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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洲》2025年第6期|胡性能:猛犸象(中篇小說)
來源:《百花洲》2025年第6期 | 胡性能  2026年07月03日08:25

1

那封信有些奇怪,用的是牛皮紙信封,信封上的字跡熟悉而又陌生。信封右下角郵政編碼上方,是手寫的“宜良001號信箱”。宜良是地處昆明東南的一個郊縣,離主城區六七十公里,我在那兒有熟人,但交往不深,如果有事,彼此也只是打個電話,誰會如此鄭重其事地寫封信呢?而且還是從一個語焉不詳的地址寄出。我好奇,把那封信放在手里觀察:右上角郵票那兒蓋有圓形郵戳,上半部分環形的那行字是“宜良縣郵政局”,下半部分環形的幾個字是“永安路”,中間那排數字是信件寄出來的時間。盡管郵戳蓋在兩張郵票接縫處顯得有些模糊,但仔細辨認,還是能看出那排數字是“2015.07.08”。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封信抵達我手中,比正常時間晚了半年。

如果不是那封信,也許我這輩子和許東生不會再有往來。自從朱雯的哥哥進了監獄,我和許東生之間幾乎斷了聯系。有那么幾年,他從我生活里消失了,也可以換種說法,我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那封信塞進單元樓樓口信箱的時候,我還在成都。是朱雯把《圍棋天地》和許東生的信從信箱里取出,放在我臥室電腦桌上。與朱雯結婚于我來說是梅開二度,她是個通情達理的好女人,我們婚前談好,每年我得抽幾天時間單獨陪陪我和前妻的女兒。2002年,我與她母親解除婚約,心里一直覺得虧欠她。我與朱雯結婚時她進高中,后來考入川大,畢業后留在成都工作。如果不是有特殊的事抽不開身,我會在寒假期間去趟成都,陪她幾天。暑假成都太熱,雖然不是中國最熱的城市,但對于常年生活在昆明的我來說,夏天的成都同樣熱得窒息。

2016年1月22日,我從成都飛往昆明。我之所以對那個日子記憶深刻,是因為那天是我五十歲的生日,我從此到了知天命的年齡。從成都飛昆明的航班那時比現在多,我乘坐的是晚上從雙流機場飛昆明的CA2541航班。

女兒租住的玉府花園小區離雙流機場很近,每次我從成都返回昆明坐的都是這個航班,時間充裕,可以吃了晚飯再去機場。中午寒流就已經抵達成都平原,到了晚上,氣溫已經很低,我穿了件毛衣,還套上外套,可從屋里出來我仍然打了個冷噤。女兒見狀反身回到屋里,再出來時手里拿了條灰色的羊絨圍巾,當她把圍巾圍在我脖子上,耐心告訴我圍巾的幾種圍法時,一種來自時間深處的傷感籠罩著我。三十年前,她母親以同樣的方式將一條圍巾圍在我脖子上,十九歲的姑娘,身上散發出玉米成熟時的清甜氣息。我那時怎么也沒想到,我與她的婚姻生活后來會一團糟。

飛機滑出機位,排隊進入跑道,透過舷窗,我看到遠方酡紅色的天空。帶有水汽的冷空氣在城市燈光映照下,就是這種顏色。我預感到成都會在我離開的這天夜里降雪。成都海拔低,一年中下雪的次數少,偶爾有稀疏的雪花墜落,但地面溫度高,雪花落到地面就融化,難以堆積起來。排隊候飛時,雪終于零星飄落下來,想到要錯過即將到來的這場大雪,我感到有些遺憾。很快,機身下傳來發動機巨大的轟鳴,飛機一個激靈,在潮濕的跑道上突然加速,狂奔一段后它騰空而起,身體在搖晃中逐漸變得輕盈。飛機上升過程中,我注意到舷窗外一閃而過的雪花像急速墜落的遙遠星辰。如果不是要趕回昆明,我真想留下來。我喜歡紛飛的大雪,一如北方沙漠地帶的人們喜歡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

飛機鉆進云霧,無形的氣流橫沖直撞,機身劇烈震動,連續下墜帶來的失重感,讓膽小的乘客發出尖叫,機載廣播響起,里面傳來悅耳的女聲,說飛機上升過程中碰到了氣流,讓乘客系好安全帶。我的心臟在飛機急速下墜過程中,好像要從口腔里跳出來,全身的血液瞬間匯聚到頭頂,難受極了。我低下頭,把臉埋在胸前的圍巾里,試圖捕捉女兒留在圍巾上的氣息。如果真的發生空難,我希望能夠在一種我熟悉的氣味中離開這個世界。好在幾分鐘的動蕩、搖擺和跌落之后,飛機穿過了如野馬一樣奔騰的氣流,從泥土一樣厚重的云層中鉆出。舷窗外的云霧散去,我看到滿天的星辰,深藍色的天宇里沒有任何遮攔,它廣闊無垠、通透,遼遠而又神秘。

就在我乘坐的飛機往南飛行時,從北方過來的寒流已越過四川盆地,翻上了高聳的烏蒙山。舷窗外面,機身下是鋪陳到遠天的云海,晃眼看去,就像是夜晚寧靜的雪原,古老、荒寂。雪原下的烏蒙山,是許東生的出生地。大學畢業前,同學臨別留言,有人在他的筆記本扉頁寫了一首詩,我還記得其中的幾句:

許多年

朋友們都已走散

孤零零的雨

落在了寂寞的廣場。

在扉頁上留言的是當年的校園詩人何松,他曾經來我們宿舍找過許東生,也下圍棋,我曾與他手談過。“許多年,寫了一封封沒貼足郵票的信,蛛網織滿了郵箱,也沒人在遠方讀到。”就在飛機穿過許東生故鄉上空時,朱雯將信箱里的雜志和信件拿了回來,其中就有許東生寄給我的那封信。

一個鐘頭之后,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昆明長水機場,頭頂的星空已經暗淡下來,取而代之的是酡紅色的云團。莫非昆明今天夜里也要下雪?從飛機下來到擺渡車短短的幾十米,北風強勁地刮著,再晚一會兒,飛機也許會因長水機場附近風速過快而改變降落的地點。風中,我臉上有針刺般的冰冷,是雪粒,稀少,像城市郊外偶爾閃現的螢火。

出租車駛往呈貢新區已近午夜,路上汽車稀少,車窗外是零星的建筑、黑暗的山頭和遠處靜寂的村莊。呈貢原來是離昆明二三十公里的一個郊縣,隨著城區擴大,如今已成昆明的新城區。我趕到所住的博暉雅苑時,剛好是夜里十二點。

朱雯和孩子已入睡,我打開房門,輕手輕腳進到屋內。行李箱放在門口,等明天再收拾。我小心翼翼洗了把臉,來到書房,那也是我的臥室。最近兩年,可能是上了年紀的原因,我的鼾聲已經嚴重影響到朱雯的睡眠。我小心地把臥室的門關了,盡量不弄出聲響。每次外出,無論時間長短,重新坐在書桌前,我都會產生錯覺,好像我從來就沒離開過這間屋子。靠墻的電腦桌上,我看到新一期《圍棋天地》,下面露出牛皮紙信封的一角,我將它從雜志下面抽了出來。

撕開信封,里面有兩張寫滿字的信紙,許東生在信里告訴我他進監獄的原因。他不認罪,服刑之后一直在申訴。之前,我隱約聽說他出事,也問過幾個我們彼此熟悉的朋友,但大家都不知道許東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宜良001號信箱是他服刑的監獄地址。在信的結尾,他要我有空了給他寄幾本書,他列了書名:《基督山伯爵》《日瓦戈醫生》和《人生十八局》。

2

我與許東生相識于1983年。那年九月,陸續有人住進D大緊靠文化巷的305號宿舍。紅色的磚樓、瓦頂、水泥澆筑的樓道、宿舍里長條木板鋪就的地面、青春勃發的身體……一切都是那樣讓人感到新奇。晚秋,昆明的雨水變得稀少,陽光燦爛的日子多了起來。我們宿舍面西的磚墻經陽光的朗照,入夜時手摸上去,還能感覺得到與人體皮膚相近的溫度。宿舍褐紅色地面反射著光澤,我們住進宿舍前的那個假期,學校將地板新漆過。

屋子里放著四張用角鋼焊接而成的高低床,綠色,床上鋪有五層板和稻草墊,接下來的四年,無數的夢境會在那些床鋪上重疊。宿舍里的同學,有來自云南紅河的黃治孤,來自云南大理的秦逍遙,來自廣西的豺狗,來自四川的麻稈……入學后,宿舍門左邊的下床始終空著,我們便把那床當作堆雜物的地方。一天晚上,班主任帶著許東生進來,他來自滇東北,背著行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腦后扎了一個小辮,感覺有些叛逆。

青春的生命迅速水乳交融。彼此熟悉后,才知道許東生推遲半個月來學校報到,皆因英雄救美而又力有不逮,被人按在水里嗆出了肺炎。大學錄取通知書統一寄到就讀的學校,正是氣候炎熱的八月,位于學校一旁的游泳池有縣城混混欺負同班女生,許東生出面制止,因實力懸殊而被幾個混混摁在水里,年輕的肺灌進不少帶有消毒液的池水,差點沒有搶救過來。

是許東生提議為宿舍里每個人起一個諢名。的確,與諢名相比,我們的名字矜持而又平庸。父母想象力貧乏,讓我們的名字寡淡無味。許東生說生可忍,但熟了就不可以忍。黃治孤喜歡下圍棋,尤善治孤,與他父母所取的黃吉全有云泥之別;秦逍遙更不用說了,他叫秦家富,我們懷疑他是藺且轉世而來的。據他所說,他五歲便能夠背誦莊子名篇《逍遙游》,莊子有明確記載的弟子只有藺且,但為他起名秦逍遙還是秦藺且,宿舍里的同學發生過激烈爭論,結果還是支持叫秦逍遙的人多,叫起來順口。至于來自廣西的豺狗,堅決反對這個諢名,他是個金庸迷,入學前就讀過金庸的所有小說。進大學后,每天還抱著金庸的小說看,溫故知新。他也姓黃,自稱黃藥師,但大家都覺得還是豺狗這個諢名更適合他。此黃的額頭寬,下巴卻出奇的窄,兩只招風耳長得遠超眉線,的確與豺狗的臉神似。最初,我們叫他豺狗,他會翻一下白眼,不答應。但諢名嘛,叫著叫著也就習慣了。來自四川的麻稈,瘦而高,長得像衣架,他反對這個諢名的態度比豺狗還堅決。一米八的人,只有五十公斤重,他的夢想就是長胖一些。許東生對麻稈說,你都瘦成了一條反動標語,給祖國丟了臉,不叫麻稈叫什么?有本事你長到六十公斤,我們另給你起個光明正大的諢名!給許東生起諢名時,我們碰到了困難,總是很難找到一個與他特別匹配的諢名,什么馬尾巴、長毛、獨角獸……起了若干個諢名,難以達成統一意見。后來秦逍遙說,許東生其實很像頭猛犸象。猛犸象的毛很長,許東生的毛同樣長。我們是后來才知道,許東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他之前已經有了三個姐姐,父母好不容易生下他這么一個男孩,梳個小辮是當地的風俗,目的是讓他混跡于幾個姐姐當中,好養。為了把那個小辮掩蓋起來,他像當時的港臺影星那樣,留了幾近肩頭的長發。時隔多年,當我在昭通城的九龍山下看到那具出土的猛犸象骨骼時,我發現生命中其實有著神秘的巧合。至于我的諢名,暫時不告訴你們。

我們讀的是中文系。大學四年,許東生與我在一個組。更準確地說,他是我的同桌。進校那年,“銀河”計算機每秒運算都已經一億次了,可講臺上老師端在手里的講義還是十多年前寫的,陳舊而枯燥,講義紙張都已發黃。五十分鐘的課對我們大多數同學來說都是個煎熬。留校教古代文學的一位女老師,敢于把《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叫作劉腮!我們都只敢交頭接耳議論,只有許東生罵了一句臟話后,怒氣沖沖地離開教室。

從那時起我們宿舍的人就開始瘋狂逃課。大學第一個學期,我們宿舍好幾個人掛了科。接下來的那個春節,我們都沒有過好。新學年伊始,許東生說,掛科這種事情,再也不能進行下去了,他建議我們像醫生值夜班那樣輪流去上課,去的目的,是要摸清期末考試的重點。有的大學老師心眼小,逃課人一多,他自尊心受到傷害,便會把當天的上課內容作為考試重點,面對堅守在教室里那些昏昏欲睡的學生,老師會對考試內容進行一些暗示。期末考試前,我們宿舍的同學會集中在一起,匯總聽課時的信息,擬出一份復習提綱,揣測可能的考題。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大數據的雛形,總之,接下來幾年,我們宿舍再也沒人掛科。

3

自由就那么唾手可得。從無聊的考試里解放出來,我們閑極無聊,總得找點事來做,好在那時,學校里各種協會辦得風生水起,什么武術協會、書法協會、演講協會、合唱團、美術協會……當然還有文學社。他們都以發展會員為己任,我們剛進校就有各協會的人來宿舍游說。黃治孤問有沒有圍棋協會,有的話他就參加!結果是沒有。麻稈參加了美術協會,他買了畫板和水彩,酷愛畫古代的仕女像,整天生活在聊齋里。至于許東生,理所當然進了學校的“花潮”文學社,那是因為校長李廣田多年前曾寫下過散文名篇《花潮》。只有秦逍遙對所有社團的誘惑無動于衷,他一門心思準備考研,我估計如果成立莊子研究會,他會參加。

除了輪值日去上課,秦逍遙整天泡在圖書館的古籍閱覽室,這廝真有可能是藺且轉世。某天晚上,他從圖書館回到宿舍,激動地宣布相對論的始祖不是愛因斯坦而是莊子!大家以為他走火入魔,可他把觀點說出來,我們也都覺得有幾分道理。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秦逍遙說,“你們想想,世界上哪有這么大的魚、這么大的鳥?這不是相對論是什么?”

