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先:新大眾文藝的認知轉型與方法變革論綱
“大眾文藝”在20世紀中國文藝史上確立并廣為運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向左翼文學轉型期,1928年9月20日,創造社的機關刊物《大眾文藝》在上海創刊出版是一個標志性事件。該刊第一卷由郁達夫主編,第二卷由陶晶孫主編。此后最為知名的莫過于延安的大眾文藝——1938年9月,延安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延安文藝突擊社創辦《文藝突擊》,后更名為《大眾文藝》,于1940年4月創刊,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主辦。這中間不同立場與派別之間幾經紛爭,核心問題在于文藝的大眾化問題。它們構成了新時代以來“新大眾文藝”的前史與背景,本文并不擬就此問題進行學術史梳理,而是試對“新大眾文藝”的認知轉型與方法變革做綱要式的理論概述。
一
從大眾文藝到“新大眾文藝”的變化,就合力因素而言,是在新時代的人文和技術環境中綜合了自發的民眾參與、主導性意識形態的引導、資本力量的操作以及知識分子的介入。
一、“新大眾文藝”的“新”,關鍵性因素是媒介環境的變化。麥克盧漢之后,幾乎已經沒有人再會忽視媒介本身對社會形態的塑造作用。與人際傳播時代的口頭與身體媒介不同,也不同于大眾傳媒時代的單向度、宰制式的廣播、電影、電視,互聯網時代的媒介生態呈現出“去中心化”和“交互性”特征,因而也就形成了文藝領域的眾聲喧嘩、遍地開花局面。像網絡文學、短視頻與短劇、直播、素人寫作等,幾乎都是依托于新媒介技術與平臺,由大眾廣泛參與創作(生產)、傳播(營銷)、消費(接受、評價)的。需要注意的是,新大眾文藝時代的媒介環境,也并不能簡單等同于互動網絡媒介時代的分眾與小眾傳播媒介,而是上述所有媒介融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綜合性環境。
亨利·詹金斯指出,“新媒體和舊媒體相互碰撞、草根媒體和公司化大媒體相互交織、媒體制作人和媒體消費者的權力相互作用”,媒體融合、參與文化和集體智慧之間彼此滲透與作用。當代文化生產的主流已從專業機構主導轉向用戶參與式創作,例如短視頻平臺的UGC(用戶生成內容)模式、網絡文學平臺的連載機制,均體現了大眾從被動消費者向主動生產者的轉變。它的覆蓋面與傳播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像TikTok、YouTubeShorts、抖音等平臺通過算法推薦和用戶模仿,形成病毒式傳播,能迅速擴散某個現象級的作品。從受眾來說,也體現出創作與接受的邊界消融特征,像紅極一時的網絡小說《詭秘之主》的情節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讀者互動投票的影響。
二、“新大眾文藝”中的“大眾”需要與“大眾文化”中的“大眾”有所區別。“大眾文化”同“大眾傳媒”之間關系密切,更多指向于受資本操控的文化工業中消費化、均質化、被動性質占主導性的消費者與受眾,它們更像是某種缺乏主體性的烏合之眾,這一點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相關批判中已經得到明晰的清理。當然,法蘭克福學派中后來的“本雅明復興”和伯明翰學派關于青年亞文化、受眾與媒介的研究,這些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研究已經拓展了“大眾”主體性的闡釋路徑。
“新大眾文藝”自然也包含了“大眾文化”“消費文化”“亞文化”中“大眾”的內容,但是同時因為經過了“人民文藝”,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即已開始并在三四十年代形成高潮的“大眾化”運動的洗禮,加上互聯網媒介的互動性,來自民間、基層和邊緣群體的創作與二次創作,以及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的生成,使得“大眾”的內涵發生了增變:它不僅是政治化的人民主體,也不光是商業化的消費大眾,而是主體與客體、理性與感性、政治與經濟、生命與精神、主動與被動、生產與消費、創造與接受、人文與科技、文本與語境、人與機器等諸多曾經看上去二元對立項的聯合。
