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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1928年的私奔遇上1928年的法
來源:澎湃新聞 | 趙宏  2026年07月01日08:06

《情奔何處:一起未完成的民國私奔案》,何其亮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

如果民國時有熱搜或是頭條,名門閨秀黃慧如和家中男仆陸根榮的私奔案一定會持續霸榜。1928年,因祖母干預而婚事告吹的滬上千金移情家中男仆,戀情曝光后,男仆被開除,小姐不愿與情郎分離,于是二人私奔至蘇州。蘇州警方應黃家要求,迅速抓獲了男仆,指控其誘拐婦女且協助盜竊財物。此案一出即引發廣泛社會關注,乃至書中引述魯迅先生在一封私人信件中都曾談及,“上海市民是在看……新戲有《黃慧如產后血崩》(你看怪不怪?)”。

《情奔何處》從開篇起就引人入勝,作者從民國的一樁未完成的娜拉出走案出發,鋪陳出新舊法律觀念和實踐的激烈交鋒,媒體關于個人自由與家庭至上的持久辯論,乃至報紙、電影和小說等媒介對這起事件的多重塑造。因為多視角的平行展開,該書可說是一本成功的微觀史著作,讀來生動有趣又發人省思。而作者關于精英敘事和大眾觀念間的張力,新制度如何遭遇舊法統的頑強抵抗,女性議題如何為男性知識分子所壟斷,又從壟斷中日漸剝離等問題的討論,在今天依舊能找到對應。

名門閨秀黃慧如和家中男仆陸根榮

未完成的娜拉出走:珍貴的女性主體性實踐

新文化運動以來,娜拉出走總被用來形容女性意識的崛起,也是探討女性獨立無法繞過的母題。但出走后的娜拉面臨的真實選擇卻相當有限。因為女性的獨立自主要以很多外在條件為依托,空有出走的決心而無這些外在依托,最終遭遇的可能就如魯迅先生所說,“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去年出版的另一本民國女性史《棄夫潛逃》描述的同樣是非典型的“娜拉出走”——一群因生活所迫而棄夫潛逃的北平底層婦女。她們的出走中并不包含現代女性所期待的“現代性”,更多是為生活所迫的潛規則,棄夫的原因也絕非對抗傳統封建禮教,奔向一段自主選擇的愛情,只是在生活無望時,再找一個能提供經濟供養的“主兒”。那本書的作者就曾指出,在一個缺乏必要工作機會的時代,女性的三種資源:生產資源、性資源和生育資源中,基本上就僅余性資源和生育資源能夠支配。

《棄夫潛逃:戰時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美]馬釗著,孔祥文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本書中的滬上千金黃慧如倒是在出走時,在提包里裝了不少金銀細軟,但其同樣未完成這場出走。這些細軟非但未能支持其獨立生活,甚至還給男仆又添上了“幫助竊盜”的罪名。更重要的是,就如作者在文中指出的,在這起私奔案中,黃小姐是否自始就有“覺醒的心”都未可知。這場私奔究竟是為追求戀愛自主和反抗封建舊家庭,還是懵懂少女受奸人蠱惑脫離家庭庇護,即使黃慧如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也在不斷變幻猶疑。

在私奔案最初曝出時,黃慧如不僅主動積極地用自由戀愛之類的進步話語為自己辯護,甚至在陸根榮深陷囹圄時,還將自己塑造為一個忠貞不渝的妻子、一個堅強不屈的斗士。她寫給《民國日報》的那封信,至今讀來仍覺得是一篇激情爆表的檄文:“我認為舊社會的惡勢力,若沒有人作勇敢的抗爭,終不能推翻的,而這種勇敢的抗爭,雖然結果是不可知,無論如何,總能給明白的人認識。所以我毅然脫離家庭,愿為匍匐在家庭壓迫下的女同胞作先驅!”不僅是激憤的語詞表達,就連這段話中頻繁出現的感嘆號,都已讓人嘆為觀止。