秦逍遙的觀點,黃治孤不同意。他說,要說相對論的始祖,還輪不到莊子,堯才是。我們剛進校,黃治孤就弄了塊圍棋盤放在宿舍,常見他坐在桌子旁,對著一本圍棋書,往棋盤上放一顆黑子,又放一顆白子。豺狗之前只見過象棋,沒見過圍棋,他說黃治孤這是在練“左右互搏”!他把黃治孤看成金庸小說里的周伯通。黃治孤白了豺狗一眼說,這叫打譜。因為黃治孤,除了豺狗和秦逍遙之外,我們宿舍的其他人一度迷上圍棋。黃治孤說,晉人張華在《博物志》中說:“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以閑其情。”秦逍遙說,堯造圍棋就造圍棋,與相對論有什么關系?黃治孤冷笑說道,你如果也下圍棋,就知道圍棋其實是門哲學,你只知道人生而平等的觀念來自西方的斯多亞學派,哪知道上古時期的堯已經用圍棋表達了眾生平等的觀念!

我們只知道黃治孤整天琢磨圍棋,對其他事情一竅不通,哪知他竟然知道什么斯多亞學派,著實讓人刮目相看。黃治孤說,圍棋的每枚棋子,大小一樣,這意味著生命絕對平等,沒有誰服從誰,誰統領誰,誰保衛誰的等級差別!

“圍棋的平等意識,可與相對論扯不上任何關系!”秦逍遙不服氣。

“你如果會下圍棋,就不會說出如此無知的話來!”黃治孤抓了一把棋子放在棋盤上說道,“圍棋的對弈,本質上是對弈的雙方,借助棋子進行的一場關于哲學與生命的對話!”黃治孤突然間讓我們覺得很高深,他說:“圍棋的生與死、強與弱、緩與急、高與低、大與小、長與短、虛與實、利與弊、先與后、動與靜、取與舍、得與失……這些對立而又統一的問題里,就包含有相對論!”

秦逍遙搖了搖頭,表示不明白。

黃治孤擺弄著棋盤上的棋子,對許東生說:“猛犸象,圍棋里所包含的相對論原理,你來告訴他!”

許東生那段時間在圍棋上下了點苦功,棋力僅在黃治孤之下,他告訴秦逍遙,圍棋以占地多少確定勝負,每顆子下到棋盤上,都要考慮它的大小,有的時候,看似小的棋,因為關系到死活與急所,所以實則大;而一些看似大的棋,因為脫離了急所,實則小。圍棋上大與小、得與失、利與弊、取與舍等等,都是相對的。這樣說你可能覺得抽象,如果你學會下圍棋,一個月后,你就會明白其中的道理。

參加文學社的許東生,左手下圍棋,右手寫詩歌。20世紀80年代,昆明的每一所大學、每一所中專,甚至每所中學都有成立文學社,我們學校圖書館大門旁的櫥窗里,常常有詩歌活動的海報張貼出來,攪動一池春水。彼時,遙遠甘肅所辦的《飛天》雜志開設的《大學生詩苑》欄目,那是無數愛詩者心中的圣殿,只要在上面發表幾首詩,立即名滿中國校園。

大三時,許東生所在的文學社辦了一份社刊,取名為《地平線》,他當了主編。鉛字印刷的小報,刊登會員的習作,在昆明高校的學生中傳閱。那時,中國詩壇城頭變換大王旗,數以百計的詩派,仿佛一夜之間從中國古老的土地下冒了出來:非非主義、他們文學社、海上詩群、日常主義、撒嬌派……連云南東北部一座僻遠的縣城,也有人成立了滾石主義詩派。至于為何叫滾石主義詩派,其詩學主張是什么,創始人也說不清楚子丑寅卯,先把一個響亮的名字占上最重要。我記得,滾石主義詩派的創始人曾慕名前來宿舍尋找許東生,可許東生自從參加文學社,走位極為飄忽,誰也不知道他在哪兒。滾石主義創始人在宿舍等了一會兒,見許東生遲遲不歸,向我要了一張信箋,一撕兩半,隨即在上面寫了起來,并把那張便條蘸了口水,粘在許東生床頭的墻上。此人離開宿舍后,我湊近看他留的便條,見上面寫道:“老許,來訪,未遇,甚憾!附詩一首,看能不能在你主編的《地平線》上發表?”

甘蔗

啊,甘蔗

你一節比一節甜。

詩很短,我不知道那段時間是不是流行短詩。反正北島寫的世界上最短的詩,我們都耳熟能詳。《生活》:網。顧城的《一代人》也很短,全詩就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黃治孤從食堂打飯回來,聽說來了位找許東生的詩人,還留下了兩句詩,他好奇地湊過去看,突然一口飯噴了出來,罵道,媽的,這是什么狗屁詩!

不知道黃治孤為何有這么大的反應。他來自云南紅河,家中種有甘蔗,可以說是吃著甘蔗甜美乳汁長大的。黃治孤說,甘蔗一節比一節甜,那要是倒過來吃呢?豈不是一節比一節不甜?秦逍遙則在一旁調侃:“相對論,相對論!”

4

都說大學是支臨時組成的軍隊,幾年后注定要解散。1987年4月,蘭州大學研究先秦文學的碩導,專程坐飛機到昆明,面試秦逍遙。他對秦逍遙大學四年能夠掌握如此扎實的先秦文學知識感到驚訝。面試通過,幾個月后,秦逍遙去了遙遠的西北。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秦逍遙在蘭州生活了三年,碩士畢業后不顧導師留校任教的挽留,毅然去了位于中國地理位置最東的杭州,拜在楚辭學泰斗姜亮夫先生的門下讀博,從此消失在浩如煙海的楚辭文獻里。

我沒有想到黃治孤會選擇去西藏支邊。他自小生活在云南南方,氣候炎熱,植物野蠻生長,卻在大學畢業前報名去雪域高原工作,極大出乎我的意料。沒人知道黃治孤去西藏的動機,莫非他爬上世界屋脊,只為將圍棋傳入西藏?

來自四川的麻稈填報的分配志愿讓我覺得他特別陌生。麻稈來自四川自貢,小時候曾在成都生活過幾年,寂靜的深夜,他談起過夫妻肺片、紅油水餃、麻辣燙……除了氣候差點,他說,成都可以說全面碾壓昆明。我不明白他如果喜歡成都,為何高考后不填報成都的大學?我們都以為他結業后會希望分配到成都,但沒有想到他會選擇去怒江,而且要求去那條大江深處最偏遠的一所小學當老師,也不知道他是受了什么蠱惑。當年,黃治孤和麻稈的選擇被學校作為“好男兒志在四方”的典型大加表揚。對今天的人來說,這種自討苦吃的選擇分明是大腦出了問題。可那一代人就這樣,心中有時會把妄想當成夢想。

如果許東生選擇去西藏我不會奇怪,畢竟20世紀80年代,西藏像塊磁鐵,吸引許多懷揣文學夢想的人前往。對內地人來說,那是塊魔幻的土地,馬原、馬麗華,當然還有生于斯、長于斯的扎西達娃,他們以西藏為背景的小說和詩歌,讓人耳目一新。更何況西藏還是大詩人倉央嘉措的故鄉。“那一夜,我聽了一宿梵唱,不為參悟,只為尋你的一絲氣息。”倉央嘉措的詩,對無數寫詩的人來說,是終身的召喚。可許東生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他只想分配在昆明。可是許東生缺課過多,受過警告處分,畢業前夕,他的檔案已隨分配通知,打包寄回到他老家的教育局。其實我們缺課都差不多,誰讓他是詩人呢,顯眼,只要不在教室,立即被老師發現。“許詩人今天又沒來上課?”老師會提醒打考勤的同學。

大學畢業,許東生拒絕分配,選擇留在昆明“抗戰”,也就是說,他以放棄鐵飯碗的決心,逼迫學校讓步。許東生的父親,因他抗拒分工氣得發瘋,曾坐車到昆明尋找兒子,要把兒子領回去報到。當時近百萬人口的昆明是個大池塘,許東生像尾魚,消失在這口池塘里,根本找不到他的半點蹤跡。其實,許東生的父親應該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聽許東生說過,他父親終其一生,都只是個民辦教師,本來有轉正機會,但一是要寫申請,二是要參加考試,三是還得走一走教育局的關系。但許東生的父親一樣也不愿意做,他固執、認死理,覺得自己的教學成績遠超公辦老師,轉正理所當然。許東生畢業前,不愿意妥協的父親結束了民辦教師生涯,在家吃上軟飯。所幸的是,許東生的母親作為一個裁縫,開了家縫紉鋪子,生意不錯,不但養活了許東生四兄妹,還養活了許東生失業的父親。

大學畢業,我通過親戚的關系,到云南日報做了記者。那時我還真把新聞當成了事業,每天早上準時去單位,隨時準備鐵肩擔道義。值班編輯給我分配采訪任務,遠郊的采訪需要坐車,城里的采訪我就騎自行車過去。那時記者真是個好職業,有些單位會在記者采訪完塞個紅包什么的,收入不錯,我便在靠近滇池的大觀路租了間房,每個星期,許東生都會來找我玩,后來干脆搬來與我住在一起。他漂在昆明,有時幫人代代課,有時給毫無名氣的雜志寫寫文章,有時也跟我出去采訪,回來還幫我把新聞稿件寫了。半年后,他選擇去了海南。

許東生離開昆明的那天下午,我向單位請了假,騎車送他去車站。他背了一個草綠色的軍用防水背包,里面裝了幾套衣服和幾本書。那時的昆明火車站,花五分錢就可以把人送到月臺。望著許東生乘坐的那列綠色火車緩緩駛離車站,我心里空空蕩蕩。如果不是我在昆明有份令人羨慕的工作,我真希望能夠和許東生一道離開昆明去遠方。那種在朋友的注視下漸行漸遠的身影,結局難料,本身就帶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愴感。20世紀80年代,那樣的悲愴感很動人,有女生會被男生這種去遠方的選擇感動,不惜以身相許。今天的人們,很難理解那個年代,一個流浪詩人敢于扯開嗓子把“一無所有”唱得理直氣壯。

許東生到那座島不久,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批準設立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有關海南的消息,像海浪一樣拍岸而來,而我們都以為那座島嶼的工作機會將會比海邊的沙粒還多。那時,海口公園外面的墻上,貼滿招聘信息,幼兒園老師、行政秘書、建筑業工長、市場總監、餐館領班、產品推銷員……就是沒有地方招聘詩人。為了省錢,許東生只得租住在海口郊外的新埠鎮,每天一早騎輛二十元錢淘來的破舊自行車,穿過埠新大橋去城里碰運氣。每天都有創富神話飛過瓊州海峽傳往全國各地,讓無數不安分的靈魂夜不能寐。孔雀東南飛,椰林、沙灘、海浪、仙人掌……許東生給我寫過幾封信,訴說在那座島嶼的艱難,短短一年時間,他干過五六種工作,有的是人家不想讓他繼續干,有的是他自己不想干,為此我還去郵局,按他給我寫信的地址,給他寄過兩百塊錢。記得那次從郵局出來,我站在新聞路街邊,看街上人來人往,心中充滿了疑問:既然那座島嶼遍地是機會,為何許東生一個機會也沒撞到?就像當年我們考大學,有人英語試卷得了零分。六十分的選擇題,一個人要有多“走運”,才可能在勾選ABCD的時候,成功繞開每一個正確答案?

后來,許東生在一家名為《海南之窗》的雜志找到工作,做文字編輯,算是與他大學專業勉強對口。在他給我的來信中不難發現有種否極泰來的感覺,他用不無欣喜的詩歌口吻描繪那座島嶼的美好前景,還熱情邀我前往,說只要度過最初的適應期,那座島嶼的確遍地是機會,仿佛彎腰就能撿到黃金。

5

許東生應聘到《海南之窗》做編輯,主要任務是為雜志拉廣告。編輯的底薪很低,但廣告的提成很誘人,百分之三十。拉一萬元廣告進來,就有三千塊的提成,仿佛《海南之窗》不是一本雜志,而是一道通向財富的大門。那時的許東生夢想迅速實現財富自由,成為一個不愁吃喝的詩人,卻沒有發現他雖然在一家雜志社供職,可那雜志壓根兒與詩歌沒半毛錢關系。每天,他包里裝了單位介紹信和雜志的宣傳材料,滿頭大汗跑政府機關、跑企事業單位、跑像雨后春筍那樣冒出來的一個個民營公司,但一無所獲。

作為男人,許東生拉廣告沒優勢可言。當然,他也可以不去拉廣告,而是每月領著那點可憐的編輯費艱難度日,那他去海南還有何意義?然而,雜志社那些年輕美麗的姑娘卻過得風生水起。許東生不明白,為何一個單位能夠拍板定奪的都是男人,而且是上了一點年紀的男人?女人不是能頂半邊天嘛,只要海口的單位有一半是女人當家,他都不可能那樣慘,入職幾個月還沒拉到一個廣告。好在經歷一次次挫折后,許東生終于開了張。他在來信中告訴我,他拉到的第一單廣告,竟然是拜圍棋所賜。許東生還深情地懷念起黃治孤,說不知道黃治孤在那座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域高原,有沒有將祖國優秀的圍棋遺產發揚光大?