三、“新大眾文藝”中的“文藝”,不同于歌樂舞渾然未分的自然文藝時代的樸素融合狀態,也不同于“文藝自覺”,尤其是現代性分化之后以審美自律為主導、獲得自身特定領域的“純文藝”,而是結合了娛樂消遣、美學發明、教育宣傳和產業升級的諸多方面的“泛文藝”。這種“泛文藝”輻射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是在技術賦能基礎上創作主體、傳播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全面重構,不僅改變了文藝的樣貌形態,更是從根本上重塑了人類的感覺結構、認知模式和精神風貌。
二
在對新大眾文藝進行上述描述和界定之后,我們會發現現實的變化促使認知必得進行轉型,即對于文藝的認識上要發生從知識論到生命論的轉移。此前的文藝理論,可以大致歸結為本質論、認識論、生命論。本質論以柏拉圖的“理念論”和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說”為代表,試圖通過形而上學界定文藝的終極本質。中西方都有此類本質論,它們基于某種理念,比如道或者邏各斯,將文藝作為某種絕對性的投射,對其本質包括其發生學、功能與價值進行闡釋:前現代時期的文藝理論基本上按照這種邏輯展開。
現代以來,總體化與整全性的體系建構逐漸失效,轉而進入文藝的認識論轉向,即摒棄本質化的先驗性,從視角主義的角度進行闡釋與剖析。如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分析的社會批判、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理論形式分析,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文藝作品的闡述。而無論是政治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生態學、美學還是后來的“文化研究”,關于文藝的認知都成為某種視域中的深刻的洞見與片面的真理。認識論轉型中有一脈強勁的分支,即在語言學轉向之后的形式自律與文本論,試圖重新找回文藝的本體,而回到語言、形象、技法、形式等層面,從而凸顯文藝的主體特性,以區別于其他的視角。
視角諸理論,如果放到文藝理論常見劃分的諸要素來看,即聚焦于創作者(生產者)、文本(作品)、世界(背景與環境)和受眾(消費者)的不同層面。然而,它們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即技術、媒介與平臺——它們或許曾經被視為世界(歷史、時代、社會條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沒有意識到對于文藝自身而言,它們是足以影響從內容到形式的根本性要素。既有文藝理論的框架與風貌成形于文字書寫文明之后,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勉強納入的口頭文藝,實際上是經過書面文字化整理后的內容,而伴隨著大眾傳媒帶來的文化工業和文化消費主義,“文化研究”的路徑試圖整合進媒介環境學的方法論體系,但并沒有能從根本上撼動原有的文藝理論與美學范型。其原因就在于,在文藝美學的體系中,技術、媒介與平臺只是作為經濟、文化和社會等不同資本運作的工具與渠道,而未曾進一步將其作為獨立的因素加以理解。
生命論在中西方文論中也同樣有其淵源,朱良志就將中國藝術的核心歸結為鳶飛魚躍、安頓身心的“生命精神”。如同尼采所說,“用藝術家的透鏡看科學,而用生命的透鏡看藝術”,那么藝術就是“人類的真正形而上學的活動”,或者海德格爾強調的藝術是存在之真理的顯現,“藝術作品的本源,同時也就是創作者和保存者的本源,也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性此在的本源”。這一脈系為理解新大眾文藝提供了哲學基礎——文藝不再是獨立于生活的審美對象,而是生命與經驗的表達,在“世界圖像的時代”或者“景觀社會”中重新將文藝鑲嵌進日常生活之中,或者更準確地說,文藝從生活中涌現出來。在這種復雜語境中,世界被把握為圖像,生活當然有其被轉化為圖像消費的情形,并且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情形,然而文字的感性直觀與深度思考依然不絕如縷,同時以游戲和參與式文化為代表的新藝術形態,還增添了主動性的互動維度。
