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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文學出海與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
來源:《文學評論》 | 劉月悅  2026年07月02日12:40

內容提要 百年中國文學的出海實踐,始終貫穿著在與世界的對話中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探索。進入新時代,文學出海呈現出與以往顯著不同的范式特征,并日益成為中華文化深度參與全球對話的重要途徑。在新時代文學出海中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在歷史維度上,是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新機遇、新挑戰的回應;在實踐維度上,表現為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對當代中國經驗的多元呈現、對人類共同關切的回應;在傳播路徑上,有賴于敘事策略的創新、復合型傳播體系的構建和數字生態的協同支撐。以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為目標的新時代文學出海,不僅能夠為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堅實支撐,也將為豐富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貢獻不可替代的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

關鍵詞 新時代文學;文化主體性;文化出海;海外傳播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始終展開為“兩個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對立的方面:所謂‘歐化’(其實是‘世界文學化’)和‘民族化’”。不斷地汲取外來文學經驗的“世界文學化”過程,和回歸自身傳統、尋求身份確認的“民族化”過程,構成了百余年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互動中的基本張力。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出海歷程,正是這組張力關系在跨文化傳播維度上的體現。它既是在世界文學中尋求定位的不斷努力,也是在異域語境中申明和闡釋自身文化的持續實踐。中國的作家、譯者與學者曾經是在歷史形成的、非對等的格局中接觸世界文學的,因此不得不常以“他者”的目光來作自我審視,在接受外來影響與持守自我認同之間作著權衡。新時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出海實踐發生了深刻轉變。作家和譯者自覺超越了對“東方奇觀”的刻意呈現和對西方話語的有意迎合,將創作與譯介的焦點,聚焦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以及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深入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這為理解上述轉型提供了根本性依據。作為承載民族文化基因、反映時代風貌、參與文明交流的重要載體,新時代中國文學出海的核心命題,正是在傳播與交流中建構一種立足自身、與世界對話的文化主體性。當前,學界關于文學出海的研究多集中于譯介史梳理、傳播效果分析以及個案研究,從“文化主體性”出發的研究仍有拓展空間。深入探討文學出海過程中文化主體性建構的歷史沿革、任務使命與路徑創新,對把握文明互鑒背景下文學出海的價值與意義、推動新時代文學真正地融入并貢獻于世界文學格局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一 文化主體性的探尋與發展:中國現當代文學出海的百年歷程

“世界文學”的概念在19世紀初由歌德提出,本身就包含著“世界性”與“主體性”的雙重意涵。他一方面提倡通過文學交往增進各國之間的交流、提高寬容度,另一方面也強調德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出海”歷程,也始終與作家、學者、譯者在世界文學中建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努力交織在一起。

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的早期探索,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1926年,留法學生敬隱漁將《阿Q正傳》譯成法文,經羅曼·羅蘭推薦發表在《歐羅巴》(Europe)上,引起了歐洲文學界的廣泛關注。此后,他翻譯了幾篇中國現代小說并結集成集,這一選集很快又被轉譯為英文。敬隱漁在序言里寫道:“現代短篇小說家向我們展示了中國的新面向。自革命以降,那位黑眸的智者(指中國,本文作者注)正走出神秘的自我,從昆侖之巔投身世界渦流之中。”可見,中國現代文學外譯的最初探索,便承載著明確的文化使命:向世界展現一個正從古典傳統中破繭而出、主動匯入世界潮流的現代中國。

20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出海迎來了一個高潮,產生了埃德加·斯諾編譯的《活的中國》(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吳經熊等人主編的《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等一系列重要成果。斯諾的合作者楊剛曾批評西方對中國的興趣系出于“淺薄的好奇心”與“鬼趣”:“對于過去的,死了的中國,他們如同玩賞一只恐龍的遺骸般,使淺薄的好奇心和探幽索隱的鬼趣得到舒暢。”創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1949年以前刊譯現代文學作品最多的刊物。盡管編輯部位于上海,刊物的譯介重心卻明顯傾向于“京派”而非“海派”,原因在于編輯們認為“海派”小說過度依賴舶來的技法,而“京派”作品則更能在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取得平衡。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譯介活動體現出更為自覺的文化主體性意識,中國知識分子主動推介他們認為能夠代表“活的中國”與“民族風格”的作品,力圖塑造在現代化轉型中艱難探索的現代中國形象。

