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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黨領導下百年文學的人民旗幟與時代胸襟
來源:文藝報 |   2026年07月01日15:11

今天是7月1日,恰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在這個承載百年初心、意義非凡的時間節點上,回顧中國文學百余年間的發展進程,黨的文藝理論不僅是作家扎根現實、心懷家國的創作“指南針”,更是推動中國文學與時俱進、生生不息的精神“催化劑”。

黨領導下的百年文學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同向而行。革命年代,文學書寫救亡圖存的吶喊;建設時期,作家記錄改天換地的奮斗;改革開放時期,作家反映波瀾壯闊的時代新變;新時代舞臺上,文學描摹民族復興的宏闊圖景。百余年來,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文學,始終自覺肩負起記錄民族征程、書寫國家現代化建設偉大歷程的時代使命與責任。

本期特邀三位深耕文藝理論研究的專家、兩位文學批評與實踐經驗豐富的青年學者,圍繞黨領導下的百年文學展開討論,回望歷史,追溯紅色文學的初心與來路;立足當下,剖析當代文學創作的現實圖景;展望未來,照亮新時代文字高質量發展的廣闊前景。在回溯與思辨中,讀懂文學與時代同頻共振的血脈聯系。

嘉 賓:

李躍力(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

熊 權(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

顏同林(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鵬禹(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

管若彤(中國人民大學新時代紅色文學社社長)

主持人:

教鶴然(《文藝報》記者)

回應如何“為人民”寫作的時代命題

主持人: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發端于20世紀初的中國新文學也走過了一百余年的光輝歷程。黨領導下的百年文學形成了哪些獨有的精神內核與價值坐標?

熊 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學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諸多可貴的精神特質,如以人民為中心、重視行動實踐、與時代同頻共振等。如果說20世紀初的五四文學是以個體人性為本位的“人的文學”,黨領導的則是“人民文學”,注重把個性解放的命題放置在追求階級解放、民族獨立與復興的歷史語境中,將“人”的內涵拓展到以工農兵為代表的人民大眾。

在從“人的文學”到“人民文學”的歷史發展中,孫犁是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早年讀魯迅、葉紹鈞等人的作品深受新文學熏陶,在抗戰全面爆發之際參軍,后來在晉察冀邊區經歷多年游擊生活,抗戰結束后在冀中參加土改工作。戰爭流徙與扎根鄉土的經驗打開了孫犁的視野,鍛造出獨特的抒情敘事方式。孫犁寫戰爭、土地改革等重大政治、社會、歷史題材,卻以描繪地域風土人情、日常生活著稱。在他的筆下,白洋淀荷花飄香、阜平崇山聳立,采蒲臺、同口鎮、蒿兒梁等小村莊風光如畫,格外令人難忘。孫犁筆下的鄉土美景與當地民眾反抗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熱愛家鄉故土的倫理情感交相輝映。因為數年置身戰地和鄉野,深諳民間喜怒哀樂,孫犁的創作擅長從樸素的生活倫理找到追求階級解放、民族獨立的道路。他的文學保留了文人知識分子的個性思考,同時重視把個人化的思考融入抗戰救亡運動、追求民族國家獨立的事業,構成“人民文學”的重要一頁。

顏同林:進入新時代以來,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走上了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赝嗄觊g文學事業繁榮發展的歷程,文學創作整體面貌可謂一路繁花,早已煥然一新。從文藝方針政策的持續部署,到多種文藝潮流的相繼涌現,“兩個結合”的精神一以貫之,文學發展主潮脈絡清晰可辨;從主題創作的凝練打磨,到不同類型作品的精雕細琢,創新品格始終如一地受到重視。歸納起來,便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越來越得到全社會廣泛認可。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學觀念深入人心。這一切的背后,得益于黨對新時代文學發展方向的有效引領。

黨的領導是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證。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成為新時代文學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節點。2021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和政府出席第十一次全國文代會、第十次全國作代會開幕式并發表重要講話。2023年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首次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這些都深刻闡明了新時代文學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問題?!吧钊肷睢⒃嗣瘛?,是新時代文藝工作的根本遵循。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是新時代文學創作的根本方向。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是廣大文藝工作者不變的初心與天職。

主持人: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黨的文藝思想不斷繼承與創新,持續領導文藝工作者用創作回答“為誰寫”與“怎么寫”的問題。您認為,文學創作要如何將黨的文藝理論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代表性作家和優秀作品都有哪些?