新大眾文藝呈現出來的無法忽視的特征就是技術—媒介—平臺已經躍然成為一種主導性的基礎,技術、工具、媒介、環境等非人類要素與人類行動者共同構成動態的網絡,并進而帶來文藝主體和全流程的整體性變革。在新大眾文藝中,平臺算法不僅是工具,更是塑造內容風格的核心力量。技術邏輯對內容生產的決定性影響,短視頻的“黃金三秒”規則倒逼創作者壓縮敘事結構,形成碎片化美學,從而也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受眾/消費者的感知方式。就如同口頭文藝時代的文藝同生命體驗和生活生計之間的密切關聯一樣,盡管經過了審美自律性的專業化分工,到了新時代它又重新成為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特定階層、人群、趣味和觀念的表述。
三
概而言之,基于大眾文化可能造成“感性的無產階級化”,新大眾文藝則是一種由技術、權力和主體變革帶來的新的感性再分配與再生產,讓文藝走出象牙塔或者平流層,而成為一種普泛、普惠、共創與共享的文化產品,彌散在廣大民眾的生計、生命和生活之中。因此,它也就隱隱然塑造了一種讓-呂克·南希意義上的“沒有共同體的共同體”,一種無為(無用)的共通體。即,現實中某種具有實體化和主體歸屬的統一性組織,可能只是在某種邏各斯思維下的神話,但是文藝的共通體可以展開獨一性存在的彼此共在。面對此種認知轉型,我們可以在本質論和認識論之外,重申生命論,進行方法論上的革新。
這可以視為我所謂的“從后學到新人文”的方法論自覺,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藝格局轉變。1985年在當代文學史上被稱為“方法論年”,已經顯示出如今新大眾文藝方法論革新的態勢,并給予當下以諸多啟示。
首先是泛文藝性。文學上的現代派崛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宏大敘事盡管依然強健,但朦朧詩、先鋒小說已然獲得了正典的正名。與此同時,電影上是從1984年開始第五代導演如陳凱歌、張藝謀、吳子牛、田壯壯等青年一代在美學上的探索;美術上是在1984年年末到1985年年初第六屆全國美展后“85新潮”的橫空出世;音樂上,一度被視為靡靡之音、“黃色歌曲”的臺港主流流行音樂逐漸正名,內地流行音樂獲得自身合法化,以1986年崔健《一無所有》為代表的搖滾樂勃興,《當代音樂》《中國音樂學》等學術刊物也在1985年創辦。文學藝術彼此滲透、相互影響,分享著共同的時代精神,也分享了相似的思想與精神資源。
其次是對話性。從話語層面來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勃起的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等,無疑對歷史、革命、階級等崇高與宏大敘事構成挑戰,而由科技領域延伸至人文領域的“老三論”(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和“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亦盛行一時,共同試圖構建反人文主義、反本質主義和反主體性哲學的方法,與此同時,則是尋根派和本土文化脈絡的重新發掘,以及文化工業的潮頭在更廣范圍內逐漸興起。中西、古典與現代、精英與大眾、雅正與通俗的不同話語之間不斷碰撞、交織與互相汲取轉化。
最后,總體性。承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遺產,文藝被視作社會總體結構中與其他領域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就不是政治、經濟、社會、科學、道德、法律、藝術等不同領域的各自為政,而是相互關聯為難以清晰切割的含混一體,也就很難用馬克斯·韋伯所謂的認知—工具理性、道德—實踐理性和審美—表現理性的“分化”進行結構主義式的劃分。相較于專業化、科層化的細密分工,文藝是我們時代碩果僅存的具有總體性的事物,體現出與其他領域的悖反——不僅悖反于與其他領域的孤立,也反抗自身內部諸門類與文類之間的界限。這確乎是一種囊括了后現代性和后人類性,致力于填平鴻溝、跨越疆界的新大眾性。
四
“方法論熱”的嘗試就彼時中國語境而言,理論超前于現實,因而許多前沿思考和方法并沒有得到展開,在文藝上反而某種程度上回到了偏現代主義影響的潮流中。到了“新大眾文藝”時代,它的啟示性在文藝現實生態和民眾的具體實踐中才得以凸顯。這種啟示在審視新大眾文藝的方法論上,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的變革。