但因私奔時已有孕在身,未等陸根榮的上訴結果出來,黃慧如就只能離開蘇州赴陸根榮的故里等待分娩。可真到了這個偏僻村落獨自待產,黃挑戰傳統道德的勇氣開始逐漸消散,之前被高度美化的愛情此時被其親自改稱為對方的“誘引”,而這種說法恰恰是在數月前陸的庭審中,黃自己堅決否認的。盡管在分娩前,她也曾短暫出現過未來要當職業女性獨立撫養孩子的念頭,但僅分娩后幾天,黃慧如就將新生兒丟棄于醫院而與母親重返上海。更讓人始料不及的是,在返回上海后不久,黃家就對外宣告了黃慧如的死訊。這場私奔案最終以高開低走的方式倉皇落幕。

《黃慧如女士略傳》,淺予,《上海漫畫》,1929年第49期

從自由戀愛的先驅,到被奸人誘惑的女性,再到拋下新生兒,重返其此前激烈對抗的封建家庭,黃慧如的私奔軌跡實在不具有先鋒性和示范性,本書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將黃陸二人的私奔描述為“一場未完成的私奔”。和私奔同樣未完成的,還有黃作為新時代女性的主體性。黃自始都未表現出果決的意志和堅定的勇氣,她在出逃后的每一步選擇都深受外部世界的影響,也在報紙媒體的鼓噪下數次調轉方向,總之就是在舊倫理和新觀念之間表現得既要又要而難以自洽,以致最終以悲情落幕。

但我們似乎又無法苛責黃慧如的出走是一種未完成形態,苛責她只是在表演反抗,最終仍選擇歸順和臣服,甚至苛責她一旦要直面貧困的生活就馬上消退了愛情的勇氣,乃至狠心拋下新生兒重返舊家庭。因為在她身上恰恰可以看到那個時代女性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她們一方面為新觀念所鼓動,想要打破舊世界的枷鎖;另一方面卻無法擺脫舊倫理的桎梏,以致在出走僅數月后就黯然回歸。她不僅未如自己曾對外宣揚的,忠貞不渝地等待愛人出獄,也未實踐作為職業女性獨立撫養孩子長大的宏愿,相反,還毫無道德負擔地拋下了新生兒重返舊家庭。她似乎就像一只久被圈養的金絲雀,在被關著時向往自由,但一旦離開牢籠又眷戀籠中的安逸。但恰恰就在這個普通女性的矛盾和掙扎中,我們得以看到女性最為真實動人的主體性實踐,也能夠重新省思女性獨立所需要的外在環境。

在本書后記中作者提及,盡管性別平等的理念在此時已得到廣泛宣傳,但司法實踐卻未給女性提供任何實際支撐。而《棄夫潛逃》一書則詳盡描述了民國時女性普遍工作的不可能。盡管女性可以逃離原有的生活,卻很難找到一份工作養活自己,整體社會也未能給女性提供充分的職業機會。所以,與其說是黃慧如未準備好出走,毋寧是整體社會都未準備好迎接娜拉出走。明白了這一點,就明白了黃慧如的困境,也能理解其有限嘗試的可貴。從這個意義上,本書作者在后記中對黃慧如的評價溫情又中肯,“黃的各種行動標志著其構建其主體性這一過程的完成,也定義了其作為時代新女性與抗爭者的能動性。這種表達式能動性用通俗的語言詮釋,就是論跡不論心”。

和誘、略誘還是無罪:新舊法律觀念的交鋒

除呈現出一個普通女性的主體性實踐外,本書另一值得細讀之處,是其同樣借由黃陸私奔案展示了民國時新舊法律觀念和實踐的交鋒。如上文所述,男仆陸根榮在攜小姐私奔后,就被蘇州警方抓獲且被指控誘拐女性。陸被捕的時間是1928年8月,在羈押受審近兩年后于1930年被釋放。值得關注的是,就在其被捕時,由中國近代法律奠基人王寵惠主持修訂的《中華民國刑法》頒布施行,所以在陸近兩年的庭審中,其判決幾近變動,也相當生動地反映出彼時新舊法律觀念的激烈交鋒。