20世紀40年代,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演進,中國現代文學被納入到全球反法西斯的宏大敘事之中。一些表現中國軍民抵御外侮、彰顯民族氣節的作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謝冰瑩的《女兵自傳》、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等作品被翻譯后又一版再版。上海等地相繼淪陷之后,香港憑借地緣優勢,創辦了《中國作家》(Chinese Writers)、《遠東鏡刊》(Far Easten Mirror)等刊物,堅持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文本的持續輸出,使西方世界得以通過文學了解到一個歷經苦難與戰火卻仍然頑強的、充滿生命力的現代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學出海與新興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建構緊密交織在一起。最為典型的代表是1951年《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雜志的出版發行。該刊自創刊伊始便旨在“介紹中國人民在解放事業中所做的英勇斗爭,中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爭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辛勤努力;介紹在毛澤東的文藝方針指導下的文藝創作經驗和文藝理論;介紹我國整理文學遺產的成果,使國外讀者重新認識中國的文化傳統”。通過這一擇取標準,創刊號選譯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創業史》《紅巖》《新兒女英雄傳》等作品。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努力向世界勾勒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經洗禮、正致力于國家建設與保家衛國的新中國形象。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思想、文化界的一系列重大變化,中國文學出海的文化主體性建構也從“革命敘事”向“文化敘事”轉變。“熊貓叢書”的出版是這一轉型的代表。王蒙、劉震云、鐵凝等一批代表性作家,通過該叢書走進了國際讀者的視野。這一時期的文化主體性建構呈現出國家戰略與知識界理想的“雙重自覺”:國家希望通過系統推介當代文學作品,呈現一個正在經歷深刻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的中國;知識界則希望通過中國作家對歷史和現實的多維度書寫,傳遞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內省力與創造力。

可以看到,百年出海之路上的每一次轉向與探索,本質上都是對“如何在與世界的對話中建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回應。這一歷程,既映射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華文明不斷地作自我認知、自我表達與自我確立的過程,也為新時代文學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態參與并融入世界文學交流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進入新時代,中國文學的出海實踐與文化主體性建構正在進行著深刻的范式轉型。它既超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救亡圖存語境下尋求現代國家身份認可的訴求,也有別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急迫。轉型的根本驅動力在于新時代文學所處的歷史方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重要變革重塑了世界文化格局,為中國文學出海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面對“世界之變”,國際環境變化與國內政策支持共同為中國文學參與平等對話創造了條件。中國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與世界格局的調整,為文學出海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國際環境。世界對中國的認知需求發生了重要轉變:國際社會不再滿足于將中國視為遙遠的地緣政治實體或抽象的經濟數據,“中國為何能”的發展之問與“中國人如何生活”的真實關切,催生了海外讀者對中國故事的強烈興趣。與此同時,“全球南方”的崛起為超越長期由“全球北方”所主導的傳播評價體系、建構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文學秩序提供了機遇。在此背景下,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對外傳播工作,通過優化對外譯介資助體系、推動國際出版合作等一系列舉措,積極打造同中國國際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

置身“時代之變”,數字媒介重構了文學的生產傳播路徑,為跨文化傳播開辟了高效直達的新渠道。網絡文學的異軍突起正是抓住了媒介革命的契機。有論者認為,中國網絡文學“創造出一套完全根植于互聯網媒介屬性的生產機制”,這套機制正是“中國網絡文學高速發展的核心動力”。目前,中國網絡文學已經實現了“從‘作品出海’走向‘模式出海’‘生態出海’”的轉型升級,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全球影響力。其他形式、體裁的文學同樣也受惠于數字平臺的“去中介化”傳播。借助互聯網,新時代文學出海能夠將讀者從被動的接受者轉化為積極的參與者,形成跨越地理疆界的“線上文學俱樂部”。

呼應“歷史之變”,在面對人類文明共同挑戰的十字路口,中國文學所承載的中國智慧,恰逢其時地嵌入到全球青年文化的話語生成之中。當下世界,“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展現出的成熟穩健的大國擔當精神,催生了各國民眾對中國思想資源與文明智慧的信任與需求。這一進程恰好與文化主體的代際更迭同步。正逐步成為各國社會中堅力量的“Z世代”,在文化心理上呈現出鮮明的代際特征。作為數字時代的原住民,他們浸潤于由動漫、游戲等構成的跨文化敘事環境之中,由此成長為兼具“二次元”審美趣味與全球意識的接受主體。無論是科幻題材對現代文明的反思,還是后人類主義對“人何以為人”的探討,這些對人類文明與命運的思考,恰恰與中國文學所蘊含的“民胞物與”“萬物并育”等思想構成對話。通過積極參與“Z世代”話語建構,中國文學在全球青年文化圖景中確立了獨特而富有影響力的位置。

