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從煙雨中走來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1927年春,武昌蛇山。黃鶴樓舊址傾圮,唯余警鐘樓孤懸。33歲的毛澤東獨立江畔,長江九派茫茫,南北長路沉沉。蔣介石“四一二”政變的血腥味未散,汪精衛已在武漢磨刀霍霍。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都府堤開幕。毛澤東提出的“關于農民問題的議案”未被采納,甚至未予討論。他預感到一場血腥的突變即將來臨,而自己的主張不被中央理解,中國革命向何處去?出路何在?
江面霧靄沉沉,龜蛇隔江對峙,如兩把巨鎖沉入水中。他佇立良久,落筆成詞: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字里行間是蒼涼、迷茫。而孤憤深處,心潮逐浪,拍岸有聲——那是郁悶里的堅韌求索,是迷茫中未熄的火焰。
三個月后,八七會議在漢口召開。他在那間悶熱的房間里,說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再往后,秋收起義、井岡山、燎原之火……那些都從這一江的煙雨里涌出來,從逐浪的心潮里奔出來。
1956年,他再至武漢。龜蛇之間已飛架長虹,“天塹變通途”。那是另一首詞,另一個中國。“一橋飛架南北”的豪邁,寫在同一片江山上,卻隔著29年的血與火。
一座城市與一個政黨的命運,被同一支筆標注了刻度。
我也無數次走上這座橋,無數次登上那座山。橋上車流如潮,山上游人如織。同樣的春天,當我站在1985年重建的黃鶴樓上,看江面霧靄升騰,看龜蛇二山隱入蒼茫,總會想起那個33歲的身影及他身后一群人的奮爭。
他們從煙雨中走來。而我,一個在武漢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媒體人,循那縷煙雨,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尋找了二十年。
一
我第一次走進漢口勝利街163號,是在2005年春末。
那是一幢三層西式老樓,紅墻赤瓦,臨街有兩個門洞。一樓窗戶被打通,成了一家副食小店。推門進去,木樓梯吱呀作響,樓道里堆放著雜物。三樓的一位老住戶告訴我,他在這里住了快50年,只知道這房子“有些來頭”,具體什么來頭,說不上來。
樓外墻上嵌有一塊水泥標牌:“中共中央機關舊址。武漢市文物保護單位。武漢市人民政府1988年12月25日公布。”
1927年,這幢房子里,跳動著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心臟”。黨史專家石仲泉來漢參觀時,面對這棟老樓感慨:“在中共黨史上,這棟房子的地位就相當于今天的中南海!”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次年1月1日,國民政府從廣州遷漢正式辦公。中共中央機關陸續從上海搬到這里。陳獨秀住在三樓中間。樓里還住著蔡和森夫婦以及彭述之。二樓一個大房間布置成會議室。一樓是警衛和工作人員的居室。背后的附樓是機要重地。方圓一公里之內,中宣部、中組部、中央軍委等中央機關集中于周邊辦公。
1981年,曾任外貿部部長的李強回武漢來到這里。他是當年的中央軍委特科工作人員。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前夕,中共中央從這里撤離時,正是李強負責退租這幢房子。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武漢市市長的宋侃夫,也曾回漢尋訪。他當年是中宣部工作人員,常到這幢樓里聯系工作。陪同他尋訪的趙曉琳——后來成為武漢革命博物館館長——回憶說,宋侃夫走到這里就激動不已,哪間房是陳獨秀住的,哪里是工作人員住的地方,陳獨秀的車常停在什么地方,他都記得一清二楚。
房子右側與唐生智公館一墻之隔。“那是一個多么特殊的年代。”當年,我在采訪趙曉琳時,她給我講了一個細節:當時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常常站在窗臺前,隔著墻觀賞唐公館那寬大的院落和美麗的綠草坪。
在那幢老樓里,我試圖想象歷史煙云中的那些細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來等一批中央領導人進進出出,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羅易在這里密談。馬日事變前后,中央宣傳委員會在這里開會,研究湖南農民問題,毛澤東參加了。在這段特殊的日子里,黨中央的許多重要會議和重大事情都在這里召開、決策。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叛變革命。陳獨秀在秘書黃玠然的陪同下,秘密撤離了這幢住了三個多月的房子,搬到漢口花樓街一家紙行的樓上隱蔽起來。中共中央從此轉入地下。
