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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閱讀馬金蓮:將每一個字都書寫在土地深處
來源:文藝報 | 蘇 濤  2026年07月01日08:47

馬金蓮初登文壇的2000年左右,恰是“80后”在文壇引發諸多討論之時。在彼時文壇一派眾聲喧嘩的景象之下,馬金蓮展現出相當的獨特性。她的文字中沒有對傳統的故意掙脫與叛逆,這和青春文學、網絡寫作截然不同;此外,其創作與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中對欲望的過度呈現以及在小說技法上的過度炫技等,均保持相當的距離。讀者在這位“80后”回族女作家身上看不到任何時髦的文壇標簽,她不受消費主義寫作的影響,扎扎實實地將雙腳踩在厚重的西部大地上,自覺堅守在西海固的精神高地,安靜地寫作。某種程度上,馬金蓮辛勤的耕耘背后,是她生命內里的精神追求,是她心目中一直潛藏的對文學神圣性的守護。在各種新話語的流變之中,馬金蓮的寫作使我們重新意識到,當下還有值得珍視的、恒定不變的東西。要理解馬金蓮及其文學,這一點尤為重要。

忠于經驗又走出經驗

馬金蓮的創作忠實于自己的生活與生命經驗,并誠實地進行表達。她的文字守持于“誠”與“真”,通過鄉土生活、女性立場、兒童視角完成自己的文學創作。其中,至為重要的便是她的女性書寫。

馬金蓮筆下女性世界的隱秘心語及其成長故事,具有十分獨特的辨識度。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女性書寫并不是先有一種觀念、理論,而是源自生命根部的淵源和經驗。這在她早期的中短篇小說集《父親的雪》《碎媳婦》中就已展現出來。如果將馬金蓮作品集的名稱稍加羅列——《碎媳婦》《馬蘭花開》《繡鴛鴦》《河南女人》《午后來訪的女孩》《化骨綿掌》《我的母親喜進花》《愛情蓬勃如春》等,便能從中勾勒、還原出馬金蓮筆下女性的形象譜系及其成長軌跡。讀者從中所見到的每一個個體,并不是一種觀念上的女性,“她”鮮活、具體,也困惑、悲傷,努力地成長與出走,即便在艱難的人生時刻也倔強而真實地生活。

以《碎媳婦》為代表的女性形象,其人生軌跡展現了馬金蓮的寫作風格:生命如一條小溪流般,沒有大的曲折;生活似被一個固定機位呈現,從日出到日暮。她筆下女性的青春、愛情以及婚姻,都在一種朦朧的狀態中被揭示。那是一種中國西部傳統鄉土社會中的生命狀態。讀懂這些女性,你才會了解馬金蓮為何如此言說,她的筆致緣何如此穩定與舒緩。這種看似“滯緩”于時代風潮之外的女性書寫,成為馬金蓮思考世界和表達自我的基點,也成為她所操持的語氣語調和話語方式。她于新世紀初期創作的這類純良的女性形象,為豐富當代文學的人物長廊作出了獨特貢獻。

可貴的是,馬金蓮沒有囿于自身經驗的舒適區,而是有意識地嘗試突破自我,不斷刻畫出不一樣的人物形象。在女性經驗的突圍上,馬金蓮至少從兩個維度完成了自我超越。首先是在詩意的書寫之外,正視鄉村女性的生存夾縫和精神境遇,其中《掌燈猴》《舍舍》《鮮花與蛇》《項鏈》等小說頗為重要。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了馬金蓮女性書寫的厚度與力度。尤其是短篇小說《掌燈猴》,在層層推演下,將一位農村“丑女”的傷疤緩慢揭示,展現出馬金蓮非比尋常的敘事才華。在《午后來訪的女孩》《化骨綿掌》等小說集中,馬金蓮筆下的女性由鄉土世界進入城市空間,她走出自己經驗寫作的習慣場域,從而使作品具有了深層的現實感與時代意識。

因此,通過對馬金蓮女性書寫的考察,可以窺見一名優秀作家的成長史。在忠實于自我經驗的同時,走出經驗寫作的慣性,從而讓一個個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普通女性,在真實而日常的生活中挺立,這正是馬金蓮寫作的獨特意義。

對人生命運的深刻體恤

2013年首發于《民族文學》的中篇小說《長河》,為馬金蓮帶來了不小的聲譽。馬金蓮也憑借小說集《長河》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正如授獎辭所言,作品“從生老病死等基本生命活動中提煉深微的經驗,在日常瑣細的回族鄉村生活中照亮溫潤的人性,氣象從容悠遠,語言靈秀雋永”。2018年,短篇小說《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馬金蓮的創作由此進入一種井噴式的狀態,短短數年內發表了大量小說作品。