在國際環境變化、媒介技術變革、國內制度引導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時代文學出海呈現出與以往顯著不同的特征:它不再是單一主體主導的文化輸出行為,而是多主體間的協同與聯動;它不再被動地適應由西方所主導的文學評價與傳播體系,而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主動參與構建更加平等、包容的對話場域;它也不再拘泥于傳統出版業的線性生產傳播模式,而是借助數字平臺實現創作、傳播、接受的多維互動。這些轉變,標志著中國文學出海進入到了一個自覺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深度融入并積極塑造世界文學圖景的新階段。

二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新時代文學出海的使命與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這一重要論述既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互鑒共生的內在品格,也為跨文化傳播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時代文學的出海范式正從單向輸出轉向文明互鑒,旨在通過敘事提供一種扎根中華文化、講述中國故事、回應人類共同關切的文化主體性。以此為目標,新時代文學出海肩負著三重使命。

其一,新時代文學出海肩負著深度闡釋中華文化內涵的使命。回顧中國現當代文學出海歷程,充滿異域色彩的文化符號曾是吸引讀者的常見策略。部分譯者甚至曾有意突出諸如“裹小腳”等負面符號,強化了西方讀者對中國落后、蒙昧的刻板想象。因此,從展示文化符號到闡釋文明內涵的轉變,是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關鍵環節。實現轉型的根本,在于切實貫徹“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文化方略,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能夠被全球讀者所理解并產生共鳴的現代意義體系。以中國哲學中的重要范疇“道”的傳播為例,其海外接受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修仙流”“升級流”網絡小說,用“道”“氣”“修行”等架構了一套奇幻體系,降低了認知門檻,使“道”作為“文化符號”初步進入全球讀者視野。隨著網絡文學海外傳播的持續深化,《誅仙》《天道圖書館》等作品中融入的“道法自然”“尊師重道”等觀念,使得外國讀者逐步理解了其哲學內涵。而近年來《詭秘之主》《道詭異仙》等作品中,作者更將“道”與克蘇魯元素融合,使其成為具有再生產能力的世界觀框架。與之類似,《君九齡》通過將望聞問切、辨證施治的中醫智慧融入故事脈絡,彰顯出“醫者仁心”的中國醫學傳統;《掌歡》則以飲食為敘事線索,將人倫情感與生活美學滲透于“食不厭精”的中華美食文化之中。

兒童文學也憑借其貼近心靈、圖文交融的特質參與到轉化進程之中。曹文軒是較早獲得國際聲譽的兒童文學作家,《草房子》《青銅葵花》等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蜻蜓眼》講述了一個中法結合家庭三代人的生活變遷。作者以“蜻蜓眼”“旗袍”“油紙傘”等中式意象,體現人心中始終如一的愛與美,凸顯作品的世界性面向。王亞鴿、朱成梁合作的繪本《打燈籠》進入全球698家圖書館館藏。簡潔詩意的畫面與文字,描繪了小女孩招娣盼燈籠、點燈籠、送燈籠的過程。作品不僅呈現了中國傳統節慶的風俗畫面,更將對傳統的珍視與成長中的期盼融為一體,獲得了世界兒童讀者的喜愛。

其二,新時代文學出海,肩負著書寫時代、呈現“復數”中國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新時代中國形象要獲得深度理解和認同,不能依賴概念化的宣傳,而是要依靠一系列具備吸引力、親和力的中國故事的講述。

近年來,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成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一個亮點。這些作品構成了多聲部的中國敘事,為海外讀者理解中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提供了豐富的窗口。

展現社會變遷的長篇小說構成了新時代文學出海的重要一脈。2019年梁曉聲的《人世間》獲茅盾文學獎,由其改編的電視劇開拍僅一個月,就被國際流媒體巨頭“迪士尼+”購入了海外版權。《人世間》講述了“一代人在偉大歷史進程中的奮斗、成長和相濡以沫的溫情”,喚起了海外讀者和觀眾對“有情有義、堅韌擔當、善良正直的中國人形象群體”的認同。喬葉的《寶水》則聚焦新農村建設,以寶水村轉型中的細節和人情鉤沉出普通人的生活史詩。金宇澄的《繁花》通過書寫上海市民階層在經濟浪潮中的沉浮,呈現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這些作品讓世界看到,中國的崛起是由億萬平凡而真實的個體用勤勞和奮斗共同鑄就的,修正了海外讀者認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冰冷、機械的想象,建構了一個充滿道德力量與人性溫度的“可敬”中國。