王寵惠任復旦公學副校長期間的名片,來自《復旦年刊》1920年第2期

陸根榮最初被蘇州警方抓捕時被指控的罪名是和誘。和誘和略誘都是自清代以來就有的人口犯罪罪名,其指向的都是使未滿二十歲的男女或是有配偶之人(主要是女性)脫離監護或家庭。二者的差異在于,“和誘”并無暴力手段的使用,有時甚至獲得了被害人的同意,而“略誘”則是以強暴、脅迫或欺詐的方式進行。這兩類犯罪在《大清律例》里都從屬于“誘拐”犯罪。若和誘和略誘的對象是女性,除涉及人口犯罪外,還隱含著性侵犯罪的可能。在清代法律中,女性并非法律上獨立主體,反而從屬于家庭和配偶,故即使基于女性同意,而將其帶離家庭或與其發生性行為,都同樣有構罪的可能。但新文化運動以來,伴隨女性獨立人格的承認,基于女性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已不構成犯罪,故和誘和略誘都從性侵犯罪中剝離,僅被認為是侵犯人身自由的人口犯罪。在國民政府1928年頒布的《中華民國刑法》中,甚至刪除了男子與已婚成年女性發生婚外性行為構罪的條款,而僅余和誘罪和略誘罪。

即使黃慧如出庭為愛人作證是心甘情愿脫離家庭,陸根榮在一審宣判中仍被認為犯有和誘罪。此判決一出,仍舊釋放出年輕女性從屬于父母和家庭,并無獨立人格可自由選擇性伴侶的信號。陸對此判決不服提出上訴,未料到二審判決又將和誘改為情節更重、性質也更惡劣的略誘。之所以罪加一等是因為法官認為,陸在與黃發生性行為前,并未告知黃其已婚的身份。而另一個并未寫入判決的理由是,1928年的《中華民國刑法》中規定的“和誘”僅適用于二十歲以下的女性,而黃在與陸發生性行為時已滿二十歲。所以從和誘改為略誘,同樣隱含出法庭必要懲戒這宗風化事件的決心。

但對陸的一審和二審審判顯然與正在進行的民國刑法改革互相悖離。1928年刑法將基于自愿的未婚男女性行為不再視為犯罪,就在表達對女性自主意愿和獨立的法律人格的承認,但這種新觀念顯然難以為實務界所接受,不僅一些知名法律人士對這一修改表示了隱憂,擔心如此規定會使女性脫離家庭庇護而陷入誘奸危險之中,大量法官也在頑固著維護著舊法統,新規范因此并未在黃陸案中獲得適用。陸不接受二審的審判結果,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訴。最高法院認為判決有誤,發回高等法院再審。最高法院此處的態度已經相當明朗,但高等法院仍舊確認略誘成立,直至陸再次上訴后,才最終被無罪釋放,此時黃已香消玉殞,而陸也被整整羈押了近兩年,這幾乎和略誘罪的刑期相近。