李躍力:文學創作將黨的文藝理論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實際上已經構成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傳統。黨的文藝理論是充分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它雖然隨歷史進程而不斷調整和完善,但其核心要義基本不變,一是“人民立場”,二是“現實主義”。前者是指作家站在人民的角度寫作,為人民代言,創作出傳達人民心聲、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作品;后者要求作家本著接近真實的創作原則,處理好文學與現實的審美關系,把握住現實發展運動的規律,將“現實”客觀地呈現在作品之中。在這方面,從延安文藝至今,趙樹理、柳青、路遙、陳彥、梁曉聲等都是代表性作家。趙樹理給自己的定位是“文攤”作家,他面向農民而寫作,結合民間文藝形式,創造出獨特的語言風格和審美風格。柳青作為“深入生活”的典范,他創造的梁生寶、梁三老漢等形象,堪稱傳統鄉土中國向集體化轉型的典型人物。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將“為人民”的立場化為對普通勞動者理想與尊嚴的動人書寫,歷經40年仍能打動一代又一代普通人。陳彥的《裝臺》書寫西安搭建舞臺的工人群體,《主角》講述秦腔名角的藝術人生。梁曉聲的《人世間》書寫東北工人家庭中的周氏三兄妹的人生經歷與命運浮沉,借此映照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變遷與時代變革。這些作品都是以基層人物為主角,作家們對人民身上堅韌和堅貞品格的細膩刻畫,不僅折射出時代的變遷,更回應了作品在新時代如何“為人民”的重要命題。

熊 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对谖乃嚬ぷ髯剷系闹v話》是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繼承與發展,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戰爭年代為工農兵寫,在和平年代為人民大眾寫,黨的文藝政策一直重視目光向下,不僅號召文藝貼近最大多數的社會基層,而且倡導采取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

趙樹理的創作道路與實踐經驗,被譽為“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具體方向”。他的創作是為人民寫的,是面向大眾的普及與提高,對當下仍有積極的啟示意義。趙樹理把自己的創作定位為“文攤文學”。在他看來,創作不是為了擠進高雅的文壇,而是要寫成小本子趕廟會,爭取更多的民眾讀者。趙樹理稱自己寫的是“問題小說”,因為素材往往來源于他下鄉工作時碰到的具體問題。代表作《小二黑結婚》,取材于他在山西左權縣遇到的農村舊俗妨礙青年婚戀的問題;《李有才板話》源于他在山西陽城縣發現的基層鄉村治理亂象;《孟祥英翻身》則是以他在河北涉縣采訪勞動模范的經歷為藍本創作而成。他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有現實原型,滿含深切的現實關懷。趙樹理不僅寫農村、農民,在寫法上也非常“接地氣”。在他筆下,隨處可見方言俗語,靈活化用民間的歌謠、板話等。這正如當下廣受歡迎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家國情懷、信義精神是作品想要傳遞的精神內核,但親切可感的生活肌理才是動人的基礎。片中長年不斷的親情通信、普通人的謀職謀生故事等引發了觀眾深深的共鳴。

從“寫大眾”到“大眾寫”“大眾享”:人民立場的時代新變

主持人:“人民性”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年文學一以貫之的精神底色。從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創作綱領,到“文學是人學”的文論主張,再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您認為,人民立場在百余年間的中國文學演變過程中經歷了什么變化?新的時代語境又為其賦予了怎樣的內涵?

