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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大地風華·信仰的味道
來源: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26日09:05

信仰的味道是甜的。這滋味,是革命先輩浴血抗爭后的苦盡甘來,是改革先鋒搏擊風浪后的醇厚雋永,更是當代共產黨員接過接力棒、為人民謀幸福中的馥郁清甜。這滋味,也被一代代文藝工作者熔鑄在精品創作里,回味悠長。

即日起,本報推出“大地風華”系列專版,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一同回望歷史,感悟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

——編 者

薪火相傳,貴在與時俱進

龍平平

信仰是人生的旗幟。一直以來,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對當代青年樹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引導和鏡鑒作用。而發揮好這個作用,離不開年輕化表達。信仰故事的講述,應當貼近當代青年的生活,有更鮮活的呈現。

多年以前,我在同青年學生交流時,發現他們對蔡和森、鄧中夏、陳延年、趙世炎、陳喬年等一批最早覺醒、最先就義的革命先烈感到陌生,甚至不知道英雄的名字。這使我意識到,當代青年對了解黨史有需求,他們完全可以從百年前的青年英烈身上找到人生目標。這就是我創作電視劇《覺醒年代》劇本的初衷。

《覺醒年代》在年輕化表達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在青年群體中獲得很高口碑,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安徽合肥延喬路等已經成為青少年悼念先烈、致敬英雄的地標,“延喬兄弟”也被大學生們當作人生楷模爭相傳頌。這說明,當代青年不是不親近革命歷史,他們需要的是生動鮮活、能夠入腦入心、與之共情共鳴的歷史表達。切不可低估青年人的政治鑒別力和藝術鑒賞力,崇高的信仰一旦得到年輕化呈現,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引領示范作用。

如何實現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的青春表達?關鍵在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摒棄說教化、填鴨式,遵循文藝創作規律,按照“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守正創新,用藝術真實反映歷史真實。必須明確,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不同于歷史教科書和紀錄片,不是去考證歷史、記錄歷史,更不是復制歷史。從本質上講,它是一部“戲”,是編劇從史料出發,用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運、豐滿立體的角色形象來展現歷史,揭示歷史規律,是經過一定藝術加工的典型化了的歷史、故事化了的歷史。

在我看來,“戲說”即寫戲、編故事,本身是一個中性詞,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手段,把它與歪曲歷史、丑化英雄人物等同起來,是一種偏見。戲寫好了,才能吸引觀眾,革命歷史作品才能產生強大的信仰力量。這就需要藝術的手段、形象思維的方式、虛構的能力,需要創作者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大膽革新敘事方式,摒棄空洞概念和口號堆砌,按照戲劇邏輯結構故事,合理地虛構人物和情節,設計必要的戲劇沖突,增強作品的戲劇效果。

年輕化表達,既是敘事方式的年輕化,用青年喜愛的敘事邏輯講故事,小人物、小切口、有溫度;也是話語的年輕化,用青年熟悉和喜愛的語言講故事,把理論術語轉化為青春話語,讓信仰走出書本,在融入青年生活的過程中閃爍光芒。

年輕化表達,難度最大的是歷史人物的年輕化呈現。對真實的歷史人物包括領袖人物,能否進行藝術加工,可以加工到什么程度,這是最考驗我們“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相結合”創作功力的地方。人寫活了,戲才好看。真正受到年輕人喜愛的歷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性格鮮明的人物。他們既真實、可愛、感人,又跳出刻板印象,讓人耳目一新。一些劇作中,不僅主角出眾,配角也出彩。這樣的人物彼此往來交鋒,歷史場景才有氣息,歷史故事也有了呼吸。青年人在他們的選擇與行動中,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信仰永遠不會過時,但表達必須常新。薪火相傳,貴在與時俱進。革命歷史題材的年輕化表達,就是用當代青年聽得懂、愿意看、能共情的方式,講述革命歷史故事,解讀初心使命,傳遞理想信念。讓信仰以年輕化的形式、生活化的語言、有溫度的故事擁抱青年,是時代所需、傳承之要,更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職責所系。

(作者為編劇、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從一顆種子到“山花爛漫”

陶慶梅

電視劇《山花爛漫時》里,張桂梅老師帶著6名同事重溫入黨誓詞的場景,是當代主旋律電視劇中感人至深的高光時刻。這樣一個樸素的場面,為什么能夠迸發出驚人的力量,感動無數觀眾?