直面個體處境與社會發展難題的作品是新時代文學出海的又一脈絡。《我在北京送快遞》是近年來“素人寫作”的代表作品,已售出美、英、法、德等12個國家和地區的版權。作品通過快遞員胡安焉的自述,表現社會高速發展中個體的努力與奮斗,為海外讀者理解中國社會的復雜肌理提供了微觀樣本。徐則臣的“京漂”系列作品以“北漂”的視角呈現城鄉流動中的疏離感、物質豐裕與精神追尋之間的張力等問題。中國故事的價值不僅在于展現發展成就,也在于直面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考驗。這類寫作,讓世界看見一個敢于直面困難與挑戰、保持清醒和自省的“可信”中國。

聚焦地方風土與多民族文化的書寫拓展了新時代文學出海的敘事版圖。李娟的《冬牧場》被全球400余家圖書館收藏,《我的阿勒泰》劇集登陸190多個國家和地區。李娟以阿勒泰地區的壯闊風光和樸實人情為底色,構筑起一個可供精神棲居的遠方,也由此匯入了以英國散文集《萬物既偉大又渺小》、日劇《小森林》等為代表的全球“治愈系文學”潮流。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則以對鄂溫克族百年生存史詩的深沉書寫,在人與自然、傳統與現代的張力等議題上引發了全球讀者的共鳴。這些作品通過對多民族交往中充滿溫情的細節描寫,勾勒出和諧包容的“可愛”中國形象。

網絡文學中的現實題材作品也同樣主動承擔起這一使命。2022年,中國網絡文學作品首次入藏英國國家圖書館,其中包括多部現實題材作品。《大國重工》以真實的工業史為脈絡,講述中國制造業的奮斗歷程;《復興之路》聚焦國企改革中的陣痛與重生,《大醫凌然》關注醫療行業,展現對生命價值與科技倫理的追求。這些作品既保留了網絡文學“爽”“燃”“高代入感”等特質,又以扎實的社會觀察和行業書寫賦予類型敘事以現實關懷。其中自然流淌的家國情懷與職業精神,讓世界看到了“強國一代”個人價值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的精神群像。

一批偏重藝術探索與形式實驗的文學作品的外譯同樣構成了中國文學出海不可忽視的面向。畢飛宇的《推拿》深入盲人的感官世界與精神宇宙,以極致的生存體驗觸達倫理維度的思考。格非的《隱身衣》等作品則以其深邃的智性風格、敘事技巧上的現代主義探索,被視為中國小說敘事實驗的重要代表。余華的《文城》出版后迅速地被外譯,在海外諸者和研究者中引發了較為廣泛的關注。通過這類作品,中國文學呈現出形式探索的前沿性與思想開掘的深度,進而在專業層面參與到世界文學的審美與批評建構中。“復數”中國的文學形象,因其美學風格的多樣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更加豐厚和立體。

其三,新時代文學出海,承擔著以跨文化交流參與全球議題、開展文明對話的使命。憑借高密度的情節、別具一格的世界架構和與讀者高度同頻的情感結構,中國網絡文學深度嵌入海外讀者的文化生活之中。2024年,中國網絡文學海外市場規模已攀升至50.70億元,出海作品數量高達80.844萬部。在海量文本的基礎上,“一種跨國、跨文化、跨語種的傳播和交流行為就此發生,形成一條星散分布的‘交流暗河’”。中國網絡文學不僅悄然改變著讀者對中國的認知,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對世界、社會與自我的理解。《新宋》《宰執天下》等“歷史向”作品,將“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家國情懷融入其中。《抱歉我拿的是女主劇本》等“反套路”女頻作品,以女主角獨立、睿智、挑戰命運的人物設定為亮點,成為出海網文中的“黑馬”。在文學的世界里,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集體與個體等價值范疇不斷碰撞交融,文明對話的感性經驗得以累積,相互理解的思想空間亦隨之敞開。