李躍力:人民立場在百年中國文學演變過程中幾經變化,其根基經歷了從戰時生活到世俗生活再到媒介生活的變化。早期的人民立場更強調“人民”的政治屬性;新時期以來,“人民”被還原為具體的具有普遍人性的個體;近年來,“新大眾文藝”興起,“人民”又因新媒介的普及而成為文藝的真正主體。可以說,人民從被知識分子代言的“歷史主體”,轉變為“創作主體”,實現了兩種身份的合一,這帶來了人民立場在實現方式上的根本變化。如果說,以往文學中的人民立場,更多地通過追求歷史必然性的現實主義史詩來呈現;那么新時代的文學實踐,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將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微觀敘事”,通過構建與最廣大人民同頻共振的“情感結構”來獲得普遍的藝術價值認同。

張鵬禹:當我們認真觀察新媒體時代壯闊的新大眾文藝創作潮流,便可發現“誰是文化創造的主體”這個問題,在新的時代語境中有了新的答案。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工農兵方向”,文藝創造的主體直到新時代才真正擴大到每一個人。其中有兩個基礎條件,一是國民文化水平空前提高,二是新媒介環境改變了文藝生產傳播機制。王計兵、胡安焉、陳年喜、范雨素、單小花、小海、李文麗、韓云、陳慧……我們可以列出一大串素人寫作者的名字。此外,還有幾千萬的網絡文學創作者和海量短視頻、微短劇創作者。雅俗之辨走向雅俗互化、雅俗共融,文藝的邊界正在被打破,邁向跨界融合的“大文學”時代。

管若彤:新時代文藝的人民立場既與百年文藝演變一脈相承,又經歷著深刻變革。突出變化在于人民不再是單純的讀者或觀看者,而是自主創作、自主表達的核心主體。中國人民大學新時代紅色文學社的青年成員曾赴山東臨沂與“沂蒙二姐”等基層創作者開展深度訪談,在他們身上找到了這一變革的生動印證。

依托短視頻等大眾化平臺,全媒體時代打破了文化精英對文藝創作的壟斷。沂蒙二姐,這位在田埂上寫詩的農民,以樸素真摯的視角記錄農家日常、鄉村振興故事。她的創作源于真實生活,不事雕琢,卻自然承載著鄉土變遷與紅色血脈的傳承,詮釋了“人民是文藝的源頭活水”的深刻命題。這一現象折射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邏輯:文藝資源與創作權力不再專屬于少數群體,而是扎根于全體人民共建共享的生動實踐之中。過去強調“為人民寫”,如今進一步增加了“由人民寫”的新維度,文藝生態由此實現雙向互動。一方面,民間創作能夠彌補專業寫作可能脫離基層真實生活的局限,讓外賣騎手、農民、基層干部等群體成為敘事的鮮活主角,讓宏大敘事與微觀民生故事實現有機交融;另一方面,群眾自主完成作品的創作、傳播與價值評判,使大眾口碑成為衡量文藝作品價值的重要尺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矯正了部分文藝創作被資本流量主導的偏頗。

同時,這類新大眾文藝自覺傳承紅色文脈,將革命基因轉化為大眾易懂愿傳的通俗表達。人民既是文藝產品的接受者、享有者,更是創作者。文學的人民性從理論主張落地為生動實踐,構筑起一幅適配中國式現代化、深植群眾土壤的文藝新圖景。我認為,這一變革,既是對傳統民本思想的繼承,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當代激活。

立足歷史新方位,書寫新時代新篇章

主持人:近年來,新時代紅色文學、新紅色經典等文學概念引發學界熱議,也涌現出不少與新時代紅色文學相關的報刊專號、作品征集活動等。您認為,新時代文學有什么樣的特質與發展前景?新時代為什么要呼喚兼具人民性、民族性與時代性的文學作品?

顏同林:新時代文學的審美內涵,既體現在它對新時代社會不同行業、領域的全面展現上,也體現在一代新人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變遷上。在寫實與虛構、紙媒與網絡之間,文學以獨特的方式反映人性的光芒。不同的光束匯聚一起,構成人世間的發光體。現實主義的深化,讓普通民眾成為時代文學的主角。文學有了新的力量:寫大眾、大眾寫、大眾享的新大眾文藝的流行,讓各自內心的窗戶打開后不再關上。