事情是這樣的,海南建省后,迅速成為一座人潮擁擠的島嶼。有家新成立的國有燃料公司,迫切想露個臉,但雜志社一連派兩個攻無不克的姑娘前去洽談廣告,均鎩羽而歸,還被燃料公司的杜總吐槽沒有文化。雜志社不想丟失這個潛在的大客戶,反其道而行之,將久未開張的許東生派去,死馬當活馬醫。去之前,許東生認真做了廣告文案,壓根兒不相信自己能在挑剔的老總那兒拉到廣告。

一見到杜總,許東生的心就涼了一半。杜總個子矮小,臉上還盡是麻子,可他眼睛里面的光帶了種威嚴。不知道是天生的,還是后天權力加持的。賓主坐下以后,杜總伸手要看廣告文案,可是許東生被杜總身后墻上的一條橫幅吸引住了。跑廣告幾十次,許東生進過一間間裝修豪華的辦公室,見到領導辦公室的墻上掛著的條幅,不是“上善若水”,就是“厚德載物”,要不就是“寧靜致遠”,可杜總頭頂上掛著的卻是“流水不爭先”。許東生說,杜總,別人都是掛“厚德載物”,或者“上善若水”,您怎么掛了一幅“流水不爭先”的條幅?

杜總用眼睛斜著看了許東生一眼,說法律也沒說不準掛“流水不爭先”的條幅。許東生說不是這個意思,他說,杜總,流水不爭先,爭的是滔滔不絕,這也是《道德經》里的話,不過實踐得最好的,當數日本的高川格先生,他創造了本因坊九連霸奇跡,莫非,杜總也下圍棋?

“哦,你還知道是高川格先生的格言?”杜總的眼睛里放出光來。

“讀大學的時候也下過圍棋,知道高川格先生的棋風講究的是順其自然!”

聊起圍棋,兩人有說不完的話,似乎忘記了許東生來是談廣告的事。兩人從高川格聊到被稱為“剃刀”的坂田榮男,又聊到走宇宙流的武宮正樹,再聊到吳清源、木谷實、藤澤秀行……他們都贊同圍棋就是一門哲學。聊天中,許東生也獲得杜總的一些信息。原來,杜總當年入職時也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不顯山不露水,而是一點點積攢力量,最終成為一家國企的總經理,也算是“流水不爭先”的實踐者。兩人聊到中午,杜總留許東生在公司吃了便餐,還一改睡午覺的習慣,利用中午休息時間,與許東生手談了一盤。許東生的棋力比杜總要稍差,但也并非沒有勝機,玩的幾處小手筋,讓盯著棋盤的杜總臉色凝重。這盤棋許東生輸得恰到好處,告別前,杜總伸手接過許東生遞過來的廣告文案,以一目十行的速度迅速瞄了一眼,沒提出任何意見,爽快地在合同上簽了字。

離開燃料公司,杜總親自把許東生送出門外。不知是不是許東生推著的破舊自行車,讓杜總想起自己年輕時的不易。他在與許東生握手告別時真誠地說,你要是哪天不樂意在雜志社了,可以來我公司,只要我還在這兒做老總,燃料公司的大門永遠為你敞開!杜總的話,溫暖了許東生好久。

三萬廣告費,按百分之三十提成,許東生到手九千元。在20世紀80年代末,那是一筆可觀的錢,雜志的領導也由此對許東生刮目相看,不知道他用什么獨門絕技搞定那位性格古怪的老總。許東生也故弄玄虛,沒把下圍棋的事告訴雜志領導,更沒透露燃料公司杜總邀請他過去的事。拿到廣告提成,許東生跑到百貨公司,買了臺東芝牌錄像機寄給我。我記得那臺錄像機當時價格高得離譜,1980元,比我一年的工資還多。

許東生一單廣告提成,是我幾年的收入,這讓我覺得當初應該辭職與他一塊共闖海南。在那座陌生而又遙遠的島嶼,他似乎正在一點點靠近自己的理想生活:掙足夠的錢,實現財富自由,然后放開手腳寫詩。而許東生,也從最早租住的新埠鎮搬進海口城。之后,在給我寄來的信中,他的住址不停改變,一會兒文明中路,一會兒龍華路,一會兒明珠路,我不知道他為何要頻繁改變地址。他最后給我寄來的那封信便是從明珠路寄來的,我按地址給他回了信,并在信中委婉流露去海南闖蕩的意思,但許東生再沒給我回信。幾個月后,我寫給他的信被退回,郵票下方蓋了個紅色的方框,里面是木刻的“查無此人”四個字。

許東生突然消失了,消失在海口那座生機勃勃的城市,再沒有人與他有聯系。但有關他的消息,卻不時傳來,有人說他去了海南澄邁縣的永慶寺做了和尚,又有人說他加盟了一家遠洋捕撈公司,終年漂泊在大海上,最離奇的說法是,他偷渡去了美國,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發牌。

6

新聞路報業尚都商住樓是云南日報的老地址,有那么一兩年,幾乎每個月,群工部都會收到一封來自許東生老家C縣的舉報信,當年他要是接受分配,十有八九會分到那個縣的一個重要單位,畢竟那個年代大學生稀少。但許東生從原有軌道脫逃,跑到遙遠的海南島,讓自己的人生徹底失去控制。

舉報信由總編室轉來,這種信報社每天都能收到一籮筐。來自許東生老家的舉報信,反映的是煙農遭受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壓級,另外就是強行規定煙農每年的種植面積和上交產量。上交的產量是固定了的,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我曾在一封舉報信上,看到過煙農編的順口溜:

一月發煙紙,二月扯膜紙,三月撒煙籽,四月砍竿子,五月栽煙曬破肩膀子,六月掰煙芽子,七月烤煙眼睛熏得像桃子,八月賣煙求那些大舅子,算賬得張白條子,這些龜兒子,整他家老子,農民不種煙,煙草公司吃卵子!

連續的舉報信引起報社領導的重視,社里派群工部的資深記者老普去采訪,回來后他眉飛色舞地講述他的暗訪經歷,仿佛深入敵營十八年。老普說,為了采訪到真實的情況,他并沒有與C縣相關部門聯系,而是獨自前往,但他乘坐的長途汽車抵達C縣時,縣委宣傳部的小李已在車站等候,并在幾十個乘客中,一眼就把他給認了出來。老普奇怪,他此前從未去過C縣,更不認識小李,何故小李能夠在乘客中一眼將他認出?小李接到老普后,將他帶到縣委招待所住下,熱情接待。晚餐時,宣傳部部長親自過來陪同,他先是訴苦,說基層工作不容易,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如果不種植烤煙,沒有煙稅,縣里發不出工資。他還說,鄉鎮干部要包村種煙葉,他們的工資與種植任務掛鉤,所以的確會有個別煙站職工刁難坑害煙農,但縣里已經做了及時處理,還把處理的文件給了老普看。

第二天,宣傳部部長安排車輛送老普到煙站采訪,還建議他順便可以去雞鳴三省看看。老普是新聞界的老油條,知道這樣的采訪毫無意義,真實情況會被掩蓋起來。老普在C縣待了三天,小李一直跟著,名為幫忙聯系采訪對象,實則監督老普行蹤。完成采訪那天,小李說縣里要派車送老普回昆明,但遭到老普婉拒。離開C縣前的那頓晚餐,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過來陪同,晚飯過后,他提議小李陪老普去泡泡腳,緩解這兩天下鄉采訪的疲勞,但被老普謝絕了。老普告訴小李,他要整理采訪材料,回去后就得交稿。開車送老普到縣委招待所,小李從后備廂拿出幾盒地方特產,硬要送給老普。沒法拒絕,老普只好讓小李把特產送到他的房間。等小李離開后,老普悄悄離開招待所,找到舉報信上留下的地址。

老普說,接下來的采訪太刺激了,像是在進行秘密的地下活動。佯裝離開C縣的那天早晨,小李過來陪他吃早餐,又開車將老普送到長途汽車站。當長途汽車開出縣城十多公里,途經一座小鎮時,老普請司機停車,說他有重要東西遺留在了縣城。司機見他執意要回去,態度惡劣,說車票退不了啊!

老普目送長途汽車遠去。片刻后,一個戴頭盔的人騎著摩托車出現在他身邊。他叫言述,老普在C縣暗訪,得益于他的幫助。而那些寄往總編室的舉報信,也都是他寫的。言述是個教師,工作的學校偏遠,離縣城有上百公里。

七月中旬,學校放假。接下來的幾天,言述騎摩托車載著老普,在鄉下采訪受坑害的煙農。那是老普人生中最危險的采訪,不知哪兒走漏了消息,煙販們四處堵截他們。曾經有個晚上,言述用摩托車載著老普,在臨近貴州的鄉村公路上疾馳。最危險的時候,他們在夜里關掉摩托車前燈,只靠星光的照耀,駛過一段不足一米寬,卻長達幾公里的渠邊土埂。天空傾斜,黑夜張開臂膀,遠處的狗吠聲此起彼伏,摩托車在狹窄的土埂上顛簸,謝天謝地,他們沒栽進一旁的水渠里。

老普說,言述是個奇怪的人,不應該在偏僻的鄉鎮小學做老師。離開C縣的那天夜里,言述約了幾個朋友請老普喝酒,言談之間很有見解。老普告訴我,言述每個星期六都會騎摩托跑上百公里,到縣城去買報紙,他買《南方周末》和《體壇周報》,這兩份報紙由長途客車帶回,比他在郵局訂閱要早兩天。

老普還真沒辜負C縣的煙農,他暗訪后寫的煙站壓級坑害煙農的文章,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正是老普的報道,才推動了煙站后來一系列的設備改造,煙農可以通過視頻看自己的煙葉抵達哪個環節,系統也會自動定級,保證了煙葉收購的公正。幾年后,C縣的煙農給報社寄來了一面錦旗,紅色的緞面上用黃色的絲線繡了十個大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7

昭通城西南邊的九龍山下,朱提古城的舊址附近,發現了一座古墓,根據初步勘察的結果,懷疑是一座戰國時期的古墓,這引起了云南考古學界的注意。我被派去現場采訪,期待在那座古墓里,能夠發掘出改變云南歷史的文物來。

天空陰沉,九龍山下一塊傾斜的坡地,去年種植的糧食入倉,紅色的土地裸露,冷風吹拂,有倒春寒跡象。一百多米遠的村子邊,有幾棵巨大的梨樹,梨花在之前逐漸回暖的氣候中綻放,白色的花瓣簇擁在一起,仿佛云朵以恩賜的方式突然降臨。但現在它們裸露在突然南下的寒流里,花朵在寒風中戰栗。九龍山下發現古墓的消息早已傳開,雖然寒冷,每天還是有無數的人趕來圍觀。

線索的發現很偶然。不久前,一條新建水渠通過土城村的地界,施工人員在泥土中意外發現許多深紅色陶片,繼而他們又陸續發現陶偶、陶馬、陶牛、陶象和其他陶塑動物……這些持續不斷發現的陶塑動物,引起地方文管所的重視。考古人員來了,在九龍山下安營扎寨,對發現陶塑動物的地段進行發掘,數百平方米的地面被劃成無數幾平方米大小的探方,有的地塊還插了小旗。考古人員用手鏟小心刮著地面,他們逐層下挖,依次編注層號,好像他們清理的不是泥土,而是清理一架封閉在地下的巨大車床。站在離古墓不遠的坡地上看他們發掘,我感覺那兒好像有張發皺的米格紙,橫鋪在九龍山腳發紅的土地上。

做夢也沒有想到,失聯多年的許東生會以當地記者的身份出現在考古現場。當天,我正坐在坡地上等待奇跡的出現,感覺有人來到我身邊,轉過頭去,是一張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猛犸象!”我脫口叫了出來。

“老癟!”

我從地上跳了起來,與許東生抱在了一起。當年讀大學時,我很討厭“老癟”這個諢名,覺得這個諢名像是黑道中人。然而時隔多年,當聽到有人叫你遙遠得有些模糊的諢名時,心中涌起的竟然是一股暖意。

“你這些年去哪兒啦?”我說,“前年畢業十周年,同學們在昆明聚會,有人說你去了國外,還有人說你出家做了和尚!”

“幾句話說不清楚。”許東生說。

我們坐在山坡上聊天,一邊看考古人員在坡腳小心清理泥土。我這才知道許東生改名為言述,他1990年從海南悄悄返回C縣,去遠離縣城的一所小學當老師,具體的動機,他似乎不愿意講。幾年前,我的同事老普到C縣暗訪,就是改名為言述的許東生騎摩托帶他采訪的。老普那篇報道雖然起了作用,卻觸動了一些游走于鄉村的煙販的利益,許東生被人打了一頓,斷了兩根肋骨,養了幾個月的傷,前年應聘到市里的報紙做了記者。

“什么時候改名的?”我問許東生。

“從海南回來就改了。”許東生告訴我。

他掏出身份證,我在上面看到他年輕時的照片,那張照片我熟悉,是1987年春天,我們相約去離學校不遠的新建設照相館照的。照片上的許東生臉上棱角分明,眼睛里閃耀著光彩,那是對未來懷有希冀的人眼睛里才會有的光。令我意外的是,許東生不僅改了他的名字,還改了他的出生年月,我記得他大我幾個月,1965年5月出生,金牛座。可他改后的身份證是1970年6月,變成比我小四歲的雙子座。

九龍山下的考古發掘,在文物方面并沒有令人驚異的發現。棺槨打開,里面只有一具骨架、少量的玉器和青銅器,時間一時也難確認。但當人們把棺槨移開,往下再挖掘時,奇跡出現了:巨大的骨架深埋土中。石化的骨骼,結實、粗大、沉重,顯然并非人類。那些骨骸剛被考古人員發現的時候,人們還以為是當年殉葬的動物,但隨著骨骸逐漸從泥土剝離出來,大家駭然發現是大象的骨骸,其巨大而彎曲的兩顆石化象牙,表明沉睡在九龍山下并被一座古墓封存的,是早已在地球上消失的猛犸象。

