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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火人間處,矗立起一座偉岸的人性豐碑 ——從《碑》看重慶移民三部曲民族精神的豐贍書寫
來源:七一客戶端 | 周其倫  2026年07月03日12:05

作家王雨的重慶移民三部曲,從《填四川》發端,然后是《開埠》的延展,再到《碑》的完整呈現,三部洋洋灑灑的著作、三大歷史板塊的人文追溯、三次圍繞著重慶山水的風云轉圜,為重慶這座偉大的城市提供了豐富的解讀空間,也為我們民族精神的不屈不撓矗立起了一座耀眼的豐碑。前段時間我特地靜心品讀了王雨先生的“三部曲”,并饒有興味地循著《填四川》《開埠》的綿密肌理真情地寫下閱讀感言。最近我再度翻開了《碑》,以期對王雨的“三部曲”有一個整體的打量,也特別想表達我個人對作者長年深耕巴渝鄉土文脈、悉心沉潛地域敘事的一份敬重之情。

《碑》由重慶出版集團出版,近28萬字。評論者大多圍繞抗戰宏大敘事、紀功碑象征意蘊、史料與虛構相融互洽的創作手法,以及各方陣營人物的命運糾葛展開論述。各家觀點鮮明、各有洞見,為廣大讀者鋪就了一條走進文本的路徑。在我看來,一部具備長久生命力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既應當擁有高遠的邏輯起點、篤定的價值支點,更要將敘事落點穩穩扎根于最凡俗的人間日常,唯有如此,作品才能具備更為宏闊的現實意義。若以此標尺重讀《碑》,我們便能跳出既往認知框架,在重慶移民三部曲一脈相承的文學脈絡中,讀懂王雨匠心獨運藏于石碑意象之下的文學思考,進而精準把握作者在地域史詩書寫中完成的極具價值的創作成熟蛻變。

重慶移民三部曲高遠的邏輯起點,根植于個體家族的命運遷徙與三百年巴渝人文演進構成的宏大坐標系;其篤定的價值支點,始終錨定移民精神代代相傳的生命內核,從拓荒求生、商貿自立一路遞進至危難守土;而敘事落點層面,作者摒棄凌空蹈虛的抒情、口號化的家國敘事,始終將厚重的塵封歷史拆解進一飯一蔬、一器一物、一顰一嘆的細碎煙火光景中,這般解讀,自有別樣韻味。《填四川》以湖廣移民跋山涉水入川墾荒為底色,扁擔行囊扛起的是先民的生存希望,文字里滿是背井離鄉后對擁有土地的向往與渴望,作者的敘事向著陌生山河尋求立足之地。在《開埠》中,身處晚清門戶洞開的時代變局,商號賬本、洋貨商船成為核心敘事載體,商業風骨與外來資本浪潮激烈碰撞,各色人物周旋于通商口岸的利益博弈與人情往來,如何守住家業與民族底氣便是作者為該書主人公嵌入的注腳。《碑》的出現,使作者的整個敘事流向發生了根本性回轉,此前兩部曲中主人公向外奔赴、向外爭奪的敘事姿態徹底收束,作者將所有的目光由曠野與商埠收回,落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碑》中最具隱喻色彩的物象,不再是可以創造價值的農具與賬本,而是保家衛國的鐵門、防空洞、電報、槍械,以及最終挺立在城市中心、象征著“精神堡壘”的紀念碑石。這一組器物無一例外都帶著隔絕、禁錮、創傷與封存的屬性。戰時的小區鐵門隔絕著病毒與風險,防空洞隔絕著炮火與死亡,電報傳遞不能見光的隱秘訊息,槍械劃定生死與立場,而那挺立的石碑則將一段民族苦難強行定格、永久封存。從能動創造生活的器物,到被動抵御傷害的符號,物象譜系的迭代,本質是寧氏家族乃至整座重慶城生存邏輯的轉向:先輩是主動奔赴土地以謀生存,戰時民眾卻是被動困于城池以求存續。王雨沒有刻意拔高這份轉變的悲壯,只是順著時代的脈絡鋪陳敘事,讓器物的冷暖變化映照出世道人心。如果說前兩部作品的敘事張力來自“向外突圍”,那么《碑》的敘事肌理便生成于“向內安放”。硝煙籠罩之下,人無處可逃,只能在方寸街巷、一處院落之內安頓肉身與愁緒。那些無處釋放的惶恐、思念、愧疚與別離之痛,無法向曠野傾訴,只能深藏于內心的幽微,最終都依托一座石碑來完成集體情緒的安放。這也是作者完成了重慶移民三部曲從遷徙史詩走向精神史詩的關鍵一步,邏輯起點跳出了單一的家族故事,落腳于一座城市精神底色的生成與定型。