回答文學何為這一命題,出人才、出作品永遠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新時代文學異常豐富、多元,真正呈現百花齊放之勢,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重大現實題材、革命歷史題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題材、日常生活題材的作品交錯雜呈,讓文學具有圈層格局;職業作家寫作、知識分子寫作、新大眾文藝寫作,讓文學的根須扎進不同的土地;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重大主題創作,在中國式現代化主潮中留下厚重的一筆。以2023年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為例,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喬葉的《寶水》、劉亮程的《本巴》、東西的《回響》和楊志軍的《雪山大地》五部長篇小說具有不同風格與類型面向,是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成績的一次高峰集結與檢閱。比如,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是作家站在新的歷史節點對革命歷史的傾心回眸。此書獲獎之后,陸續被改編成包括電影、電視劇、地方戲等在內的不同文藝形式,通過跨媒介的形式走向人民生活。書寫新時代農村嶄新生活的《寶水》、涉及人們日常情感世界的《回響》等,也是具有新時代文學特征的優秀作品。

張鵬禹:從發展前景看,新時代紅色文學正從理論探討走向制度化、系統化的建設階段。學者傅逸塵曾在研究專著《“新紅色經典”論》中闡釋了新時代文學的新觀念、新變化、新經驗。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年“革命歷史”正在成為新時代作家集體傾心的敘事資源,并將這股正在崛起的文學現象命名為新時代“人民史詩的文學”之“革命歷史再敘事”,呼喚與創作熱潮相匹配的文學理論建構。

我認為,新時代文學,不是單純的時間概念。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文化語境的全方位、整體性革新,催生了新的文學樣態。新時代文學,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同時,解決或正在解決百年新文學發展爭論不休的三方面問題:一是如何看待傳統?二是如何面對世界?三是文化創造的主體是誰?“古今中西之爭”是困擾現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文學領域同樣如此。

新時代以來,作家們不再將“傳統”視為“現代”的對立面,或是桃花源式的烏托邦,而是將其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資源。在這方面,先后涌現出葉舟《涼州十八拍》、劉醒龍《聽漏》、馬伯庸《長安十二時辰》等作品。在處理中國與世界關系方面,以往的作家往往是用“開眼看世界”的態度,從異文化視角反觀自身,而新時代作家則實現了立場和視點的位移,立足中國、想象世界。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北京人在紐約》,我們曾經熱衷于看北京人在美國生活得怎么樣,而徐則臣在《北上》里讓意大利人小波羅來到了中國。近年來,在石一楓、劉汀、孟小書、蔣在等中青年作家的筆下,發達國家已與中國共同構成世界的組成部分,這種平視的視角背后是作家心態的轉變和文化自信的增強。

管若彤:新時代文學的特質,根植于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新時代紅色文學不是對革命歷史題材的簡單復刻,而是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活實踐,將紅色基因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緊密結合,憑借與新時代同頻共振的新一代青年群體的獨特視角與生動表達,在宏大敘事與微觀民生之間尋求共鳴。

近年來,《青年文學》《延安文學》等文學期刊紛紛開設新時代紅色文學專號或創作專欄。中國人民大學自2024年6月起,成立新時代紅色文學創作研究中心,并面向全國開展“新時代紅色文學”作品征集活動。通過搭建創作扶持計劃、聯合文學期刊開設專欄等舉措,已初步構建起集作家扶持、作品創作、理論研究、宣介傳播于一體的文學新生態。這一系列實踐表明,新時代紅色文學正在形成可持續的創作機制與傳播路徑,尤其是在青年群體中引發積極反響,展現出蓬勃生機。

當下的文學場域中,能同時滿足人民性、民族性與時代性三者的作品是稀缺的。很多寫作者擅長個人化的情緒書寫,卻失去了觀照集體命運的能力;很多作品熱衷于模仿西方敘事范式,卻對中國老百姓真實的情感結構日漸陌生。而紅色文學若不能回到“人”的層面上,寫出普通人在大時代中的抉擇、掙扎與尊嚴,就會淪為自我循環的空話。新時代紅色文學正是試圖在這三個維度間搭建橋梁,讓文學避免成為“圈內人的游戲”,讓文學始終對準今天正在發生的、真切的生存經驗,讓文學在全球化浪潮中不丟失自己的文化辨識度。至此,新時代文學才能不在藝術上偏廢,不在傳播上失靈,而始終扎根在人民中間,長出自己的筋骨和溫度。

重讀紅色經典 為新時代文學筑牢精神根基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分享一部或多部讓您印象深刻的紅色文學經典,談談您覺得這些作品好在哪里,為何值得我們不斷重讀?