發掘出來的棺槨、陶器、玉器和青銅器,與那頭石化的猛犸象骨骸,統統運往市里新建的博物館。我拍了照,猛犸象的牙齒極為醒目,彎曲強烈并旋卷,似乎裝飾功能大于實用功能。想必滇東北在遙遠的古代,是個極寒之地。我查了資料,猛犸象身披細密長毛,皮很厚,為抵御寒冷而進化出的脂肪層,可厚達九厘米。此前,人們只在東北和內蒙古等地發現猛犸象的化石。冬天,猛犸象會向南遷徙,尋找更茂盛的植物。它們是群居動物,很多年前,一群猛犸象在春天到來時北上,其中一只不知何故留了下來,最終死于烏蒙山夏天的烈日里。

8

我第二天得返回昆明,許東生說晚上聚聚,他打了幾個電話,相約晚上吃火鍋,既為我接風,也為我送行。滇東北氣候寒涼,尤其是初春時節,寒流爬上烏蒙山就賴著不走。發現猛犸象化石的前兩年,寒流在那座高原一直徘徊了幾十天,長久的潮濕和冰凍,使得烏蒙山中的縣城、鄉鎮以及村莊通往外界的道路全被冰封,成為一座座孤島。許東生說,生活在滇東北,最幸福的事,莫過于在寒冷的夜晚,約上幾位好友涮火鍋,而屋外大雪飄飄。

雪從午后開始飄落。我們向火鍋店集中時,路上積雪已寸余深。那天晚上我們在一家名為“巴著燙”的火鍋店一直吃到打烊,喝了不少酒。從火鍋店出來,行走在積雪的街道上,任憑夜里的冷風像刀子那樣割我們的臉。一起涮火鍋的人中,許東生的一位朋友姓得奇怪:米。他是搞雕塑的,在當地文化館工作,有一套兩居室。意猶未盡,離開火鍋店的時候,老米買了兩瓶瀘州老窖和半塑料袋油炸花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邀請我們去他的屋子繼續喝。酒精讓我們喪失理智,大家興高采烈,三四公里路,我們步行過去,同行的還有兩位年輕姑娘,是當地一所大學藝術系的年輕老師,她們委婉告別,但被老米霸道地挽留下來。老實說,她們也是我們那天晚上能堅持到火鍋店打烊的原因。

老米的屋子在一個破舊小區,屋子陰冷,在將客廳里的爐子燒紅前的一個鐘頭,我們全靠火鍋店里喝下的白酒維持體溫。搞美術和雕塑的人永遠是一座城市里著裝最酷的人,世紀之交,高筒皮靴、沾著顏料的牛仔褲、長發或者光頭,是他們的標配。老米是光頭,令我意外的是,他還是位音樂超級發燒友,并且是當地“半途”搖滾樂隊的貝斯手,有時也客串主唱。他那質地不錯的音響全是自己組裝的。老米專業得像是半導體工廠的工程師,他有一塊當地產的地毯,平時舍不得用,那天晚上他在酒精的驅使下,拿來鋪在客廳的火爐旁。他屋里還有一張矮及膝頭的方桌。看得出來,老米屋里不時有人來聚會。酒杯里斟滿酒,油炸花生倒在一個大碟子里,老米卻把另一個碟子翻過來倒扣在方桌上,在淺槽里倒上白酒。我以為他要搞一個獨特的儀式,老米卻走到門邊,把燈關了,屋子里暗下來,只有他放在電視柜那兒的組合音響有些紅燈在間歇性閃爍。突然,音樂聲響起來,聲音仿佛來自黑暗的近處,又仿佛來自遙遠的天邊。老米劃火柴點燃倒扣在碟子背面的酒,藍色的火焰在白色的瓷面燃燒起來,所有人皆靜默,望著那藍色的火焰像一個人狂亂的靈魂那樣扭來扭去。“德沃夏克的《e小調第九交響曲》!”老米說。當音樂聲處于激烈的快板時,他閉著眼睛,握成拳頭的右手伸直了拇指,跟隨旋律在空中翻動。聽!這兒的音樂聲凸了出來!沒有人回答他的話,只是呆呆地望著絲綢般舞動的火焰。當音樂聲漸漸弱下去,進入柔緩的慢板時,老米又說,注意聽,這兒的聲音凹下去了……

我雖然聽不出音樂聲凸出來又凹進去,但我挺羨慕老米自由的生活。那時我的第一段婚姻正遭受危機,七年之癢,我結婚五年就出了問題,彼此陷入看不到盡頭的冷戰。如果不是因為女兒,也許我們早已分道揚鑣。我的前妻是個野心勃勃的女人,與我同在一個單位,她能夠只身前往緬甸的金三角采訪。而我過了三十歲則心氣全無,只想過庸碌的日子,無法滿足她夫貴妻榮的愿望。但置身和以往無數個夜晚完全不同的環境里,我內心灰燼中埋藏的種子,在酒精的澆灌下竟然蘇醒過來,我在屋子里面聞到了久違的荷爾蒙的氣味,我變得興奮、妙語連珠、幽默,與平常的沉默寡言判若兩人。

好些年沒這樣自由放縱至深夜了。酒精里的確藏著個神,讓內向的人變得外向,讓小氣的人變得豪氣干云,也讓拘謹的人變得放松。老米屋里播放的《e小調第九交響曲》是一條河流,江水時而激蕩,時而回旋,流淌的旋律中,夾雜著酒杯碰撞的清脆之聲。后來,許東生提議換首樂曲,他問老米有沒有梁弘志的《恰似你的溫柔》。老米說他不僅有磁帶,還有唱片。燈光調暗,唱機上方開著一朵巨大的金屬喇叭花。“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張破碎的臉……”蔡琴的聲音圓潤飽滿,藝術系的兩位年輕老師脫掉身上笨重的羽絨服,露出曼妙的身材,她們在音樂聲里,像青煙那樣扭動,好像她們的身體就是音樂的一部分。

屋里的火爐燒得極旺,火苗躥進鐵皮煙管發出呼呼的聲音。我覺得有些熱,離開老米的客廳,穿過他用作畫室的房間來到陽臺。屋外,雪無聲飄落,樓下更為低矮的屋頂、地面、花臺,遠處的操場,全都覆蓋上厚厚的積雪。整座城市安然入睡,只有老米屋子里的人醒著。我悄悄從陽臺退了回來,順著樓梯來到樓下,倚在樓道口的墻邊,看路燈下的雪花無序飛舞,腦袋因暴露在冷空氣中變得格外清醒。我想起1983年冬天昆明降下的那場百年難遇的大雪,似乎在兩次觀看雪花飛舞的空隙,近二十年時光過去了,令人恍惚。

9

入世第二年,許東生來到省城昆明,先是應聘到一家都市報做主筆。那時的昆明,都市類報紙的三國時代已然開啟。《春城晚報》《都市時報》《信息報》《生活新報》《滇池晨報》……許東生以他的投入以及當年寫詩積淀的才華,很快在省城一群年輕主筆中脫穎而出。來到昆明的許東生,像我失而復得的兄弟,加之那段時間我的第一段婚姻結束,重新恢復自由身,我們幾乎每天都泡在一起。手談、泡吧,或者一起去看中甲。之前,云南紅塔集團收購了深圳金鵬足球隊,經過兩年鏖戰,成功闖入甲A,球隊聘請了名帥戚務生來執教。作為報紙主筆,紅塔隊每場比賽,無論是在昆明還是去異地,許東生都會第一時間寫出球評,登在自己供職的報紙上。我沒想到讀書時對足球一竅不通的許東生,寫起球評來現場感極強,生動又犀利。

許東生的精到球評讓人服氣,也讓紅塔足球俱樂部的人對他另眼相看,每場球,他總能弄到兩張主席臺的票。坐在被金屬欄桿圈起來的主席臺里看球,視野的確開闊,但缺點是,當球場里的球迷掀起此起彼伏的人浪時,主席臺里坐著的人大多數只是象征性地揚一揚手,好像他們的屁股被焊死在座位上。人浪在主席臺這兒形成的斷裂,讓人聯想起一片莊稼茂盛生長的土地中間,夾雜著一塊鹽堿地。

球賽開賽前,球場的每道入口都有賣塑料喇叭的小販,我們把那種塑料喇叭叫作啦啦。許東生在擁擠的球迷中格外顯眼,因為他胸前掛著一個白色的擴音喇叭,就是那種在工業會戰或者興修水利時用于宣傳和鼓動士氣的喇叭,四節五號電池安裝在喇叭的尾部,將它放在啦啦的喇叭口,能夠放大啦啦的音量。在激情的支配下,許東生會站在座椅上,身體前傾,對著擴音喇叭喊上一句:“紅塔隊!加油!”右胳膊猛地伸直,指向球場中央。我很奇怪許東生的大腦似乎有兩個完全隔絕的空間,一個負責宣泄,另一個負責記錄比賽細節。當他精妙絕倫的球評出現在報紙上,我得承認,許東生是一個比我稱職得多的報人。

記得2003賽季第十三輪,紅塔主場對重慶力帆,許東生把“半途”搖滾樂隊邀請到現場,為紅塔隊助威。重金屬的聲音借助音響,響徹足球場上空,廣告牌在球場邊圍了一圈,紅塔隊加油的橫幅懸掛在看臺上,身穿紅色T恤的球迷幾乎占據了看臺上的所有座位,只在球場東南角,為遠道而來的重慶力帆球迷留下可憐的一點空間。然而那場比賽的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之前坐鎮主場,無論是與上海申花,還是與永遠爭第一的北京國安對陣,紅塔隊都全取三分。然而在本該拿下的重慶力帆這兒,紅塔馬失前蹄,以0∶1敗北。終場哨聲響起,整個球場一片靜默。突然,許東生借助擴音喇叭,喊出一聲:“戚務生,下課!”這有節奏的呼喊聲,一直追著紅塔隊的球員,直到他們走上球場外停著的大巴。

戚務生是位不錯的教練,但輸球讓球迷們沮喪。許東生騎著自行車,和一群球迷跟在紅塔隊乘坐的大巴車后面。他不時將右手握成拳頭,高高舉起,呼喊:“戚務生,下課!”上百球迷,穿過東風東路、金碧路、環城西路、滇池路……一直跟到球隊入住的紅塔體育運動中心。我騎車跟在許東生身后,注意到他身上的T恤幾乎全被汗水浸濕。

一座城市有支足球隊征戰甲A,患抑郁癥的人都會減少許多。吶喊、宣泄、激情澎湃地手舞足蹈,短暫地放縱與狂野。人生的長河中,要有一些跌宕,要有一些水流湍急、浪花飛濺的河段,水質才不會因壅塞而變壞。遺憾的是,那是我記憶中與許東生所看的最后一場足球賽。盡管當年紅塔隊取得了史上最好的成績第七名,但沒能挽救第二年紅塔隊被解散的命運。我不知道解散紅塔隊的諸多原因里,有沒有與重慶力帆隊比賽失利后,許東生所發表的那篇辛辣球評相關。許多年過去了,有時我開車行進在昆明的街道,回想起當年吹著喇叭跟在球隊后面的情景,遺憾會像水草那樣從心底躥出來。

當年,許東生的那篇球評也改變了他的命運。球評發表后,紅塔集團找報社溝通過,許東生被剝奪寫球評的權利。好在那個時候,每家報紙都在試圖擴張新聞帝國的版圖,包括許多總部位于北京的行業紙媒,它們紛紛在各省會城市成立記者站,一則可以將各省的熱點新聞迅速掌控,二則成立記者站,這些行業報紙在各省區就算有了腳,總部的人下去便有人接待和照應。紅塔隊解散的第二年,許東生完成人生的又一次蛻變,成為國字頭某報駐云南記者站站長。

沒有經費撥付,記者站一切開銷,包括總部來人的接待費用,都得記者站自籌,而且還得負責征訂相當數量的報紙。好在中國經濟列車駛入快車道,每一天都有無數公司成立、工程開工、樓盤封頂慶典、園區落成……憑著記者的敏銳直覺,許東生知道中國的經濟列車正在提速,他在新聞路報業尚都住宅樓租了一套房子,用于記者站的日常辦公。標準的辦公區配置,年輕的編輯和記者在快速敲打鍵盤,電話鈴聲不時響起,而許東生竟在這一片忙碌中,戀愛、結婚、生子,做到了生活與事業兩不誤。

10

2016年春天,許東生遲到半年才送抵的信讓我睡意全無。那時,若干年才能碰到大雪正在滇中腹地安靜地降落。對于南方來說,雪是上蒼的恩典,能讓熾熱的陽光變輕,讓沸騰的山川冷靜。我猜不透許東生為何在與我失聯幾年后給我寫信。是不是他在監獄接受改造時,于寂寥的夜晚,曾經回想起我們的友情?窗外,風急速地刮過,氣流偶爾從窗縫中鉆進來,帶來令人牙酸的摩擦聲。從我住的十樓望出去,大街上幾乎見不到車輛。那時,盡管昆明多所高校搬入呈貢新區,市政府也搬了過來,但更多的人還是選擇住在主城區。新區寬敞的大街在夜里有種被人遺棄的空曠,只有街燈安靜地亮著,像悼詞。從窗戶望出去,遠處是錯落的住宅樓,大多數人家已經休息,只有零星幾扇窗戶的燈亮著。

我的電腦桌右側靠墻有一排書,被透明的書夾固定,書的上方放著一個拳頭大的猛犸象擺件。乳白色的猛犸象雕工不錯,毛皮雕得栩栩如生,從嘴兩側伸出的牙齒彎曲得夸張,大得與身體不成比例。這是許東生從俄羅斯帶回來的工藝品。猛犸象擺件拿在手里很沉,不像是合成材料鑄成,而是用象骨雕成的。記得我當時對許東生說,俄羅斯并沒有大象,哪來的象骨?許東生說是從越南進口的象骨。但后來,我懷疑許東生送我的猛犸象擺件是從河南出口到俄羅斯的,因為在河南龍門石窟的紀念品商店里,我看到過與許東生送我的猛犸象一模一樣的擺件。