因為這一幕,發生在華坪女子高中快要辦不下去的現實困境中:經費困難,老師們要離開,學生們自責太笨、學不會。這一幕也是發生在對未來最為迷茫的時刻:經費從哪里來?老師們能不能堅持下去?張桂梅老師自己也不知道。但她沒有忘記的是,她是一名黨員,是一名在黨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教師,更是要“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的教師。在這一刻,她想到的最樸素的行動,就是帶著黨員們重溫誓詞。一字一句的朗讀畫面中,影像傳達的不只是誓詞的字面意義,更是張桂梅在朗讀中所感受到的,一代代黨員在面對困難乃至絕境時迸發出的強大力量。這種力量,從張桂梅老師那兒傳遞出去,傳遞給她身邊的6名年輕黨員,也傳遞給扮演她的演員宋佳。宋佳在采訪中說,她在舉起手宣讀誓詞的時候,眼淚不由自主地往下流,她感受到的,是“無數人走不下去的時候支撐他們的力量”。

《山花爛漫時》正是以樸素的現實主義影像,將張桂梅老師身上蘊藏著的跨時空的力量感,傳遞給今天的觀眾。中國式現代化的漫長征程,不同時代都會面臨不同挑戰。張桂梅在其生活時空里所遇到的問題,是大山里的女孩讀不上高中這個具體的事。張桂梅的偉大,就是當許多人覺得與己無關從而轉過身去時,當許多人碰到困難不再堅持時,她不僅迎難而上,而且推動著身邊的人一起克服困難,共同創造出不凡的事業。

這種力量感,貫穿在電視劇的所有細節中,也鐫刻在劇中幾乎所有的人物身上。青年教師丁笑笑在華坪女子高中身陷困境時對張桂梅說:“反正我不會走,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不容易”;學生谷雨一度輟學,自知做錯,就一直在學校門外安營扎寨苦苦自學,直到張老師重新接納她;為了籌措經費,張桂梅去“死磕”企業家,華坪縣的副縣長和教育局局長能去“堵”省領導的車,而路邊“王記豆花”攤主用壓在碗底的30元錢,以最無聲的力量,給予張老師最大的支持。

張桂梅老師如同一顆種子,在推動大家一起辦學的過程中,讓“扛起責任”成為每一個人的內在動力。所有人的內在動力匯聚在一起,潤物無聲地滋養著觀眾的心靈。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會面對各種困難,會遭遇種種挫折,但正如主題歌所唱——“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電視劇所傳達出的這種“山花爛漫”的力量,會激勵我們帶著希望不斷前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重返歷史現場 傳承長征精神?——評電影《四渡》

詹慶生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電影《四渡》以嚴謹的歷史敘述、年輕態的藝術表達、震撼的視聽呈現,回顧了紅軍長征“四渡赤水”經典戰役,引領觀眾重返革命歷史現場,體驗那段驚心動魄、蕩氣回腸的崢嶸歲月,感受永不磨滅的信仰力量。

自1959年電影《萬水千山》開始,長征題材便成為中國革命歷史戰爭片創作的重要組成。《四渡》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新時代以來第一部長征題材“新主流”軍事大片,第一次將長征革命歷史與類型化的敘事手法、震撼的戰爭場面以及電影工業的最新技術相結合,書寫了長征電影的新篇章。

類型化創作手法的嫻熟運用,極大提升了作品的觀賞性。青杠坡和婁山關兩場浴血大戰宏大震撼,而入遵義城和護橋兩場戰斗則突出了智取和動作性。在敘事結構上,作品有意打破三渡、四渡的時間順序,先講蔣介石在貴陽城看到紅軍標語極為震驚,再回頭揭秘毛澤東的“我有一個辦法”到底是什么,將這段故事講出了懸疑感和戲劇性。借鑒類型片“雙雄對決”的經典模式,突出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博弈,在婁山關戰斗段落,二者甚至在虛擬時空中隔桌對峙、激烈交鋒,這一頗具想象力的“開腦洞”場景,有望成為戰爭電影又一名場面。

創作軍事題材電影有一個難點:戰斗的內在軍事邏輯不易視覺化呈現,而《四渡》在這一點上有著明顯突破。作品借助三維地形、動畫圖示等手段,將我軍每次軍事行動的戰略意圖、敵我態勢、行軍路線、兵力調動,以及“四渡”的每次機動和對敵牽制都清晰呈現出來,給觀眾建立起直觀的時空關系圖、因果關系鏈,生動形象地詮釋了“四渡赤水出奇兵”。靈活多樣、變化莫測的機動作戰,表現為可理解的視聽語言,清晰展現了3萬紅軍如何用空間換時間,憑借非凡的軍事智慧和堅韌的革命意志,一步步掌握戰場主動權,最終成功突破40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觀眾由此理解了這一戰爭奇跡背后的軍事邏輯。