支撐起整部小說穩穩向前鋪展的,是恒定不變的價值支點——流淌在巴渝土地之上的移民文脈。寧氏先祖以遷徙拓荒在川渝大地扎下根脈,后輩以堅守商號守住本土氣節。到了寧孝原這一代,浮華褪去,他不再執著于家業的擴張與財富的累積,而是將家族傳承的忠義底色轉化為亂世之中的家國擔當。家族不再是具象的宅院與商鋪,而是一種呼之欲出的精神基因,跨越世代潛藏于后人骨血里。小說中部分角色在山城解放之后輾轉遠赴異鄉,肉身與故土山水相隔,可解放碑這一實體地標卻永久地佇立在了重慶主城,成為所有離散者精神返鄉的錨點。肉身可以漂泊天涯,精神卻始終有一處可供回望與歸依。作者沒有刻意渲染故土鄉愁的濃烈悲切,只是淡淡鋪陳人物在離別之后的惦念與遙望,讓靜靜的石碑遠遠超越了建筑本身,成為移民群體身份認同的精神圖騰。我們無論身在何處,這一座鐫刻著抗戰血淚與城市榮光的豐碑,都足以牽動起人與故土之間最柔軟的聯結。它跳出了一時一地的抗戰敘事,將其延伸至族群記憶、地域根脈與文化認同,篤定的精神內核,讓《碑》在時代洪流中擁有了沉甸甸的文學重量。

相較于高遠的立意與恒定的內核,王雨最可貴的文學堅守,在于始終將自己的書寫落點下沉至最平凡的日常,以柔軟瑣碎的民間生活,對沖戰爭敘事自帶的堅硬與暴力。作者不再僅僅著眼于諜戰博弈、陣營對立、大轟炸劫難等具體情節,而是非常細膩地在文本縫隙里大量鋪展人們的飲食日常與市井細節。炮火轟鳴的間隙,街巷里依舊有油條在滾油里膨脹,拉面在瓷碗里氤氳著熱氣,火燒擠在泡沫箱里相互取暖,豆花攤支在黃葛樹下接待往來路人。生死別離的壓抑間隙,家人依舊會圍坐一桌置辦家宴,親友相逢時依舊會在老茶館落座閑談。殘酷的戰爭具備摧毀一切秩序的威力,甚至可以撕裂城池、拆散家庭、剝奪生命,可它卻不能剝奪人間的一日三餐和人情往來,這是一種水滴石穿般柔韌綿長的生命力。

紀念碑是自下而上、由公共意志樹立起的集體記憶,莊重肅穆、棱角分明,帶著厚重感;街頭巷尾的一粥一飯是自發生長、流淌在民間肌理里的私人記憶,松散溫熱、煙火繚繞,藏著普通人最樸素的求生欲與幸福感。一剛一柔,一凝固一流轉,二者互為補充,構成了當年重慶完整且真實的城市魂魄。這種書寫落點,恰好彌補了宏大歷史敘事中最容易滋生的空洞與懸浮,讓抗戰歲月不再是教科書里冰冷的記錄,而是可觸可感、自帶煙火氣息的真實過往。讀者一旦走進書里,將不再是一個遠距離的歷史觀望者,而是能夠與彼時的普通人共嘗一餐一飯、共情一份忐忑與安然的當事人。