熊 權:我想列舉的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長篇小說1948年問世,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小說講述土地改革運動中農民翻身、翻心的故事,但作家沒有直接挪用政策或理論,而是揭示被忽略的鄉村政治權力腐化問題,體現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文學”重視實踐經驗的特點。

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先后在張家口的辛莊、東八里村、溫泉屯參加土地改革工作?;谟H身體驗和實地考察。她塑造的地主各有面目,既有為非作歹、激發公憤的,也有兇狠奸詐、擅于籌謀的,還有性格懦弱、有點小算盤的……直到接近末尾,小說才出現了正式批斗“主要敵人”錢文貴的情節。作家花了大量篇幅描繪華北農村里復雜的人際關系,暴露寄生于這個關系網絡的非常隱蔽的權力操控。丁玲揭示出鄉村惡行不在于侵占土地,而是“在政治上統治一個村”,讓農民們敢怒不敢言,因此清除錢文貴之流的壞惡分子勢在必行?!短栒赵谏8珊由稀凡幌抻陔A級斗爭模式,描繪了豐富生動的土地改革歷史圖景。這有賴于作家一方面深入學習相關政策,一方面在實踐工作中發現鄉土中國的問題,這對于當下的作家創作仍然是有啟示意義的。

李躍力:在紅色文學經典序列中,柳青的《創業史》無疑是一部具有原典意義和深遠影響的作品。它之所以值得我們不斷重讀,原因首先在于它的史詩性品格。柳青將農業合作化運動具體化為農民世代命運的“創業史”,不僅書寫了物質層面的互助生產,也深刻地描寫了社會主義新人如何擺脫因襲的重負,實現了精神層面的“創世”。由此,小說將歷史規律放置在生活流之中,將個人成長與社會進步緊密結合起來,實現了歷史理性與藝術感性的高度融合。其次,也是最為學界所稱道的,就是“中間人物”的審美創造。在梁三老漢身上,柳青將他面對社會變革時,在私有觀念和對未來制度的朦朧向往之間的矛盾猶疑傳神而精密地描畫出來,使其具有了“心靈辯證法”的深度,超越了簡單的二元對立范式。柳青在皇甫村扎根14年,完成了知識分子與底層農民的深層融合。對他來說,“深入生活”不再是一種創作方法,而是一種生存本體論。因此,《創業史》無疑為現實主義提供了一種更高層次的通達路徑。

柳青的《創業史》被學界稱為“未完成”的開放文本,其中蘊藏的個體成長與社會變革、知識分子創作主體性的確立等重要問題,都為我們留下了不斷討論的空間。這也是其可以不斷重讀的原因所在。

管若彤:在眾多紅色文學經典中,《紅巖》一直是我共鳴最深、反復研讀的作品。之所以重讀,并非因其宏大,而在于它寫透了“平凡之軀何以扛起非凡信仰”。江姐、許云峰、成崗——他們都與我們年齡相仿,會想家、會恐懼、會在黑暗中渴望一碗熱粥。作者不神化英雄,反而寫出他們帶著軟肋卻依然選擇慷慨赴死的英雄主義精神,這讓我們第一次覺得:信仰不是天生的剛強,而是明知代價后的堅定選擇。

帶著這份追問,我和同學們曾在寒假組織赴重慶調研,走進渣滓洞,觀察那些逼仄的牢房、低矮的窗洞、墻上復原的刑具照片。最刺痛我們的不是殘酷本身,而是史料中那些青年就義前寫下的家書,字句平靜如常。那一刻我們明白:紅巖精神的核心不是“不怕死”,而是“有更怕失去的東西”——比如尊嚴、道義,還有身后人的明天。重讀《紅巖》,對當下的意義不在于“對照苦難”,而在于“校準選擇”。

今天,我們面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內卷、焦慮、意義感稀薄等問題,“紅巖青年”給出的回答不是逃避,而是把“我”放進“我們”中去丈量價值。真正的好作品,從不讓人止于感動,而是使人追問:若我們這一代面對自己的“渣滓洞”,會交出怎樣的答卷?重讀紅色經典,就是在反復回答這個問題,并指引我們用行動書寫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