如果說網絡文學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浸潤著海外讀者的文化生活,那么以劉慈欣作品為代表的中國科幻文學,則以深刻的思想性和宏大的世界觀為解決人類文明的共同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截至2025年8月,《三體》外文版銷量高達650萬冊,獲得包括“雨果獎”在內的十余項國際科幻文學大獎。正如伊斯塔范·西瑟瑞-羅內所言,建立在“歐洲啟蒙思想的科學唯物主義理性”之上的科幻小說,如今“正面臨著其他理性體系與神話體系的挑戰”。劉慈欣的科幻小說正是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既有科幻敘事的宇宙觀與文明觀。“面壁計劃”“光速飛船”等一系列設想中所強調的長遠規劃、整體生存權等邏輯,體現了注重全局與延續的中國智慧。在虛擬的宇宙圖景中“黑暗森林法則”隱喻國家間的“猜疑鏈”與安全困境,促使讀者跳出國家與地域的局限,從更廣闊的星際尺度審視人類文明的內在矛盾與團結的可能性,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極富文學想象力的闡釋。

在劉慈欣的帶動下,郝景芳、陳楸帆、寶樹等一批科幻作家走出國門,中國科幻文學已成為世界科幻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據SFT(Speculative Fiction in Translation)統計,2021年,中國科幻短篇小說翻譯量位居世界首位,占總量的32.6%。科幻文學出海,從“人類向何處去”的“世界之問”出發,以硬核又充滿哲思的“中國之答”參與了全球未來議程的討論,在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元敘事層面,展現出恢宏的中國氣度。

新時代文學出海所承擔的上述三重使命,共同指向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自覺努力。這一建構既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開掘與轉化中獲得滋養,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發展與現實中得到深化,更在回應人類共同關切的對話中實現價值共創與文明交流。在努力承擔這些使命的實踐中,中國文學逐漸融入世界文學話語網絡,確立了兼具深厚文明根脈、鮮明時代感召力與持續文明對話能力的價值坐標。

三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生成路徑:敘事策略、傳播生態與數字協同

中國作協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報告中指出,新時代文學是“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凝聚偉大復興精神力量的文學”,是“堅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國氣派中國風范的文學”,也是“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體現廣大人類關懷的文學”,還是“主動融入現代傳播格局,有力證明文學地位價值尊嚴的文學”。一系列質的規定性,內蘊著新時代文學出海所必然面對的張力和挑戰:如何將植根于本土的“民族史詩”轉化為能引發普遍共鳴的“世界語言”?如何在堅守文化自信、中國氣派的同時塑造出動態的、與時俱進的中國形象?如何有效地借助現代傳播格局擴大影響力?如何成長為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建設性力量?這些問題,既是推動我們在新時代文學出海過程中不斷探索的內在動力,更是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必須回應的課題。

有研究者認為,應當“努力提升當代文學的審美特質,盡可能消弭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中的不平等現象,并努力將之轉化為進行自我改進的正能量”。新時代文學出海要實現更大的突破、形成更廣泛而深入的影響,關鍵在于構建一種既彰顯中國特質、又具備世界意義的“可共情的詩學”,這就要求在敘事策略上作多維度、多路徑的創造。

第一條路徑是尋求“中國內核”與“世界形式”之間的有機融合。麥家的諜戰系列小說是比較成功的范例。他的《解密》等作品是“諜戰英雄傳奇”類作品中的代表作。這類小說在思想內核上“征用了古典英雄傳奇中‘英雄’與‘國家’的同構關系”

,在情節構造上則受西方偵探小說的影響,注重敘事節奏的緊湊和對讀者參與感的調動。2014年,《解密》英譯本出版,隨即被翻譯成33種語言。從讀者反饋來看,該書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通俗文學中的重要門類之一懸疑小說被接受的。與之類似,阿乙的《早上九點叫醒我》、何家弘的《血之罪》、周浩暉的《死亡通知單》等,也在緊張的情節之中蘊含了作家對死亡與存在、法理與人性等命題的中國式思辨。這些案例揭示了一條有效的傳播路徑:類型小說框架可為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提供熟悉的入口和可預期的閱讀體驗,降低接受門檻,使得其中承載的中國精神與中國思想被順暢地接受。