小說《長河》共分為四章,分別描寫四位主人公的人生無常。四個人物在春夏秋冬四季的四個案例,恰好涵蓋了人生的少年、青年、壯年和老年階段。這部作品的重量,正是通過對活著和死去的靈魂的深刻逼視來實現的。馬金蓮的寫作從一開始就滌掉了一種刻意與精致,她保留了生活原本的粗糲、不如意,包括隨時可能降臨的疾病和死亡。她的小說中沒有人生中駭人的一面,沒有戲劇與矛盾的撕裂;相反,她的寫作注重詩意與抒情性,承續了“詩化小說”的傳統,折射出的是作者的人生態度與審美觀。她對平凡個體的觀照和對人生無常的敏銳共情,充滿了苦難下的深情感悟和悲天憫人的情懷,維護著文學創作應具的人文底色。

魯迅說,“創作總根于愛”。在馬金蓮這里,這種愛是貧瘠生活里的希望和良善。馬金蓮有一部短篇小說《難腸》,“難腸”這一方言土語精準濃縮了西北鄉村社會的艱辛感。馬金蓮的敘述卻伴隨著苦難之外的暖意,這也是馬金蓮對生活最本真的態度。用她自己的話說,那是“一種清苦的幸福”。這種“清苦的幸福”體現在她以具體年份為題創作的“年代”系列小說中,如《1985年的干糧》《1986年的自行車》《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1990年的親戚》《1992年的春乏》等。在這些作品中,她在追憶童年、懷念往昔中打撈光陰長河里的日常和溫情,進而呈現素樸美好的鄉村倫理精神。與同時代其他短篇小說注重故事性的傾向不同,在她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童年視角與回憶視角的相互交織,在一個自然而懵懂的世界中,她淡化苦難的一面,讓人隱約感到一種打動人心的美。她對那些逝去年代中的“干糧”“漿水”“酸菜”等物象的書寫,是真正沉入生活細部的“微觀詩學”,在傳統與現代的縫隙間,展現出她對鄉土中國的綿密心事。如在《1985年的干糧》中,母親堅持將如奢侈品般的白面饅頭給孤兒奴海子吃,從而維護了貧困中的那一抹溫情與尊嚴。在馬金蓮不動聲色的細膩敘事下,展現的是一種身體與靈魂相交織的寫作,背后是對人的命運的深刻體恤。

對西海固的深情凝視

在中短篇小說創作持續發力的同時,馬金蓮的長篇小說《馬蘭花開》《孤獨樹》和兒童題材長篇小說《小穆薩的飛翔》《數星星的孩子》等作品相繼問世,展現了一名優秀作家在文體拓展和藝術探索上的不斷精進。從初登文壇對扇子灣的細致描摹,到《長河》《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之后對故鄉的深度開掘,馬金蓮立足西海固,對故土進行著持續的書寫,進一步讓西海固成為當代文學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地理空間。可以說,馬金蓮對西海固的歷史與現狀深諳于心。經過數年深耕細作,馬金蓮帶來了80余萬字的長篇小說《親愛的人們》。對她而言,這是一部對西海固進行全景式呈現的集大成之作。作品在宏大時代主題與微觀日常表達的張力間,在對干旱貧瘠的故鄉和對堅忍厚實品格的書寫下,史詩性地展示了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時代主題。80萬字的體量不但對作家而言是個巨大挑戰,亦是馬金蓮對當下碎片化時代所作出的詩意抵抗。更為重要的是,《親愛的人們》讓我們對現實題材創作依舊充滿敬意,這依然是中國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學樣態。小說從20世紀80年代末寫到21世紀的當下,跨越改革開放40余年,囊括幾代人的發展歷程。馬金蓮在展現現實主義精神底色的同時,為讀者提供了觀察中國社會的獨特視角和真誠態度。

時至今日,在馬金蓮身上絲毫看不到任何的趾高氣揚、矯揉造作,相反,你感受到的是一種謙虛而親切的態度、真誠且美好的情感。尤為可貴的是,馬金蓮在成名后并未離開西海固,而是依然以在場的方式堅守在西海固的土地上。在馬金蓮這里,我們看到了一種雙腳沾滿泥土式的寫作,她將每一個字都書寫在土地深處。用她自己的話說,“我有底氣寫真正的農村、真正的鄉土”。她的寫作是有實感的,與那些在想象與幻想中進行鄉土書寫的作家相比,馬金蓮及其創作提供了一個真誠而踏實的存在。鄉土生活是當下諸多作家共同的主題,但如何理解和進入鄉土,則是作家之間重大的區別所在。今天的許多作家,可能和書寫對象特別是鄉土現場之間有相當的隔膜,馬金蓮這種書寫鄉土的態度,為其他創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縱觀馬金蓮的文學創作,作家始終將自己的文學之根扎在腳下這片厚重的大地上,以一種樸素而誠實的敘事方式進行創作。在如今這個快速變化的AI時代,馬金蓮的寫作正在樹立一個文學的標尺,即如何在變化中尋找不變,這種不變就是鄉土中國生生不息的動人力量所在。

(作者系寧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