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察大地,仰望星空——王凱《長風九萬里》讀記
小說發生的時代背景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部署進行的國防和軍隊改革。2015年,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確立了“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原則,重構領導管理體系和作戰指揮體系,撤銷原四總部和七大軍區,組建15個軍委職能部門和五大戰區,裁減現役員額30萬。2016年,中央軍委印發《關于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強調改革必須在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下推進,通過強化責任落實、深化思想教育等措施確保改革實施。小說多處體現了軍隊規模結構調整、部隊編成優化完善、新型軍事人才培養等改革措施,重點描寫了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和搞好干部調整安置等難點工作。古部長主筆寫作的軍區政委的會議發言稿主體內容便是大談對軍隊改革必要性的認識、軍區部隊的思想現狀以及下一步迎接改革的打算,他將這一任務上升到政治高度,認為這反映了軍區黨委首長的態度,軍區部隊以實際行動迎接改革的決心,以及機關全體干部站好最后一班崗的定力。
對于撤銷軍區這一重大變革,軍隊中的每一位士兵都面臨著不同的考驗。每一個人都需要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正如古部長所說,“改指揮管理體制,改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配套的政策法規,其實每個人都知道應該改,因為這是個大勢。你認清了大勢,你才會接受大勢,順應大勢。這個大勢不光是時間空間、層級架構的變化,還得有觀念上、心理上、文化上的變化,說到底還是跟人有關。改變人永遠最復雜、最根本、最有難度。人人都得接受考驗,但不是每個人都能經得起考驗。”從思想層面來說,大部分人都認同順應改革大勢,但是軍隊改革不僅僅是體制編制的調整、武器裝備的更新和軍隊結構的優化,更是軍人思想、情感和觀念的深層次改變,作家王凱認為這種內在的、人的改變,才是軍隊所面臨的最本質最深刻的改變。因此,他在小說中積極關注和書寫這種改變。
時代洪流下的個人如何選擇接下來的人生?這實際討論的是改革浪潮中的個人選擇問題。小說由此展開了對三個主要人物心路歷程的記錄。段鴻聲是小說的靈魂人物,他曾經是野貓山雷達站的指導員,后來做了空軍政委,因和領導關系不和被調到機關一年,這一年他感覺自己被懸置了,無處展現自己的能力。他覺得自己像蛻皮的四腳蛇、枯倒的樹、擱淺的鯨、備份的螺帽,有一種懸空之感,沒有什么人真正需要他,因為他不能真正提供什么。李樂曾經是空軍飛行員,因先天性心臟病被要求停飛,后因打人受處分被調至場務連做檢查飛機跑道的工作。他倔強灰暗、冷漠孤獨,總是自怨自艾、恨天恨地,“他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異物,眼里的沙、肉里的刺、鴨群里的天鵝”,自詡為被貶為庶人的李廣、人海之中的魯濱遜,預備在命運的荒島上自生自滅。大學生士兵季如意才入伍兩年,就立了兩個三等功,他原本的打算是退伍后讀研,卻在騎行拉薩的路途中,萌發了再次入伍的決心。然而,回爐重造的季如意在陸軍部隊的訓練中屢屢受挫,他不僅沒有找回原來的自己,反而后悔了,他覺得自己像個笑話,拖累了自己的連隊,是個廢物。
小說反復穿插三個人物的個人敘事,多聲道切換每個人物強烈的內心矛盾和沖突。每當人物進行內心獨白時,敘述視角就由第一人稱“我”轉換為第二人稱“你”,反復進行自我鞭撻和叩問。段鴻聲的前瞻后顧、左支右絀,反映了他內心的困惑和不服輸;李樂的破罐子破摔,暴露其內里的空洞和尖利的碴口;季如意由滿心歡喜到自我否定,展現其成長中的陣痛和妥協。“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周旋”不是跟別人應酬,而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反復考量、內省、糾結,甚至自我斗爭的過程。“寧作我”是經過長久的自我審視后,依然決定?接納原本的自己?,不羨慕別人,不模仿別人,哪怕自己不完美,也愿意做真實的自己。無論是新人士兵還是部隊領導,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擁有鮮明的性格特征,令讀者印象深刻。他們不再是沉默不言的士兵,而成為一個個具體的大寫的“人”。作家王凱認為,在集體使命和個體生命的對接中,軍隊在用嚴格的條令條例規制著軍人言行舉止的同時,也慷慨地給予了他們別樣而豐富的生命體驗。正是站在這種看似矛盾的立場上,才能更真切地體察關于軍隊生活存在的質地和色彩,也才有可能更深入地探求關于軍旅文學寫作的種種維度和可能。