第二條路徑在于激活“中國形式”與“世界情感”之間的深層鏈接。馬伯庸的歷史小說提供了富有啟示的實踐路徑。他的一系列作品連續入選“中國圖書(中文)海外館藏數量30家以上排行榜”。其歷史小說常以宏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為主角,通過將現代人的生存焦慮投射到“古代打工人”身上,使得這些作品參與到全球關于科層制、績效社會與個體處境的反思和討論之中。顏歌的《異獸志》、楊晚晴的《金桃》等作品,則將上古神獸、古代算學等古典文化資源融入奇幻、科幻小說,開拓出既富有民族形式和民族氣韻,又能與世界讀者深度對話的文本空間。

第三條路徑是挖掘“地方性”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審美表達和生命哲學。中國文學深厚的“地方性”資源是構筑差異化審美空間的寶貴財富。莫言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他在強烈的地方性風格中呈現厚重質樸的中國情義密切相關。賈平凹也是憑借地方性寫作風格被世界關注的作家,他的作品深耕陜西地方的風土人情與社會變遷,關注其中人的生存狀態與命運沉浮。雪漠的西部系列小說既重新激活了西北大地的神話氣息與文化底蘊,也不斷進行著對自我的追尋、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其《野狐嶺》英文版獲“2025年國際圖書獎”。

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還需培育基于互動、對話與意義共建的“立體傳播生態”。

在翻譯環節,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有賴于專業的譯者隊伍。譯者的工作貫穿跨文化傳播的始終。莫言獲獎與葛浩文長期而卓有成效的翻譯密不可分,《解密》的全球熱銷得益于藍詩玲的發現和譯介,《三體》的成功出海更是譯者發揮創造性作用的典范。譯者劉宇昆是旅居美國的華裔科幻作家,他將流行科幻小說準確、簡練的語言特點帶入譯文文本,達成了文化特異性與科幻小說類型性的平衡。如今,新一代譯者如汪海嵐(Helen Wang)、施露(Annelous Stiggelbout)等也已嶄露頭角,成為推動中國文學出海的新生力量。

在傳播環節,需實施“分層培育”與“精準觸達”的差異化方案。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因其所處的文化背景與發展階段不同,接受偏好存在顯著差異。在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反映中國現代化歷程的作品更能引發共鳴。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魯敏的《金色河流》等作品在拉美國家和阿拉伯地區反響熱烈。正如石一楓所言,這些國家“依然存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現實問題,他們對有共通性的題材更感興趣”。基于此,可通過“一帶一路”文學聯盟、金磚國家青年文學交流等機制,與當地文學界共同培育“全球南方文學場”。在日韓、東南亞等“漢文化圈”,《甄嬛傳》《瑯琊榜》等劇集的熱播,生動地體現了它們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文化淵源。傳播可利用好這一優勢,以歷史題材小說、影視劇為先導,激活共享的文化記憶并在當代語境下形成深度對話。歐美國家有著深厚的類型文學傳統和成熟的出版傳播體系,傳播策略需兼顧“借力”與“深耕”。一方面,可與當地大型出版商、品牌書系合作,以類型文學文類快速地獲得認可、擴大讀者群;另一方面,可依托文學沙龍等渠道展開深度闡釋,力圖將讀者對某一類型文學的特定興趣,引導為對中國文化的持續關注。

在批評與研究環節,需在借重外部力量與培育自主闡釋能力之間尋求平衡。要充分重視與海外漢學家的溝通交流,發揮其助力中國文學在國際學術語境中獲得清晰的定位和解讀的作用。與此同時,也需著力建設自主“闡釋共同體”,通過培養熟悉國際話語的批評力量、推動大學、學術機構開展國際合作等途徑,構建研譯一體、多元平等的對話空間。更進一步的目標,則是以具有理論自覺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參與世界文學的論述和建構。新媒體時代,還尤其要重視大眾批評的力量。大眾批評雖不同于學院派批評嚴謹分析的風格,卻以真實的情感共鳴和活躍的社交屬性,構成了即時反饋、去中心化的闡釋網絡,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還要把握數字技術所引發的文學生存與傳播范式的變革,主動塑造一個能讓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深度嵌入、持續生長的數字媒介環境。