在敘事語調的把控上,《碑》也完成了重慶移民三部曲由外放至內斂的審美轉型。《填四川》通篇是跋涉途中的吶喊、掙扎與哭訴,移民隊伍翻山越嶺,情緒直白外放,文字帶著破土而出的莽撞力道;《開埠》深陷商貿紛爭與文明對峙,人物言語交鋒、立場辯駁頻繁,敘事節奏明快,情緒表達直白坦率。進入《碑》的敘事語境,外在的喧囂愈發嘈雜:空襲警報此起彼伏,街巷人聲紛亂,情報往來隱秘急促,構成包裹整座城市的巨大噪音。與之相對的,是人物內心大面積的緘默與留白。摯友因信仰分道揚鑣,相逢之時無需多言,一眼便望盡立場相悖的無奈;親人奔赴前線杳無音信,家中留守者日日牽掛,卻很少直白袒露思念與恐懼;面臨處決與抉擇的角色,將愧疚與煎熬壓在心底,以沉默完成最后的成全。作者特別擅長使用這種喧囂底色下的沉默敘事,外部世界越是動蕩聒噪,內心便越是歸于沉靜隱忍。及至小說結尾,抗戰勝利紀功碑(如今的人民解放紀念碑)落成更名,磚石取代木板靜靜矗立街頭,坦然地接納所有過往的傷痛與光榮。《碑》的敘事最終也收斂到如石碑一般默默無語,只剩下歷經劫難之后人們深沉厚重的回望。這種敘事美學的轉變,標志著王雨文學心智走向成熟,是創作沉淀后的必然選擇,他以留白與緘默賦予文本更為遼闊的解讀空間。

更值得細細體察的,是文本里長期被評論者所忽略的女性人物譜系。重慶移民三部曲一路寫來,女性形象的功能定位有著清晰、貼合時代背景的演變脈絡。《填四川》中的寧徙是拓荒路上絕對的核心力量,開山種地、打理家業、撫育后人,主導著家族遷徙與扎根,是開拓性的強者形象;《開埠》里的女商人喻笑霜居于商號后方,打理內務、維系人情,在外來沖擊之下穩固家庭,是輔助性的堅守者;《碑》里的中共地下黨員趙雯,留守在老城街巷看守門戶、傳遞隱秘訊息、安撫惶惶不安的孩童、收納喪親之痛與離別之苦。雖然她們看似沒有站在歷史舞臺中央,卻是戰爭創傷最持久的承載者。作者寥寥數筆便勾勒出她們的隱忍與溫柔,讓整部小說的人物群像擁有更豐滿的人性維度。

縱觀重慶移民三部曲,《填四川》寫來路,一群異鄉人踏足巴山蜀水,尋一處土地安身立命;《開埠》寫變局,一座內陸口岸直面世界浪潮,守一脈風骨不墮初心;《碑》寫歸處,一代人歷經戰火離散,以一座石碑錨定精神根脈。三卷長篇熨帖三百年光陰,一條清晰而完整的文學脈絡貫穿始終。王雨始終恪守高遠起點、價值支點、平凡落點的創作準則:向上對接城市文脈與民族記憶,向下扎根街巷煙火與人情冷暖,用家族式傳承幾代人的命運流轉,搭建起穩固通達的敘事橋梁。

今天,當解放碑的晨光日復一日灑向山城的大街小巷,來往行人步履匆匆掠過這座城市時,可能很少有人會細細思索潛藏在這挺拔石碑背后那些沉甸甸的往事。而《碑》恰如一冊可以隨時翻閱的備忘錄,將重慶的磅礴胸襟和偉岸情懷娓娓道來。與之交相輝映的重慶移民三部曲,用滿腔真誠書寫出的城市交響,必將在巴渝地域文學的譜系之中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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