那幢房子后來成了民居,成了雜貨鋪,成了公交車站旁的一棟普通老樓。
二
我曾沿著董必武的足跡,一次次踏訪武昌民主路,尋找武漢建立早期黨組織的舊址。
當年的“撫院街97號”早已不復存在。1920年8月的一天,7個人在這條街上的一間律師事務所里,關起門開了一整天的會。那一日,武漢早期黨組織在這間屋子成立,包惠僧被推舉為書記。這是全國最早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之一,是建黨核心骨干力量。
一個傍晚,當我路過民主路,意外發現在一扇不起眼的電器小門面外墻上,不知從啥時起,多了一塊黑底黃字銘牌,上寫“武漢早期地方黨組織成立會議(舊址)遺址”。銘牌雖沒有官方落款,足以讓我感到意外與興奮。
在湖北中醫藥大學曇華林校區,一棵粗壯銀杏樹旁,有一幢中西合璧的兩層樓建筑,門口嵌有一塊黑底黃字的石牌:“1920年,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來漢傳播馬列主義,就在此住宿。”
那是1920年2月,陳獨秀應邀來漢到文華大學演講,就下榻在這幢樓里。學校安排了一位青年校工照顧他的起居。那位校工叫鄭凱卿,武昌青山人,出身雇農家庭,少時做過挑夫,后來到文華大學當校工。
幾天相處,陳獨秀發現這個年輕人憨厚樸實、富有斗爭精神,便交給他一個任務:調查武漢工廠的分布、工人數目和生活狀況。還給他畫了一張調查表格。鄭凱卿帶著文華大學的學生,多次到武昌“五局”——織布、紡紗、銅幣、銀幣、麻布局——了解工人狀況,寫出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
幾個月后,陳獨秀派劉伯垂回湖北建黨,特別囑咐:“去找鄭凱卿,吸收他加入組織。”鄭凱卿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位工人黨員。
2021年,我在采訪鄭凱卿的女兒鄭季霞時,年近九旬的老人對我說:“父親從一個窮苦工人走上革命道路,最關鍵的是黨在建黨伊始就具有積極發展優秀工人黨員的歷史自覺。”
三
從曇華林出來,穿過得勝橋、解放路,就到了都府堤。這條不長的老街,聚集了武昌農講所、毛澤東舊居、中共五大會址三處紅色遺址,在全國屬罕見。
毛澤東舊居在都府堤41號,一棟青磚黑瓦的晚清民居。1967年按原貌重建。走進大門,有一個小天井,過天井是堂屋,左邊那間不大的廂房里,掛著楊開慧與長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的合影。1927年初,毛澤東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回到武漢,住在這里。
關于那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湖南和湖北的研究者曾有過爭執:到底是在長沙寫的還是在武昌寫的?1959年,毛澤東回長沙時,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當面問他:“主席,考察報告在哪里寫成的?”毛澤東當即回答:“武昌都府堤41號。”
寫這篇報告時,楊開慧正懷著孩子,身邊還有兩個幼子需要照料。但她夜以繼日地伏案工作,把毛澤東從湖南帶回來的大量調查材料分類、選擇、綜合,然后用她那雋永、工整的毛筆字抄寫在紅線條的十行紙上。毛澤東后來誠懇地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開慧全力幫助的結果。”
在農講所的大教室里,毛澤東首次講解了這篇報告。據學員回憶,那天大教室內外都擠滿了人,附近的一些農民也都趕來聽。毛澤東身著長衫,用濃重的湘音繪聲繪色地講述他在湖南農村的所見所聞。講到農會斗爭時,他學著劣紳的口吻說:“我出十塊錢,請你們準我進農民協會。”又學著農民的回答:“嘻!誰要你的臭錢!”聽眾哄堂大笑。
他在黑板上畫了三條線,一條向左彎,一條向右彎,正中一條直線。然后打比方說:一根竹竿彎了,想把它扳正,必須向相反的方向多扳幾下才行。
那些發黃的學員回憶錄,一筆一筆記下在中國大革命浪潮中那個生動的課堂。
四
我專程去過武昌洪山南麓的北伐獨立團烈士陵園。那里安葬著葉挺獨立團攻打武昌城時犧牲的曹淵等191位烈士。墓碑銘文刻著:“無產階級的犧牲者”“先烈之血”。共產黨員曹淵是一營營長,犧牲在賓陽門(今大東門)附近,年僅24歲。葉挺親自主持了安葬儀式。郭沫若在悼念另外一名犧牲的共產黨員時寫道:“賓陽門外長春觀,留待千秋史管彤。”
這些烈士中,許多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鮮血,染紅了武昌城下的土地,也染紅了新四軍的軍歌:“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
長眠于此的是先烈英魂。從武漢出發的,是未來的開國元勛。
我在采訪黨史專家李婉霞時,她給我列了一份名單。1927年,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他們都在武漢。