在這場法律拉鋸站中,明顯可以看到新舊法律觀念間的激烈交鋒。新文化運動的觀念洗禮,以及奪回治外法權的壓力都在迫使包括王寵惠在內的法學大家確立更文明的法律制度,所以承認成年女性的自主人格,尤其是其獨立的性同意能力就成為刑法改革的必須,但社會大眾卻擔憂如此處理會使女性喪失國家的庇護。新舊法律觀念的競奪又重點聚焦于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繼續捍衛女性的貞操,并控制女性的性行為。但這種控制背后卻是為現代法治所極力反對的法律強家父主義傾向,即認為女性完全缺乏判斷力和能動性,需要國家保護以避免其陷入被奸人奪去貞操的危險境地。在黃陸案中,這一傾向又尤其體現于,司法人員在庭審中罔顧黃已成年的事實,不斷將黃慧如“幼兒化”,否定其具備成熟的心智和判斷能力。更值得玩味的是,參與黃陸案庭審的檢察官和法官無一例外都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對陸的道德鄙夷,例如法院當庭斥責陸“看你這話,就無良心”,甚至還勸說黃,“你不急早回頭,將來要吃苦的”。這種畫面也是強調應將道德和法律彼此分離的現代法律所無法想象的。這場漫長的審判正如作者所說,“顯示法律精英制定的成文法與社會普羅大眾對于道德風俗、女性貞操、性別關系以及結集差異等認知存在著廣泛的差距”,這種差距導致即使刑法條文進行了革新,卻在實踐落實時面臨重重阻力。

事實上,法律上的新舊觀念交鋒時至今日仍未偃旗息鼓。在某案中,即使法院已在判決中明確指出,“訂婚不等同于結婚,不意味著對性行為存在默示同意,不存在所謂的訂婚就有性權利,故訂婚事實不影響對強奸犯罪的認定”。網絡上仍舊有不少人以地方風俗,甚至是男方已支付高價彩禮為由,為男方辯護。所以法律規范和法律實踐常常無法同步,新制度和舊觀念中也往往有巨大裂痕,而法律又總是在裂痕和爭議中躑躅前行。

報紙、電影和小說:誰有權決定私奔敘事?

出走后的黃慧如之所以游移不定,總在外界影響下變幻著自身的立場,另一項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案件本身的轟動效應,在黃陸私奔后,報紙、電影和小說都在搶奪著這場私奔案的敘事,以至于這個故事發展到最后已不再僅屬于黃陸二人,而附著了太多的公共想象,甚至是傳媒期待,這無疑也對當事人造成了巨大的壓制。

對黃陸私奔的敘事爭奪首先發生在報紙。黃陸間的愛情最初被民國的官媒《民國日報》稱頌為“打破階級”的典范,黃更被認為是“革命戀愛的實行者”,能夠“轟轟烈烈地做一個真戀愛的好漢,打破舊禮教,解放社會惡勢力,奮斗到底地用革命的新精神,自由地和她的仆役發生光明的戀愛”。在此,戀愛與革命互相捆綁,共同代表著進步、解放和對舊秩序的瓦解。但極致的愛情追求不僅對革命無益,甚至會帶來破壞性的力量,所以在《浙商日報》和《生活周刊》上又屢次出現家庭至上的觀念,家庭被認為是構建強大民族國家的基石,基于這一需要,愛情反而又被認為是淺薄的、脆弱的,女性也應重新回歸家庭,回歸傳統。黃陸二人尤其是黃慧如就始終在上述兩種相互矛盾的觀念中左右搖擺。在此同樣可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使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女性解放,最后也并未落腳于女性個人自由的增長,反而仍舊服從于一種家國敘事,而無論是左派抑或右派文人,他們對個人愛情的立場也總會回到“強國保種”的論調之下,于是,家庭秩序在和個人自由的競奪中總會居于優位,這或許也是黃慧如最終在誕下新生兒后又重返家庭的重要原因,畢竟脫離家庭所面臨的不僅是生存壓力,還有來自包括進步陣營在內的整體社會的道德壓力。但反過來想,黃慧如可以自由大膽地跟戀人私奔,卻也可以毫無負疚地拋下新生兒,進步和殘忍能同時集中于一人身上,也頗具時代性和諷刺性。雖然作者在此處著墨不多,但黃慧如拋棄新生兒的決定也不得不讓人質疑,很多觀念一旦被貼上“進步”的標簽,就似乎能讓人心安理得地突破道德底線,進步在此完全淪為道德的豁免理由。