其一,要構建媒介融合時代的“故事宇宙”。當今時代是媒介融合的時代。亨利·詹金斯認為,“跨媒介敘事”不是僅復述故事,“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每一種媒體出色地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共同構建邏輯自洽、不斷擴展的想象世界。以《三體》為例,小說、漫畫、影視劇等多元形態的協同開發,為受眾提供了多樣化入口。更為重要的是,不同媒介形態的版本形成了彼此解讀、錯落生長的故事網絡,使故事獲得了更豐富的意義承載力與更持久的生命力。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新的文學承載形式不斷涌現。2021年,楊紅櫻的《熊貓日記》由美國蔣博言公司(Jiang Boyan LLC)推出AR版,獲得了不錯的銷售成績。黑石出版(Blackstone Publishing)則推出了格非《隱身衣》《人面桃花》的有聲書版本,豐富了讀者的閱讀接受途徑。

其二,要重視數字傳播格局中多元主體的參與活力與共創潛能。數字時代,傳播的活力與韌性往往根植于民間自發的力量。有學者提出“接觸星云”概念,用以指稱包括“讀者接觸”“作者接觸”“文本接觸”在內的“持續變化的”的文化間互動。在互聯網的“趣緣社區”中,“接觸星云”系創作、接受主體基于共同的興趣與情感結構自然形成并持續演化,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中國網絡文學出海不僅令海外讀者為中國故事著迷,更實現了從“消費”到“共創”的跨越。在起點國際(WebNovel)的簽約作者中,海外原創作家已達46 萬人,海外原創作品 70 萬部。更多讀者則通過薦書視頻、同人漫畫等形式多樣的二次創作主動參與到文本傳播與再生產中。深度參與不僅顯著提升了傳播效率,更增強了文本在目標文化語境中的適應能力與多向生長的潛力。

其三,要突破傳統出版業邊界,實現產業深度協作。數字時代放大了文學IP的跨界潛能。《流浪地球》從小說文本到科幻大片的跨越,驗證了文學IP的巨大產業勢能;《全職高手》則通過涵蓋動漫、游戲、衍生品等的產業矩陣,展示了文學IP系統化運營的可能性。《詭秘之主》“值夜者們”主題畫展在英國國家圖書館落地、《道詭異仙》與新加坡環球影城達成合作,標志著中國文學的故事世界開始融入世界性的線下文化消費場景。產業深度協同開發拓展了中國故事的受眾范圍與生命周期,推動中國文學在全球文化產業鏈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

其四,要善用人機協作,提升出海效能。在翻譯維度,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能高效地實現多語種、大規模的內容翻譯,為海量網絡文學突破語言障礙創造了技術條件。以起點國際為例,截至2025年9月,由AI翻譯的作品已達7200部,占中文翻譯總量的七成以上。在內容觸達維度,智能分發系統通過“千人千面”的個性化推薦,實現內容與讀者之間高精度的匹配。在效果評估維度,大數據與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可對書評、社交媒體討論等進行實時情感分析,為改進傳播策略提供依據。人機協作不僅優化了各環節的運作效率,更逐步演化出具有自我學習與動態調適能力的智能傳播機制,為新時代文學的規模化、精細化海外傳播提供了有效的支撐。

然而也需清醒地認識到,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并非一夕之功。部分作品對中國經驗的呈現仍流于符號化與淺表化,尚未完全超越“被觀看”的思維定式。此外,一些譯作盡管完成了語言層面的轉換,卻在文學性、思想性上損耗明顯,原作的美學特質與精神厚度在跨語際旅行中被稀釋。新興形態如網絡文學等還面臨非授權傳播、衍生產權歸屬模糊、跨國維權難等困境。新時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進一步發展,既需進一步加強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也離不開譯者翻譯能力的提升和相關人才隊伍的建設,還有賴于更完善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

2025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上發表題為《加快建設文化強國》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家文化影響力競爭也日趨激烈。作為負責任大國,我們必須更加主動地宣介中國主張、傳播中華文化、展示中國形象。要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加大外宣工作統籌協調力度,創新開展網絡外宣,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文章特別提到:“近年來,我國一些文學作品、網絡游戲、網絡影視劇成功‘出海’,到中國旅游成為海外民眾的新時尚,彰顯了中華文化的力量、對外開放的力量。”可以看到,黨和國家對新時代文學出海寄予厚望,將其作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擴大中華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手段。當前,政府、機構、作者、譯者正從各自的實踐與經驗出發,以豐富的故事形態和傳播路徑,共同繪制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多彩畫卷。唯有如此,新時代文學出海才能真正實現從“被動”到“主動”,從“講述”到“對話”的深刻轉型,不僅為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供堅實的支撐,亦為豐富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貢獻不可替代的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