那只猛犸象擺件放在我的書桌上,說明盡管我們長時間不聯系,但我心里還掛念著與他的情分。我想起十年前,我所在的報社傳聞要由二類事業單位轉企,領導們興致勃勃,因為可以領年薪。但近二十年的新聞生涯,已耗盡了我的激情。我托關系調入昆明一所高校文學院,擔任新聞專業的老師。與記者相比,高校教師的生活可謂水波不興,工作上缺乏交集,我與許東生的關系漸漸疏遠,但仍然偶爾約了聚一下,直到我第二任妻子家里的事介入,我們才斷了往來。

突然想抽煙。平時朱雯不讓我在屋子里抽煙,我只好拿上煙灰缸,去客廳外面的陽臺抽。雪花靜靜地飄落,我手中的煙蒂明明滅滅。小區一側,有一個足球場,幾厘米厚的積雪均勻鋪在露天的球場里,潔白、平整,無比安靜。凌晨四點,我回到書房,將身子裹在被子里。等我醒過來,已是上午九點,窗簾沒有拉上,轉頭便能夠從窗戶看到外面的天空。從凌晨開始下的大雪到了早晨似乎已接近尾音,空中的雪花猶豫著向下飄落。起床,洗漱,我暴露在空氣中的臉感到明顯的涼意。這或許是近二十年來昆明最寒冷的一天,人行道上那些沒有經歷過嚴寒考驗的熱帶植物,正在持續的低溫里死去。盡管之前氣象預報告知有寒流南下,但誰都沒有想到氣溫會一下子跌到零攝氏度以下的深淵。下樓趕往地鐵站的時候,我看見物管心急火燎地用黑色防護網套在院子里的小葉榕上,黑顏色的防護網吸熱,不知道有沒有作用。幾個月前,哀牢山中,有幾個迷失道路的青年學生罹難,原因是高山氣候寒涼,失溫導致他們生理功能紊亂,繼而意識模糊,最終法醫鑒定的結果是心肺功能衰竭。我希望那幾棵小葉榕能夠在黑色防護網的保護下,抵抗住這一波寒流的侵襲,活下來。

朱雯一早開車帶孩子去城里。那天是周六,她不上班,但得送九歲的兒子去挪威的森林上鋼琴課。挪威的森林是個住宅小區,從呈貢開車過去得一個小時。孩子出生后手指格外長,朱雯搞音樂的朋友見到,贊嘆是彈鋼琴的料。那時孩子只有四五歲,朱雯聽進去了。她年少時的愿望是做音樂,而不是整天提著筆在畫布上涂抹油彩。兒子五歲時,我們買了架德國產的施爾曼鋼琴給他做生日禮物,從那時起,朱雯推掉應酬,每周六開車送孩子去上鋼琴課,一晃過了三四年。

我在當當網上查了,許東生要的幾本書都有。《基督山伯爵》我讀大學就看過,那是本復仇小說,在中國家喻戶曉。中國小說很少有復仇主題的,人們總是容易諒解那些給他們造成傷害的人。許東生在信中要我幫他買《基督山伯爵》,讓我意識到他入獄或許另有隱情。書單上的《日瓦戈醫生》也挺有名,但我沒看過,百度提供的信息顯示,這是一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書,前些年還被拍成電影。書中講述一位俄國醫生與妻子冬妮婭以及女護士拉拉之間復雜的情感糾葛,據說是作者帕斯捷爾納克的自傳性作品。我知道,許東生入獄第二年,與他的妻子武老師離了婚。開始的時候,我還以為是武老師的選擇,后來才聽說是許東生主動提出來的,也許他不愿意耽擱妻子,也許另有不為人知的原因。他想要的《人生十八局》是圍棋大師吳清源所著,我雖會下圍棋,但這本書此前我連名字都沒聽說過。離除夕尚有一個星期,如果從當當網買這幾本書的話,春節前也許到不了許東生手中。我心懷僥幸,決定去老城區的書店碰碰運氣,如果能把它們都買到,我下午就可以把書給他寄過去。

昆明地鐵1、2號線其實是一條線,最南端的起始站是大學城南站,最北邊的終點站是昆明北部汽車站,可以一直坐到底,根本不需要下車轉乘。這條線也是昆明開通最早的地鐵,我搬到呈貢新區居住,與這條地鐵的開通有關。它縱貫整個昆明城的南北,我可以乘地鐵在交三橋站下車,旁邊就是昆明書城。

雖說是地鐵,1號線有很長一段是在地面,且懸浮在空中。地鐵駛過時,鐵軌有節奏的聲響傳來,車窗外,積雪讓地鐵兩邊的田疇、村莊以及郊外形單影只的住宅組團顯得格外寧靜。雪又下了起來,地鐵卷起的風讓兩側降落的雪花狂亂飛舞。有一瞬間,我竟然有種置身于北方大平原的錯覺。

在昆明書城,我只買到前面兩本書。兩本書加起來上百萬字,夠許東生閱讀一陣子。從書店出來已是中午,但氣溫比早晨還冷,路上結了冰,地面覆蓋著被鞋底踏碎的積雪,大街上的車轍清晰可見,空氣中的能見度很差,我決定去新聞路郵局,把書給許東生寄去。街道兩側,相隔不遠就有別人堆的雪人,是那種庸常的造型。可當我步行拐上東風東路時,廣場北邊檢閱臺一旁,一棵雪松的樹干上,竟然趴著幾只白色的松鼠,是用模子壓的,手觸摸上去,松鼠的身子結實,被零下的氣溫焊接在樹干。正當我湊近了看這幾只松鼠時,附近的一棵雪松枝丫受不住積雪的重壓,斷落了下來。

相似的情景讓我感到恍惚。我進大學的那年,昆明下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突然的暴冷,讓班里南方來的同學手足無措。學校劇團有用于演出的棉衣棉褲,我們宿舍的人穿在身上,像馬戲團的演員,只有許東生拒絕穿,他生長的地方有漫長的冬天,他抗凍,只在外套里穿了件薄毛衣。我記得,那年冬天,因為大雪封路,昆明往滇東北方向的長途班車全部停運,許東生與幾個同鄉乘坐火車到貴州的六盤水,從那兒步行回家,結果一個高年級同學凍死在了水城的郊外。

11

從書城走到新聞路的郵局,有兩三公里。氣溫的確低,我印象中,除了1983年冬天持續的低溫,昆明似乎還沒這么冷過。我將手伸進口袋裹緊身上的羽絨服,途經瓦倉街時,街對面的“野蜂酒吧”門頭上方,閃耀著彩燈。紅色黃色綠色,在積雪的午后帶給人異樣的溫暖。多年前我第一段婚姻解體,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常常跑到瓦倉街一帶的酒吧里買醉。曾經有一次,我在午后進到野蜂酒吧,發現話筒后面的吧凳上,坐著個慵懶的女人。她似乎才從睡夢中醒過來,身穿黑底黃花長裙,云鬢散亂,裸露的手臂上有蝴蝶文身,蕩漾著幾分風塵味,正舉著麥克風在那兒獨自吟唱。她唱《月牙泉》,唱《花祭》,旁若無人。那是個晴朗的午后,陽光透過酒吧的磨砂玻璃照射進來,將女人切割成明暗兩半,下半身在陽光里,上半身隱匿在陰影中。女人三十來歲的樣子,身材很好,臉上有種凌厲中的嫵媚。第一次,我意識到女人的風塵里,有種難以觸及卻又向往的美麗。那天下午我像著了魔,女人每唱一首歌,我就買一枝玫瑰送給她。我每次到吧臺買玫瑰的時候,那個在頭頂留了一小簇頭發的酒保就神秘地一笑。我買光酒吧為夜晚到來準備的所有玫瑰,一直買到吧臺上唱歌的女人把話筒插進支架,走向吧臺要了兩瓶啤酒,坐到我身邊來。

她叫朱雯,藝術學院油畫專業畢業,漂在昆明。

幾個月后,我們舉行婚禮,她的朋友把野蜂酒吧包下來。那是朱雯的一群古怪朋友,大多是畫畫或者開畫廊的,也有社會上的混混,手臂上有文身。我梅開二度,除了許東生外,我沒有請其他朋友,連我報社的同事也沒有請。

朱雯的朋友起哄,讓我重現與她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她像個皇后,穿著潔白的婚紗,坐在吧凳上唱歌,每唱完一曲,她的朋友便驚叫和鼓掌,而我得雙手舉著玫瑰去她身邊,單膝跪下把花獻上。那是個充滿激情的夜晚,香檳酒灑了一地,為婚禮準備的蛋糕亂飛,我的臉被人用奶油涂抹花了。噴花筒里噴射出的紙質花瓣從空中散落,水母造型的火光偶爾在空中閃耀,從野蜂酒吧外面經過的路人停下,透過窗玻璃往里眺望。

婚禮高潮,酒吧里關掉了所有的燈。片刻后,朱雯提著吉他摸索著坐上吧凳,成為一團白色的光影。酒吧安靜下來,吉他聲響起,琴弦的震顫中,朱雯唱了一首我熟悉的曲子:《我家住在滇池邊》。“我家住在滇池邊,四面的青山傍綠水,低低的太陽藍藍的天,笑望著高高的紅土高原,滟滟的湖光清清的水……”朱雯聲音柔和,像個乖巧的小婦人,正對即將到來的生活柔聲傾訴。等她唱完,在酒吧開燈前的那幾秒黑暗里,我聽見心臟怦怦怦地猛烈跳動,好像她的手指撥響的是我心中的那把吉他。那一瞬間,我確認自己真的是愛上了朱雯,愛她復雜的過往,愛她慵懶的神情,愛她的嘆息,也愛她突然的天真和偶爾的悲傷。

與朱雯結婚前,我曾有些擔心。我以為一個常年混跡酒吧的人,其實并不適合婚姻。我沒有想到,那場奇異的婚禮對朱雯來說,意味著她與往昔生活告別。婚后的她身上再沒半點叛逆的影子,她相夫教子,是個不錯的妻子。

與朱雯結婚的第二年,她懷上了孩子。那時我們還住在豆腐營一個陳舊的小區。兩室一廳的房子,朱雯布置得很溫馨,有情趣的臥室里,掛了幾幅她在昆明郊外的寫生作品:木質相框里的紅土地、梨花盛開的村莊、煙波浩渺的湖水……書房里的書整齊碼放在書架上,木地板擦得锃亮,沙發上有個褶皺她都會迅速拉平。朱雯的大腦像是重裝了系統,成為一個有輕微潔癖的人。客廳右手邊,是一張靠墻擺放的實木桌子,上面放著個口部變形的陶罐,里面永遠插著鮮花,有時是百合,有時是小菊花,有時是滿天星……每天晚上,朱雯會為我準備好第二天穿的內衣甚至襪子,我的皮鞋換下,立即就會被她擦得纖塵不染。面對這樣一個妻子,她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不忍拒絕。

孕期朱雯反應強烈,她常把自己關在衛生間,嘔吐的聲音清晰可聞,讓人心疼。但只要打開衛生間的門,她臉上總是一副云淡風輕的笑容,仿佛剛才劇烈嘔吐的另有其人。臨產前的一天晚上,家里來了幾個人,有朱雯在滇西某縣任水利局局長的親哥哥,有朱雯的表叔和在當地縣委宣傳部工作的遠房堂姐。他們帶來老家的特產,乳扇、諾鄧火腿、雕梅……我注意到大舅哥看我的眼神有些躲閃,知道他們來家里,絕非看望即將臨產的朱雯那樣簡單。

晚餐時,朱雯有心事,沉默不語,而她的幾個親戚則對我說了不少肉麻的話,仿佛我在昆明是個無所不能的成功人士。等他們走了以后,我問朱雯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朱雯說她哥負責建的一座水庫質量有問題,一直在滲漏,正在做補救工作,但有人將這事捅給了媒體,有記者下去,把水庫從立項、招標、施工、驗收諸多環節潛藏的違規問題調查得一清二楚。

“你在報社工作過,能不能幫忙把這事壓一壓?”朱雯嘆了口氣,小聲說道。

“我都不知道是哪家媒體下去采訪的,怎么幫啊!”

“下去采訪的是許東生。”朱雯說。

朱雯仰起頭來望著我,目光里充滿乞求,表情就像一朵悲戚的玫瑰在冬天吃力地綻放。我認識她后,她還從來沒有用這種目光看過我。盡管我內心充滿抵觸,可還是答應去找許東生試試。

當天晚上我打電話給許東生,問他在不在昆明。他說剛回來,我就對他說第二天去找他。他問我什么事,我說見面再說。當夜,朱雯像只溫柔的母貓那樣蜷縮在我的懷里。我告訴朱雯,如果他哥負責的水庫工程違規做了手腳,那我幫他就等于是助紂為虐。朱雯說,可他畢竟是我的親哥!聲音輕柔得像嘆息。我親了親她的頭發,告訴她,這種擦屁股的事情,我只做一次。

第二天一早,我把許東生堵在他辦公室,告訴他來意。他給我泡了杯茶,說知道會有人上門來說情,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是我。我說,水利局局長是朱雯的親哥,她也沒辦法。

許東生用困惑的目光望著我,讓我渾身不自在。“老癟!你變了!”許東生失望地說,“你很難想象那水庫工程有多黑,上億的資金砸進去,水庫卻成為一個漏斗,你那大舅子,上絞刑架都不為過!”

“我知道,可誰叫他是朱雯的親哥呢?”