小說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實踐了“人的文學”的真正內涵。它刻畫了真實而具體的人。無論是基層部隊的“務實”還是駐地機關的“務虛”,都展現了真實的力量和熱烈的轟鳴。段鴻聲作為政委做的是“人”的工作,食堂修繕、家屬關系調節、士兵思想教育等等,平凡瑣碎,落地實在。機關干部則不同,“他們帶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加完班就直接睡在了辦公室。在這個地方待久了,人都進化成了以材料為生的辦公室動物”,而這,亦是一種真實。它表現了脆弱而堅強的人。小說通過大量引用古詩詞進行抒情,罕見地展現了軍人有別于英勇頑強、不畏苦難的一面。如借辛棄疾“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王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表現英雄壯志消磨的惆悵和無人理解的悲憤。借黃景仁“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張泌“多情只有春庭月,尤為離人照落花”表達人到中年的無奈、悲涼、無力,以及人之離散的孤寂。然而,故事也有溫暖動人的畫面,譬如團里為給李樂慶祝生日藏著的那一屋子星光,譬如老李、古部長、崔政委身上的明亮和銳氣。它書寫了矛盾而復雜的人。小人物和大時代,英雄主義和現實主義,人性的善與惡,明亮的和陰暗的,對立又統一。不過,小說的總體格調是明亮的,恰若暗夜中發出的熠熠星光。一切都在變化,不論時光、風景、武器,還是脆弱而堅強的人本身。改革的車輪滾滾向前,亦有不變的堅守。段鴻聲就是如此,他正派、實在、可靠,熱愛歷史、有文人氣質,不喜歡案牘,更偏愛“大自然”。他是一個帶有棱角的人,盡管被打磨了二十多年,卻依舊不夠圓滑。他有責任心,獨善其身,兼濟天下。他的“連隊思維”促使他常年深入群眾和基層,“他只知道不論巨細,所有的事情到頭來還得落在一個個具體人身上。人是構成世界、生活和事業的最基本要素。類似積木或者拼圖,你事先并不清楚哪一塊應該放在哪里,這需要觀察、試探、溝通和了解。你得熟悉每一個人,才知道這個人適合哪一個位置……這種‘連隊思維’常會令他感到某種細小而隱秘的喜悅,如同看到機場清晨草葉上發亮的露珠,或者飛機輕盈落地時機輪在跑道上擦出青煙的感覺。”從航空兵旅政委到戰區政工部機關某局副局長,他從未忘記初心,他的微信名為“野貓山人”,那是對他的來處——野貓山雷達站的深切懷念。王凱在2013年青創會交流發言時談到他對軍營的認識,“荒涼的地方更適合人思考和冥想,因為它更安靜、更緩慢、更單純,也有更清新的空氣、更晴朗的天空和更燦爛的星河。”
題名“長風九萬里”出自清代金和《送曾襲侯出使》一詩,原句為“長風九萬里,何止到瀛洲。”長風浩蕩,行程九萬里,志向遠不止抵達海外瀛洲。這種胸懷家國、萬里壯行的情懷正是這部小說的氣象之體現。“九萬里”意象最早出自《莊子?逍遙游》“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李白《上李邕》“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李清照《漁家傲》?“九萬里風鵬正舉”,均以大鵬鳥借長風高飛為喻,象征?遠大的理想與不屈的精神。《長風九萬里》帶給讀者的也正是勵志、自由和寬廣的家國情懷。
一名立足于人民的作家,要既能俯察大地,亦能仰望星空,這一切都來源于一種最深厚的人文情懷。“每個兵都是不同的,他們的面孔和靈魂都是這個世界上的唯一。每個人都是不可替代的那個人。越往上走,這些穿著軍裝的年輕人最終會匯成軍事實力統計表中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數字。而對我來說,他們永遠是鮮活的,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也不論我喜歡誰還是討厭誰。離開連隊十年,我已經失去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消息,但他們也許還會在我的小說里重新出現。古人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但我并不這么認為。我始終覺得,這些沉默不言的士兵,才是這支軍隊真正的脊梁,也才是軍事文學永遠的主角。”王凱如是說。有學者指出,新時代的軍旅文學是文化觀照下的寫作、人文關懷下的寫作和回歸藝術中的寫作,《長風九萬里》正是對這一觀念最有力的回應和最生動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