在人物形象上,影片兼顧宏大與微觀雙重視點,塑造了鮮明的英雄群像。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革命領袖運籌帷幄、統轄全局,最終成功引領紅軍將士絕境逢生。此前的長征影片,多展現革命領袖從容自若、氣定神閑的一面,而本作則突出了焦灼感。從第一個鏡頭開始,目睹錯誤路線導致紅軍戰士血染湘江,中國革命面臨生死存亡,毛澤東痛苦憤懣至極。通道激辯、遵義斗爭、土城失利、茍壩之爭,壓力層層累加,焦灼感也不斷升級。但即使處于如此壓力之下,毛澤東仍然能夠帶領紅軍出奇制勝、扭轉戰局。突出重圍后,領袖們展望中國革命的未來,暢快抒發革命者的壯志豪情。情緒營造、形象塑造與敘事建構融匯一體。

影片還刻畫了趙德發等基層紅軍戰士,表現他們的浴血奮戰和無私奉獻,既彰顯了信仰的力量,也沒有回避歷史進程中付出的代價與犧牲。“長征這條紅飄帶,是無數紅軍的鮮血染成的。”影片形象說明了,四渡赤水的勝利不是憑空而來的神話,而是革命信念、精神意志、戰略戰術、人民支持合力鑄就的人間奇跡。

影片《四渡》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再次詮釋了長征精神的當代意義。今天,通過文藝作品回顧長征歷史,傳承長征精神,就是要置身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從革命歷史中汲取養分,為實現民族復興匯聚強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為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原教授)

內斂又澎湃的英雄之旅—?—再看電視劇《潛伏》的人物塑造

呂 帆

近18年后,電視劇《潛伏》在網絡評論和彈幕里獲得“重生”:年輕觀眾用“真香”品味燒腦的智斗,用“淚目”迎向早已了然的訣別,用“全體起立”向隱蔽戰線上的先輩致敬。還有不少網友寫下觀后感,創作短視頻,不斷擦亮這部經典之作。

好劇如好酒——再次品味,仍會在同一個地方被擊中。《潛伏》擊中我們的,除了驚心動魄的諜戰戲碼,更有從故事土壤中長出的有血有肉有信仰的人。余則成作為承載劇作精神內核的角色,本屬于“英雄之旅”敘事范式,但其成長不靠“人設”速成,而是由內生的、具體的、可感的人性細節積蓄而成。從最初目睹國民黨腐敗時的蹙眉,到最后被組織命令撤退時落下的淚水——余則成的轉變和堅守,始于真情,歸于信仰。這條信仰之路,“反轉”讓位于“遞進”,最終融入民族解放的宏大歷史,每一步都清晰可循。

這正是《潛伏》的魅力之處:主創相信“相信”的力量,謹慎又虔誠地反復表達著,信仰的產生可能是簡單的,但信仰的延續必須來自一點一滴的心理成長,最終從裂縫中長出一道銅墻。與其說《潛伏》是一部“斗智”的佳作,不如說它是“斗志”的巔峰。

但《潛伏》并未把這份力量描述得重于泰山。相反,糾纏的情感、猶豫的決斷、反復的權衡、邊緣的試探、無力的釋然遍布敘事氛圍中,與激烈緊張的諜戰情節形成拉扯與互補。

作品尾聲,即將離開大陸、繼續潛伏的余則成,意外看到妻子翠平仍活著,難掩喜悅之情。但他不能喊出對方的名字,在反復掃過的燈光中,余則成的臉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最終翠平看清楚了,他沖她搖了搖頭,縱有萬般不舍,她立即心領神會地回到車內,裝作無事發生。此別,大抵便是一生。彈幕飛出“為什么要這樣對他們”“哭得看不清屏幕了”,但正是在一個“什么都沒有發生”的夜里,故事埋下了最強烈的情感表達,繞梁三日,至今猶嘆。

這種內斂又澎湃的表達成就了《潛伏》。導演姜偉堅持“少即是多”的美學原則,臺詞能刪就刪,能用眼神表達就不必說話。于是,當余則成得知過往的愛人、革命戰友左藍犧牲時,只憑肢體動作的頹唐,便讓網友看出“世上最殘忍的事,是連悲傷都不被允許”。此時,情緒的“爆破按鈕”經由角色交給觀眾,是觀眾用最樸素的情感體驗,補足了鏡頭里沒有道出的千言萬語。

當地下黨員秋掌柜被捕,堅定說出“誰也不能戰勝我的信仰”后咬舌自盡,彈幕突然安靜幾秒,接著涌出一連串的“全體起立”。有人問,“他為什么不逃跑”;另一彈幕回復,“因為有些東西,比活著更重要!”字句飄過屏幕,跨越時空的困惑,獲得了永恒的答案。