禁不住我的軟磨硬泡,許東生答應采訪不往上報!他的兩排牙齒咬得緊緊的,面帶怒氣地望著窗外,臉上的失望難以掩飾。

半年后,我大舅哥被捕入獄,當然是因為那個水庫的事情。那篇內容翔實的深度報道雖然沒發在許東生供職的報紙上,卻被人寫成內參報了上去。朱雯和我都明白,是許東生把采訪線索透露給了他的同行,對此我和許東生心照不宣。自從朱雯親哥被抓進大牢,我與許東生幾乎斷了往來。

12

東陸酒吧在翠湖南路,隔著幾米寬的一條單行車道,對面的翠湖被汪曾祺形容為昆明的眼睛。十二月,一年接近尾聲,翠湖里的植被已不是單一的綠色,銀杏、紅楓、滇樸都變得金黃,瓦藍的天空也比往日澄明。十二月第一個周六的下午,受主辦人邀請,我來到東陸酒吧,參加他們舉辦的“暫停詩會”。我在詩會上碰見了許東生,我們倆坐在一張圓桌的兩側,聊了一會兒天。我告訴許東生,年后我就搬到呈貢去了,那兒清靜,遠離喧囂的市區。許東生對我說,你不喜歡喧囂,說明你開始老了。我們聊了十多分鐘,他接了一個電話,說過幾分鐘他得出去接“中途”樂隊的朋友。

“你還記不記得老米?彈貝斯的老米!”許東生說。

我立即想起那個搞雕塑的光頭來:“他上昆明來啦?”

“老米帶樂隊去麗江參加雪山音樂節,”許東生說,“返回時途經昆明,我讓他把樂隊的人約來參加暫停詩會。”

我知道,老米加入的“中途”樂隊,有一些歌詞是許東生撰寫的。那天的暫停詩會很自由,沒有固定程序,愿意朗誦詩歌的人,提前把朗誦的詩歌交給管控音樂的卷毛,卷毛會根據詩歌的內容,臨時選配一段音樂。精瘦,黑發,外表長得像聞一多先生的老Z上臺朗誦了于堅的《作品第16號》。老Z當年也是校園詩人,但已多年沒寫詩了,他們那時的校園詩人,多多少少受到于堅的影響。我注意到年過半百的老于坐在酒吧一角,他已經發福,標志性的光頭在晦暗的屋子里發出亮光,像一尊佛一樣坐在那里,聽老Z朗誦他二十多年前寫下的詩歌。

背景音樂是班得瑞的《安妮的仙境》,我熟悉。但音樂聲似有若無,像一層面紗。老Z的聲音在這層面紗后面響了起來:

作品第16號

于堅

雪來了 門躲著

一切都很溫暖

有一些事要靜靜地想想

一些和過去和將來的事情

現在也沒有一封回信

郵遞員是個綠色的男人

他送報紙送彩色畫報

我給過他許多郵票許多信封

現在也沒一封回信

這是一個結婚的年頭

許多人收到過紅紙的請柬

也許我應該結婚了

像朋友們一樣

去旅行  在春天的北方

在一首五十行的詩里

我歌唱過那里的白楊

有些甜蜜  有些辛酸  有些茫然

從前我在工廠的時候

喜歡和小雷一起看電影

記不得是哪一幕 他悄悄地哭過

隔壁的女人回家了

她輕輕地鉆進被窩

像一只溫柔的母貓(我猜)

雪一樣輕的嘆息

雪一樣厚的墻壁

她的丈夫是個炮兵

今年夏天在二樓 我見過他們

雪睡了  夜有一個白色的枕頭

寒風吹亮了月光

十二月默默地站在街上

有些甜蜜  有些辛酸 有些茫然

我認識老Z,許東生當年在昆明“抗戰”時,曾住在他的宿舍。他說話帶著濃重的滇東口音,我從來沒有想到他用普通話朗誦詩歌時,咬字能如此準確。也許昨天晚上,他查閱字典,校正過自己朗誦這首詩歌時的每個字的發音。

電視臺的一位女主持朗誦的是雷平陽的《親人》,控臺的高手沒有用背景音樂,她的聲音明亮,帶著女性特有的甜美。

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為其他省

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

因為其他市我都不愛;我只愛昭通市的土城鄉

因為其他鄉我都不愛……

我的愛狹隘、偏執,像針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繼續下去

我會只愛我的親人——這逐漸縮小的過程

耗盡了我的青春和悲憫

專業的朗誦不一樣,語氣、情感都拿捏得恰到好處。酒吧里掌聲響了起來。當她款款走下臺,坐到她先前坐的吧凳,一個胖子替代她走上臺,步履沉重,有些急迫。胖子朗誦的是《紀念朱湘》。作者尹紅齡不在現場,那個云南大學物理系的學生不知去向已經多年,參加暫停詩會的人也大多沒有聽說過他。但他寫下的這首詩,當年曾被大學里的許多女生傳抄。胖子的聲音渾厚而低沉,整個人就像是一臺肉音響。背景音樂響起,是一段我陌生的旋律,胖子簡單介紹了作者,接著開始朗誦。

紀念朱湘

作者:尹紅齡

紀念朱湘

紀念茫茫海上的一艘船

紀念你高山頂上的白骨

紀念你來自大海

紀念你歸于大海

胖子朗誦的這首詩很短,短到人們以為朗誦才開始,其實已經結束了。掌聲稀疏響起。這個胖子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見過,但一時想不起來。他與我的年紀差不多大,沒準當年讀大學時就認識。我覺得他要是去唱歌,會是一個不錯的男低音。胖子朗誦完,徑直走到他之前所坐的吧凳,將一張闊臉埋在一雙肥厚的手中,好像在回味他剛才朗誦的詩歌。他是個虎背熊腰的男人,也許是借助尹紅齡《紀念朱湘》這首詩,來紀念他生命中錯失的什么東西。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小幅抽動,似乎想用他龐大的身軀,來阻擋即將決堤而出的情緒。

詩歌朗誦繼續進行。有朗誦他人詩歌的,也有朗誦自己原創的。語言像一個無所不在的神靈,在這個下午主宰了東陸酒吧不大的空間。在背景音樂中,那些詩句,那些帶有金屬光澤的語詞,總是會嵌進記憶。

“中途”樂隊的人跟著許東生進了酒吧,他們像幾只黑色的蝙蝠悄然潛入,我過去與老米打了個招呼。詩會中途有一個停頓,是舉辦者的有意設計,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吃吃零食或者相互交流一下。我離開酒吧,來到一路之隔的翠湖邊,靠在湖邊的石質圍欄上,眺望翠湖上空翻飛的紅嘴鷗。二十多年了,這群西伯利亞的精靈,每年都如期到來。它們在空中搶奪觀鳥人拋投的食物,大張的喙,不時鳴叫著。也有不少紅嘴鷗安靜地漂浮在水面,像一場盛宴的旁觀者。

東陸酒吧里傳出電吉他的聲音,接著傳來鼓、貝斯和鍵盤的聲音,酒吧變成了一個雜亂的樂器鋪。我知道是“中途”樂隊的人在熱身。當雜亂的樂曲聲變得有序,在重金屬的背景音樂里,一個男人沙啞的聲音傳了出來,聽得出來,是許老米在主唱:

你一直躲在人群的后面

身上的每一塊骨頭都變得柔軟

多么年輕的身體,選擇匍匐

當黑色的皮鞭抽打開滿鮮花的草地

你轉過身去,忽略了身后的世界

啊呀呀

你忽略了身后還有個世界

多么期待,喉嚨里沉睡音符醒來

多么期待,一萬對膝蓋同時離開地面

多么期待,一萬雙閉著的眼睛同時睜開

把我們脊椎里啞掉的琴弦撥響

站出來,為什么不站出來,你這個怯懦的人

……

不知道是不是許東生作的詞。老米的歌聲讓我想起多年前的那個春天,與許東生在老米屋子里聽德沃夏克《e小調第九交響曲》的情景。我還想起那兩位在老米屋子里曼舞的姑娘,多年過去,她們也許早已為人妻為人母。“站出來,為什么不站出來?你這個怯懦的人!”老米的聲音穿過午后的喧囂,像金屬那樣敲打著我的耳膜。也許,我就是老米歌詞里那個怯懦的人,面對不公不敢發聲,面對跌倒的老人不敢攙扶,面對罪惡的手選擇閉眼。那一瞬間,我諒解了許東生,雖然他將朱雯親哥貪腐的線索透露給他人,在朱雯的心上扎過那么一刀,但那個腦后梳著小辮的男人,借助老米的歌唱,突然間讓我感到無比羞慚。

多么期待,一萬對膝蓋同時離開地面;多么期待,一萬雙閉著的眼睛同時睜開……老米還在聲嘶力竭地唱,我知道與許東生的友情再難回到過去了,什么都好彌合,唯有內心的溝壑無法跨越。我仿佛看到一個時代的大幕落下,空蕩蕩的舞臺上,只有許東生一個人形單影只。我心中有些難過,更多的是羞愧。我想起許東生畢業紀念冊扉頁上的詩句,內心有股沖動,想返回東陸酒吧,上臺朗誦那首《許多年》,獻給許東生,獻給遠去的一個時代。

可是在當時的情景下,我無顏面對許東生。“中途”樂隊那首《站出來》的音樂,讓我羞愧,無地自容。“許多年,朋友們都已走散,孤零零的雨,落在了寂寞的廣場。”我在酒吧外站了一會兒。一個怯懦的人,終究沒有勇氣再走進去。

13

2016年初那場寒流將昆明凍傷,劫后余生的寥落,讓昆明城在我眼里變得陌生。持續數天的低溫,一些原本只適合在熱帶生長的行道樹枯萎,常綠植物衰敗的死相令人觸目驚心。春節后,園林局雇傭農民工,一夜之間將小區外的行道樹鋸斷、拉走,只留下幾寸長的樹樁,往昔擁擠的城市變得空曠,令我不適。

許東生是在我給他寄書的第二年夏天刑滿釋放的,可他出獄后沒有與我聯系。我得知他出獄的消息,還是我們共同認識的朋友告訴我的。后來,陸續有幾個共同的朋友打電話問我,包括當年到C縣采訪的老普,他們問許東生向我借錢沒有。就我對許東生的了解,他不是那種隨意向人開口借錢的人,難道幾年的牢獄之災,讓他像被寒流肆虐過的昆明城那樣,變得面目全非?

我一直等許東生給我打來電話,甚至隱約期待他開口向我借錢,以緩解當年我在翠湖邊離開東陸酒吧時的羞愧。我背著朱雯,將工資以外的額外收入悄悄存起來。此前,我的收入對朱雯完全公開,工資卡交給了她,額外收入也幾乎完全上交,每月只留幾百塊的零花錢。大舅哥在昆明東郊的嵩明監獄服刑,十二年的刑期,每次我開車送朱雯去探望時,都會加重她對許東生的怨恨。我很清楚,如果她知道我借錢給許東生,這頭溫柔的母獸會對我翻臉。

偶爾有許東生的消息傳來,但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他沒了工作,不知道靠什么生活。借過他錢的朋友與他似乎也聯系不上。我打過他出獄后的電話號碼,但他都沒接,我只好用短信給他留了言,希望他能夠回個電話給我。但許東生沒有任何回音,我的短信石沉大海。

我決定去找許東生的前妻武老師,他們應該有聯系。許東生的女兒囡囡十三歲了,我不知道該給這個孩子買個什么禮物才適合,又不能向朱雯咨詢,弄得我挺苦惱。許東生當年什么時候入獄、什么時候離婚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聽說他進去與經濟詐騙有關。原本他只需關短暫的一段時間,他所在的報社保了他,只要他認罪,便只判個緩刑。但許東生抵死不認罪,最后以他詐騙十萬元的金額,重判了他六年刑。

為免唐突,我打聽到囡囡所在的學校和班級。許東生入獄,尤其是在與武老師離婚后,囡囡成了生活在單親家庭里的孩子,老師說她內向、自閉。我有些自責,覺得這么多年沒有去看望她們母女是不對的。囡囡的老師還告訴我,女孩喜歡天文知識,我去找武老師時,給孩子買了臺可觀星月的天文望遠鏡,還給她買了本《國家地理終極觀星指南》。

沿金廣路從北往南,穿過東西走向的廣福路,往前走上不長的一段路,就是湖畔之夢小區。十多年前,這個小區剛剛建成,我和朋友們開車去氣象路的教工小區,把許東生的新娘武老師接到這個小區的新房。當時的廣福路還沒有完全建成,迎親的汽車歪歪扭扭駛過一段顛簸而泥濘的路,密集的鞭炮聲回蕩在小區門口,紅色的紙屑散落一地。此后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出現在這個小區,連小區的保安與我都熟絡,進出的時候他們會自動給我放開門禁。但自朱雯的哥哥入獄后,這個小區我再沒有來過。

時隔多年,小區也許換了物管,也許物管沒換而是換了保安,我進門的時候被攔了下來,登記、報房號。我期待能在那套我熟悉的屋子里見到許東生。我找到當年出入的單元門,坐電梯上了五樓,右手邊的那道門換成了綠色的防盜門,在我的記憶中,原來的門是深褐色的。盡管已是秋天,春節過去大半年,但防盜門兩側的春聯像新貼的,只是內容太過于俗套,且是印刷體:辭歲猴毫書捷報,迎春雞棒舞乾坤。這不像是一個前詩人家門口張貼的對聯。印象中,當年每到辭舊迎新之際,許東生都會買紅紙,自擬并書寫對聯張貼。也許,幾年的牢獄之災,把他人生的這點樂趣也清空了。

我敲了敲防盜門,又按了門右側上端突出的門鈴按鈕,門打開,里面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個頭比較高,見我手里提了禮品,他表情有些疑惑,我問他這兒是不是許東生的家。他說不是。我回頭望了望身后,又看了看樓道,甚至越過老先生的肩頭,看了看他身后的房間。確定這就是以前許東生的房子,但擺放的家具大不相同。老先生說一口東北話,告訴我這是他女兒買的房,他們住進來已經好幾年了。我有些失落,向老先生道了歉,離開了湖畔之夢小區。

其實,從囡囡老師那兒,我就能知道她們娘兒倆住在哪兒。我沒有料到,離婚后的武老師帶著囡囡,又搬回她位于氣象路的教工小區。而她與許東生的婚房,則在他們離婚后被賣掉了。第二天晚上,我來到武老師的家,提起許東生,武老師語氣激烈,充滿抱怨,覺得一個勞改犯堅持與她離婚,是對她的羞辱。武老師對我說,許東生出獄來這兒找過她,說想見見孩子,但他坐牢給囡囡帶來那么大的傷害,他還有什么資格看望囡囡?

