是上個月與新認識的朋友一起去山里看螢火蟲,等待天黑,看到溪水邊第一只螢火蟲飛起來的時候,朋友大喊,神仙!
我往往記得很多事情的起始階段。
澎湃新聞:小說反復寫到了過去的“小事”,比如:“不過是些尋常小事,但每件都很珍貴,每件都可以揣摩很久”“在心中留下嫌隙的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實在是太久沒有為任何人做過這種無用的小事”“最后被不斷擦拭的記憶往往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小事”的珍貴?在你當下的日常生活中,哪些“小事”會讓你感覺很好?
周嘉寧:前陣子去廣州做活動,與朋友一起爬山,辨認植物,在公園里劃船,泡腳,又被暴雨淋透,諸如此類的事情,開開玩笑,走走路,沒什么用,儲蓄起來的能量卻可以在具體的生活中持續發光好久。
澎湃新聞:寫完這個小說,對于如何面對當下世界,如何和它相處,你會更清晰一點嗎?
周嘉寧:寫完這個小說本身并沒有那么多改變。但之后基于這個小說與信任的朋友們長談,看到來自讀者的反饋和批評,在這個過程中重新認知這個小說中的某些無意識,也重新修正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得到相當多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