一是返回身體與性靈,在靜態本體論的基礎上補充直觀認識論維度。“身體”并不能簡單等同于肉體,它分為兩個部分,即具身與體悟,身體的欲望、感覺與感受同體驗、體察和體悟的結合,方才構成身體的完整結構——它不僅是生物性、生理性存在,同時也是歷史性與文化性的存在。“性靈”則是對本土古典理論的重新激活,它包含著性情與心靈,其即目會心、目擊道存、當下即得的本質直觀,亦不是心理學或者精神分析所能概括。新大眾文藝中,虛擬現實(VR)游戲提供“具身化”體驗和情感共鳴,網絡文學中的穿越敘事,重構了時空的邏輯。在這種沉浸式體驗與情感勞動等,需要對身體重新進行闡釋,并對性靈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二是清晰理性與混沌“元邏輯”的混合,由美學論走向風格論和實踐論。新大眾文藝當然包含了原先文藝的內容,但是許多新興成分具體表現出來的形態幾乎完全不符合既有美學標準與尺度:素人的“我手寫我口”會顯得粗糙,網絡同人創作與戲仿惡搞似乎不具備原創性,許多短視頻有著目標明確的功利目的,乃至就是商業營銷本身。鬼畜視頻的二次創作、彈幕評論的文本融入、種草筆記的生活方式塑造……諸如此類新興文藝現象,都讓既有的美學概念與方法難以應效。悲劇、崇高、滑稽、荒誕、中和之類的范疇,往往是以價值理性或工具理性為基礎建立,前現代時期的狂歡、出神、虔敬等,也并不能歸結為基于情感、情緒的感性,而只能歸屬到非理性的范疇擱置,它們在媒介融合中一定范圍內得以回歸。在80年代方法論影響下,中國學者在模糊數學(fuzzymathematics)的影響下也生發出“模糊美學”的創造,不過沒有得到張揚。在新大眾文藝中同樣存在著理性、感性、非理性乃至本能的混沌狀態,而以標簽的形式形成姿態各異的風格,溢出了傳統美學所能涵蓋的范疇。那么,就無法用概念框定事實,只能以模糊化思維去理解和應對單一文化思維,就事論事,走向風格論和實踐論,尤其是接受消費化和產業化的合理性。
三是由目的到涌現,在主體創作論中補充進交互主體生成論的維度。伴隨各種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現,AI智能輔助、人機協作式創作、集體互動創作顛覆了單一主體性,愈加在新大眾文藝領域增強了比例和權重。這種分布式、非均質、非線性的合作,屬于在科技人文結合基礎上的新型“蜂群思維”。它們拆解了創作主體性和浪漫天才論的迷思,作用于文藝作品(產品)更為直接的后果是,目的論式的模仿說、再現說、表現說都只能在部分范圍內適用。對于文藝這樣的復雜性系統來說,它更像是生命體一樣,是生成與涌現的,而非創作與生產的。
五
基于認知轉型和方法變革,新大眾文藝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場域學,即文本—語境一體性,包含了創作、生產與生成融合的賽博主體,用戶與粉絲合一的受眾,個體、產業與資本融合的平臺渠道,意識形態主導與引導者,以及科技與人文難分的觀察與評論者。
它們產生了一系列新大眾文藝的挑戰與生機:數字技術成為當代生活日益普遍的基礎設施,一旦崩潰,將會造成從經濟到文化的毀滅性影響。它極有可能形成一種數字霸權主義,平臺通過數據壟斷控制內容分發,遮蔽或助推自身利益所在的內容,進而造成創作者與資本的結構性矛盾、內容生產者的自我規訓以及廣泛大眾的信息繭房。但同時也可能意味著某種微型烏托邦的出現,畢竟理想世界是人創造出來的。跨界融合與深度感的消失是一種后現代的普遍現象,但新大眾文藝通過跨媒介敘事如《三體》的“小說-動畫-游戲”聯動,以及世界觀與形形色色大小IP的架設,重建了各種各樣以偏好、習性和志趣凝結在一起的“小宇宙”共同體,從而帶來新的總體性潛能。數據主義或將徹底改變既有的人文主義,新大眾文藝的實踐表明,技術與人性的共生具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新大眾文藝的崛起既是技術驅動的必然,也是文化民主化的契機。面對算法霸權與資本異化,人文知識分子需要以批判性介入而非拒斥姿態,推動技術倫理、創作自由、文藝平權之間的協商與平衡。面對新大眾文藝的到來,對于人文知識分子來說,我想最適宜的態度是擁抱變化,但不迷失自我,構建出公共領域里的平等對話,“自覺地進行類型分層和共通性價值觀的倡導……人們自覺地提高數字與媒介素養,認識到平臺塑造審美趣味、文化品位和消費習慣的潛在可能,部分地予以抵抗和拒絕,強化自我創造性和選擇權,有意識地打破分眾文化的壁壘和層級”,“在數字混沌中重建經驗與詩性的家園”,從而讓新大眾文藝真正成為生命的詩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