囡囡對我給她買的禮物高興得不得了。她希望我能幫她把天文望遠鏡安裝好,放在她臥室的窗口。這套兩居室的房子,多年前我也來過,進門的左手邊是兩間臥室,門右邊是個儲物柜,再過去就是客廳。給囡囡安裝天文望遠鏡時,我問她見沒見到爸爸。她搖了搖頭,說媽媽不讓見。我又問她知不知道爸爸住在哪兒,囡囡也搖了搖頭。

夜空蔚藍,但不見月亮的影子,我翻著那本《國家地理終極觀星指南》,移動著鏡筒,費了點勁才找到木星。它在天文望遠鏡里,不過是一粒黃豆大的光點,周圍的那幾顆更小的星星,應該是它的衛星。天宇中的一個星團,肉眼看上去只是模糊的光斑,可望遠鏡中呈現的,卻是數十顆閃著光芒的星星,白色的晶體,感覺像有一把碎鉆,鋪在藍黑色的綢緞上。

“囡囡,”我說,“從望遠鏡里望出去,是昴星團,就位于你的金牛座。”

“謝謝叔叔!”囡囡很有禮貌,她湊近望遠鏡,從鏡頭里望遙遠夜空。

我伸手摸了摸囡囡的頭,告訴她:“昴星團又叫七姊妹星團,它們是宇宙里的七仙女!”

囡囡望了一會兒,抬起頭來,我看到她眼睛里有淚光。“叔叔,謝謝您!”

從武老師那兒,我得知許東生入獄的真正原因。當年許東生供職的報社,雖然總部在北京,卻不屬于黨委系統的機關報,也無法借助每年黨報黨刊的發行走量。許東生總是做曝光的深度報道,認為這樣才會有更多的讀者愿意自費訂報。但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得罪了不少人。昆明郊縣有家化工廠發生污染事件,許東生報道之后,有人做局,先是對許東生鐵肩擔道義的行為推崇備至,請許東生到化工廠污染現場看他們的整改,表示要訂一千份良心報紙,讓更多的讀者知道許東生他們這份有責任、擔道義的報紙。聊天被錄了音,中間有涉及一千份報紙訂閱打折的講價還價,有錄音里商談表揚稿收不收費,批評稿件如果付費,有沒有撤下的可能等內容。但這樣的錄音一旦掐頭去尾和重組,就會變成可怕的證據。

“他就是個堂吉訶德!”武老師不滿地說,“根本不為家人考慮!”

14

手機熟悉的鈴聲響了起來,望著屏顯上陌生的電話號碼,我猶豫接不接。朱雯那段時間迷上宋式美學風格的裝修,我在網上查過裝修公司,此后便不時有陌生電話打進來,詢問是否有房子要裝修。泄密讓我心生不爽,只要來電提及裝修,我立即掐斷電話,但那天手機里傳來的熟悉聲音令我驚愕。是許東生打來的,他從武老師那兒聽說我給囡囡買了天文望遠鏡,便在電話里向我表示感謝。他出獄那么長時間才聯系我,不會只想表達一個謝意,我猜測他找我一定有什么事,也許就是朋友們所說的借錢。

聊了一會兒,詢問了彼此這些年的情況,許東生突然對我說:“老癟,能不能借我五千塊錢?急用!”

我猶豫了一下,不是猶豫借不借他這五千元,而是疑惑他都開口了,卻只借五千元。以我們曾經的關系,這個數字再翻幾番我都不會猶豫。借的數字大,大到我難以釋懷,說明我會惦記他還錢,我們還會有聯系。只借五千元,難道真像有朋友所說的那樣,許東生借了錢就玩失蹤,打電話不接?難道我和他的友情只值五千元?這個數額讓我有些傷感。

“如果你那兒不方便也就算了!”許東生猶豫了一下說,語氣里有著他極力想維護的自尊。

“方便,必須方便!”我怕引起他的誤會,慌忙說,“你說個地址,我這就送過來!”

“還是我過來取吧!”許東生說。

“好久沒進城去啦,我送過來,順便逛逛昆明城!”我說。

見面定在丹霞路陽光茶室,下午兩點半,不見不散。

中午吃完午飯,我沒像往常那樣睡午覺,而是背上包出了家門。我告訴朱雯下午我不回家吃飯了,有個多年沒見的老友要見。朱雯沒問我見的是誰,她懂事,會主動給我留下私人空間,這也是結婚多年我仍然迷戀她的原因。我在包里放了瓶十年的五糧液,打車直奔地鐵1號線大學城站,從那兒坐地鐵到東風廣場再轉3號線,一個鐘頭我就能趕到見面的地點。

我先到。在茶室窗邊選擇了一個卡座,這樣便于我觀察往來的路人。秋天已經來臨,這條街的行道樹原本是小葉榕,但前年年初的那波寒流,讓這條街的行道樹全部枯萎,以至于當我重新坐在熟悉的茶室里,眼前這條我熟悉的街道都變得陌生。園林局移栽的滇樸、廣玉蘭,以及復羽葉欒樹還在適應人行道下的土壤,我看見樹干上掛著植物營養袋,里面裝著不明液體。不知道是誰發明的給移栽樹木輸液的辦法,效果不錯,茶室附近移栽的行道樹,大多長出了新芽。

多年前,許東生重返昆明的那段時間,這附近的紅蓮路是夜市一條街,原本的夜市在大觀路,后來被拆除了,許多做夜市生意的人便轉移到這條街來。但也只是幾年時間,城市化的列車轟隆隆駛來,這條街也被抹除,換成了一個個地產板塊。下午兩點半,已到了約定的時間,但陽光朗照的丹霞路上,仍然不見許東生。人世難料,當年我們在這條街吃夜宵時,怎么也不會想到,有一天許東生會入獄。時間過了五分鐘、十分鐘、一刻鐘……我甚至懷疑他是否因為開口向我借錢而后悔。這個時候,一個外賣小哥騎著電動車從遠處飆了過來,速度之快,讓人聯想起海里的金槍魚。

昆明地處高原,紫外線強。電動車斜切過馬路,在茶室外停下,關鎖的瞬間,我看到騎手黃色T恤的右胸上,“美團外賣”幾個字上方,有只跳躍的袋鼠。而電動車后座綁著的保溫箱上,貼著“美團”兩個字。直到快遞小哥走進茶室,我都沒有認出他就是許東生。黃色的頭盔、黃色的T恤,讓他與這座城市成千上萬送外賣的小哥混為一談。直到他坐在我對面的凳子上,微笑地望著我,我才從黃色的頭盔下面,認出那張熟悉的臉。

午后的茶室稍顯暗淡,與外面明亮的街景形成反差。許東生把頭盔取下,叫了聲:“老癟。”我站了起來,叫了聲:“猛犸象!”茶室靠窗的座位有傾斜的陽光照射進來,讓我清晰看見許東生頭上顏色斑駁的頭發,他比我想象中的要衰老。

“不好意思,來晚了!”他笑笑,臉上充滿了歉意。

“我們有七八年時間沒見了吧?”我問,給他斟了一杯水。

“差不多吧,從留置到刑滿出來,整整六年時間,媽的!”許東生罵了一聲,“這幫孫子可真黑!”

“出來為什么不第一時間聯系我?”我問。

“得謀生!”許東生故作輕松地笑了笑,“進去這幾年生活有規律,飲食又控制得嚴,現在我的血壓、血脂、血糖和尿酸都不高了!”

“其實可以找個其他的活干,”我不忍心看許東生滿頭灰白的頭發,以及他長時間暴曬在太陽下色素沉著的臉,“我認識民辦大學的校長,要不……”

“這世界就數送外賣這個工作好!”許東生詭異地笑了笑。

“你當初進去,究竟是得罪了誰?”我有些好奇。

“不是得罪了誰,是得罪了一群人,”許東生說,“但我知道是誰做的局!”

“是誰呢?”

那天下午,許東生告訴我做局陷害他的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官司麻煩,我把這個人稱為“黑桃K”。聽完許東生講他入獄的過程,我發現他其實只要睜只眼閉只眼,是能躲過這場災禍的,但他卻選擇了與對方死磕。

“我們加個微信?”

許東生望著茶杯猶豫了一會兒,他似乎不愿意與我加微信,但又不好拒絕。我刺激他說,不方便就算了。他說有什么方不方便的!打開手機微信的二維碼,我看到他的頭像是一頭猛犸象。

許東生的微信名,讓我瞬間有種時間被壓縮的錯覺,仿佛我們睡在一間宿舍,給彼此取諢名是發生在不久前的事。我對許東生說,大學的同學拉了個微信群,要不要把你也拉進去?許東生拒絕了。聊起大學同學,我說還記得許東生畢業紀念冊扉頁的那幾句詩,像是讖語。我背了出來:“許多年,朋友們都已走散,孤零零的雨,落在了寂寞的廣場。”

“老癟好記性!”許東生說。

我把裝了錢的信封從包里拿出來,沿著桌面推到許東生面前。他拿起來捏了捏,臉上閃過一絲異樣的表情。

“我會還的!”他把裝了兩萬塊的信封放進隨身攜帶的包。

“不著急,你只管用著。”

“那我就先閃啦!”許東生說。

“要不今天晚上小酌一杯?我特地帶了瓶好酒過來!”

許東生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一臉遺憾。“老癟,”他說,“我還真有急事,要不我們改個時間?”說著,他將手伸過來。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感覺他的手比讀書時還有力。好吧,我說。如果不是中間隔著一張茶桌,我真想擁抱一下他。

我想把他送出茶室,但被許東生阻止了。“別搞得生離死別似的,等我了結手中事,我們再找時間聊天或手談!”

隔著茶室的窗玻璃,我看到許東生熟練地戴上安全帽,他朝我招了招手,騎上電動車,黃色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午后車流密集的街道上。一陣悲傷襲來,我想,許東生也許是昆明城年紀最大的外賣小哥,年過五十歲的人,不該再去干這個需要反應、力量和速度的活計。生活的重壓下,誰不會變形?誰又不正在變形?我想起當年他從海南寄來的錄像機,還有夾在信封中的那兩百塊錢,心中充滿疑問,一個如此看重自己名節的人,為何他會借一個個朋友的錢不還呢?

15

監控有盲區。二環高架環線被無數根巨大的水泥柱托舉在空中,每一天都有數以萬計的轎車從上面飛馳。車輪像一個個移動的砂輪,要不了兩年,新鋪的瀝青路面就會被打磨成齏粉,伴隨著輪胎特有的焦煳味,彌漫在空中。我最初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樁精心策劃的謀殺案,巨大的水泥柱把監控鏡頭的畫面切割,警察在那些像紙屑一樣破碎的鏡頭里,試圖捕捉到那一輛肇事的黑色北京吉普。警察說,那是輛1.5T增程器+雙電機混動系統的增程版吉普,從起步到百公里加速只需5.5秒。當它在漆黑的深夜像只豹子那樣撲在許東生的身上,后者像一個失控的溜冰運動員那樣沿著路面滑出去,靈魂瞬間脫離肉體,電動車被撞得支離破碎,許東生則像一顆肉彈那樣,先是射在一根水泥柱的柱棱上,繼而又彈到了另外一根水泥柱下面,頭盔撞飛。全身多處骨折,斷裂的兩根肋骨像鋒利的尖刺那樣,戳進他的肺里。

人當場就不行了。黑色吉普揚長而去,監控鏡頭只捕捉到它是一輛八成新的越野車,但車牌后來被證實是個假牌照。借著夜幕的掩護,它消失在昆明西山區那些狹窄的街道中,最后一個鏡頭是在大普吉附近的昆武高速公路拍到的,此后它就像是一滴水落入大海,再沒蹤跡。

出事那天夜里下了雨,監控視頻中的許東生像個喪失意識的醉漢那樣蜷縮在南二環的水泥柱旁,一輛又一輛車碾過附近積水的坑洼,不時有騎電動車和單車的人從許東生身邊經過,但只有少許幾個人停留了一下,又繼續騎車離去。直到警察接到報案閃著警燈趕來,事故現場才被警戒線隔絕。法醫從不同角度拍攝了許東生的遺體,閃光燈不停閃爍。在許東生手機內有限的幾個聯系號碼里,有我的號碼。他出事的第二天下午,警察找到了我,想了解許東生出獄后的情況,他與誰有經濟糾紛,結了什么仇。但我無法向警察提供任何有價值的線索。警方提出要查看我的手機,我以公民隱私需要保護為由拒絕了。我說我與許東生的通話,包括微信交流,在手機后臺都能查到。警察說,這些情況我們都掌握,又問我是不是借過兩萬塊錢給許東生。我很奇怪警察為何會知道這件事情,因為我給許東生的是現金,并沒有銀行流水記錄。警察說,我們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你只管回答借過,還是沒有借過。我把借許東生錢的事告訴了警察,望著警察充滿懷疑的眼睛,我說,許東生是我大學同桌,你們不會懷疑是我殺的許東生吧?警察說他們找我只是了解情況。我說,費那勁干嗎?找到肇事的車輛,案子不就迎刃而解了?負責辦案的警察無奈地笑了笑,說要是能找到那輛肇事的吉普,我們干嗎還費這事?

“那應該就是黑桃K指使人干的!”我說。

“我們不能隨便懷疑人,”警察說,“得講證據!”

接受警察的詢問花了我一個下午的時間。我也從與警察的交談中捕捉到一些令我吃驚的信息。我問過警察,像許東生這種送外賣的人出車禍,平臺有沒有為他買過保險?可警察告訴我,許東生壓根兒不是什么跑外賣的!我說我親眼看到他騎著電動車,穿著美團外賣服裝,不會是平臺看有人被撞死了,想賴賬吧?警察哼了一聲,說,穿美團服裝的就是送外賣的,那還有人穿了假警服招搖撞騙呢!