作者在本書的很多章節都寫到鄒韜奮,作為一個左派文人,他在事件發生之初就表達了對黃的理解和同情,但他又認為黃和陸的私奔與超越階級鴻溝的浪漫愛情相去甚遠,黃只是陸根榮無知和冷漠的犧牲品,所以對深陷困境的黃慧如,他給出的解決方案居然是,呼吁社會上的勇士挺身而出,通過迎娶黃慧如而拯救其于水火之中。作者指出,這種想法或許是受到彼時大熱的好萊塢電影《賴婚》的影響,但這種想法由鄒韜奮提出,多多少少也表征出女性議題由男性知識分子壟斷的結果,即女性自由的實現仍舊要依賴于男性英雄的拯救。所以,即使進步如鄒韜奮,其對女性自由的維護也無非就是用現代的小家庭取代傳統的大家庭,女性仍舊要被置于婚姻和家庭的框架之下,女性的出路也還是一個更好的男性。

電影《賴婚》(Way Down East)由美國導演大衛·格里菲斯(D.W. Griffith)執導,于1920年9月3日上映

除了報紙外,搶奪黃陸私奔案敘事權的還有電影、小說,乃至戲劇、彈詞等。如作者所說,這些媒體文化仿佛多聲部交織的城市傳播網絡,他們將五四以來的新概念通俗化,進而覆蓋至閭巷草野,但在層層下傳時,那些女性主義觀念也不免被誤用甚至轉譯,而黃陸私奔案同樣在此過程中慢慢扭曲變形。在電影、戲劇和彈詞中,陸根榮被逐漸塑造成了一個居心叵測的登徒子,其隱瞞了在鄉下已婚的事實,誘騙黃并使其懷孕。黃陸案也從此前的追求戀愛婚姻自由轉變為年輕女性因為缺乏社會經驗而鑄成人生大錯。舊體詩人干脆將黃陸案描寫成,“自由戀愛皆如此,一誤回頭已百年”。這種敘事明顯受到傳統情愛小說的影響,現代女性主義觀念最終還是回到傳統道德的不可顛覆。更令人玩味的是,在這些通俗化的傳媒敘事中,陸作為一個身份低下的底層男性,被認為根本不配上層女性的愛情青睞,自由戀愛仍舊被認為是專屬于上層階級的精神活動,陸根榮“不懂也不配”,這不僅又是對社會底層的偏見和厭棄,也隱含了對女性仍舊屬于中上階層有待分配的資源的想象。但不得不說,也因為各種媒體對于這起私奔事件的不同詮釋,社會中下層有機會接觸女性主義和進步主義的觀念,盡管這些敘事中總是夾雜著復雜、矛盾和歧義。

電影《血淚黃花》中胡蝶扮演的黃慧如探監并遞送棉襖的劇照,來源:《電影月報》1929年第11-12期

但當社會沉迷于理念交鋒與情緒宣泄時,作為事件當事人的黃慧如卻被徹底遮蔽,最初她被塑造為一個符號,但伴隨她的游移不定,其作為符號的意義也在波濤洶涌的社會輿論中徹底淹沒,就如其過早結束的生命。所以,與那些具有完滿主體性的精英女性相比,本書呈現的是一個更普通、主體性也沒那么完滿的娜拉的出走敘事,她的故事充滿矛盾和掙扎,也令人心痛和唏噓。但恰恰就在這種普通女性的矛盾和掙扎中,我們得以看到女性最為真實動人的主體性實踐,也能夠重新省思那些林林總總的女性主義觀念最終應抵達之處:個體真正的處境改變和真實的生命體驗。這也是本書作者在后記中提及的,“女性主義從來都不應該僅僅是炫技的理論探討,而更為重要的是其內核是人文關懷,是一種有關人在具體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下重新塑造的思考與實踐”,所以理解真實的個體的體驗遠比構建抽象觀念更重要,而這或許也是微觀史寫作最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