她給我講了一段史料記載的往事:1927年5月初,陳毅從四川軍閥的白色恐怖中脫險抵達武漢,身無分文,獨自在街上四處尋找黨組織。輾轉幾條街巷后,迎面碰上中央軍委干部顏昌頤,經組織安排,進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任職。而早在1926年底,黃埔軍校畢業的林彪便隨北伐軍進駐武漢,被分到由葉挺獨立團擴編而成的第25師73團擔任見習排長。
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沒有人能預料,二十多年后,這批曾在江城投身革命的青年,全都成為新中國的開國元帥。
除了日后共和國的元帥,十位開國大將,這一年也全部會聚武漢。武漢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打響第一槍”的南昌起義的策源地,也是南昌、秋收、廣州三大起義主力的出發地。
1927年,聶榮臻在武昌中和里——今天的乾福巷6-13號——作為中央軍委工作人員。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把整條巷子全部號下了,就把軍委設在這里。”
如今,在一片高層小區建筑的包圍中,這幢老房子得以原樣保留。老房院子門口掛著白底黑字的醒目招牌——中共中央軍委辦事處舊址。
如果將1927年的武漢革命圖景比作一幅長卷,青年將帥的會聚是畫卷上激昂的一筆。
五
往前推4年,一股深沉的力量,已從這座城市的工廠與鐵路線上涌動而來。1923年2月4日,京漢鐵路兩萬多工人全線罷工,1200多公里的鐵路頃刻癱瘓。武漢,是這場罷工的策源地和指揮中心,它“將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推向了頂峰”。
我到漢口江岸的武漢二七紀念館采訪過多次。紀念館里陳列著林祥謙的遺物——油燈、蚊帳和雨傘。那尊面對屠刀大義凜然的烈士銅像,似凝固的歷史瞬間。
更讓我難忘的,是我專程去福建閩侯的尋訪。
2005年4月,我和二七紀念館的同志一起南下福州,尋找烈士的墓地。在閩侯縣枕峰山下的烈士陵園,我見到了林祥謙的嫡長孫林耀武。他當時51歲,是福州鐵路分局車輛段的工會主席。
林耀武給我講了一個他奶奶告訴他的故事。
1923年2月7日夜晚,武漢江岸老火車站。林祥謙和父親林瑞和、弟弟林元成父子三人剛出門,屋外就響起了槍聲。林祥謙的妻子陳桂貞懷著身孕,牽著9歲的女兒、5歲的兒子,沖出門去尋找丈夫。走到半路,有人告訴她:元成被打死了。她跌跌撞撞跑到車站,看見丈夫被捆在站臺后面的電線桿上。
北洋軍閥威脅林祥謙:“你弟弟已經死了,不上工你也得死。”
林祥謙回答:“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移,絕不上工!”
劊子手朝他右臂砍了一刀,血流如注。陳桂貞沖上去抱住丈夫的腿,問他還有什么話要說。林祥謙望著懷有身孕的妻子,說:“你快回去吧,看好孩子要緊。”
這是烈士留給妻子的最后一句話。
林祥謙犧牲后,陳桂貞在工友幫助下收殮了丈夫和小叔子的遺體。公公林瑞和后來也被工頭踢成重傷,含恨離世。1928年,在黨組織和工會幫助下,陳桂貞帶著兩個孩子、三口棺材,從武漢乘木船南下。水路漫漫,暮色西沉,木船終于在烏龍江畔靠岸。娘仨將親人的尸骨,草草埋葬在枕峰山下。
站在烈士墓前,看著墓后石砌圍屏上醒目地鐫刻著郭沫若的手書:“二七烈士林祥謙之墓”,我久久無言。墓里,還安葬著陳桂貞。她1972年去世,與丈夫合葬于此。
林耀武告訴我,奶奶生前從不向外人炫耀自己是烈士遺孀,只對子孫們說一句話:“你們的爺爺是好人,他是為窮苦人死的。”
從閩侯回到武漢后,我開始關注另一位從江夏走出的工運領袖——項英。他在參與領導“二七”大罷工時,為京漢鐵路總工會總干事。
201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去北京采訪了項英之女項蘇云。年屆八旬的老人告訴我,她七歲以前的記憶中,從不知父母是誰。她在上海勞工幼兒園長大,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孤兒。直到1938年9月,張浩(林育英,湖北黃岡人,“二七”大罷工領導人之一)派警衛員把她接到延安一個窯洞。在八路軍大禮堂召開的歡迎新四軍大會上,陳云指著穿軍裝的項英對她說:“小江北佬,你不是要找爸爸嗎,他就是你爸爸。”
父親把她抱在腿上,問她叫什么名字、幾歲了、念書了嗎。問什么她答什么,老看著他。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父親。
項蘇云還珍藏著一張合影,是馬海德醫生用私人相機為他們拍的。父親將這張照片洗了很多張到處送人——那意思是說,我項英也有孩子了。“這也是父親一生笑得最開心的一張照片。”
從相認到父親不辭而別,只有12天。她記得父親對她特別耐心,特別慈愛,穿衣服、脫鞋、穿襪子、洗腳,什么都替她干。
1941年皖南事變,項英失蹤下落不明。項蘇云當時10歲,“人家告訴我說我們犧牲了很多人,你爸爸下落不明,當時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后,也不是很難過。因為我們那個學校好多孩子家長都在前線打仗,說犧牲就犧牲了”。