警察給我看許東生事故現場的照片,有他的面部特寫,他表情痛苦,五官扭曲,我注意到他那只沾滿泥水的手,指關節因長期用力握車把,變得骨節粗大,像個勞動者,而不像是一個曾經的校園詩人。

從警察那里,我才得知一年前,許東生買了大額人身意外傷害保險。按照受益人很可能是嫌疑人的推理,警方又懷疑是受益人囡囡,但那是個剛上高中的十五歲姑娘,顯然不會是真正的兇手。警方又把囡囡的母親武老師列為嫌疑人,而我又恰恰與武老師有過幾次電話聯系。當然,我與武老師的通話內容沒有任何問題,她打電話給我,是想囡囡中考后能進我們學校的附中,我答應盡力。我們交談的內容圍繞的都是囡囡讀書的事情。

我還得知,在許東生的出租屋里,警察發現了一個綠皮筆記本。那是許東生當年所在報社統一發的采訪本,里面清楚記錄了許東生向朋友借的每一筆錢。在那串借錢的名單里,我的名字排在最后,金額也清楚地標明在后面。

從派出所回到家中,我情緒惡劣。朱雯見我臉色鐵青,問我怎么了,我說許東生死了。她張大嘴,眼睛瞪得老大,說怎么會?我告訴朱雯,我想單獨待會兒,吃晚飯時不用叫我。說完,我進了書房,把門關上。

一個人待在屋子里,那種藏在內心深處的疼痛和傷感泛了上來,我有些失態,不停地抽出放在床頭柜上的紙巾來揩眼淚和鼻涕。那天下午在白馬小區的陽光茶室分手后,我們之間再沒打過電話,但有過微信往來。我翻出他的微信,望著那只猛犸象,一些與他相處的畫面浮現在我的腦子里。

滑動屏幕,我們微信對話從10月27日23:58開始。

猛犸象:“也許那天下午我應該留下來與你小酌一杯的。”

“我們另外找時間。”我說。

猛犸象:“那天離開茶室,騎車穿過新聞南路,我聽到一種熟得不能再熟的聲音,縫紉機的聲音。”

新聞南路是我當年在報社工作時,每天都會經過的道路,狹窄的街道兩側種有昆明常見的香樟樹。從北往南,離金碧路延長線幾十米的地方,一間不起眼的門店后面,放著一臺縫紉機,許多年了,那家縫紉店一直開著。我在那個縫紉店處理過牛仔褲稍長的褲腳。隨著身體發胖,腰圍合適的褲子,褲腳總是長得要裁掉一截。我記得門店上面有一塊土紅色的木板,上面用白色顏料寫了“衣服縫改”幾個字。

“我在新聞南路那家縫紉店改過褲腳。”我說。

猛犸象:“現在那塊牌子還在。”

許東生在微信里告訴我,他從監獄出來一年多了,可縫紉機那密集而又刺耳的扎針聲仍會在他的大腦里不時響起,有時是幻覺,有時是在夢中。縫紉機的壓腳緊貼移動的拉鏈,銀色的針頭以每秒一百次的針速刺穿合成纖維,真實而又虛幻。在第三監獄服刑時,許東生夢到過縫紉機的針頭刺進的不是合成纖維,而是他的大腦,他從疼痛的幻覺中醒來,盯著頭頂粗糙的床板,感覺腦袋腫脹了。

在監獄的幾年時間里,許東生什么技能也沒有學到。踩縫紉機是他很早就會的本領,僅從縫紉這個角度來說,他從母腹里就受到過良好的胎教,從小就在縫紉機針頭密集的響聲里生活。年少時,許東生母親的裁縫鋪生意不錯,小鎮周邊的山村人口稠密,母親有做不完的活計,那臺蝴蝶牌縫紉機常常從白天響至深夜,為他們一家換回讓鄰里羨慕的食物。看著一塊塊布料在母親手里變成漂亮的衣褲,許東生夢想自己的未來能夠像母親那樣,用縫紉機掙回源源不斷的鈔票。偶爾,他會趁母親做飯時,坐上縫紉機,用力踩踏腳踏板,推著壓腳下的布料,熟練得就像個縫紉工。母親罵他沒有出息,說男孩子要把書讀好,才能光宗耀祖。

多年后,許東生到監獄服刑,獄警帶他來到工位,對他快速上手的縫紉技術吃驚不已。都以為他憑的是高智商,哪知他熟練操作縫紉機,是基于他童年的記憶。

許東生的母親我見過。記不住是大二還是大三那年,她上昆明來看望許東生,給許東生帶來一堆吃的,有她親手釀制的甜白酒、肉醬、花生、酥肉……她想把家中能吃的東西都給許東生帶來。我在微信上問許東生老太太是否還安好。他說母親已經去了天國,是在他入獄的第三年去世的。庭審的時候,她千里迢迢趕到昆明,寄望律師能夠幫助兒子免于刑獄,可當她在法官嘴里聽到判處許東生六年有期徒刑時,一直為兒子驕傲的她沒能夠撐住,病灶在她返家時潛入她的身體。她一個從未沾酒的人,竟患上肝癌,癌細胞在她的身體里迅速繁殖,速度比高速下刺的縫紉機針還快,她的整個內臟里長滿了腫塊。

臨終前,許東生的母親來過一次昆明,說是復查,其實是到許東生服刑的監獄與兒子告別。隔著會見室的玻璃隔板,許東生發現母親的身體縮水了不少,老得厲害。結束探看前,母親用沙啞的聲音叮囑他不能夠再做犯罪的事,否則她到另外的世界會不安。

“可我沒做犯罪的事!”許東生說,“媽媽你要相信我!”

“沒做就好,以后也不能做!”母親說。

許東生哭著答應了母親。現在,他到天國回復母親去了。

16

許東生遺體被寄存在昆明西郊殯儀館。案子未破,他的遺體不能火化,也不能下葬。得知消息的老米趕來昆明,我們有過交流。許東生無論是入獄還是出獄,一直與老米保持著聯系。是老米告訴我,許東生出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位于呈貢的行政中心找到了黑桃K。他不顧秘書的阻攔,闖進了黑桃K的辦公室,面對驚愕的黑桃K,許東生平靜地說:“從此以后,我將收集你的一切犯罪證據,并實名舉報你!天網恢恢,你跑不掉的,而且,你將發現,有一雙眼睛,會從此牢牢鎖定你,直到你進去。我敢肯定,你將來所獲的刑期,一定會比我長得多!”

“老許與設局把他弄進監獄的人杠上了!”老米說,“他為自己買了人身意外保險,就已經預感到有人會殺人滅口。”

“進了監獄,他的人生已經沒有未來!”我說。

“許東生對他身后事做了安排!”老米說,“人身意外保險的賠付款,將借債還掉后,一部分用來給囡囡讀書用,剩下的用來雇人,一刻不停地跟在仇人身后!”

刑滿后從監獄出來,許東生買了輛電動車,裝扮成一名快遞小哥,像塊牛皮糖那樣黏住了黑桃K。小區門口、行政中心、商場、餐館、大街……黑桃K出現在任何地方,許東生都跟在后面,除非是黑桃K離開昆明。難怪許東生不去找工作,而是借錢維持生活。我猜想,這如影隨形的跟蹤,或許是許東生在獄中閱讀《基督山伯爵》時想好的。

一直有雙眼睛在暗中注視著自己,讓黑桃K如芒在背,他崩潰了,托人找到許東生,愿意出一筆錢作為補償,數額超乎想象的大,但被許東生拒絕。老米說,許東生拒絕與黑桃K和解,無論是對方的收買還是威脅。

“可許東生死了,黑桃K還不是逍遙法外!”我沮喪地說。

“許東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老米告訴我,“你放心,他走后,有人會像他那樣,整天盯住黑桃K!”

也就是從許東生去世開始,我幾乎每天都會查看云南省紀委監委的公眾號“清風云南”,那上面的權威發布不時會披露落馬官員的消息。“我不相信雷沒有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我同樣不相信,黑桃K能夠在中國一波波反腐浪潮中脫逃!幾年后的一天,我終于看到黑桃K的名字出現在清風云南的網站上,他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審查調查!

有如纏繞的線團解開死結,隨著黑桃K被留置審查,許東生被撞案迎刃而解,兇手歸案,許東生的遺體可以火化,入土為安了。西郊殯儀館距離昆明28公里,緊鄰昆楚高速公路。那天,我驅車前去參加許東生的葬禮,汽車沿昆楚公路西行,車窗外的車輛、樹木、房舍一晃而逝,眼前的世界是那樣令人恍惚。幾天前,武老師打電話給我,告訴我許東生火化和下葬的時間,我便在班級的微信群里作了通報。群里有人發合掌祈禱或者哭泣的表情,也有人配上幾句悼念許東生的話。但大學同學中,只有我到西郊殯儀館去送別許東生。也許,許東生的入獄經歷,讓曾經的同學避之不及。但令我意外和感動的是,老米也趕上來給許東生送行。他老了許多,幾乎禿頂的腦袋上只有少許枯草般的頭發。許東生寄存的遺體運了過來,放在告別廳。說是廳,面積不大,只有十來個平方米。武老師以囡囡的名義,給許東生買了一具紙棺,老米從外面的花店買了幾百枝白色的菊花,將花瓣摘了,放在許東生遺體周圍。許東生的遺容處理過,看上去竟有老年人的安詳,只是化妝師給他涂抹了些口紅,讓他的臉顯得陌生,似乎他是去參加化裝舞會前小睡一會兒。我注意到,從冰柜里取出遺體化妝整容,讓許東生身體上的薄霜融化,他臉上密布細小的水珠。我盯著他的臉看了看,低聲叫了聲“猛犸象”,他沒有回應。

囡囡擠了過來,她二十一歲了,從省外的大學趕了回來,她身著黑色的喪服,頭上別了一朵雛菊,雙手扶著紙棺,眼睛死死地望著許東生的臉。周邊的人從紙棺邊撤離,只留下囡囡,她看許東生的眼神,像是仇恨,又像是想把那張臉深深刻入記憶。

哀樂像間歇泉那樣響起,那熟悉的旋律我聽過一遍又一遍,但就像夾雜在一片瀚海中的植物那樣,許東生遺體告別間傳出的音樂在哀樂聲中是那樣不協調。德沃夏克的《e小調第九交響曲》,它的旋律有時如疾風吹拂,有時又如潮汐隱退,在這樣的音樂聲中,我總覺得不是與許東生告別,而是目送他又一次遠行。老米告訴我,這是許東生在他的遺言中特意吩咐的。

許東生安靜地躺在紙棺里,紙棺下面的那張可移動的金屬床上,我仿佛看到一個又一個人從遙遠的地方趕來,像影子那樣無聲躺下,無數的生命重疊在那張床上,比紙屑還輕。

空氣中彌漫著一股雛菊和印度檀香的混合氣味。老米來參加許東生葬禮時做了準備,他帶來的鐵灰色音箱只有餐巾盒那么大,可音響效果卻極好。《e小調第九交響曲》循環播放,武老師和囡囡并未對夾雜在哀樂里離經叛道的音樂提出異議,他們事前有過溝通。在我遠離許東生的這些年里,老米與許東生走得很近。

火化時間是上午十一點。掩藏在一面白墻后的火化爐依次排列過去,停放遺體的平臺一旁放著兩只不知何用的藍色塑料桶,肅穆的氣氛讓長條形的火化間像一個詭異的工廠車間。當許東生的遺體被推進火化爐,我想起前年冬天,大學同學紀念入學四十周年聚會,組織者在臨近滇池的昆明溫泉花園酒店包了房。那天來了三十多位同學,我見到了多年沒見的黃治孤,他五十歲便從拉薩一所中學退了休,領著不菲的退休金回到老家居住,令我意外的是,他自從支邊去拉薩就再沒下過圍棋。我也見到了麻稈,當年瘦成一個感嘆號的男人發福了,他多年前離開體制,如今是位成功的木材商人,曾向組織活動的班長表達聚會的費用由他來支付。那天的晚餐他成了中心,沒有人叫他麻稈,也沒有人叫他的名字章樹基,而是叫他章總。他侃侃而談,講述他在世界各國的見聞。我特意在身邊留了個空位給我的同桌許東生,并將空位前的酒杯斟滿。我們也都在聊天中談到他,感嘆他是班上最早“掛掉”的人,言辭中并無多少悲傷。觥籌交錯中,我總感到有一雙眼睛在什么地方望著我們。“許多年,朋友們都已走散,孤零零的雨,落在了寂寞的廣場!”當年,我們宿舍集體對付考試,一路過關斬將,如今卻只有許東生一人在生活中掛了科,而且永無復考的機會。

多年不見,同學們興致很高,大家喝酒,碰杯,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親切交談。我從餐廳里出來,坐在外面的石階上。天早已黑了,隔著一片陰沉的水面,對面是沉默不語的西山,上面有些微的亮光。和風吹拂的夜晚,可我的腦子里滿是大雪紛飛的情景,有1983年冬天積雪的場景,也有2016年春天飄雪的畫面。這些畫面與許東生蜷縮在橋墩下的身影重疊在一起,讓我感到心中一陣陣發堵,有流淚的沖動。我抬起頭來仰望夜空,上面有稀疏的星辰,有那么一會兒,我仿佛看到那些星星變成密集的雪花飛落下來,而一頭巨大的猛犸象,正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走向天庭,消失在我想象的漫天風雪里。

【作者簡介:胡性能,1965年生,云南昭通人。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在溫暖中入眠》《有人回故鄉》《下野石手記》等。曾獲《小說選刊》年度獎、十月文學獎、《長江文藝》雙年獎等。】