互聯網上關于該劇的持續討論,印證了一個樸素的藝術真理:只有讓觀眾與人物共情,英雄之旅才有穿透時空的力量。余則成們之所以動人,并非因為他們生而無懼,而是身處恐懼依然前行。這更是《潛伏》常看常新的原因:英雄離我們并不遙遠,他真實地愛著他人,真實地認同一份事業,真實地想為更好的明天做點什么。這份真實,也是信仰最好的注腳。

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105年間,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從苦難走向復興,漫漫長路上有太多余則成、翠平、左藍、秋掌柜,他們隱身于夜色卻點燃黎明,他們未能抵達明天,卻讓希望渡過暗河。這些故事不會因久遠而風化,會在每一個彈幕的“致敬”中完成交接,在每一次“這世間如你所愿”的熱淚盈眶中,書寫對先烈最深沉的回信。

(作者為北京大學副研究員)

歌劇《映山紅》——如果信仰有聲音

張千一

“如果精神有顏色,那就是蘇區紅。如果信仰有聲音,那就是哎呀嘞。”我從贛南采風帶回的這兩句話,高高地掛在歌劇《映山紅》排練廳的墻上,因為它是這部作品的底色與靈魂。

《閃閃的紅星》是幾代中國人共同的紅色記憶。上世紀70年代,小說和同名廣播劇火遍大江南北;后來八一電影制片廠將其搬上銀幕,傅庚辰先生創作的三首經典歌曲《映山紅》《紅星歌》《紅星照我去戰斗》,成為跨越半個世紀的文化符號。當下,這份紅色記憶并未隨時間而褪色,不僅藝術家們經常在舞臺上演唱,“贛超”“東北超”等大型活動現場,也有萬人齊唱《映山紅》;短視頻平臺上,多個語種的翻唱版本獲得網友熱烈點贊……足以可見,經典作品的力量能夠在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聽眾心中激起回響。音樂,正是保存和傳遞這種集體記憶的絕佳載體。

將《閃閃的紅星》改編為歌劇,既水到渠成,也充滿挑戰。原著采用的是兒童視角,并不適配歌劇這一藝術形式,因為兒童難以承擔整場歌劇的聲樂重任與戲劇張力。為此,我們將敘事重心轉向了“冬子媽”,并為作品注入了全新的情感維度。在過去的經典民族歌劇中,無論是《白毛女》《洪湖赤衛隊》,還是《黨的女兒》《江姐》,很多都以女性為主角。我想,這大概是她們身上既有堅定的意志,也有浪漫的柔情,因此創作的空間更大。受時代、觀眾等因素影響,過去不少紅色題材作品側重于革命歷史敘事,家庭生活和夫妻情感的表達相對隱晦。在《映山紅》中,我們特別為冬子媽構建了一條飽含同志情、母子情、夫妻情的完整情感紐帶。特別是在本次復排中,我們增加了冬子媽與潘行義的二重唱,讓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侶隔空相見,互訴思念。這種情感的深度開掘,不僅讓信仰有了血肉的溫度,也更貼合當下觀眾的審美習慣。

“哎呀嘞”是江西興國山歌的標志性音樂符號,也成為揭示全劇精神內涵的關鍵詞。這個清脆、高亢、遼遠的音調,貫穿在冬子媽、潘行義、吳修竹等主要人物的唱段以及樂隊演奏之中。冬子媽英勇就義前的唱段《燈火啊,你越撥越亮》,在“哎呀嘞”的主題動機中,融入了采茶戲和板腔體元素,通過6次“我看見”的意象式表達,層層推進情感,當唱到“我的笑容映在天上”時,信仰的崇高感與藝術的美感達成了高度統一。尤其每次排練和演出中,當戴著八角帽的孩子們登臺亮相時,那種撲面而來的陽光與憧憬,生動體現了紅色基因的代際傳遞。

古希臘寓言說,音樂是保存記憶最好的方式。音樂在人類的生命史中有序地記錄著年輪,精準地表達著內心深處的聲音,讓我們在回望時找到當年的記憶。對當下的人們來說,家國情懷、精神信仰,很多都是借助歌聲傳遞的,音樂不僅構成了生命歲月的集體記憶,還成為不同時代的情感紐帶。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哎呀嘞”的旋律再次回響,我深切地感受到音樂凝聚共識、喚醒記憶的強大力量。作為文藝工作者,我們的使命,就是努力開掘紅色經典的時代價值,擦亮那顆熠熠生輝的“紅五星”,讓信仰的光芒永遠照耀后來者前行的路。

(作者為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本報記者任飛帆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