她確切得到父親犧牲的消息,是在1945年年初。當時她和弟弟住在蔡暢家里,蔡暢要他們給陳毅拜年。陳老總給了他們萬把元邊區幣,也帶來了父親犧牲的噩耗。
半個多世紀以來,項蘇云通過各種渠道,對父親的了解越來越全面。她對我說:“回首那12天,才覺得是我一生中最珍貴的。”如今,在項英的故鄉武漢江夏,已豎起了他的全身銅像。
六
工運的鮮血染紅了江岸的鐵軌,而革命的另一道鋼火,則在更為隱蔽的戰場上淬煉——那便是紀律與忠誠。
王荷波,中共五大上當選的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武昌都府堤中共五大開幕會址紀念館前面,有一處鬧中取靜的小公園——武昌廉政文化公園。公園里有一組人物群雕,是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成員的全身雕像,站在中間,個子高挑,穿著長衫者為王荷波。
2017年初夏,我去北京采訪了他的長外孫趙迪。趙迪70歲,退休前是國企職工。他給我看了一張珍藏的照片——王荷波蓄著胡須,臉龐清瘦,雙目炯炯。
趙迪說,他從小就知道姥爺和周恩來一起干革命。周恩來尊稱王荷波為“大哥”,不光是他年齡大,更是對其人品的敬重。1927年10月,王荷波在北京被捕。敵人嚴刑拷打,他自稱“汪一喜”,江西人,經營西服店。后經叛徒指認,他只承認了真實姓名,對黨的機密始終沒有透露半個字。
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被秘密殺害于北京安定門外,拋尸荒野。就義前,他留下的唯一遺囑是:“請求黨組織對我的子女加強革命教育,教育他們千萬別走和我相反的道路。”
趙迪說,小時候他以為姥爺要是活到革命成功,一定是“大官”。長大后他漸漸明白,姥爺參加革命,從不是為了做大官、讓子孫享榮華富貴。
那一日上午,我隨趙迪站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王荷波烈士的墓前,一起仰望那座高大的墓碑。1949年,北京剛解放,周恩來親自指示尋找王荷波的遺骸。工作人員從檔案中查到了就義地點,在安定門外箭樓東側。王荷波身材高大,骨架粗大,找到遺骨時,又找到一只他常穿的皮鞋,尺碼相符,這才確認。
周恩來親自主祭,將烈士遺骨移葬八寶山。那一年,距離王荷波犧牲,已經過去了22年。
“干凈、忠誠。”趙迪說,姥爺沒有留下財產,只留下這四個字。王荷波用生命守住了這四個字。
七
在漢口另一條街巷的悶熱房間里,一群人正在為絕境中的中國革命尋找出路。那一天的會議,改變了一切。
1927年8月7日,“漢口三教街41號”,今天的漢口鄱陽街139號。
那是一棟西式公寓,當年是蘇聯顧問洛卓莫夫的住宅。20多位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監察委員及團中央、中央軍委、湖北省委代表,擠在一間小屋里,開了一整天的會。正值武漢酷暑,門窗卻緊閉,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因為窗外就是國民黨特務。
我在八七會議會址紀念館里,看到了那份珍貴的會議記錄。原件收藏在中央檔案館。毛澤東的名字在會議記錄中出現了多次。他在第一次發言中就提出了那句話:“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個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行動口號的思想,誕生在漢口這間逼仄的房間里。八七會議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中國革命從此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毛澤東會后離開武漢,去領導秋收起義。
八
二十年的尋訪,讓我愈來愈深切地感受到,這座城市的每一條老街巷,都刻著紅色的印記。有些房子還在,有些已經消失了。但歷史從來不會因為建筑的消失而被遺忘。它刻在文字里,刻在后人的記憶里。
2021年,我再次路過勝利街163號。那棟老樓已經修舊如舊,辟為武漢中共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對外開放。樓內,恢復了歷史原貌。一位年輕的講解員正在給參觀者講述這幢房子的故事。旁邊的“唐公館”亦被納入紀念館,向觀眾展陳“中共中央在武漢”之歷史。
路人川流不息。我站在街對面,望著這幢樓,佇立良久。
我知道,我看見的不只是一棟房子。我看見的是一扇門——從1927年的煙雨蒼茫,通向今天的萬家燈火。
當年那間悶熱會議室里激辯的聲音早已沉寂,毛澤東在江畔獨立時心頭翻涌的潮聲,卻從未真正退去。它落進了這座城市的磚縫里,落進了每一個尋訪者走過舊址時腳下的回響里。
煙雨依舊,江聲不息。那些從煙雨中走來的人,早已化作這座城市的筋骨與血脈。而我們,正走在他們走過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