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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王侯的感傷
來源:澎湃新聞 | 閆力元  2026年06月30日11:39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在洛陽駕崩,年僅四十歲。他是終結兩漢、開啟新朝的君王,登臨了世俗權力的最高峰。然而在他現存的書信、賦作、詩歌和文論里,我們卻反復讀到一種和政治勝利相悖的感傷氛圍。這位現實中的勝者,在文字中反復談論那些無法挽回的失去:舊友的接連凋零、時光的無情流逝以及對死亡宿命的理解。帝王權勢無法超越那個戰亂時代里個體的脆弱,他也只能用文字將那些舊友、故事記錄下來,以待追憶。

魏文帝曹丕

曹丕曾有過最快樂的時光。建安中后期,曹丕作為鄴下文學集團的核心,同一群建安時期的文人建立了深厚的文學情誼。他們在鄴城、南皮等地同車出行,同席飲宴,把詩文寫作、游玩游賞以及未來的抱負相交織,留下了許多少年歡游的唱和作品。曹丕后來曾在給吳質的信中,反復提及這段早年時光: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

這種對昔日交往的重溫,貫穿了他此后的歲月,他曾在書信中描繪了歡會中一個幽微的時刻:

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并載,以游后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這段描寫發生在一個具體的宴游場景中。白日隱匿,朗月升起,同乘夜游。在輿輪徐動、樂音寥亮的盛宴高潮,繁華背后的無常與脆弱突然顯形。樂向著過去移去,哀跟隨著清風與悲笳的聲音向著眼前的現實逼近。曹丕是否在當時的宴會中就已經有了這種歡會不常在的預感?還是說,這種感受是現實的分離之后,對回憶的篡改?唯一確定的是,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文士們由于官職遷轉、地理阻隔而四分五裂,曾經并肩生活的伙伴確實變成了地圖上遙遠而孤立的點:

今果分別,各在一方。……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景物如常而人事已變,空間上的地理分離尚有重逢的期盼,而建安末年的大疫,則將曹丕的失去推至極點,建安文學集團的繁華殆盡、風流云散。在此之前,阮瑀已于建安十七年(212年)左右先一步去世,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王粲病卒于道。緊接著,厲疫全面暴發。徐干、陳琳、應玚、劉楨四人在極短的時間內相繼去世。

大疫過后,曹丕在給吳質的另一封信中,留下了關于這場災難的沉痛記錄: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曹丕曾期盼眾人能以才華和文學為紐帶彼此長久相守,然而文學終究沒有這種能力,無法抵御自然與時代的強力。漢魏之際,戰亂加上大疫,個人的生命無比脆弱。或許也因此,這時期的作品對于生死物化的自然節律與時間流逝的感知特別敏銳。

曹丕常將對時間的感受和自然萬物的生老遷化聯系起來,建安二十年(215年),曹丕在隨軍出行途中,經由故地,看見了一株舊柳。這株柳樹是建安五年(200年)曹丕親手所種。時間過去了十五年,所種之柳已然長成,柔條披拂,展現出長久的物質存在。賦序寫道: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于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傷懷,乃作斯賦。

樹木在這個世界上留了下來,甚至長得比過去更加茂盛;當年陪伴在側、見證過植柳過程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已在歲月的推移中凋零殆盡。這種植物生命與人類壽命的時間差,直接觸發了他感物傷懷的心緒。在《柳賦》正文中,他寫道:

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遄征。昔周游而處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

柳樹的年輪在遞增,人的生命在遞減。人類試圖在土地上留下痕跡,種下一株樹作為生命坐標,最終這個坐標本身超出了種樹者物理生命的壽命周期。舊地與舊物迫使人意識到舊人不在,人無法像柳樹那樣在每個春天重新煥發生機,面對長成的樹木,留下來的人只能承受被時間拋下的荒涼感。

這種由具體的人事凋零走向草木興廢的思考,在《感物賦》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延展。這篇賦作于曹操南征還鄉之后,序文交代了戰亂廢墟的背景:

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于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后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嘆,乃作斯賦。

而在賦的正文中,個體的感傷已經完全融入到季節更替的自然律動中:

涉炎夏而既盛,迄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夏天向秋天的過渡,植物從繁盛走向衰敗,是不可逆轉的自然法則,曹丕通過對草木興廢的觀察,體悟到了世間萬物無常的本質,從而將生命的消亡放置在天地萬物的永恒流動中。人事的悲嘆與自然的變遷達成了共鳴,植物的榮枯規律成為了人類命運的寫照。

由現實受限帶來的時間壓力與生命焦慮,廣泛分布在曹丕的樂府詩和雜詩中。其著名的詩作《大墻上蒿行》便有所體現:

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

這是一個具有強烈動蕩感與偶然性的意象。在浩瀚的天地空間里,微小的個體生命全無深根大樹的穩固,更像飄忽的飛鳥;它所停靠的,是一根隨時可能折斷、干癟脆弱的枯枝。一個“忽”字,單單透出無常降臨時的迅速,讓人猝不及防。

而“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核心則在一個“遲”字上,哪怕在人類試圖抓住當下、享受歡樂的時刻,內心深處依然感到一種不可彌補的滯后感。時間壓力在歡樂時讓人感到逼近,人想要挽留快樂,卻發覺自己永遠趕不上時間流逝的速度。歲月毫無靜靜流淌的從容,唯有流逝與飛逝,帶著一種壓迫感決絕離去。這種情緒在《善哉行》中同樣有所折射:

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

當盛宴不復、知己歸于塵土、光陰如飛鳥逝去,能做什么來回應這種無可挽回的失去感?

曹丕再次想到了文學,文學曾讓他們匯聚在一起,通過文學,他想讓他們永遠被銘記。在徐干、陳琳、應玚、劉楨等人去世后,曹丕開展了搜集、整理亡友遺作的工作。他在給吳質的信中寫道:

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編纂文集的過程伴隨著直面生死的殘酷,當他鋪開書卷,那些曾經鮮活的名字映入眼簾,而名下的肉身卻早已不歸人世。搜集遺文既是在對抗遺忘,也在不斷確認死亡的事實。讀著亡友的舊作,曹丕在悲傷之余,也從這些跨越生死的文字里看到了自己最終的歸宿。他在對死亡的注視中,提前感受到了自身的必朽。

但同時,他也看到了文學對抗遺忘的可能。徐干生前著有《中論》二十余篇,曹丕在信中評價其“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此子為不朽矣”。或許正是基于這種通過著述留下生命痕跡的渴望,啟發了他對文章價值的重構,并沉淀在《典論·論文》的經典論述中: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盡管對《典論·論文》的創作動機,學界多有爭論,過往人們將其視作魏晉時期“文學自覺”的力證,也有許多學者指出其背后隱藏著曹丕平息“文人相輕”、安撫失意黨羽乃至消弭文人干政抱負的復雜政治權謀。然而,如果將這些字句放在漢魏之際生死無常的背景下,或許,也有一種可能,這正是他對于記憶的感受。文字無法令死者復生,不能讓亡友重聚南皮,也無法免除死亡的宿命,然而,記憶可以做到。那些留存下來的文學,可以讓他不斷回到那個歡歌縱放的青春時代,回到那些歡暢的時分,回到那些舊友尚在的時刻。

在曹丕的言說中,文學是在這個必朽世界中渴求不朽的嘗試。一個見證了同輩接連離世的人,或許正是通過這樣的想法,在時光無情流逝的感傷中,尋得了片刻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